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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依托“万峰怒骂局长”这一流行性事件，分析了产生该事件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深层次因素；探讨了传媒作为社会“排气阀”的功能，认为该事件是“排气阀”作用的必然结果；研究了新闻工作者在“领地占有”方面的优势，进而指出新闻工作者需要承担更多的伦理担当。
关键词：媒介生态 “排气阀”理论 领地占有
2010年9月11日，万峰在做客杭州电视台《有话大家说》直播节目时，主持人现场连线富阳市发改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局长袁高亮，询问富阳停车乱收费的问题。袁局长的回答“态度不好，也欠妥当”——一会儿说知道，一会儿又说不知情，万峰发怒，当场破口大骂“你不知道当什么局长？那你当什么官？撤你的职。就因为这些官，你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你下去，滚蛋！谁叫你当官的？”当袁局长申辩，不是所有的事情自己都应知道时，万峰再次炮轰“这样的官员不要脸！不配当这个官！”袁局长当场挂断电话，节目草草收场。
万峰是浙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被称为“电波怒汉”、“大龄愤青”，以強硬、尖锐的主持风格而出名，他总结自己的主持风格为“就是厉害一点，疯一点”。
“万峰怒骂局长事件”（以下简称“万峰”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本研究将“万峰”事件这一暂时性的流行事件与严肃的理论研究联系，旨在探讨在新闻理论背景下，“万峰”事件得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后果、影响等问题。
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改变是“万峰”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
Media Ecology的中文直译为“媒介生态”，何道宽教授将其意译为“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和西方的“Media Ecology”名同而实异，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
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为“鱼”，社会为“水”，侧重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组成的社会大环境对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媒介环境则以社会为“鱼”，媒介环境为“水”，着重研究媒介环境对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深远影响。①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至少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催生了“万峰”事件的出现。
媒介生态的变化，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内容成为可能。“万峰”式的表达内容，主要体现在主持人（记者等）通过直播节目、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个人对政府官员的好恶。新闻工作者能够在“直播”中表达个人对于官员的強烈不满，这说明，要么这段“万峰”事件的内容没有“被延时”、要么就是延时之后通过了审查。
“延时播出”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直播类节目作出的专门规定。《关于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必须延时播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群众参与的各类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包括新闻、体育、文艺等），一律延时播出。没有延时设备的电台、电视台，不得播出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所有群众参与的电视直播节目一律延时20秒以上播出。延时的目的是为监播人员提供一定的监播时间，以防止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画面及语言播出。
按照《通知》精神，万峰的表达内容显然通过了监播。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传递这样的信息，固然有万峰个性使然的因素，但假若袁高亮的答复出现在30年前的电视节目中，恐怕即便是万峰，也是不敢对其这样直言不讳、断然批评的。
崔保国教授用“媒介是条鱼”来形容媒介与周遭环境的关系，鱼本身也许并未感知水的重要性，一旦水干涸，鱼才知道水的存在。
媒介环境的变化，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形式成为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骂人”，不是没有先例。比“万峰”事件效果好的，也大有人在，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就被誉为“堪比蔡锷的护国军”。但显然，梁启超和万峰“骂”的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文人论政式的慷慨痛斥（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者则更具市井中走夫贩卒的“骂人”特点（滚蛋、不要脸），和我们以往接触的新闻批评相比也有很大区别。
