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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企改革是经济学研究的热點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围绕着产权改革、制度变迁等问题,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廓清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模糊认识,可以为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分权制衡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改革 理论基础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程序和行为规范,既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又是在博弈中产生的。由于有限理性和资源稀缺,制度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制度随需求不断演进以满足预期收益。制度包含人类用于解决相互关系的所有正式制约、非正式制约以及它们的实施,它既可能是一项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一个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特定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突破和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这个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它包含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变迁过程和不同层次制度安排的突破和创新,制度变迁理论解析了国企改革宏观路径。本文涉及的“制度”均是指“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均是指“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变迁”。制度变迁按产生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分类,主要有以下观点和认识:一、经济增长推动说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舒尔茨(Schultz)和拉坦(Ruttan)持这种观点。二、利益格局调整说这种假说从预期利益入手观察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是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各主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三、技术决定论 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四、自我循环累积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即主张制度决定论而否定技术决定论。诺思与托马斯(Thomas)持这种观点,他们不认同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教育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结果和表现;强调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五、技术与制度互动论这种假说以拉坦为代表,认为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两者的互动过程,不应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而是要把两者统一起来。
制度变迁引入中国以后,很多学者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对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变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制度变迁提出了若干理论假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一、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林毅夫用“需求—供给”理论分析架构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并对制度变迁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交易费用成为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的核心,制度变迁的终极原因是新的制度安排能够带来旧制度下不能得到的收益。二、制度变迁三阶段论以杨瑞龙为代表,把地方政府看作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博弈主体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将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作为打破制度僵局的有效手段;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主张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以黄少安为代表。他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都参与制度变迁,只是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支持程度不同而已。四、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以金祥荣为代表,他从“温州模式”及浙江改革经验研究中提出了“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假说”。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三种方式,并认为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在完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等于零,而他把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大于零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五、“制度创新均衡价格”的概念是由史晋川提出来的。他把制度变迁可能引发的摩擦成本区分为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或称意识形态摩擦成本、直接利益冲突引起的摩擦成本或称经济利益摩擦成本。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大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发生的制度创新称之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小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且大于零时,发生的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等于零,且经济利益摩擦成本小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发生的制度创新称之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等于零,且经济利益摩擦成本大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制度就成为了公共物品,发生的制度创新只能靠政府主导,也称之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
现代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指从契约分析出发,研究企业组织及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企业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科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考察市场中企业的起源或纵向一体化的原因,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思想,并用交易成本来分析企业的性质和替代市场的原因。科斯是第一个按照市场价格下交易成本的方法研究企业存在合理性的学者。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透过权威(authority)关系来完成。企业的出现,是因为权威关系能大量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即按照合约对投入物行使有限使用权的企业家或代理人可以不顾每项具体活动的定价而指挥生产。无论运用市场机制或是运用企业来实现协调都是有成本的。企业替代市场,在节约外部市场交易费用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组织费用,因而企业不可能无限扩张,企业规模(企业扩大边界)的均衡条件是: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和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科斯虽然未提出系统的企业产权理论,但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由阿尔钦(Alchian)、德姆赛茨(Demsetz)、张五常、威廉姆森、克莱因(Klein)、詹森(Jensen)、迈克林(Meckling)等加以拓展,在企业产权结构与内部治理方面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不完全合约理论等。
团队生产理论。团队生产理论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于1972年提出的,他们将使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上。他们认为企业的存在及其规模虽然要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但企业内部更重要。他们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为减少损失,在企业内必须有监督机制,让部分成员专门监督其他成员工作。对监督者的约束问题可以通过赋予监督者部分的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s),激励监督者履行监督职责,克服监督者的偷懒动机。团队生产理论指出:剩余索取权是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的根本所在,企业的产权安排必须要考虑通过剩余索取权的激励作用促进团队生产的效率,而不同的产权结构就表现为不同的企业制度。
