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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越过国境线，奔赴缅甸参加革命。战争结束后，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走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康国华生活在黑暗中。他始终戴着墨镜，以掩盖深陷变形的眼眶。他是一个盲人，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原本是云南的一个知青，在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战士。他希冀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低保的盲人。革命年代的硝烟和血，还时常在他脑中回放，但已恍如隔世。该如何评价自己在缅北丛林中试图夺取政权的戎马倥偬岁月，对他构成了一个难题。
“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有两次我会后悔。因为只有一次，所以谈不上后不后悔。”康国华说。
另一位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现在说起这些也名不正言不顺。”但他也说自己并不后悔。他最终活着回来，并且没有受伤。在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之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王曦，感受到重重的压力，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康国华可能会后悔，对于我，这可能还是笔精神财富。”王曦这些年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红飞蛾》，他预计该书完稿后将有一百二十余万字。在缅甸15年的经历，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虽然有文学化的加工，但他表示书中内容基本都是真实的。
王曦回国的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他们是参与缅共人民军的数千云南知青中的出类拔萃者。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我19年的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我第一次踏过了国境，来到了缅甸——这块秀丽的国土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意义深刻、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我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斗行列。”
“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来自王曦日记）
王曦有写日记的习惯，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也未曾中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接下来是他凭记忆写下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为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能骄傲地说：我整个的一生，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母亲还在昆明，理解他，但却无钱给他充当回滇西的路费。他向同学借钱回到了陇川县插队的村子，但当地已经不再接收他，理由是他已经调走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生路我还愿意留下来。”王曦说，此前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表现再好也没出路。又穷，我工分最多，但也就分几百斤谷子，活不下去。”
他早已听说缅共招收中国知青，曾有几次冲动想要参军，都忍住了。这一次，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21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喜爱无线电，文革也没参加过武斗，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21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战争，实在是被迫。”
王曦的这个说法，很难说不带有事后的智慧。准确还原王曦当时的心境有些困难。当时的日记显示，他对革命具有相当的狂热——他现在说这是当时的一种话语习惯。