“万峰”式的“骂人”方式，早在万峰主持的广播节目“伊甸园信箱”节目中就有表现，“混账”、“该打”甚至“王八蛋”，这些“不文明”的词汇常常从万峰的嘴里说出。
而这种更加市井化的言说方式，不但在广电节目中越来越常见，在更为传统的报纸媒介中同样有所反映。2010年11月10日以严肃著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用了“给力”这一网络用语——《江苏给力?摇“文化強省”》。“给力”一词的网络属性与《人民日报》严谨平实的风格产生了強烈的反差，不少人为《人民日报》的头版编辑“担心”。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就在他的微博里发问，不知道编辑的检查写起来是不是也“给力”。对此，《人民日报》视点新闻版主编何炜在微博中幽默地回应称：“顾虑很给力，不过神马都是浮云……”
在更加市民化、口语化的媒介环境的感染作用下，整个社会对媒体上这种表达方式的宽容度随之增加，电视直播中出现“万峰”式的“骂人”倒也在情理之中。
传媒“排气阀”作用的必然结果
“排气阀”功能在社会学中也称为“安全阀”理论或“减压阀”理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形象地将社会比做大锅炉，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认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使这种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需要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以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以及发泄不满情绪，它将保障社会运转的安全，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②而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
“万峰”事件中，在短短几分钟里，尽管多次被主持人和另外一嘉宾劝阻，但万峰还不依不饶地骂了数次。这种痛骂“情绪上、情感上令公众感到爽快、解气，是因为公众原本不可能愤怒，而有人通过媒体公开、当面地实现了他们的愤怒”。万峰的公开怒斥，显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官员不作为这一矛盾激化。而矛盾的激化在某些时候，正可能成为解决矛盾的催化剂。因为“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对群体关系有积极功能，而只是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突的交叉，有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縫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裂线的崩溃”。③
“万峰”事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的冲突、百姓对于某些官员“不给力”的不满，以相当尖锐的形式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出来，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加速作用，对社会矛盾的化解起到了润滑作用。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袁高亮就组织人员对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最安全的意见环境是多种意见并存的环境，较为极端的意见在这种环境中往往被稀释，其作用的发挥变成非常有限。”④实际上，受众对“万峰”事件也并非都是叫好之声，对于万峰在媒体上“胡乱骂人”、袁高亮是不是该被“撤职”，也同样成为舆论热点。
“领地占有”与新闻伦理
不论是袁高亮对乱收费整治不力，还是万峰对袁高亮的刻薄批评，都显然没有达到需要法律惩治的程度，在伦理层面解决和讨论更有意义。本文以下的讨论都是指向“新闻报道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善恶是非”。
“对主持人或嘉宾来说，演播室是他们的‘家’，观众是其后盾。而对官员来说，面对镜头是陌生的，拎出一个官员到电视面前，感受一定不如在办公室接受采访舒坦。”⑤
电视直播间对于主持人和嘉宾来说，更接近于“次级领地”，而对于袁高亮来说则是置身于“公共领地”（没有个人从属关系的地点和物体）。“次级领地”表现为，个人与某个地区或物体具有某种关系。次级领地不具备排他性，但是个体会觉得自己与该领地有某种关系。⑥我国的新闻媒体为全民所有，由新闻工作者具体地使用和管理。在大众传媒面前，万峰作为新闻工作者对于媒体环境更加熟悉，有备而来，理应表现得更加轻松、自如和主动。
电视台打电话是晚上9点多，袁高亮已经睡着了。接到电话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询问，袁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听到“滚蛋、撤你的职”后挂断电话，则表现出袁对大众媒体这个“公共领地”的生疏和紧张。在“公共领地”里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言语是否礼貌等，即言行、举止是否符合身处“公共领地”的标准。
反观，当袁挂断电话后，万峰更为尖锐的“不要脸”指责，袁既不可能听到，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传媒上当即反驳。
假若，万峰和袁高亮的对话，不是在新闻直播间里，而是在袁高亮的办公室；不是在袁高亮已经睡觉的晚上9点，而是在万峰刚下节目的凌晨，恐怕万峰和袁高亮的表现都将会有很大不同。
从这个角度讲，新闻工作者对毫无防备的批评对象给予呵斥，不但缺失新闻伦理，也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在新闻直播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记者将镜头对准打架后暴跳如雷的当事人、失恋后痛哭流涕的女子、街头醉酒后丑态百出的青年等，镜头将当事人从“私人领域”一下子带进“公共领地”，相比衣衫整洁、镇静、理智的记者，这些受访者往往躲躲闪闪、不愿面对镜头。这倒不一定是当事人本身的行为有多么见不得人，而是出于对在“公共领地”的“他人面前”，受访者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良好形象的要求。
