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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自此混合所有制便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以及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深远的意义，混合所有制也已经成为现阶段国企改革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要求。而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构建与提升更是成为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微观基础。考虑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方面可以盘活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国企注入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本文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入手，探究混改如何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获取高新技术人才、可用资本以及新型科技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不同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所不同。与单一性质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是由不同性质股权所构成的股份制企业，可以联合不同资本的资源与优势，在企业的日常运营过程中，不同的股东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互补性资源，有利于创新行为。具体来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兼顾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优点，有利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而使得国有企业股权过于集中的现状得到改善。而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容易造成股东合谋，合谋导致高度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正是这种一致性限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当股权结构分散、股权性质不同时，各股东之间便可以相互制衡，减少“搭便车”行为，从不同角度考虑公司的发展与运营，这种不一致性更容易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可见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集结不同性质股权的优势资源和创新能力，有利于提高创新品质、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有效实施。那么，真正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了深入探究混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本文试从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内在驱动力以及外在驱动力三个角度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归纳梳理。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和作用是“创造性的破坏”，“企业是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的经营范围，而企业家则是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人”。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而企业家精神具体指的是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合作精神。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则是善于发现新技术，敢于采用新技术以及不断创新生产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企业产权改革，改善国有企业股权过于集中的现状，为国有企业重新注入不同性质的产权力量，由于产权结构决定了所有者的控制方式、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源分配的方式，所以不同性质产权的适度组合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的激励和评价是准市场化的，对高管薪酬实行上限制度，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国企管理者在行使经营权时，它们对技术创新这种需要承担一定风险和责任的行为就会避而远之，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不同，他们具有清晰的股权结构和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在股东及董事的监管下，管理者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影响管理者当下的薪资水平和未来的晋升机会。因此，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者有着更强的激励动力去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优化，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
拿云南白药来说。自2014年以来，云南白药收入和净利润25%左右的复合增速难以再维持，2016年收入增速下降为8%，净利润增速下降为5%。作为医药企业，产品创新是公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目前白药公司的产品红利正逐步消退，国企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成为限制白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国企体制的制约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以在云南白药任职十几年的高管为例，董事长王明辉的最高薪酬仅为67.3万；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杨昌红的最高薪酬仅为56.38万元。上述两位高管的薪酬远远低于同行业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虽然薪酬激励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但是若無合理的薪酬体制，创新人才引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创新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2014年，云南省政府提出对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2016年4月，多家意向公司前往云南参加竞标答辩，截止于2016年7月，陈发树所带领的新华都脱颖而出，开始尽调和方案谈判。最终于2016年12月底，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和白药控股签订了《合作协议》，新华都作为增资方取得50%股权，云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降至 50%。2017年6月6日，云南白药集团混改进一步向前推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引入第三方投资者——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鱼跃拟向白药控股增资56.38亿元，获取公司10%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2017年6月28日，增资及工商变更工作相继完成，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和江苏鱼跃分别持有白药控股45%、45%和10%的股份，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和云南白药均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企业。
此次云南白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完善了股权结构，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高管团队也进行了极大的调整。2017年4月17日，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大会决定新任高管全部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选聘，具体而言，新华都和云南省国资委各出任两名董事会成员，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任一名董事会成员。新一届董事会安排如下：紫金矿业前总裁王建华当选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原云南财经大学校长汪戎、原云南财经大学MBA中心主任纳鹏杰、新华都集团董事总裁陈春花和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勇当选公司董事，五人共同构成了白药控股混改之后的新一届董事会。本次白药控股所有成员均以市场化原则进行推选、聘任和管理，所有人员均不具有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之身份，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得到极大改善，打破了原本国有企业的机制僵局。