那个时候，支援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辞令，“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在官方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对缅共的舆论声援。在王曦前往缅甸前50天，《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称，“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缅甸共产党领导缅甸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近几年来，缅甸人民武装和缅甸各族人民武装不断粉碎反动派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狠狠打击敌人，使武装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在缅甸共产党‘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缅甸人民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缅甸革命的最后胜利。”（197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王曦也带着缅共必胜的信念，扛起了枪。几个同学将王曦送到陇川县城，他又沿着从遮放镇到芒海镇那条专用公路，走向陌生的邻邦。一年多前，康国华也是沿着这条公路，踏上异域武装革命的征程。
“那时路还没有修好，正是雨季，泥石流下来两次，规模并不大，缓缓地冲到我们的大腿根。”康国华说。
毛泽东思想指引缅共人民军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
“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是黑五类子女，去不了。不能选择，只能去腾冲插队，挣工分。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康国华说。有一次，在腾冲县城，康国华碰到在盈江县当知青的亲属，彼此在一家小吃店聊了起来。“他说：缅共革命最欢迎知青。保山军分区在芒海设有兵站，可去那里报名。最关键的是出身不好也可以。我问：如果是黑五类呢？他说：真刀真枪干革命，据了解可以。”
这深深吸引了康国华，他从小胆子就大，并不害怕战争。没有知会家人，他就和其他两个知青奔往芒海。但这两人在快到兵站时打了退堂鼓。“害怕是一个因素，另外，即使回去，他们还有干革命的环境。他们是红五类。”康国华说。
在公路边，可以看到崖石上有凿子刻写的巨幅口号：支援世界革命，支援缅甸革命；打倒（缅甸）奈温反动政府！缅甸于1948年1月宣告独立，吴努政府时期，共产主义团体就爆发了连绵不断的起义。1962年，陆军将军奈温夺得政权，将缅甸变成警察国家，“武装起义在北方继续，尤其是科伦人和克钦人参加起义甚多，后者常常与缅甸共产党结成联盟。”（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康国华到了芒海兵站，他最关心的还是出身问题。“他们说：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都不是贫下中农，可后来都成领袖了。关键看你革命怎么干！革命成功后可能讲出身，但革命开始和当中出身是次要的，主要看革命表现。”这让他吃了定心丸。
与他几乎同时到达芒海的，还有另外两名昆明知青和四个附近农村社员。“90%以上的知青都是从芒海过境，其他地方很少。”康国华说，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七人被送到一公里外的界河边，他们趟了过去，对岸就是缅共的天下。
缅共兵站距离界河还有一公里多。康国华到缅甸的第一天，几乎都在蒙头睡觉。他领到了缅共的军装，和解放军的军服非常像，差别仅在军帽上五角星的材质并非金属，而是绒布；军腰带上没有“八一”字样；军服为适应当地气候设计成开领，裤腿处有纽扣可绑腿……第二天又发了枪。
“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缅共东北军区的情况（当时只这一个军区）、缅共人民军的情况，就给我们编班。印象中我被分在新兵连的二班。开始培训。从站军姿到射击、投弹、刺杀……只培训了一个星期，我们就上前线了。”
前线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需要补充兵源。康国华等人所去的地方叫勐古，离界河并不远。他们每日两餐，时间分别为早10时半和下午4时半，白天继续训练，康国华感觉很适应，并不太累，吃得消。
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明天打仗，今天进了阵地，也要默默地搞：备一本《毛主席语录》，面向东方，敬祝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缅甸人民的领袖德钦辛主席身体健康。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至于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五十人。”
解放区的人跑得差不多了
最初的战役，令王曦印象最为深刻。1970年7月1日，王曦由新兵连补充到4045部队枪炮连2排。他在一周后写给朋友明月的信中说，“现在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了，暂（崭）新的政治环境和暂（崭）新的生活环境都要求我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从初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色恐怖’，从‘炮匪’到山区农村接受‘再教育’，从弄安到石屏，从石屏又回到弄安的这些岁月里，我真是尝够了‘被压迫者’的滋味，当然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还存在着阶级，所以压迫的乱象是必须的，但是我是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却总被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们压迫着，我在许多事情上不能和大家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我因之而奋斗的一个方面。为了这些，我坚决地走上了这条生命飘摇的但是前途光明的道路。我相信我的意志能使我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王曦1970年7月9日日记）
