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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冬天仍然有点暖……
陆天明
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入籍北京三十多年了，记忆中，在这“皇城根儿”下过日子，似乎就没遇到过几个特别萧瑟寒冷的冬天，也没遭遇过几场好雪(比如，能被诗人们称之“豪雪”的那种，就更没见过了)。
那年一家四口刚奉调进京，简陋的行李被塞在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马粪纸做的硬板箱里，在办公室凑合呆了几天，被安排到一幢新建成的十二层住宅楼里。因为是新建成的，那楼里不仅电梯还没安装起来，就连暖气也没通，就更别提煤气了。又因为住在十二楼顶层，那风，那透骨的寒气，那灰暗的阴霾，直逼薄薄的水泥预制板……每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到那建筑物里无处不在的潮气全都在房间天花板的四个角上，凝结成了厚厚几个冰砣子，在那儿对我们这一家“外来户”示威般地阴笑着。这让我第一次感到：北京的天气真冷。
后来一次感到北京的冬天有点冷，是两年后了。我去北京特殊钢厂电炉车间劳动，也就是所谓的“下生活”。整整一年，我顶在一个炼钢班里，天天跟班干活，后来干脆就成了这个班里一个顶班劳力了。
冬天在炉前干活时还好受一些，尽管一千多度的炉温会把你的脸和手灼得生疼。但只要稍稍离开炉台，那车间里嗖嗖的寒风，就能把你半边身子冻透。上炉台干活时没法穿棉大衣，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光着上身穿—件盔甲似的帆布工作服。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下班从车间向澡堂走去的那一截路。那截路总有二三百米长。寒风小刀子似的扎来，我们满身是烟灰和汗腻，基本上又只能算是光着上身，那一阵阵颤栗，是我永生难忘的……
那时候到这个特殊钢厂去劳动，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遥远了。因为得出复兴门，广安门，再过达官营，印象中，简直就是到了“大郊外”了。
后来，单位里又给我分了房子。我住得比这个特殊钢厂更远，先是住到劲松，后来又搬到著名的六里桥附近。当时小区门前马路还没修好，路灯杆儿还倒在泥泞的土路旁。但没过几年，在那儿建起的火车西客站把那一带变成了极其繁华的闹市区。从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感受过北京冬天的冷。
站在十二层、二十四层的住宅里，推窗远眺，我真切地看到了北京在繁荣和扩大。我也不断调换着住房。在北京，几年没有交往的老朋友，再打电话去查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搬了新房，调动了单位。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象征着、标志着、预言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崛起”和“富裕”。
是因为北京越来越繁华，所以它的冬天才不冷了?还是因为我住的房子越来越好了，所以才感受不到北方气候的寒冷了?或者是因为地球自身或人类谋生过程中一些不检点行为的缘故，把本应该寒冷的冬天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暖冬”。
随着自己住得越来越来好，这种“暖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偶尔地(或者说总是)会产生一种“忐忑”和“失落”。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比较富有或非常富有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否也相应地“富有”起来了?我们是不是活得更像一个人了?
比如说，检查我自己，我还会经常想起当年在一起三班倒的那些工人朋友吗?我还会为他们在向澡堂走去的那段路上那种特殊的寒冷而操心吗?我不会了……
自我完善的欲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完善群体或族群的冲动。而在另一些种群中，这种群体完善的意念已经变得非常虚幻了，甚至变成了一个需要经常去嘲弄的概念。我们在不断的煤矿爆炸声中，又看到药监部门的高官为了自己谋利，居然忍心和一些药商勾结，拿假药和不标准的药祸害百姓，看到一些“红顶商人”面对无数谋房无方的平民公然叫嚣“房地产就是要暴利”，而在他们背后支持着的正是那些唯个人政绩和自我发展为重的少数手握大权的官员……
在冬天变得越来越暖和的新年起始，我们是否有必要认真地拷问一下自己，我们有必要在精神上找回或重建一点什么?是否真的需要确立一些什么?就像“发展是硬道理”那样，提倡一种“精神完善也是硬道理”的立国原则。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关于长春的记忆
张笑天
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
城市也是有灵性的，当然就有记忆。
长春，这个历史上饱经忧患和创伤的城市，能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吗?