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尤其是突发性的、负面性的），记者在“次级领地”的优越感和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公共领地”的生疏感，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新闻工作者如果能够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对批评对象、曝光对象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
至于，万峰该不该在电视直播中这样“骂”袁高亮，笔者认为刘建明教授所倡导的新闻良心，应该足以回答。新闻良心是报道修养的内化规范，表现为特定的善良动机，“新闻良心由诚实、呵护、正直、理智、清廉、宽容、仁爱、指导”构成。丁柏铨教授同样认为，“对有关当事人负责，既包括不容许以不实报道使其名誉和精神受损，也包括在报道中不容许使用带有侮辱性、蔑视性的语汇，避免使有关当事人受到精神伤害”。⑦倘若，我们再花过多时间探讨，新闻人能否利用新闻权利在新闻媒体上、口无遮拦地“骂人”，就实在是有辱斯文、贻笑大方了。
有后续报道称，“万峰”事件对袁高亮“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包袱”。想必，萬峰先生是该做些伦理反思了。
媒体及新闻工作者拥有支配版面、节目时段资源的相应权力，掌控着新闻刊播权，可通过报道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造成或扩大正面影响，也可以影响社会对此所作的评价。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媒介权力。如何规范新闻伦理、正确使用媒介权力，“万峰”事件应该带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思考。
注 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②④陈力丹、宋子婧：《从传媒“排气阀”作用看网上意见现象》，［N/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940370100e5b4.html。
③L·科塞著［美］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⑤“电波怒汉”：《万峰骂官，公众为何喊爽？》，［N/OL］http：//bbs.jxnews.com.cn/thread-441850-1-1.html。
⑥理查德·韦斯特［美］、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⑦丁柏铨：《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江苏社会科学》，2007（5）。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
关键词：媒介生态 “排气阀”理论 领地占有
2010年9月11日，万峰在做客杭州电视台《有话大家说》直播节目时，主持人现场连线富阳市发改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局长袁高亮，询问富阳停车乱收费的问题。袁局长的回答“态度不好，也欠妥当”——一会儿说知道，一会儿又说不知情，万峰发怒，当场破口大骂“你不知道当什么局长？那你当什么官？撤你的职。就因为这些官，你不好好为人民服务，你下去，滚蛋！谁叫你当官的？”当袁局长申辩，不是所有的事情自己都应知道时，万峰再次炮轰“这样的官员不要脸！不配当这个官！”袁局长当场挂断电话，节目草草收场。
万峰是浙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被称为“电波怒汉”、“大龄愤青”，以強硬、尖锐的主持风格而出名，他总结自己的主持风格为“就是厉害一点，疯一点”。
“万峰怒骂局长事件”（以下简称“万峰”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本研究将“万峰”事件这一暂时性的流行事件与严肃的理论研究联系，旨在探讨在新闻理论背景下，“万峰”事件得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后果、影响等问题。
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改变是“万峰”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
Media Ecology的中文直译为“媒介生态”，何道宽教授将其意译为“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和西方的“Media Ecology”名同而实异，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
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为“鱼”，社会为“水”，侧重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组成的社会大环境对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媒介环境则以社会为“鱼”，媒介环境为“水”，着重研究媒介环境对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深远影响。①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至少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催生了“万峰”事件的出现。