十几天后，经过艰苦的夜行，王曦在奶蒙山顶迎来第一场战斗。“以前从没有摸过枪，现在开始把枪口对准人，扣响时，心情不一样。当时青春热情，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机会。缅甸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内心有光荣自豪的感觉，这种兴奋感驱使我去战斗，动力有点畸形。”王曦说。
他当时的日记更能还原初战时的情景：“我扛着炮架跃上了工事，敌人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都分不清，只觉得枪弹在空中‘丝丝’飞过，‘叭叭’爆炸，我觉得手脚都不听使唤，炮架打开得太慢，指挥员在营地催促着。炮架好了，炮弹塞进了膛，我还没反应过来现在该干什么，‘轰’！山摇地动的一声巨响，我们的‘五·七’炮开火了，炮弹底火从我身边喷射过去七八公尺，硝烟泥土翻腾，炮弹落在敌人堆里，敌人四散奔跑。‘轰、轰’，接连打了五炮，敌人的重机枪也打哑了，敌人溃逃了，4048配合着守在山顶的二营向敌人猛冲猛打，我们在这边紧张地注视着这场激烈的战斗，我耳朵里边‘嗡嗡’地响着，刚才在身边响过的震天动地的‘五·七’炮声。”
王曦亲历的第一场战争，以大获全胜告终。打死敌方八九十人，俘虏19人。（王曦1970年7月21日日记）
缅共的战争，曾在某个时段节节胜利。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了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 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杀伐批斗并不习惯，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军队整肃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
1970年初，康国华被从前线派去后方近半年，协助地方政府搞减租减息和征兵等工作。“当时缅共在解放区已经建立了县、乡、村政权，那边民族地区山寨，大的山官、土司的土地比较多，但缅共进来后，他们都跑掉了，小的地主和普通百姓在生活、居住上基本没大差别。我去的时段，没像土改那样激烈，还是比较温和地减租，一年五担的地租，给减为四担。等我回到部队后，听说工作还有反复。”
征兵的工作并不好做。康国华初到缅甸时，缅共人民军大概有10个营加3个县大队的兵力，需要不断补充兵力，但当地百姓对参军兴趣寡然。征兵虽名为“动员”，但有具体指标，“村里一家有两个男子，就必须一人当兵。如果村里有50个男子，就至少要出20个兵。”康国华说，他第一批参与送16人去参军，“睡了一觉后，跑了五个”。在派去后方之前，康国华刚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审查。
康国华爱好文学与政治理论，他和来自腾冲的知青张连达、龙浩能，以及北京知青刘闯，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国际形势和政治话题。在1970年缅共乘胜而进的南下战争之后，他们谈及刚刚牺牲的解放军顾问团在该营的副营长朱尚修。
“张连达和龙浩能说，朱营长是工兵出身，在炸大桥时亲自布置TNT雷管的安放，大桥被成功炸断，差不多一个营的守军被打死，他死也值得了。结果被其他人报告营部，说他们诅咒革命干部‘该死’，完全是反革命言论，惊动了军区司令部。他们俩人都被抓起来，我也被隔离审查了4天，说我和敌人站在一起，没有站稳立场。刘闯因是北京知青，网开一面，受了点牵连但不重，写了个检查就过关了。”康国华说，他们四人被打成“小资产阶级集团”，他本来在南下战争后要被批准入党提干的，因此延期了几个月。
后来，被关押起来的张连达逃跑，不知所终。龙浩能则被关进后方的监狱，坐了约两年牢放出，开除军籍，回了中国。康国华说，在押送龙浩能去监狱时，还特地让他协助另外两人一同前往，在回来的路上，那两人告诉他，组织上曾交代，如果康国华有解救或帮助龙浩能的意图，就告之狱方，将他也一起关押。
正是南下战役失利后的休整期。这件事，导致缅共人民军军部派人来康国华所在营里蹲点，战士们互相监督、揭发。“中国国内的极左思潮，都过来这边了，甚至被放大。如果谁有政治性的不满言论，就会被上纲上线。”康国华说，现在回顾起来，缅共高层也有内斗，只是当时底层的他们并不知道而已。
失去母体
从后方参与减租减息等工作回来后，康国华被派去当教官，培训新兵三个月。他已经是班长，也加入缅共成为一名党员。此时，已经是1971年8月，算上游击战在内，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战斗。他很快将遭遇在缅甸的最后一次激战，并在这次战争中失去双眼。
那是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跳出战壕向敌军扫射的康国华，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一声巨响，我身体震了一下，看见满天星星，我意识到糟了，连人带枪掉下来，没有了知觉。”康国华回忆。
康国华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