新的董事会结构完善、配比合理，各方董事自身所拥有的行业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任何一方董事都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不一致”与“相互制衡”的董事会有助于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而有利于企业实施创新决策。 资源获取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研究表明，企业对于资源的控制获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任何投资决策只会受到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不会受到企业现有资金的限制，因为内部资本和外部资本是完全流通的。然而，完美的资本市场并不存在，现代企业的代理问题和流通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均会导致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问题影响着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企业的创新决策作为一项收益高度不确定的风险投资，往往需要大量的现金支持，所以具有严重融资约束问题的企业往往会尽量减少创新行为。相对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方面既能有效利用国有股东的政府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发挥非国有股东决策机制方面的灵活性，同时，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互相制衡的股权结构能更有效地缓解企业各种代理问题，降低企业与资金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最终有助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除了企业现金持有方面，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社会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大型的国有企业与政府经常有合作项目，这种合作项目更容易受到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协助，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自手机通信入4G时代以来，中国联通却依旧延续3G时代的战略布局，导致其4G业务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且4G用户规模始终处于三大运营商最末端。而作为下一代无线通信的核心技术，5G技术将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亦成为通信运营商实力竞争的重要战场。中国移动在5G方面的计划推进进度明显领先于其他两家。同时，就资金实力而言，中国移动的资本亦最为雄厚，联通则面临较大压力，其经营性现金流量金额常年仅为中国移动的33%左右。经测算，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网络质量上的差距折算成建设资金约为500亿。为了能在5G时代实现“弯道超车”、弥补自身与中国移动的差距，中国联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于2017年引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行业的战略投资者，成功获得779亿的巨额融资。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企业拥有大量用户资源，把持着多款热门应用软件的流量入口，有各自的资源优势。百度在搜索、地图和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阿里巴巴拥有大量在线支付用户，腾讯拥有着微信、QQ两个活跃度极高的社交平台，而京东、苏宁则在销售手机等数码产品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国联通在互联网业务上有望与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形成协同效应，聚焦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支付金融、视频业务等关键领域，有利于强化产业链合作，对于创新业务特区制度和创新运营模式的实施均大有裨益。
外在驱动力——环境不确定性
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外在驱动力。奈特曾指出，企业家是自身创新活动的投资者和决策者，而不确定性则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假如未来的变动可以预测，企业的利润就消失了，因此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促使企业家增加创新投入，由此可见环境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因素。虽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投资、就业、生产率等方面带来暂时的负面冲击，但是由于调整成本特征的差异，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其他经济活动，因为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去权衡创新活动面临的风险和收益，所以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不会一味削弱企业的创新行为。
中国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经济发展阶段，特殊的制度背景会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关系中体现出不同的异质特征。一方面，在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企业家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企业家承担技术创新风险的激励。动态、复杂的环境会给企业产生较大的外部压力，迫使管理者通过更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市场等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同时，不确定的环境也会激发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激励管理者凭借冒险、创新精神努力克服路径依赖，主动革新求变，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虽然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安排使得企业管理者无法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主体，加之缺乏剩余所有权的激励和存在代理问题，企业管理者承担风险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和融资能力仍可以保持不錯的水平，亦能够快速解读政策信息并作出合理的市场反应。混合所有制企业既保留了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又具备了国有企业雄厚的资金实力，因此环境的不确定性可以极大地激发管理者的创新意识，较低的融资约束更加利于将创新想法付诸实践。鉴于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限比较短，环境不确定性又属于宏观层面的外部条件，因此难以进行具体案例的纵向比较。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有助于盘活国有经济，又可以向老国企注入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力，目前国企混改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国有企业若想走出国门、形成自己的价值链体系，就必须努力提升创新能力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于是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培育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企业作为创新行为的主体，其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的前提，对企业主动从事技术创新的影响很大。而企业的创新意识主要取决于领导人意志。因此，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化、社会化、职业化，创办企业家教育体系，优化企业家人才资源配，培育和激发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充分调动企业领导人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形成群体创新效应，对于提升国家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第二，继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混改的核心环节就是股权改革，简单来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国有资本等交叉持股而成的股份制企业。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方面可以盘活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又为国企注入创新活力和动力，通过股权重新配置使企业兼具资源优势和创新精神，既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又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帮助国有企业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三，稳定市场环境。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当为企业营造具有稳定预期的市场环境，例如保持利率、税收、补贴、产业政策或者管制环境等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构建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完善、高效的金融环境，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力度打击违法侵占知识产权的行为，充分发挥政策与法律的保障作用。从金融市场角度和法律保护角度为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提供资源和政策支持，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要求。而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构建与提升更是成为实现“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微观基础。考虑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方面可以盘活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国企注入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本文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入手，探究混改如何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企创新驱动力
