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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试图从莫言作品的艺术表达技巧入手，重点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莫言作品表现出来的儿童视角，复调技巧，从修辞学角度分析其作品的狂欢化的叙事；从色彩入手，感悟体验莫言作品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关键词： 莫言小说 儿童视角 复调理论 狂欢化 色彩意象
莫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崛起的一代新星，他乘着“先锋文学”的大潮初入文坛，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构造了一个“充满生命感觉的世界”，野性的冲动和理性的交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使他的小说能独立于其他当代作品，屹立在尖端。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的问世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尤其值得我们认可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经历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写作之后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和饱满的思维活跃力，而莫言的超人之处正在于他异于常人的创作力，甚至可以称得上文坛的“怪才”“异端”。
一、儿童视角下的异化时代
莫言笔下的儿童，无论是早期作品中，还是晚期作品中，都显得不再那样单纯。莫言笔下的儿童不论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还是《牛》中的罗汉，或是《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都是经历过苦难日子的孩子，他们眼里的社会都是变形了的社会，如罗小通所看到的社会就是人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的社会，所以莫言笔下的儿童相对于其他作家的儿童少了应有的那份单纯，而多了不应该有的那份成熟，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借助儿童反映了自己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能够让读者借助这些儿童进一步走近作家的灵魂去了解他。同时莫言“儿童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同时让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也有了一些变革，不再局限于传统小说的内容，借助于儿童的口吻，作家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也能够通过儿童表达出来。作者借助儿童眼光的观察和透视，易于揭示成年人所难以体察到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因为儿童的身心不成熟，所以并不能真正懂得成人世界，他们往往只是充当“纯粹”的看和听的角色，在记下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时，他们的感觉经验与成人也很难达到一致。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借助儿童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和心理特征，使其创作所要表现的真实意图在不经意间得到强化，而“儿童”也就成为了帮助作家完成特定叙述目的的叙事性的功能化符号。
二、复调理论对传统叙事理论的冲击和构建
莫言说过，现在常常是小说写“我”。复调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较传统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意识本身的流动和不确定性，不可完成性，促使主人公时时在消解传统小说的外在立场和稳定的作者视野，作者与主人公那种传统的类似上帝与造物主之间的垂直关系至此变成了一种平行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在时间上存在一种重叠化，由于在同一情节线上对众多人物行动分而叙之，叙述时间上便要不断地被重新拉回到某一起点。莫言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线型的、历时的结构，而采取了平面的、共时的结构。他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叉进行叙事，在共时中呈现多个事件，如此叙事并没有打乱整个情节的时间发展顺序，这是中国叙事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莫言的小说中，时空的穿插跳跃极为频繁，甚至整篇文章都在穿插跳跃中进行，《四十一炮》最为明显。复调性的民间叙事结构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莫言小说叙事主人公总是很特别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了一个懵懂的农村小孩。他拙于人事而敏感于自然和本性，对世界充满了感性的认知，由于对认识的一知半解，因此他总是歪曲地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纠葛，错误地并充满了谐趣地解释各种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述形态与小说所根据现实生活内容而表达的真实意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也同样构成了复调的叙述。莫言在近年《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比较优秀的作品都使用了这样的民间叙述，可见，莫言的小说在叙述上已经淡化了传统小说叙事的内容核心，他不是以叙述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展现广阔的社会空间，而是以体现人物的内心的思维，对话为宗旨。
三、狂欢化的叙事语言
莫言擅长于选择具有仪式性的民间活动来展现狂欢的氛围，在狂欢的氛围中对传统权威进行调侃和颠覆。从《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场面到《檀香刑》的凌迟、腰斩、檀香刑等行刑场景达到极致。《檀香刑》中凌迟美丽妓女的那个场面非常具有仪式性。莫言笔下，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充满戏剧和狂欢色彩的仪式性演出，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而这个场面不是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用执行者的话语方式描述出来，更带有那种血淋淋的快感。掌刑的师傅认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号，既能够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心，又能够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还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檀香刑》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民间修辞的狂欢性的集中体现。