无法忍受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但他在缅共的地位确实在上升，从108医院支部书记（连级）开始，一路扶摇直上。不过，此时，缅共已经开始了下坡路。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之后，中国政府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
其实，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调整，在林彪事件之前，即已开始。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人民日报》及时刊发了简讯。
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很自然地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祖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我感觉茫然了，觉得国际共运和缅共的前景都有问题。我内心相当矛盾、复杂。我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更好地干，和缅共共存亡。”康国华说，在1973年6月前后，国内曾通过缅甸108医院政委，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将给予正连级待遇，但前提是他父亲回哪里他必须去哪里。他想争取去昆明荣军医院工作，未被允许。康国华因此谢绝，也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回去，连级残疾军人，当时会有每月八十多元的待遇，现在好几千。”
1984年，王曦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他厌倦了战争。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内部斗志已失。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失去了最初革命的母体，回到国内，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
中国仿佛异域，康国华要重新开始，为生存打拼；35岁的王曦则开始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从学徒干起，工友都叫他“老团长”。”
成为特区的前缅共根据地，依然动荡不宁。2009年，在20年前率先脱离缅共的彭家声，又被新的政治势力所驱逐。康国华认得他，他想起在缅北岁月里，两人曾有的交集。
回国前，康国华带回了一套缅共军服。20年过去了，2011年11月上旬，他第一次重新穿起它，秀给来访的记者看。它的确很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只是，康国华自己无法再看见自己穿军装的模样。
缅共兴衰
1939年，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较为冷淡。1955年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表态支持中共。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9年左右，有的中国知青到缅甸参加游击战。
同时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德钦丹东被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
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逐步放弃对缅共的支持政策。（整理：邸笑飞）
资料来源：徐焰：《缅甸共产党兴亡始末与教训》；范宏伟：《战后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康国华生活在黑暗中。他始终戴着墨镜，以掩盖深陷变形的眼眶。他是一个盲人，40年前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令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双眼。他原本是云南的一个知青，在文革“输出革命”的浪潮中，成为缅甸共产党内的战士。他希冀靠浴血奋战改变自己“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但缅共失败的革命，让他的梦想成了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策转折，让他在归国后也失去依靠，当年“革命者”的身份也再无人提及。
现在他只是一个享受低保的盲人。革命年代的硝烟和血，还时常在他脑中回放，但已恍如隔世。该如何评价自己在缅北丛林中试图夺取政权的戎马倥偬岁月，对他构成了一个难题。
“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有两次我会后悔。因为只有一次，所以谈不上后不后悔。”康国华说。
另一位参加缅共战争的云南知青王曦，返乡后也一直生活在失落中，“在缅甸不被当作自己人，回来后，也边缘化。两边都不当作自己人，现在说起这些也名不正言不顺。”但他也说自己并不后悔。他最终活着回来，并且没有受伤。在1970年5月穿越国境参加缅共之前，出生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王曦，感受到重重的压力，他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当时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参加缅共最大的好处是不讲出身，基本没有阶级歧视。”