人们知道长春，无不与长影、一汽有关，在中国，有哪个角落没有留下过一汽卡车、轿车的车痕，有哪个中国人没有看过长影拍的电影?最近长春也有盛事，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长春开幕的日子，北国特有的漫天雪花，把长春带入浪漫温馨的赛事，将奥运精神的火炬点燃，此时的长春想不为世人瞩目都不行。
我爱长春，这是混合着我大半生所有欢乐与忧伤、挫折与成功、光荣与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不但是我的栖身地，更是我灵魂依赖的精神家园。不论我游历大江南北，抑或是闯荡天涯海角，我只有回到长春，才觉得踏实，我有过许多次外调的机会，可我经过权衡，一一放弃了，这也许是只有我自己才能说得清的一种情结吧。
长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从空中鸟瞰，几乎看不到楼宇，层层叠叠的树海掩映着它，一年365天竟有340天空气质量优良，它比起那些冲天高楼堆积起来的水泥森林城市，比起被噪声和二氧化碳污染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真是太幸运了。我采用的幸运指数标准不是GDP，而是无法衡量的心情。
长春也有它心底的创伤，在血痕被时光冲淡的时候，健忘常常使人麻木和无耻。说到长春，不能不提到她已被世人渐渐模糊和忘却的名字：“新京”。那是耻辱的标记，也该是雪耻的动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白山黑水的十四年里，长春是以伪满洲国国都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它叫“新京”。耐人寻味的“新京”新在何处?它显然暗中与日本的东京相呼应，如果日本人得逞，他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把国都从东京迁到长春这个“新京”，东京当然就是“旧京”。伪满洲国只不过是块临时招牌，开张那一天，已注定了有一天要像敝屣一样被丢掉的命运。
迄今，长春还能看到很多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关东军司令部、伪国务院、八大部……关东军司令部那黑色铜瓦屋顶的大楼里，曾经出没和主宰一切的都是些什么人?东条英机、本庄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无一不是后来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甲级战犯。
人们只知道位于哈尔滨平房的魔鬼731部队，松井石根打着“防疫给水部队”的旗号，干着培养细菌、用人体作实验的反人类罪行，人们是否知道，日本关东军在长春近郊 还有一支冠名“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的100细菌部队?
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国魂》，也写过电影剧本《白山黑水》，都是以东北人十四年亡国奴生活和悲壮的抗联斗争为背景的，在采访和研究日本侵华史料的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受。今天的世人也许根本不知道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残酷地“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并大屯、屠杀反抗者，另一方面采用怀柔政策，试图拉拢、软化知识阶层成为他们驯服的奴仆和帮凶，甚至不准中小学生说汉语，汉语课本被称为“满语”，而必修必用的日语反倒成了“国语”。其终极目的是要把东北逐步“日本本土化”，为其最后把东北划归日本版图作铺垫。为实现这一步，日本天皇把大批日本男女运送到东北，称为“开拓团”，他们半农半兵，强占土地，垦殖山林，全然是扎根准备，他们计划十年向东北移民500万，再繁衍十年，数字会相当惊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一共才三千万同胞，如果大和民族的人口比例占了优势，那东三省就是“四面楚歌”，不亡也亡，日本人的计划真的要变成现实了。
所以重提往事，是因为有人不断地揭伤疤，灾难的阴影总是在头顶弥漫。
好多日本旧军人都有长春情结(叫“新京情结”也许更确切)。作为长春人，特别是长影人，我多次接待日本来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明智的友人，不乏深刻反省者。也有相当一些人，年年到“新京”来“寻根怀旧”，其动机很可疑。有一年，我接待了一位在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过剪辑师的人，他为居然找到了他当年坐过的一把小圆转椅而兴奋不已，问起他对长春的印象，他用听起来像很幽默的口吻说，长春没什么变化，和我梦中看到的一样，不同的是，我们当年建的楼长个了!