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在获取高新技术人才、可用资本以及新型科技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不同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所不同。与单一性质企业相比，混合所有制企业是由不同性质股权所构成的股份制企业，可以联合不同资本的资源与优势，在企业的日常运营过程中，不同的股东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形成互补性资源，有利于创新行为。具体来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兼顾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优点，有利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而使得国有企业股权过于集中的现状得到改善。而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容易造成股东合谋，合谋导致高度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正是这种一致性限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当股权结构分散、股权性质不同时，各股东之间便可以相互制衡，减少“搭便车”行为，从不同角度考虑公司的发展与运营，这种不一致性更容易激发企业的创新意识。可见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集结不同性质股权的优势资源和创新能力，有利于提高创新品质、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有效实施。那么，真正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了深入探究混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本文试从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内在驱动力以及外在驱动力三个角度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归纳梳理。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和作用是“创造性的破坏”，“企业是实现新生产要素组合的经营范围，而企业家则是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人”。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而企业家精神具体指的是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诚信精神、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合作精神。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力。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则是善于发现新技术，敢于采用新技术以及不断创新生产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企业产权改革，改善国有企业股权过于集中的现状，为国有企业重新注入不同性质的产权力量，由于产权结构决定了所有者的控制方式、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源分配的方式，所以不同性质产权的适度组合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我国国有企业高管团队的激励和评价是准市场化的，对高管薪酬实行上限制度，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国企管理者在行使经营权时，它们对技术创新这种需要承担一定风险和责任的行为就会避而远之，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则不同，他们具有清晰的股权结构和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在股东及董事的监管下，管理者掌握企业的经营权，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影响管理者当下的薪资水平和未来的晋升机会。因此，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者有着更强的激励动力去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优化，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效率和创新能力。
拿云南白药来说。自2014年以来，云南白药收入和净利润25%左右的复合增速难以再维持，2016年收入增速下降为8%，净利润增速下降为5%。作为医药企业，产品创新是公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目前白药公司的产品红利正逐步消退，国企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成为限制白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国企体制的制约表现最为明显的是管理层和员工的激励，以在云南白药任职十几年的高管为例，董事长王明辉的最高薪酬仅为67.3万；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杨昌红的最高薪酬仅为56.38万元。上述两位高管的薪酬远远低于同行业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虽然薪酬激励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但是若無合理的薪酬体制，创新人才引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创新发展必然受到制约。
2014年，云南省政府提出对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2016年4月，多家意向公司前往云南参加竞标答辩，截止于2016年7月，陈发树所带领的新华都脱颖而出，开始尽调和方案谈判。最终于2016年12月底，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和白药控股签订了《合作协议》，新华都作为增资方取得50%股权，云南省国资委持股比例降至 50%。2017年6月6日，云南白药集团混改进一步向前推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引入第三方投资者——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鱼跃拟向白药控股增资56.38亿元，获取公司10%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2017年6月28日，增资及工商变更工作相继完成，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和江苏鱼跃分别持有白药控股45%、45%和10%的股份，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和云南白药均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企业。
此次云南白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完善了股权结构，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高管团队也进行了极大的调整。2017年4月17日，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大会决定新任高管全部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选聘，具体而言，新华都和云南省国资委各出任两名董事会成员，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任一名董事会成员。新一届董事会安排如下：紫金矿业前总裁王建华当选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原云南财经大学校长汪戎、原云南财经大学MBA中心主任纳鹏杰、新华都集团董事总裁陈春花和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勇当选公司董事，五人共同构成了白药控股混改之后的新一届董事会。本次白药控股所有成员均以市场化原则进行推选、聘任和管理，所有人员均不具有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之身份，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机制得到极大改善，打破了原本国有企业的机制僵局。新的董事会结构完善、配比合理，各方董事自身所拥有的行业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任何一方董事都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不一致”与“相互制衡”的董事会有助于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而有利于企业实施创新决策。 