“康国华可能会后悔，对于我，这可能还是笔精神财富。”王曦这些年开始撰写自传体小说《红飞蛾》，他预计该书完稿后将有一百二十余万字。在缅甸15年的经历，给他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虽然有文学化的加工，但他表示书中内容基本都是真实的。
王曦回国的时间是1984年，彼时他在缅共内的军阶是正营级。负伤的康国华比他晚回来5年，那时缅共内部发生了政变。缅共人民军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所谓的“缅共的保尔·柯察金”、已官至旅级的康国华，一时间一无所有。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个也是级别最高的归国缅共中国知青。
他们是参与缅共人民军的数千云南知青中的出类拔萃者。
到缅甸去支援世界革命
“1970年5月19日。这一天是我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我刚满20岁！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我19年的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我第一次踏过了国境，来到了缅甸——这块秀丽的国土上。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意义深刻、最伟大、最光荣的日子，我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投入了光荣的国际主义的战斗行列。”
“从这一天开始，我将把我的青春和生命，光荣地献给正在争取解放的缅甸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人类最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来自王曦日记）
王曦有写日记的习惯，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也未曾中断，这些日记一直被他带在身边。在这本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接下来是他凭记忆写下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为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而悔恨，在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能骄傲地说：我整个的一生，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在去缅甸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插队的一个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7口人有4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13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
王曦在滇南没有待满一个月，就回到了昆明。“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母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
母亲还在昆明，理解他，但却无钱给他充当回滇西的路费。他向同学借钱回到了陇川县插队的村子，但当地已经不再接收他，理由是他已经调走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生路我还愿意留下来。”王曦说，此前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表现再好也没出路。又穷，我工分最多，但也就分几百斤谷子，活不下去。”
他早已听说缅共招收中国知青，曾有几次冲动想要参军，都忍住了。这一次，他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21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喜爱无线电，文革也没参加过武斗，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21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战争，实在是被迫。”
王曦的这个说法，很难说不带有事后的智慧。准确还原王曦当时的心境有些困难。当时的日记显示，他对革命具有相当的狂热——他现在说这是当时的一种话语习惯。
那个时候，支援世界革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辞令，“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在官方媒体上，也不时可见对缅共的舆论声援。在王曦前往缅甸前50天，《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称，“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缅甸共产党领导缅甸人民，坚持革命武装斗争已经有二十二年之久。近几年来，缅甸人民武装和缅甸各族人民武装不断粉碎反动派发动的大规模反革命‘围剿’，狠狠打击敌人，使武装斗争出现了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在缅甸共产党‘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缅甸人民必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夺取缅甸革命的最后胜利。”（197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王曦也带着缅共必胜的信念，扛起了枪。几个同学将王曦送到陇川县城，他又沿着从遮放镇到芒海镇那条专用公路，走向陌生的邻邦。一年多前，康国华也是沿着这条公路，踏上异域武装革命的征程。