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是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源于分工专业化的存在,指的是非对称信息下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市场参加者之间存在信息差别的一种社会契约形式。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现代经济社会中。詹森(Michael Jensen)与迈克林(William Meckling)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是关于委托代理问题实证研究的最初代表。根据詹森与迈克林的定义,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种明显或是隐含的契约,根据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依据其服务情况支付相应报酬。授权者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则是代理人。即使没有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只要涉及两个或是多人的合作努力的场合,就会引起代理费用。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使管理者有额外支出的偏好,而这些支出由公司其所有者共同负担。代理成本就是企业价值与管理者作为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差额。因此,让管理者拥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可消除、减少代理成本,均衡的产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与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的。委托代理的基本假设:第一,委托人不能直接和无代价地观察代理人行为;第二,委托人对有随机性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最终的实绩既受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取决于其它一些可控制的随机因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容易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整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了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现代企业问题。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状态下如何对代理人实现有效约束。这些在私有产权下的企业也同样存在。而团队生产理论对于合作生产中监督的重要性的强调,委托代理理论对于两权分离情况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解决代理问题的思路,这些都对解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动力机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完全合约理论。哈特(Hart)和莫尔(Moore)在1990年提出了不完全合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简称GHM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性和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权利的成本过高,拟订完全合约是不可行的,必然存在事后谈判的可能。交易双方在事后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又决定于其事前所作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种投资水平越高,事后总收益越高,但投资方事后讨价还价能力却越低。由于交易双方事前就能预期到以后被对方敲竹杠的危险(即其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不可避免地会在事后谈判中被对方分享),因此,双方同时选择(使总收益最大化的)最优的专用性投资水平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双方都有动机降低其专用性投资水平,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GHM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事前决定剩余控制权,以最大化总收益。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在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企业并不完全是股东实物资产的集合,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领域得以长足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往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管理学家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在詳细研究基础上,提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利益相关者。然而,经济学家们发现采用弗里曼的界定方法,在进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研究和应用推广时几乎寸步难行,将所有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布莱尔(Margaret M.Blair)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股东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布莱尔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为利益相关者根据投资及其风险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依据。综上所述,利益相关者理论拓宽了国企改革视野。该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从利益相关者影响(Stakeholder Influence)到利益相关者参与(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的过程,解析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相互影响的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提供了可参考的衡量方法。
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Game Theory)研究的是每个理性的决策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决策均衡问题。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首次将博弈论系统地引入经济研究与分析中。到20世纪50年代,非合作博弈开始产生。纳什(Nash.J.F.)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随后图克(Tucker)定义了“囚徒困境”,由此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的基石。随着博弈论研究的深化,经济学家也将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的研究也纳入博弈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参与人间的博弈更多表现在不完全、不对称信息下的相互观察和相互推理,先从对其他参与人类型的先验信念入手,在观察到先行者的策略后相机修正对先行者的类型概率判断,形成后验信念,然后采取最适宜的策略行动。
其他有关理论
在改革初期的十余年里,我国整体产业环境是一种“短缺型” 经济,因此,当时不少境外学者对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建构都基于短缺经济的假说。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教授在1990年代对比了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在产业环境上的差异,指出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有六项非常独特之处:一、松散而易于实现的生产计划,使得企业仅受到上级有限的监督;二、在物资分配体系下,却很容易取得国家统配物资;三、同一区域内存在同一产品及消费者有多重价格;四、企业有多层次的督导单位;五、透过指派企业的经理人及党委书记的管理方式控制企业;六、控制劳工的分配及工资的决定。格兰尼克将前五项以多重主人的委托-代理分析方法(Multiple Principals in Principal-Agent Analysis),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各区域由于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应有不同的财产权处理方式。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政策方向及具体措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经济转型深度的不同,市场经济运作程度的不同,而有了相应改变。1980年代末,企业两权分离及建设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私有化等概念才开始被重视,并思考研拟各种方案。其中尤以私有化的新情境( Scenario)最受到讨论,但在1990年时也仅想到出售小型国有企业及将大企业资产分割出售,后来因1989年政治风波,就没再提及。而1989~1991年三年间在经济上恰也进入了治理整顿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项新的经济、金融、财政、汇率政策和国企改革方案纷纷出台,国企改革从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方面加大了力度。1995年以后,多数产业由短缺型经济转为过剩经济,基于短缺假说的国企改革理论已渐显不足。于是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生产力提升关系的美国学者,遂展开以兼顾国企改革本身经营管理权该如何下放,以及如何促进市场经济为主“以市场力量间接逼使国企参与市场竞争而自动改革”的理论及政策研究。此外境外学者围绕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绩效与不同所有权的生产效率做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市发改委)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改革 理论基础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程序和行为规范,既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又是在博弈中产生的。