资源获取能力与企业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研究表明，企业对于资源的控制获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企业的任何投资决策只会受到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不会受到企业现有资金的限制，因为内部资本和外部资本是完全流通的。然而，完美的资本市场并不存在，现代企业的代理问题和流通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均会导致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问题影响着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企业的创新决策作为一项收益高度不确定的风险投资，往往需要大量的现金支持，所以具有严重融资约束问题的企业往往会尽量减少创新行为。相对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方面既能有效利用国有股东的政府资源，另一方面又能发挥非国有股东决策机制方面的灵活性，同时，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互相制衡的股权结构能更有效地缓解企业各种代理问题，降低企业与资金供给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最终有助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除了企业现金持有方面，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社会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大型的国有企业与政府经常有合作项目，这种合作项目更容易受到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协助，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自手机通信入4G时代以来，中国联通却依旧延续3G时代的战略布局，导致其4G业务发展远落后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且4G用户规模始终处于三大运营商最末端。而作为下一代无线通信的核心技术，5G技术将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领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亦成为通信运营商实力竞争的重要战场。中国移动在5G方面的计划推进进度明显领先于其他两家。同时，就资金实力而言，中国移动的资本亦最为雄厚，联通则面临较大压力，其经营性现金流量金额常年仅为中国移动的33%左右。经测算，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国联通与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网络质量上的差距折算成建设资金约为500亿。为了能在5G时代实现“弯道超车”、弥补自身与中国移动的差距，中国联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于2017年引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行业的战略投资者，成功获得779亿的巨额融资。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企业拥有大量用户资源，把持着多款热门应用软件的流量入口，有各自的资源优势。百度在搜索、地图和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阿里巴巴拥有大量在线支付用户，腾讯拥有着微信、QQ两个活跃度极高的社交平台，而京东、苏宁则在销售手机等数码产品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中国联通在互联网业务上有望与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形成协同效应，聚焦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产业互联网、支付金融、视频业务等关键领域，有利于强化产业链合作，对于创新业务特区制度和创新运营模式的实施均大有裨益。
外在驱动力——环境不确定性
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外在驱动力。奈特曾指出，企业家是自身创新活动的投资者和决策者，而不确定性则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假如未来的变动可以预测，企业的利润就消失了，因此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促使企业家增加创新投入，由此可见环境的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因素。虽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会给企业投资、就业、生产率等方面带来暂时的负面冲击，但是由于调整成本特征的差异，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其他经济活动，因为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需要去权衡创新活动面临的风险和收益，所以环境的不确定性并不会一味削弱企业的创新行为。
中国正处于新兴加转轨的经济发展阶段，特殊的制度背景会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环境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关系中体现出不同的异质特征。一方面，在非国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企业家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企业家承担技术创新风险的激励。动态、复杂的环境会给企业产生较大的外部压力，迫使管理者通过更多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市场等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同时，不确定的环境也会激发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激励管理者凭借冒险、创新精神努力克服路径依赖，主动革新求变，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虽然国有企业特殊的所有权安排使得企业管理者无法成为真正的技术创新风险承担主体，加之缺乏剩余所有权的激励和存在代理问题，企业管理者承担风险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和融资能力仍可以保持不錯的水平，亦能够快速解读政策信息并作出合理的市场反应。混合所有制企业既保留了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又具备了国有企业雄厚的资金实力，因此环境的不确定性可以极大地激发管理者的创新意识，较低的融资约束更加利于将创新想法付诸实践。鉴于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限比较短，环境不确定性又属于宏观层面的外部条件，因此难以进行具体案例的纵向比较。
结论与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有助于盘活国有经济，又可以向老国企注入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力，目前国企混改已经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国有企业若想走出国门、形成自己的价值链体系，就必须努力提升创新能力以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于是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培育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企业作为创新行为的主体，其创新意识是创新活动的前提，对企业主动从事技术创新的影响很大。而企业的创新意识主要取决于领导人意志。因此，在全社会倡导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推进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化、社会化、职业化，创办企业家教育体系，优化企业家人才资源配，培育和激发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充分调动企业领导人不断创新的积极性，形成群体创新效应，对于提升国家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第二，继续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混改的核心环节就是股权改革，简单来说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国有资本等交叉持股而成的股份制企业。因此，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方面可以盘活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又为国企注入创新活力和动力，通过股权重新配置使企业兼具资源优势和创新精神，既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又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帮助国有企业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第三，稳定市场环境。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当为企业营造具有稳定预期的市场环境，例如保持利率、税收、补贴、产业政策或者管制环境等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构建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完善、高效的金融环境，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力度打击违法侵占知识产权的行为，充分发挥政策与法律的保障作用。从金融市场角度和法律保护角度为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提供资源和政策支持，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