“那时路还没有修好，正是雨季，泥石流下来两次，规模并不大，缓缓地冲到我们的大腿根。”康国华说。
毛泽东思想指引缅共人民军康国华的家庭出身与王曦类似。父亲是“大资本家”，同样是“黑五类”，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比王曦小两岁，去缅甸时尚不满18周岁。
“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是黑五类子女，去不了。不能选择，只能去腾冲插队，挣工分。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康国华说。有一次，在腾冲县城，康国华碰到在盈江县当知青的亲属，彼此在一家小吃店聊了起来。“他说：缅共革命最欢迎知青。保山军分区在芒海设有兵站，可去那里报名。最关键的是出身不好也可以。我问：如果是黑五类呢？他说：真刀真枪干革命，据了解可以。”
这深深吸引了康国华，他从小胆子就大，并不害怕战争。没有知会家人，他就和其他两个知青奔往芒海。但这两人在快到兵站时打了退堂鼓。“害怕是一个因素，另外，即使回去，他们还有干革命的环境。他们是红五类。”康国华说。
在公路边，可以看到崖石上有凿子刻写的巨幅口号：支援世界革命，支援缅甸革命；打倒（缅甸）奈温反动政府！缅甸于1948年1月宣告独立，吴努政府时期，共产主义团体就爆发了连绵不断的起义。1962年，陆军将军奈温夺得政权，将缅甸变成警察国家，“武装起义在北方继续，尤其是科伦人和克钦人参加起义甚多，后者常常与缅甸共产党结成联盟。”（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康国华到了芒海兵站，他最关心的还是出身问题。“他们说：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都不是贫下中农，可后来都成领袖了。关键看你革命怎么干！革命成功后可能讲出身，但革命开始和当中出身是次要的，主要看革命表现。”这让他吃了定心丸。
与他几乎同时到达芒海的，还有另外两名昆明知青和四个附近农村社员。“90%以上的知青都是从芒海过境，其他地方很少。”康国华说，第二天天刚亮，他们七人被送到一公里外的界河边，他们趟了过去，对岸就是缅共的天下。
缅共兵站距离界河还有一公里多。康国华到缅甸的第一天，几乎都在蒙头睡觉。他领到了缅共的军装，和解放军的军服非常像，差别仅在军帽上五角星的材质并非金属，而是绒布；军腰带上没有“八一”字样；军服为适应当地气候设计成开领，裤腿处有纽扣可绑腿……第二天又发了枪。
“他们简单介绍了一下缅共东北军区的情况（当时只这一个军区）、缅共人民军的情况，就给我们编班。印象中我被分在新兵连的二班。开始培训。从站军姿到射击、投弹、刺杀……只培训了一个星期，我们就上前线了。”
前线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需要补充兵源。康国华等人所去的地方叫勐古，离界河并不远。他们每日两餐，时间分别为早10时半和下午4时半，白天继续训练，康国华感觉很适应，并不太累，吃得消。
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图片，缅共前主席德钦丹东的手绘图片反而少很多。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毛选。“天天‘三忠于’。没跳忠字舞，但哪怕下倾盆大雨也要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明天打仗，今天进了阵地，也要默默地搞：备一本《毛主席语录》，面向东方，敬祝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缅甸人民的领袖德钦辛主席身体健康。直到林彪出事后，1972年才不搞了。”
至于前来参军的中国知青人数，康国华曾从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上获悉，被正式登记在案者不下3000人。他们大部分是像康国华这样的“黑五类”后代。康国华大概是1969年3月下旬抵达缅甸的，他记得自己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4月21日。那是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二十多人，敌方死伤约五十人。”
解放区的人跑得差不多了
最初的战役，令王曦印象最为深刻。1970年7月1日，王曦由新兵连补充到4045部队枪炮连2排。他在一周后写给朋友明月的信中说，“现在我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了，暂（崭）新的政治环境和暂（崭）新的生活环境都要求我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从初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色恐怖’，从‘炮匪’到山区农村接受‘再教育’，从弄安到石屏，从石屏又回到弄安的这些岁月里，我真是尝够了‘被压迫者’的滋味，当然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里，还存在着阶级，所以压迫的乱象是必须的，但是我是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却总被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们压迫着，我在许多事情上不能和大家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我因之而奋斗的一个方面。为了这些，我坚决地走上了这条生命飘摇的但是前途光明的道路。我相信我的意志能使我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王曦1970年7月9日日记）