听了这话，我极反感、极不舒服。他的“幽默”深深地刺痛了我。他的俏皮话也并非无中生有，原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就是从前的伪满军事部旧址，而省政府对面的“八大厅”办公楼，原来正是伪满洲国兴业银行原址，也许是觉得地基的承受力还可以吧?这两座楼都先后掀去屋顶，在顶层上又加盖了一层或两层，这不是“长个”了吗?听了他的讥讽，我顿感无地自容，愤懑在胸。好在，这种羞辱感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如果那位影界日本朋友今天再来看看长春的市容，我相信他会为他当年的不负责任的话而感到羞隗和自责。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文化属于通常被人称为“黑土地文化”范畴。这地面上的人，更看重笃成守信、重义轻利，他们豪爽、热情、机智和幽默，他们的个性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家的作品，甚至不需要绞尽脑汁地设计，信手拈来就是。
过去人们称这块黑土地为蛮荒之地，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似乎天生摒弃了很多歧见，而互相扶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显而易见地主宰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主流。
不好开口的长沙
何立伟
长沙人就是自负得不得了。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
我不晓得要怎样来描述我在此生活了半个来世纪的这座城市及这座城市中的人。当长沙一成不变的时候，长沙是好说的；当长沙日新月异的时候，长沙乃不好开口。
1999至2000年，我曾在上海同北京各生活了一年，恰目睹了世纪更替，斗转星移。两地乃中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登高一望，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有如春风扑面，让人振奋，感触良多。我记得距首都机场不远处的一个路口，高耸的一块大型路牌上，是英特尔公司的奔腾芯片的户外广告，触目的是一句广告语：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当其时，网络经济刚刚兴起，以IT业为代表的新产业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如电脑芯片的升级换代，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仿佛真有一颗奔腾之心强劲扑动，一切皆在巨变，人心充满热望。而2000年岁末我回到长沙，却发现长沙仿佛处在世界的角隅，钟摆尚发出旧日的节奏同声音，生活的锈迹亦随处可见。有一天湖南的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我，要我谈谈处在新世纪中的长沙的印象。我几乎是随口答道：长沙的生活，是286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电脑到了奔腾时代，286的处理器早已过时，而长沙的生活却还像286一样，运行迟缓，应遭淘汰。话虽说得有些刻薄，却也是我当时对长沙的真切感受。
但接下来的几年，长沙的城市发展，有如北京上海的房价，一经启动，便势不可遏，一路攀升，去不复回。如今的长沙，在中部城市中，已变得美如珠玉。2002年央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摄制组来长沙拍我，让我讲述这座城市，我说长沙已成了一个大型的工地，一切变得新鲜，一切变得陌生。长沙人迷失在长沙了。我忧心的只是，长沙应当越来越像长沙，而不应当在城市的变化中由于同质化的建设而失去自己在文化上的个性。长沙乃建国后国务院首批颁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在长沙老街老巷每一块有时间痕迹的砖石中，沉积在长沙市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中。一切需要改变，一切又需要保存，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让人特别惶惑的地方。从286到奔腾，进步却也是付出了流失的代价。一些我记忆中往岁美好的人事物事，在城市沧桑巨变中已荡然无存。名城固然还是名城，历史同文化却举目难寻。那些超市同写字楼，那些沿街商铺同五星宾馆，还有人们的衣着和生活旨趣，长沙同其他的城市又有何显而易见的区别呢?除了自然形制上的特点，长沙还能让人一望而知是长沙么?
这就是我对长沙的变化的且喜且忧的态度。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生活了长达半个来世纪的长沙人，我晓得我的情感同欲望，皆是从这里出发的。我希望旧的还在，新的又到来。或者说，旧的含蕴在新之中，新的又包容了亲切的旧。但我同时又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时代的矛盾，并不是保存一座旧城，建设一座新城，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进步永比守旧要好。长沙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到的，也要比失去的宝贵。
长沙是一座好城市，有山有水，有那么多的历史胜迹，亦出了那么多经天纬地的人物。她在历史上的荣光，是否也将镀亮今日崭新楼宇的每一扇窗?