由于有限理性和资源稀缺,制度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制度随需求不断演进以满足预期收益。制度包含人类用于解决相互关系的所有正式制约、非正式制约以及它们的实施,它既可能是一项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一个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特定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突破和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这个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它包含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制度变迁过程和不同层次制度安排的突破和创新,制度变迁理论解析了国企改革宏观路径。本文涉及的“制度”均是指“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均是指“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变迁”。制度变迁按产生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分类,主要有以下观点和认识:一、经济增长推动说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舒尔茨(Schultz)和拉坦(Ruttan)持这种观点。二、利益格局调整说这种假说从预期利益入手观察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是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各主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三、技术决定论 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四、自我循环累积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即主张制度决定论而否定技术决定论。诺思与托马斯(Thomas)持这种观点,他们不认同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创新、教育发展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结果和表现;强调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五、技术与制度互动论这种假说以拉坦为代表,认为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两者的互动过程,不应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而是要把两者统一起来。
制度变迁引入中国以后,很多学者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建构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对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变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制度变迁提出了若干理论假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一、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林毅夫用“需求—供给”理论分析架构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并对制度变迁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认为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交易费用成为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的核心,制度变迁的终极原因是新的制度安排能够带来旧制度下不能得到的收益。二、制度变迁三阶段论以杨瑞龙为代表,把地方政府看作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博弈主体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将地方和中央的博弈作为打破制度僵局的有效手段;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主张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以黄少安为代表。他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都参与制度变迁,只是他们对制度变迁的支持程度不同而已。四、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以金祥荣为代表,他从“温州模式”及浙江改革经验研究中提出了“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假说”。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三种方式,并认为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在完成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标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等于零,而他把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大于零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五、“制度创新均衡价格”的概念是由史晋川提出来的。他把制度变迁可能引发的摩擦成本区分为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或称意识形态摩擦成本、直接利益冲突引起的摩擦成本或称经济利益摩擦成本。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大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发生的制度创新称之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小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且大于零时,发生的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等于零,且经济利益摩擦成本小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发生的制度创新称之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当意识形态摩擦成本等于零,且经济利益摩擦成本大于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制度就成为了公共物品,发生的制度创新只能靠政府主导,也称之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
现代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指从契约分析出发,研究企业组织及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企业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科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考察市场中企业的起源或纵向一体化的原因,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思想,并用交易成本来分析企业的性质和替代市场的原因。科斯是第一个按照市场价格下交易成本的方法研究企业存在合理性的学者。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透过权威(authority)关系来完成。企业的出现,是因为权威关系能大量减少需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即按照合约对投入物行使有限使用权的企业家或代理人可以不顾每项具体活动的定价而指挥生产。无论运用市场机制或是运用企业来实现协调都是有成本的。企业替代市场,在节约外部市场交易费用的同时,也存在内部组织费用,因而企业不可能无限扩张,企业规模(企业扩大边界)的均衡条件是:企业内交易的边际成本和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相等。科斯虽然未提出系统的企业产权理论,但他的研究提供了思路,由阿尔钦(Alchian)、德姆赛茨(Demsetz)、张五常、威廉姆森、克莱因(Klein)、詹森(Jensen)、迈克林(Meckling)等加以拓展,在企业产权结构与内部治理方面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理论:团队生产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不完全合约理论等。
团队生产理论。团队生产理论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于1972年提出的,他们将使用市场的交易成本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上。他们认为企业的存在及其规模虽然要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但企业内部更重要。他们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为减少损失,在企业内必须有监督机制,让部分成员专门监督其他成员工作。对监督者的约束问题可以通过赋予监督者部分的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s),激励监督者履行监督职责,克服监督者的偷懒动机。团队生产理论指出:剩余索取权是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的根本所在,企业的产权安排必须要考虑通过剩余索取权的激励作用促进团队生产的效率,而不同的产权结构就表现为不同的企业制度。
