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天生的完人，人之所谓完美，都是一步步修炼出来的。曾国藩非常注意修身，其方法之一就是“研几”。几者，细节也，研几，就是重视、讲究细节。
　　三十岁以前，曾国藩静下心来，非常喜欢交游。玩的时候忘乎所以，回了家却非常后悔。他的日记不止一次记录过对自己浮躁心性的反省。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早晨读完《易经》，出门拜访朋友，后来到杜兰溪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参加完婚礼，本想回家用功，但突然记起那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于是去何家庆生。吃饭、听昆曲，直到初更时分才回。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批评自己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


　　曾国藩年轻时心高气傲，说话又过于直接，不懂得迂回，经常跟朋友发生冲突。比如他曾经就因为一件小事，与同乡郑小珊互相谩骂，说了不少脏话。曾国藩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应该，他在日记里反省说：“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论其他？”
　　有时曾国藩不是心高气傲，而是无原则地吹捧。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拜访他，给他看自己新写的诗，曾国藩内心觉得写得并不怎样，但在言语上却极力夸奖。对自己这种不诚信的行为，曾国藩很不满意，他在日记中说：“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在另一篇日记中他更进一步反思此类事说：“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到漂亮异性，多瞥几眼，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事，曾国藩也不允许自己做。在朋友家里看到女主人，“注视数次”，他觉得“大无礼”。在另一位朋友家看到漂亮的姬妾，“目屡邪视”，他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咸丰五年，曾国藩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买了一百亩土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曾国藩立即写信予以拒绝，他说：“国藩出仕二十年，官到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与叔父且未分析，两世兄弟洽洽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况田与蒋家垄相近，尢为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
　　说真话，看到曾氏如此注重个人细节，我内心充满了感动。曾氏也算是个走运之人，中进士之后十年七迁，不到40岁就当了副部长，以后又办湘军，事业风生水起，然而，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极其严苛，一点也不因个人的得意而放松。反省自己到如此境界，不要说在晚清那样的道德沦丧的乱世，就是在现在的太平时期，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呢？
　　曾国藩如此“研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个人的功名心。古人做事业的一个目标是光宗耀祖，曾国藩也不例外。想做官，就必须得到同僚和上级认同。注重细节，正是取得大家认同的方式之一。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想通过“研几”教育家人。曾国藩是个非常有忧患意识的人，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表现在他尽心国事，希望不因自己的过失让朝廷生出疑心，从而避灾远祸，还表现在他期望弟弟和子孙读书明理，学会以正确的方法做人处世。渴盼家人做好某种事，他自然先得让自己做个榜样。
　　当然，除了上面这些世俗的目的外，曾国藩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学做圣人最后成为圣人。曾国藩的日记和书信都不止一次地写到对于某种事，圣人如何如何说，怎样怎样做。潜台词是说，他所做的事都是以圣人的要求作为标杆的，圣人觉得对的，他才去做；圣人认为不对的，他坚决拒绝。
　　“非常之人总有非常之处”，用这句话去套曾国藩的“研几”，真是恰当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