在莫言的小说文本中，作者熟练地运用民间修辞的技巧来拆解历史和现实，并力求凸显出历史寓言与文化的象征蕴含。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化的民间话语才真正是莫言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四、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1.红——顽强生命力的颂扬
张清华在《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选择与回归术精神》中说：“他的审美世界是一个带有超验色彩的感觉世界，是一个被主体人格与审美意趣浸透了的幻想世界。”的确，莫言对色彩有着独特的感知和把握能力的。在众多色彩中，他似乎又对“红”情有独钟。在《红高粱》这部作品中，莫言为我们展示了那一片让人热血沸腾的红高粱，那一望无际的生机勃勃的红高粱。他让红高粱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在充满野性的血红的高粱地里上演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故事 。“我奶奶”在临终之前的一段内心独白也体现了这种顽强不屈的原始生命力的抗争精神，对生命强烈的呼唤与渴求。“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
2.爱与希望的象征
《透明的红萝卜》通过红萝卜传达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黑孩的敏锐的感觉力和他在滞洪闸的情感经历。小黑孩的内心世界非常敏感和丰富，他通过听，通过感觉感知着这个世界。而莫言创造了一个泛着金色的红萝卜作为小黑孩的象征。小黑孩像个小红萝卜，执拗而又顽固，但他不愚笨，他剔透明亮，比别人看得准，感受得确切。他闻到刘副主任嘴里恶心的酒气而明白刘副主任的为人，他嗅到滞洪闸下水里漂上来的血腥，而了解了其中的故事。莫言创造了红萝卜这一意象，不仅是小黑孩的象征，而且是小黑孩梦中理想，精神家园的象征。
红萝卜在这里是爱、温暖、希望的象征。文中，当黑孩最后走近萝卜地时，他怀着残存的希望去寻找那天晚上幻化出奇异色彩、晶莹剔透的萝卜，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是寻找梦幻中的红萝卜，可是一个个地拔起，一个个的失望。可以说在滞洪闸的这段生活是小黑孩寻找精神家园、渴望关爱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美好希望破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红萝卜是载体，是象征物，它承载了小黑孩心理的流动过程，是小黑孩希望和梦想的象征。
五、结语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气。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莫言是向我们这样解释他的文学创作的。那么，通过阅读莫言的作品，我们也能够发现其作品创作上的独辟蹊径。莫言是热衷于在艺术技巧上的创新和营造的，其感觉化的叙事技巧的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有创新的勇气和才气，使我们从其作品中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学问题.三联出版社，1998.
［4］王建刚.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
［5］莫言.文学应该给人光明.南方周末，2002-2-28.
［6］莫言.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7］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
［8］张志忠.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
［9］莫言.丰乳肥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
关键词： 莫言小说 儿童视角 复调理论 狂欢化 色彩意象
莫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崛起的一代新星，他乘着“先锋文学”的大潮初入文坛，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构造了一个“充满生命感觉的世界”，野性的冲动和理性的交汇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使他的小说能独立于其他当代作品，屹立在尖端。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的问世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尤其值得我们认可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经历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写作之后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和饱满的思维活跃力，而莫言的超人之处正在于他异于常人的创作力，甚至可以称得上文坛的“怪才”“异端”。
一、儿童视角下的异化时代
莫言笔下的儿童，无论是早期作品中，还是晚期作品中，都显得不再那样单纯。莫言笔下的儿童不论是《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还是《牛》中的罗汉，或是《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都是经历过苦难日子的孩子，他们眼里的社会都是变形了的社会，如罗小通所看到的社会就是人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的社会，所以莫言笔下的儿童相对于其他作家的儿童少了应有的那份单纯，而多了不应该有的那份成熟，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借助儿童反映了自己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能够让读者借助这些儿童进一步走近作家的灵魂去了解他。同时莫言“儿童视角”的创造性运用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同时让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也有了一些变革，不再局限于传统小说的内容，借助于儿童的口吻，作家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也能够通过儿童表达出来。作者借助儿童眼光的观察和透视，易于揭示成年人所难以体察到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因为儿童的身心不成熟，所以并不能真正懂得成人世界，他们往往只是充当“纯粹”的看和听的角色，在记下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时，他们的感觉经验与成人也很难达到一致。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借助儿童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和心理特征，使其创作所要表现的真实意图在不经意间得到强化，而“儿童”也就成为了帮助作家完成特定叙述目的的叙事性的功能化符号。
二、复调理论对传统叙事理论的冲击和构建