至于长沙的人，亦即长沙的民性，是否也同城市的建设一样发生了同样大的变化呢?我想未必。一地的民性，是漫长时间的形成同积累，亦必以漫长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关于长沙人，我几年前有一篇《闲话长沙人》的文章，描述了我对长沙人的感受同看法。我想几年的时间过去，我并没有改变我的感受同看法。这是因为，长沙人的文化性格乃是顽强的，就像一座老屋，虽然经风经雨，但依然挺立在流光之中。 像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上的人一样，长沙人也没有什么格外了不起的地方。但长沙人就是自负得不得了。天上的事情晓得—-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都提到过的“长沙里手”。“里手”，长沙方言，意为内行。长沙人于是对哪怕自己不晓得的事情也很要来里手一把。一个外地人，同长沙人扯谈(聊天)，你会听到他说个不休，对任何事情发表一堆相互矛盾而且说过之后就会迅速忘记的见解，脸上还油油地分泌出一种从厕所里出来之后才有的舒畅的笑容。除了伟大的北京人，你恐怕还真没见过如此偏于一隅而又胸怀了宇宙的角色。所以长沙人的里手相，很不缺少漫画的神采。
有人说长沙人的性格里有“骡子精神”，意指长沙人做事很犟、很倔、不撞南墙不回头。这话是说得很有几分褒奖的意味。这么说的人举出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来，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了不起，原因有了这呱呱叫的“骡子精神”。这种说法当然很妙，然而细想下去问题就来了。“骡子精神”应当为全体长沙人所共有一你举出的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有，你举不出来的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也有。于是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所以了不起是因了这“骡子精神”，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所以不怎么了不起岂不也是因了这“骡子精神”?我看还是不要这么褒奖的好，免得让人钻了逻辑上的空子，笑话道：看吧，绝大多数的长沙人，因为有了这“骡子精神”，瞧上去很不怎么样哦!
长沙人又好吃喝。找得出理由来也吃喝，找不出理由来也吃喝。长沙的街头，阵阵吃喝之风迎面劲吹。一会儿瓦罐菜，一会儿蒸菜，一会儿辣味海鲜，一会儿蛇或是王八。总之是要多放辣椒，多放油，多放豆豉酱油味精。长沙人做的菜，你与其说是吃到了那菜的味道，不如说是吃到了那菜的调料。比方螃蟹，广东人上海人吃的是它的原味，至多佐一点姜葱。长沙人，姜葱之外，是大把大把的辣椒大蒜紫苏桂皮八角茴。外地人吃出来一背心的汗，啧啧啧，乃不知螃蟹本身为何味!
长沙人且家家户户打麻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把这唐诗换两个字，“长沙一片月，万户捣将声”，恰成写照。自家里打，朋友同事邻里亲戚处打，街口上麻将室里打，三伏夜里还摆几张桌子路灯下头赤膊着身子打。方城之战，狼烟四起，打出来太平盛世空虚的快活、无聊的精彩。只是不能闻鸡起舞了。鸡声啼起时，鼾声也乍起，太阳底下于是真的无新事。
长沙人然而是乐天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这么坚持了自己的一份乐天的笑容。该变的自然在变，不该变的自然不会变，与洒家何干?这便是长沙人的人生态度，以不变应万变。
长沙人在世界各地相遇，老乡见老乡，第一句话是×鳖，你在咯里(这里)哦!口头俚语，多少有点邋遢，但是情绪偏偏很卫生。惊喜之后是乡情，乡情之后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长沙人于是也很潇洒，并不怎么缠绵悱恻、善感多愁。世界上到处都有长沙人的影子，长沙人在哪里都像朝天椒—样，火辣辣的、里手的、掏肠子掏肺的，因此，也是透明的。
其实长沙人你一见之下只要听他开口说三句话，必晓得他是长沙人。不是听出了长沙人的口音，而是看出了长沙人的性格。
又可爱，又可笑；又可笑，又可爱，这就是长沙人。
成都的城市气场
冉云飞
没有大慈寺、文殊院、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会是个什么样子
农耕社会的大家庭，安土重迁，聚族而居，幺房出长辈。哪怕他只是个鼻浓口水的小屁孩，你也得尊他一声老辈子。这是一种重视家族辈分和等级制度的力量，千百年来有着神奇的魔力，成为农业中国一条不成文的圭臬，至今在边僻之地仍有它有限的作用。少城(位于成都西部的老城区)作为大城拱卫的历史，在成都城市的构建与扩张过程中，只是比大城稍微滞后一些，因此它算得上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的“小儿子”。虽然作为整座城市的基本构建来讲，它只是个“小儿子”，但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来讲，它已是不容否认的“老辈子”了。
