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公布，浙江省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试验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纲要》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意味着，中国从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转变，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下一阶段的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下，浙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纷纷跟进，相继酝酿或推出本地的共同富裕建设方案。共同富裕逐渐从愿景照进现实，成为神州大地上的新热潮、新风景。

为全球现代化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发展阶段要求决定了共同富裕在愿景目标规划文件中的提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明明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时代大背景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决定共同富裕要向新的发展阶段迈进。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任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雨对《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表示：“我们必须从历史视野、全球视角来审视这一问题的价值性与逻辑性。”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就呈现出指数式增长，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所要面临的短缺问题。“1958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概念——‘丰裕社会’来描绘人类生产力发展所进入的新时代。”何雨提到，在区域现代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丰裕社会”首先在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出现，而后这一愿景在越来越多的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身上得到再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助推下，进入‘丰裕社会’的国家队伍越来越壮大。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出现，那就是在丰裕型国家中依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即丰裕始终是有限群体的福祉，总有一部分群体跟丰裕无关。”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财富的两极分化愈益严重。“比如，日本、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不断萎缩。”何雨表示，对这些国家来说，生产力的再發展，不仅没有扩大富裕群体的范围与规模，反而导致原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丰裕社会的主要受益人群不断受损，财富日益向金字塔顶端汇聚，而与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渐行渐远。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所系、优势所在。之所以能在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于我们拥有经实践检验的坚实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全球现代化方案中贡献中国智慧，破解财富结构性分化的全球困境，让发展不仅仅满足于富裕，更要成为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富裕，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内涵新优势，增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自信、道路自觉。”何雨说。

“共富”是“先富”的高级阶段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自从改革开放，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如今，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张明明表示，“先富”是最为基础的阶段、低级阶段，必须先让“少部分人”富起来，这一任务和使命要求已经基本达到，迈向了“共富”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在张明明看来，现在的新时代已经到了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的重要时期，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着眼解决中心课题的重要体现，是新时代向前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新的历史使命的集中展示。
　　“夺取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性胜利，意味着一张人类反贫困斗争的恢弘画卷诞生了。这场胜利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结构性奇迹，中国式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惠及全民，切实实现了不让一个人掉队的承诺。而这一成就的巨大价值也在于打破了发展的结构分化宿命，让发展成为普遍性全民性福祉。”何雨分析认为，正是有了反贫困上的巨大成就，我们才有更大的自信在新的起点上，构建起财富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义底色。

努力构建橄榄型社会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描画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实现途径，其中分配问题是核心。会议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在业内专家看来，成熟的橄榄型社会，拥有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公平的资源和机会占有，以及缜密的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探索和实践经验，将为我国构建橄榄型社会带来一些启示。
　　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也曾遭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发展的状况。池田内阁于1960年正式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和振兴科学技术等，具体目标是到1970年居民收入增长一倍以上。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增加纳税人家属的补偿额度等方式进行全民减税。
　　在美国，通过征收高额遗产税、赠与税等，反向鼓勵富裕阶层投身捐助等慈善事业。并且，政府积极引导“经营慈善”“携金死亡可耻”等理念，鼓励慈善事业进入教育、就业等领域。同时也针对公益捐赠制定了完善的免税政策。美国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实现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
　　在德国，自2005年以来70%以上的人口属于中产阶级，这个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德国居民创收的渠道稳定且多元，同时又用社会保障兜底，既避免了过大的收入差距，又保持了一定的经济活力。对于居民生活兜底，德国的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覆盖面较广，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80%的德国家庭受到政府的某种补贴，如养老金、子女补贴、失业补偿、教育补贴等。
　　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探索和实践经验带给我们众多启示。
　　广泛增收，是共同富裕的基石。提升中等收入及中低收入个人及家庭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
　　我们可以通过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发展等手段，创造条件让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适度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增长。同时推进“三次分配”，鼓励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公益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加快形成“多元和谐、共生共荣”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橄榄型社会的实现路径，不是单兵突进，而是多路并举——是个人勤奋劳动、社会协助保障、政府转移支付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创造条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突出转移性收入在收入增长波动和调节收入差距中的熨平作用。同时，着重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劳有所得、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