莫言说过，现在常常是小说写“我”。复调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较传统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意识本身的流动和不确定性，不可完成性，促使主人公时时在消解传统小说的外在立场和稳定的作者视野，作者与主人公那种传统的类似上帝与造物主之间的垂直关系至此变成了一种平行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在时间上存在一种重叠化，由于在同一情节线上对众多人物行动分而叙之，叙述时间上便要不断地被重新拉回到某一起点。莫言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线型的、历时的结构，而采取了平面的、共时的结构。他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叉进行叙事，在共时中呈现多个事件，如此叙事并没有打乱整个情节的时间发展顺序，这是中国叙事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莫言的小说中，时空的穿插跳跃极为频繁，甚至整篇文章都在穿插跳跃中进行，《四十一炮》最为明显。复调性的民间叙事结构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莫言小说叙事主人公总是很特别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描写了一个懵懂的农村小孩。他拙于人事而敏感于自然和本性，对世界充满了感性的认知，由于对认识的一知半解，因此他总是歪曲地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纠葛，错误地并充满了谐趣地解释各种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述形态与小说所根据现实生活内容而表达的真实意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也同样构成了复调的叙述。莫言在近年《牛》、《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比较优秀的作品都使用了这样的民间叙述，可见，莫言的小说在叙述上已经淡化了传统小说叙事的内容核心，他不是以叙述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展现广阔的社会空间，而是以体现人物的内心的思维，对话为宗旨。
三、狂欢化的叙事语言
莫言擅长于选择具有仪式性的民间活动来展现狂欢的氛围，在狂欢的氛围中对传统权威进行调侃和颠覆。从《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场面到《檀香刑》的凌迟、腰斩、檀香刑等行刑场景达到极致。《檀香刑》中凌迟美丽妓女的那个场面非常具有仪式性。莫言笔下，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充满戏剧和狂欢色彩的仪式性演出，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而这个场面不是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用执行者的话语方式描述出来，更带有那种血淋淋的快感。掌刑的师傅认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号，既能够刺激看客虚伪的同情心，又能够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还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檀香刑》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民间修辞的狂欢性的集中体现。
在莫言的小说文本中，作者熟练地运用民间修辞的技巧来拆解历史和现实，并力求凸显出历史寓言与文化的象征蕴含。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化的民间话语才真正是莫言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四、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1.红——顽强生命力的颂扬
张清华在《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选择与回归术精神》中说：“他的审美世界是一个带有超验色彩的感觉世界，是一个被主体人格与审美意趣浸透了的幻想世界。”的确，莫言对色彩有着独特的感知和把握能力的。在众多色彩中，他似乎又对“红”情有独钟。在《红高粱》这部作品中，莫言为我们展示了那一片让人热血沸腾的红高粱，那一望无际的生机勃勃的红高粱。他让红高粱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在充满野性的血红的高粱地里上演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故事 。“我奶奶”在临终之前的一段内心独白也体现了这种顽强不屈的原始生命力的抗争精神，对生命强烈的呼唤与渴求。“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
2.爱与希望的象征
《透明的红萝卜》通过红萝卜传达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黑孩的敏锐的感觉力和他在滞洪闸的情感经历。小黑孩的内心世界非常敏感和丰富，他通过听，通过感觉感知着这个世界。而莫言创造了一个泛着金色的红萝卜作为小黑孩的象征。小黑孩像个小红萝卜，执拗而又顽固，但他不愚笨，他剔透明亮，比别人看得准，感受得确切。他闻到刘副主任嘴里恶心的酒气而明白刘副主任的为人，他嗅到滞洪闸下水里漂上来的血腥，而了解了其中的故事。莫言创造了红萝卜这一意象，不仅是小黑孩的象征，而且是小黑孩梦中理想，精神家园的象征。
红萝卜在这里是爱、温暖、希望的象征。文中，当黑孩最后走近萝卜地时，他怀着残存的希望去寻找那天晚上幻化出奇异色彩、晶莹剔透的萝卜，他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是寻找梦幻中的红萝卜，可是一个个地拔起，一个个的失望。可以说在滞洪闸的这段生活是小黑孩寻找精神家园、渴望关爱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美好希望破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红萝卜是载体，是象征物，它承载了小黑孩心理的流动过程，是小黑孩希望和梦想的象征。
五、结语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气。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莫言是向我们这样解释他的文学创作的。那么，通过阅读莫言的作品，我们也能够发现其作品创作上的独辟蹊径。莫言是热衷于在艺术技巧上的创新和营造的，其感觉化的叙事技巧的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有创新的勇气和才气，使我们从其作品中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学问题.三联出版社，1998.
［4］王建刚.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
［5］莫言.文学应该给人光明.南方周末，2002-2-28.
［6］莫言.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7］莫言.檀香刑.作家出版社，2001.
［8］张志忠.莫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
［9］莫言.丰乳肥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