媒介生态的变化，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内容成为可能。“万峰”式的表达内容，主要体现在主持人（记者等）通过直播节目、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个人对政府官员的好恶。新闻工作者能够在“直播”中表达个人对于官员的強烈不满，这说明，要么这段“万峰”事件的内容没有“被延时”、要么就是延时之后通过了审查。
“延时播出”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直播类节目作出的专门规定。《关于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必须延时播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群众参与的各类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包括新闻、体育、文艺等），一律延时播出。没有延时设备的电台、电视台，不得播出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所有群众参与的电视直播节目一律延时20秒以上播出。延时的目的是为监播人员提供一定的监播时间，以防止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画面及语言播出。
按照《通知》精神，万峰的表达内容显然通过了监播。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传递这样的信息，固然有万峰个性使然的因素，但假若袁高亮的答复出现在30年前的电视节目中，恐怕即便是万峰，也是不敢对其这样直言不讳、断然批评的。
崔保国教授用“媒介是条鱼”来形容媒介与周遭环境的关系，鱼本身也许并未感知水的重要性，一旦水干涸，鱼才知道水的存在。
媒介环境的变化，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形式成为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骂人”，不是没有先例。比“万峰”事件效果好的，也大有人在，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就被誉为“堪比蔡锷的护国军”。但显然，梁启超和万峰“骂”的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文人论政式的慷慨痛斥（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者则更具市井中走夫贩卒的“骂人”特点（滚蛋、不要脸），和我们以往接触的新闻批评相比也有很大区别。
“万峰”式的“骂人”方式，早在万峰主持的广播节目“伊甸园信箱”节目中就有表现，“混账”、“该打”甚至“王八蛋”，这些“不文明”的词汇常常从万峰的嘴里说出。
而这种更加市井化的言说方式，不但在广电节目中越来越常见，在更为传统的报纸媒介中同样有所反映。2010年11月10日以严肃著称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用了“给力”这一网络用语——《江苏给力?摇“文化強省”》。“给力”一词的网络属性与《人民日报》严谨平实的风格产生了強烈的反差，不少人为《人民日报》的头版编辑“担心”。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就在他的微博里发问，不知道编辑的检查写起来是不是也“给力”。对此，《人民日报》视点新闻版主编何炜在微博中幽默地回应称：“顾虑很给力，不过神马都是浮云……”
在更加市民化、口语化的媒介环境的感染作用下，整个社会对媒体上这种表达方式的宽容度随之增加，电视直播中出现“万峰”式的“骂人”倒也在情理之中。
传媒“排气阀”作用的必然结果
“排气阀”功能在社会学中也称为“安全阀”理论或“减压阀”理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形象地将社会比做大锅炉，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认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使这种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需要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以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以及发泄不满情绪，它将保障社会运转的安全，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②而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
“万峰”事件中，在短短几分钟里，尽管多次被主持人和另外一嘉宾劝阻，但万峰还不依不饶地骂了数次。这种痛骂“情绪上、情感上令公众感到爽快、解气，是因为公众原本不可能愤怒，而有人通过媒体公开、当面地实现了他们的愤怒”。万峰的公开怒斥，显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官员不作为这一矛盾激化。而矛盾的激化在某些时候，正可能成为解决矛盾的催化剂。因为“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对群体关系有积极功能，而只是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突的交叉，有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縫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裂线的崩溃”。③
“万峰”事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的冲突、百姓对于某些官员“不给力”的不满，以相当尖锐的形式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出来，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加速作用，对社会矛盾的化解起到了润滑作用。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袁高亮就组织人员对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最安全的意见环境是多种意见并存的环境，较为极端的意见在这种环境中往往被稀释，其作用的发挥变成非常有限。”④实际上，受众对“万峰”事件也并非都是叫好之声，对于万峰在媒体上“胡乱骂人”、袁高亮是不是该被“撤职”，也同样成为舆论热点。