十几天后，经过艰苦的夜行，王曦在奶蒙山顶迎来第一场战斗。“以前从没有摸过枪，现在开始把枪口对准人，扣响时，心情不一样。当时青春热情，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机会。缅甸成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内心有光荣自豪的感觉，这种兴奋感驱使我去战斗，动力有点畸形。”王曦说。
他当时的日记更能还原初战时的情景：“我扛着炮架跃上了工事，敌人的枪炮和我们的枪炮都分不清，只觉得枪弹在空中‘丝丝’飞过，‘叭叭’爆炸，我觉得手脚都不听使唤，炮架打开得太慢，指挥员在营地催促着。炮架好了，炮弹塞进了膛，我还没反应过来现在该干什么，‘轰’！山摇地动的一声巨响，我们的‘五·七’炮开火了，炮弹底火从我身边喷射过去七八公尺，硝烟泥土翻腾，炮弹落在敌人堆里，敌人四散奔跑。‘轰、轰’，接连打了五炮，敌人的重机枪也打哑了，敌人溃逃了，4048配合着守在山顶的二营向敌人猛冲猛打，我们在这边紧张地注视着这场激烈的战斗，我耳朵里边‘嗡嗡’地响着，刚才在身边响过的震天动地的‘五·七’炮声。”
王曦亲历的第一场战争，以大获全胜告终。打死敌方八九十人，俘虏19人。（王曦1970年7月21日日记）
缅共的战争，曾在某个时段节节胜利。但随着对缅甸了解的深入，王曦内心却产生了其他想法。“最大的反差是，本来是去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人类，但到了缅甸一看， 人家是小康生活，自给自足，有耕牛、房子和碾米机，不吃杂粮，没有阶级剥削。”王曦说，他感受最深的是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看到坝子上很多人家富丽堂皇，地板铺地，进屋还要换拖鞋，“我都不好意思进去，他们和我们过着天上地下的生活，我们是穿着补丁裤青黄不接地过来解放他们的，心里意识到有些可笑。”
按照缅共的革命理论，该国存在阶级差别，在此基础上，需划分贫农、地主等，进行阶级斗争。王曦认为，缅甸本是佛教国家，信仰宗教的民众对互相杀伐批斗并不习惯，虽然有被煽动起来的参与者，但毕竟是少数。缅共在“解放区”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使民众深受困扰，“后来人都跑得差不多了，解放区一贫如洗。因为贯彻不下去，慢慢就顺其自然了，1975年之后，土改之类的政策无形中就流产了。”
军队整肃
康国华也曾经历与王曦类似的困惑。“开始我没考虑，到缅甸一年后，随着年龄增长，虽然对革命本身没有怀疑，但开始考虑革命会带来什么。百姓的生活和此前从电影、书本上看的不一样，他们没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里物产相当丰富，百姓吃的都是最好的大米。”康国华说，和缅共区内的百姓接触，他们反应冷淡，他发现自己并不太受欢迎。
1970年初，康国华被从前线派去后方近半年，协助地方政府搞减租减息和征兵等工作。“当时缅共在解放区已经建立了县、乡、村政权，那边民族地区山寨，大的山官、土司的土地比较多，但缅共进来后，他们都跑掉了，小的地主和普通百姓在生活、居住上基本没大差别。我去的时段，没像土改那样激烈，还是比较温和地减租，一年五担的地租，给减为四担。等我回到部队后，听说工作还有反复。”
征兵的工作并不好做。康国华初到缅甸时，缅共人民军大概有10个营加3个县大队的兵力，需要不断补充兵力，但当地百姓对参军兴趣寡然。征兵虽名为“动员”，但有具体指标，“村里一家有两个男子，就必须一人当兵。如果村里有50个男子，就至少要出20个兵。”康国华说，他第一批参与送16人去参军，“睡了一觉后，跑了五个”。在派去后方之前，康国华刚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审查。
康国华爱好文学与政治理论，他和来自腾冲的知青张连达、龙浩能，以及北京知青刘闯，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国际形势和政治话题。在1970年缅共乘胜而进的南下战争之后，他们谈及刚刚牺牲的解放军顾问团在该营的副营长朱尚修。
“张连达和龙浩能说，朱营长是工兵出身，在炸大桥时亲自布置TNT雷管的安放，大桥被成功炸断，差不多一个营的守军被打死，他死也值得了。结果被其他人报告营部，说他们诅咒革命干部‘该死’，完全是反革命言论，惊动了军区司令部。他们俩人都被抓起来，我也被隔离审查了4天，说我和敌人站在一起，没有站稳立场。刘闯因是北京知青，网开一面，受了点牵连但不重，写了个检查就过关了。”康国华说，他们四人被打成“小资产阶级集团”，他本来在南下战争后要被批准入党提干的，因此延期了几个月。
后来，被关押起来的张连达逃跑，不知所终。龙浩能则被关进后方的监狱，坐了约两年牢放出，开除军籍，回了中国。康国华说，在押送龙浩能去监狱时，还特地让他协助另外两人一同前往，在回来的路上，那两人告诉他，组织上曾交代，如果康国华有解救或帮助龙浩能的意图，就告之狱方，将他也一起关押。
正是南下战役失利后的休整期。这件事，导致缅共人民军军部派人来康国华所在营里蹲点，战士们互相监督、揭发。“中国国内的极左思潮，都过来这边了，甚至被放大。如果谁有政治性的不满言论，就会被上纲上线。”康国华说，现在回顾起来，缅共高层也有内斗，只是当时底层的他们并不知道而已。
