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玺 弘扬文化 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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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古人用“彩云南现”来指这片神秘的云岭高原。“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天”,在这块红土高原上,生息繁衍着26个风情各异的民族。悠久的历史、特有的民族文化,熏陶着这里朴实的人民和壮丽的山川,也养育了一些名人志士。司马相如、司马迁等文学泰斗都曾对这里的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原《求是》杂志社总编辑、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天玺就出生在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虽然辗转反复几次离开,但是这位和蔼可亲,一身学者风范的彝族人与这里的自然文化一脉相承,不离不弃。
  
  “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各民族文化只有本着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精神,才能向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不断前进。”日前,王天玺在谈到如何认识现代化进程与文化多样性关系时如是说。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天玺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冬天,当时已经退休的他正在云南紧锣密鼓的筹备“民族文化基金会”。旨在想依靠国内外社会团体和仁人义士,努力推动民族文化建设。如今,这位对民族文化有着特殊挚烈情感的彝族人,仍旧在为推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而奔波。而且这项工程如今已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就在前不久,台资企业威盛集团、君太百货等企业为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共捐款500万元,用于抢救云南省亟待保护的民族文化遗产。
  对于这笔捐款的意义,王天玺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省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抢救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当记者有幸再次联系到王天玺的时候,话题仍旧离不开民族文化,从学习谈到工作,从担任云南省省委副书记谈到任职《求是》杂志社总编辑,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种信念感染着我们:文化是根植在人心里的东西,只要承载着她的民族还活着,她就会生生不息顽强地繁衍下去。他坚信民族文化会使中华文化更加璀璨,使人类文明更加精彩。
  
  走向北京 以文立命
  
  王天玺出生在云南西部的一个高山彝族家庭。提起自己的家乡,他笑着说:“那个地方民风淳朴、风光如画、那里是众多民族文化的集合地”。家乡的风情让王天玺从小就对民族文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
  1959年7月,王天玺参加中考,获得八县统考第一名的好成绩。被选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预科班学习。从偏远的云南来到首都北京,王天玺迎来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在中央民族学院就读期间,由于离家路途遥远,他很少回家。假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天道酬勤,1962年,王天玺从中央民族学院预科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哲学系。大学生活让王天玺最难忘的就是抓住了一切时间刻苦读书。学校图书馆的书他基本都阅览过。
  由于赶上“文革”,原本5年就毕业的课程只得推迟一年。1968年,王天玺正式大学毕业。毕业后,为响应党的政策,先是到兰州的一个部队锻炼了2年。在部队,除了做一些农活外,他还参加过军事实战演习,拉练、野训等。1970年,王天玺被分配到贵州开阳磷矿当老师,教授矿工各种科目的知识。从北京到贵州,从学校到磷矿,王天玺一直很坦然,从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得失。“当时想法很简单,只要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工作,我们都很有激情。”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王天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报考研究生。凭借着自己坚实的文化底子,一举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再次回到母校,王天玺感到一切都很亲切。他选择了西南民族历史专业,从那时起,王天玺对民族文化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读研究生的三年时光里,王天玺成绩一直很优秀。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起草《中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名单中。
  在参与《中央民族区域自治法》这部民族法案的起草期间,他大量的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法律资料、中国各民族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法律资料。在《中央民族自治法》通过并实施后,他独辟蹊径完成了《民族法概论》的著述工作。这本书一经出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本介绍各民族法律的专著。鉴于工作出色,1986年,王天玺被越级提拔为国家民委副主任。
  在国家民委任职期间,他曾担任专家组组长组织有关民族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工作认真、成绩突出,王天玺很快由政策研究室又调到办公厅,担任主任。办公厅主任的职位,让王天玺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他既要有行政管理的能力,还要为各种文件起草实施把关。既要宏观设计,又要微观统筹。这也为他迎接人生的第二次转折作好了充分准备。
  
  重回云南 以文治政
  
  1992年,王天玺被调到云南省楚雄自治州作州委书记。一向做事严谨、想问题周密的他对自己的工作前景进行了分析:制定的民族法需要到实地去检验实施运行的有效性,同时,可以发掘少数民族地方发展的潜力,另外可以亲自实施一些改善措施。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他孤身一人欣然前往。
  王天玺来到楚雄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走访,以及他对民族文化独特视觉,指出要把“民族文化这个最大的资源利用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潜力。经济借文化而发展,文化借经济而传播。”他提出“把楚雄建设成为集万山云集的大市场”、“重奖科技人员,鼓励科技创新”等多项政策,并支持建设“禄丰恐龙文化园”、“元谋古人类文化娱乐园”、“楚雄铜鼓文化园”等一系列民族文化设施,以吸引世人的目光,带动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将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相结合,从多个方面改变了楚雄的面貌。楚雄在王天玺主持工作期间综合实力跃居全国30个自治州之首,财政、人居都比以往翻了一番,使楚雄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对外经济的交往上,有了更多的信心。王天玺通过实践也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事实证明,即使是基础差的地方,如果方法得当,措施得力,其发展会更容易一些,而且步伐也会更快一些。由此看来,民族经济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
  1993年,王天玺被调到云南省担任常委宣传部部长。1996年担任云南省副书记。在云南省王天玺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提出云南宣传工作的“三变”口号:由虚变实、由软变硬、由精神变物质。他还发起了“建设文明走廊”工程。倡导公路、铁路等设施好、治安好、服务好。这项工程要求公路局、铁路局、民航、地方政府都要参与。他还带领有关领导沿途验收。一时间,广播、电视、报纸等众多媒体纷纷报道,为云南省的宣传工作造成声势,同时也推动了云南众多地方的经济的发展。
  王天玺在西部工作生活过十多年,对西部的一切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现在回想起来,仍旧对西部的发展有坚定的信心:“没有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西部各省一定要抢抓机遇,认清形势,科学决策,制定正确的方针,采取有效的措施,团结和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争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有大作为。”
  
  接手《求是》 辟新文风
  
  由于王天玺在宣传工作方面的突出成绩,2001年,他从云南被调回北京,担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那个时候《求是》杂志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王天玺的工作十分庞杂,各方面都要管理。经过对《求是》杂志的进一步了解,王天玺认为:“《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它的文风不能局限在简单地“说教”上,让群众死搬硬套,更重要的是让群众心悦诚服的接受,潜移默化的学习并实施。”
  他上任之初,全党正在为召开“十六大”做前期准备,《求是》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统一对党的政策的认识,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指导思想。王天玺知道,好的理论需要好的形式,才能让人民群众接受。有着深厚理论造诣的王天玺,对党的理论创新问题颇有研究,他提出了别出心裁的策划方案。由他发起,《求是》杂志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云南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摄制六集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献礼“十六大”。王天玺在其总撰稿中说:“没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使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成就,也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这是铁的历史法则。”任何在价值层面极好的东西,只有经过相应的制度层面路径,才能在实践层面得到较好的体现。政治制度建设对于建设政治文明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创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都对此作了关注,称之为“经典决策”。王天玺感到很欣慰。
  2006年,王天玺到了退休的年纪。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仍旧置身于抢救、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工作之中。他感慨,“26个民族创造的民族文化精彩绝伦,这些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我们更不能遗失了中华文化、民族文化。这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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