“领地占有”与新闻伦理
不论是袁高亮对乱收费整治不力，还是万峰对袁高亮的刻薄批评，都显然没有达到需要法律惩治的程度，在伦理层面解决和讨论更有意义。本文以下的讨论都是指向“新闻报道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善恶是非”。
“对主持人或嘉宾来说，演播室是他们的‘家’，观众是其后盾。而对官员来说，面对镜头是陌生的，拎出一个官员到电视面前，感受一定不如在办公室接受采访舒坦。”⑤
电视直播间对于主持人和嘉宾来说，更接近于“次级领地”，而对于袁高亮来说则是置身于“公共领地”（没有个人从属关系的地点和物体）。“次级领地”表现为，个人与某个地区或物体具有某种关系。次级领地不具备排他性，但是个体会觉得自己与该领地有某种关系。⑥我国的新闻媒体为全民所有，由新闻工作者具体地使用和管理。在大众传媒面前，万峰作为新闻工作者对于媒体环境更加熟悉，有备而来，理应表现得更加轻松、自如和主动。
电视台打电话是晚上9点多，袁高亮已经睡着了。接到电话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询问，袁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听到“滚蛋、撤你的职”后挂断电话，则表现出袁对大众媒体这个“公共领地”的生疏和紧张。在“公共领地”里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言语是否礼貌等，即言行、举止是否符合身处“公共领地”的标准。
反观，当袁挂断电话后，万峰更为尖锐的“不要脸”指责，袁既不可能听到，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传媒上当即反驳。
假若，万峰和袁高亮的对话，不是在新闻直播间里，而是在袁高亮的办公室；不是在袁高亮已经睡觉的晚上9点，而是在万峰刚下节目的凌晨，恐怕万峰和袁高亮的表现都将会有很大不同。
从这个角度讲，新闻工作者对毫无防备的批评对象给予呵斥，不但缺失新闻伦理，也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在新闻直播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记者将镜头对准打架后暴跳如雷的当事人、失恋后痛哭流涕的女子、街头醉酒后丑态百出的青年等，镜头将当事人从“私人领域”一下子带进“公共领地”，相比衣衫整洁、镇静、理智的记者，这些受访者往往躲躲闪闪、不愿面对镜头。这倒不一定是当事人本身的行为有多么见不得人，而是出于对在“公共领地”的“他人面前”，受访者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良好形象的要求。
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尤其是突发性的、负面性的），记者在“次级领地”的优越感和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公共领地”的生疏感，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新闻工作者如果能够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就应该对批评对象、曝光对象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
至于，万峰该不该在电视直播中这样“骂”袁高亮，笔者认为刘建明教授所倡导的新闻良心，应该足以回答。新闻良心是报道修养的内化规范，表现为特定的善良动机，“新闻良心由诚实、呵护、正直、理智、清廉、宽容、仁爱、指导”构成。丁柏铨教授同样认为，“对有关当事人负责，既包括不容许以不实报道使其名誉和精神受损，也包括在报道中不容许使用带有侮辱性、蔑视性的语汇，避免使有关当事人受到精神伤害”。⑦倘若，我们再花过多时间探讨，新闻人能否利用新闻权利在新闻媒体上、口无遮拦地“骂人”，就实在是有辱斯文、贻笑大方了。
有后续报道称，“万峰”事件对袁高亮“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包袱”。想必，萬峰先生是该做些伦理反思了。
媒体及新闻工作者拥有支配版面、节目时段资源的相应权力，掌控着新闻刊播权，可通过报道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造成或扩大正面影响，也可以影响社会对此所作的评价。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媒介权力。如何规范新闻伦理、正确使用媒介权力，“万峰”事件应该带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思考。
注 释：
①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②④陈力丹、宋子婧：《从传媒“排气阀”作用看网上意见现象》，［N/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940370100e5b4.html。
③L·科塞著［美］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⑤“电波怒汉”：《万峰骂官，公众为何喊爽？》，［N/OL］http：//bbs.jxnews.com.cn/thread-441850-1-1.html。
⑥理查德·韦斯特［美］、林恩·H·特纳著，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⑦丁柏铨：《论新闻伦理对新闻活动的制约》，《江苏社会科学》，2007（5）。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编校：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