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是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源于分工专业化的存在,指的是非对称信息下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市场参加者之间存在信息差别的一种社会契约形式。广义的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现代经济社会中。詹森(Michael Jensen)与迈克林(William Meckling)1976年发表的《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是关于委托代理问题实证研究的最初代表。根据詹森与迈克林的定义,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种明显或是隐含的契约,根据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依据其服务情况支付相应报酬。授权者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则是代理人。即使没有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只要涉及两个或是多人的合作努力的场合,就会引起代理费用。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使管理者有额外支出的偏好,而这些支出由公司其所有者共同负担。代理成本就是企业价值与管理者作为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差额。因此,让管理者拥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可消除、减少代理成本,均衡的产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与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的。委托代理的基本假设:第一,委托人不能直接和无代价地观察代理人行为;第二,委托人对有随机性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最终的实绩既受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取决于其它一些可控制的随机因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代理人很容易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整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了经济发展中的许多新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现代企业问题。一般来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状态下如何对代理人实现有效约束。这些在私有产权下的企业也同样存在。而团队生产理论对于合作生产中监督的重要性的强调,委托代理理论对于两权分离情况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解决代理问题的思路,这些都对解析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动力机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不完全合约理论。哈特(Hart)和莫尔(Moore)在1990年提出了不完全合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简称GHM理论)。他们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全性和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权利的成本过高,拟订完全合约是不可行的,必然存在事后谈判的可能。交易双方在事后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又决定于其事前所作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种投资水平越高,事后总收益越高,但投资方事后讨价还价能力却越低。由于交易双方事前就能预期到以后被对方敲竹杠的危险(即其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不可避免地会在事后谈判中被对方分享),因此,双方同时选择(使总收益最大化的)最优的专用性投资水平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双方都有动机降低其专用性投资水平,从而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GHM理论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在事前决定剩余控制权,以最大化总收益。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是在对主流企业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的股东至上的企业理论主要区别在于,该理论认为企业并不完全是股东实物资产的集合,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不仅要为股东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上世纪8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领域得以长足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以往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管理学家弗里曼(R. Edward Freeman)在詳细研究基础上,提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能够被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人”。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将受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所采取的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利益相关者。然而,经济学家们发现采用弗里曼的界定方法,在进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证研究和应用推广时几乎寸步难行,将所有广义的利益相关者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也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布莱尔(Margaret M.Blair)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股东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的多样化来化解。布莱尔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为利益相关者根据投资及其风险参与公司治理提供了依据。综上所述,利益相关者理论拓宽了国企改革视野。该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从利益相关者影响(Stakeholder Influence)到利益相关者参与(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的过程,解析了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相互影响的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提供了可参考的衡量方法。
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Game Theory)研究的是每个理性的决策个体在其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决策均衡问题。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首次将博弈论系统地引入经济研究与分析中。到20世纪50年代,非合作博弈开始产生。纳什(Nash.J.F.)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随后图克(Tucker)定义了“囚徒困境”,由此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的基石。随着博弈论研究的深化,经济学家也将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的研究也纳入博弈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参与人间的博弈更多表现在不完全、不对称信息下的相互观察和相互推理,先从对其他参与人类型的先验信念入手,在观察到先行者的策略后相机修正对先行者的类型概率判断,形成后验信念,然后采取最适宜的策略行动。
其他有关理论
在改革初期的十余年里,我国整体产业环境是一种“短缺型” 经济,因此,当时不少境外学者对国企改革理论研究的建构都基于短缺经济的假说。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教授在1990年代对比了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在产业环境上的差异,指出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有六项非常独特之处:一、松散而易于实现的生产计划,使得企业仅受到上级有限的监督;二、在物资分配体系下,却很容易取得国家统配物资;三、同一区域内存在同一产品及消费者有多重价格;四、企业有多层次的督导单位;五、透过指派企业的经理人及党委书记的管理方式控制企业;六、控制劳工的分配及工资的决定。格兰尼克将前五项以多重主人的委托-代理分析方法(Multiple Principals in Principal-Agent Analysis),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各区域由于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应有不同的财产权处理方式。在中国国企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政策方向及具体措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经济转型深度的不同,市场经济运作程度的不同,而有了相应改变。1980年代末,企业两权分离及建设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私有化等概念才开始被重视,并思考研拟各种方案。其中尤以私有化的新情境( Scenario)最受到讨论,但在1990年时也仅想到出售小型国有企业及将大企业资产分割出售,后来因1989年政治风波,就没再提及。而1989~1991年三年间在经济上恰也进入了治理整顿的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各项新的经济、金融、财政、汇率政策和国企改革方案纷纷出台,国企改革从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方面加大了力度。1995年以后,多数产业由短缺型经济转为过剩经济,基于短缺假说的国企改革理论已渐显不足。于是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产业生产力提升关系的美国学者,遂展开以兼顾国企改革本身经营管理权该如何下放,以及如何促进市场经济为主“以市场力量间接逼使国企参与市场竞争而自动改革”的理论及政策研究。此外境外学者围绕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绩效与不同所有权的生产效率做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市发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