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两个月没有坐下来为这个栏目写文章了，原来放弃一个熟悉的地方是如此轻易。就像我曾经最爱的那家咖啡馆，有一种5块钱的水果杯，后来从美国回来我发现它涨到了8块，这3块钱深深伤了我的心，所以我现在每周去星巴克，吃18块一杯的水果杯，虽然它比8块钱的只多几个提子和半颗草莓。
　　星巴克里总有一些什么吃的喝的也不点的年轻男人，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眼睛滴溜溜四处打转，要酝酿很久才能鼓起勇气去跟人搭讪，让人参加华尔街英语，或者买他黑色皮包里的安利洗发水。坐在面朝玻璃窗的高凳上，我会一直紧张，他要过来了、他要过来了他要是过来了我该怎么办？但最后没有人过来。华尔街英语和安利洗发水这样轻蔑地绕过了我，这件事同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
　　两个月里，隔了一个漫长的春节。我先去了浙江，再回了四川。大年初三那天有27度，我们去一个朋友家吃午饭。别墅前的小院子种着乌青菜和上海青，几只母鸡慢吞吞在后院散步，唯一的一只公鸡愤然跳出来，从篱笆的缝隙里钻了出去。我本来以为它要上演一出肖申克救赎，但过了五分钟它又回来了，钻进篱笆，回到母鸡们的身边去。我原谅了它，外面的世界对一只黑花小公鸡来说太凶险了。即使是在江南的春天，也很难确定什么时候能遇到下一只芦花小母鸡。
　　四川还是一直下雨，雨稍微小点那天我们去看灯会。湖边小路上搭了棚子，垂下无数只闪着灯的水母。湖里还是有大得不明所以的灯组，只是不知道今年为什么没有八仙过海，看不见何仙姑拖拖拉拉的长裙，我觉得失落。我们轮流戴着闪灯的兔子耳朵在湖边拍照。我穿着黄色羽绒服，刚卷了头发，有一点像乡下上来过年的小媳妇，长得算俏，只是脸怎么遮还是过于圆满。
　　回北京后，看了几部奥斯卡热门电影。《绝美之城》有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沉闷，电影开头字幕来自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旅行十分有益，使人浮想联翩，其余一切只是失望和厌倦。”电影里的男人说：“福楼拜想写一本什么都不讲的书，但是他失败了。”有人说，导演想拍一部什么都不讲的电影，但是他也失败了，就像我想写一篇什么都不讲的文章，但我知道，我必然失败。因为那些真正什么都不讲的人，此刻正在茫茫黑夜沉默地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