失去母体
从后方参与减租减息等工作回来后，康国华被派去当教官，培训新兵三个月。他已经是班长，也加入缅共成为一名党员。此时，已经是1971年8月，算上游击战在内，康国华经历大大小小三十余次战斗。他很快将遭遇在缅甸的最后一次激战，并在这次战争中失去双眼。
那是1971年9月9日凌晨3时1刻，跳出战壕向敌军扫射的康国华，手中的轻机枪被枪榴弹击中，爆炸。“一声巨响，我身体震了一下，看见满天星星，我意识到糟了，连人带枪掉下来，没有了知觉。”康国华回忆。
康国华被送往昆明43医院疗伤，他立了一等战功，成为缅共东北军区的战斗英雄。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称他为“缅共的保尔·柯察金”。
无法忍受失明痛苦的康国华，试图自杀，未遂。
但他在缅共的地位确实在上升，从108医院支部书记（连级）开始，一路扶摇直上。不过，此时，缅共已经开始了下坡路。在康国华和王曦看来，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出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之后，中国政府明显疏远了缅共，开始逐步减少支援。
其实，中国政府外交策略的调整，在林彪事件之前，即已开始。1971年6月16日，缅甸联邦革委会主席兼总理奈温接见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陈肇源，7月31日，奈温夫妇还受邀对中国进行“友好和非正式的访问”。《人民日报》及时刊发了简讯。
一直与奈温政府作战的缅共，很自然地失去了支援。康国华说，顾问团最先撤走，留下的也回到了祖国。知青在1973年开始大批退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我感觉茫然了，觉得国际共运和缅共的前景都有问题。我内心相当矛盾、复杂。我该怎么办？最后的结论是，只有更好地干，和缅共共存亡。”康国华说，在1973年6月前后，国内曾通过缅甸108医院政委，问他是否愿意回国，将给予正连级待遇，但前提是他父亲回哪里他必须去哪里。他想争取去昆明荣军医院工作，未被允许。康国华因此谢绝，也错过了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回去，连级残疾军人，当时会有每月八十多元的待遇，现在好几千。”
1984年，王曦带着妻儿回到云南落户，他厌倦了战争。
“到1987年，（缅共）北方军区根据地，90%都已丢失。”康国华两年后也回昆明去安置妻女，他本打算再返回缅甸，“可我1989年3月回国，马上缅共就发生政变。我就没回去。”
这些年，缅共一直靠贩卖毒品，“以毒养军”，内部斗志已失。1989年，缅共终于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康国华和王曦失去了最初革命的母体，回到国内，他们也得不到任何正式的承认。
中国仿佛异域，康国华要重新开始，为生存打拼；35岁的王曦则开始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工厂，从学徒干起，工友都叫他“老团长”。”
成为特区的前缅共根据地，依然动荡不宁。2009年，在20年前率先脱离缅共的彭家声，又被新的政治势力所驱逐。康国华认得他，他想起在缅北岁月里，两人曾有的交集。
回国前，康国华带回了一套缅共军服。20年过去了，2011年11月上旬，他第一次重新穿起它，秀给来访的记者看。它的确很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只是，康国华自己无法再看见自己穿军装的模样。
缅共兴衰
1939年，德钦丹东等读过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缅甸共产党。1942年日本侵略军入缅，缅共提出抗日口号，威信大增，连后来长期执政的奈温也曾参加缅共并成为候补党员。1945年缅共组织反日起义时，曾建立起2万人的武装。1948年缅甸独立时，缅共提出“和平发展”口号，曾放弃武装走和平议会道路，却未获成功。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缅共主席德钦丹东提出要“面向东方，学习毛泽东思想”。
缅甸政府于1950年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较为冷淡。1955年后，缅共因得不到实际外援，开始与政府和谈。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缅共表态支持中共。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上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不久，缅甸国内发生了经济动荡和大规模学潮，在此形势下缅共于1966年进入了鼎盛期。
1966年夏，中国掀起“文革”风暴，缅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此时的中国因处于极“左”思潮泛滥的状态，对缅共公开表示支持，1969年左右，有的中国知青到缅甸参加游击战。
同时缅共内部发生大动乱，内部滥杀造成了人人自危，德钦丹东被警卫员谬苗开枪打死，此人随之也向政府投降。缅共另一个副主席德钦辛接任中央主席，宣布“谬苗”是“敌人派来的奸细”，《人民日报》于1969年全文登载了这一公告。
1971年，缅甸领导人奈温再度访华，中缅两国政府恢复了友好关系，中国逐步放弃对缅共的支持政策。（整理：邸笑飞）
资料来源：徐焰：《缅甸共产党兴亡始末与教训》；范宏伟：《战后中国与缅甸关系研究》；刘小萌：《中国知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