虽然如今少城这个“小儿子”遗留下的格局，只是满清末期甚至大多是民国时期的孑遗，但这就像子嗣不旺的单传家庭一样，苗裔不多，不仅不能欺负，而且应该有一颗格外的垂怜和爱惜之心才是。可是，我们现在对待少城这个已经非常脆弱的“小儿子”的态度，却有许多不到位、不得体的地方。
保持一座城市的魅力，和培养一个孩子成器，有某种意义上的相通之处。一个孩子有无底气，成绩固然不可缺少，倘若他只有成绩而没有创造力，没有趣味，那么他将来的生活，实属堪忧。如今的家长和学校，把考试成绩当成天下第一大事，仿佛孩子的人生目的全系于此，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我们稍微理智地看待这一切，都知道非智力因素的情商培养一父母乐于与子女交流娱乐、与其同行旅游、非为考段的业余学习音乐绘画及书法、带小孩参观各种博物馆等——在人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并非课堂和作业能包打天下。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成绩虽好，却生活无趣乃至十分不幸，甚或伤害他人而毁及自身的高智商者，非常糟糕的生存处世方式了。
同理，一座城市，它当下的经济活动，发展变化，固然重要。但GDP并不能代表一切，金钱也不是幸福生活的惟一指标。一座城市要使居住在该城市的人有归属感，认同感，乃至有自豪感，仅仅只有经济上的腾飞，显然是很不够的。
墨西哥政府中主管全国各类文物、历史遗产的人类和历史发展局，就将保护各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存，当作全民族凝聚力，培养墨西哥人认同感、归属感的最佳方式。意大利全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甚至设立有专门的保护文物军队，并辅以相当严厉的保护措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在意大利的大街上，犹如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隧道之中，既有生之乐趣，复有悠久历史的自豪感。法国巴黎城市的大格局还定格在1852年，1852年是咸丰二年。如果当今中国有哪座城市在其大格局以及韵味上保留着1852年的味道，你说，这是一座怎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着的物质历史博物馆?
可惜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没有这样一座城市，因为我们缺乏前瞻的眼光，缺乏对祖先的背影和艰难历史的起码尊重，缺乏为后人留下厚重历史遗存，让他们享受的雅量和心胸。著名建筑史学者及文物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曾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编绘有战区文物保护目录，甚至连敌国日本的东京奈良等得以保护，也是拜梁先生这样为世界留存遗珍的学者超越性所赐。可惜的是，在和平时期他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却以失败告终，这是一种怎样的揪心之痛?可是战后崛起的日本，却在1966年制订了极详细、很严格的《古都保护法》，如在京都、奈良等风貌保存最好的地方，要新 建、改建建筑物，其所采用的风格、样式、色彩等，都要经由建筑师、园林设计师、规划师、美术家、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组成的“美观风致审议会”的审查评议，才能得以实施。决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想当然，拍脑袋说了算，就可以随意改建拆建的。
成都是一座拥有23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祖先的后代，我们应该深知一座城市的魅力何在，并切实地保护好祖先悲欣交集的生活过、用过的古物，否则辜负祖先为我们辛苦累积下来的财富，是愧对成都人这一称呼的。我们难以想像，没有大慈寺、文殊院、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会是个什么样子?哪怕它有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有令人目眩、紧跟潮流、时尚到家的CBD商务圈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它难道就是我们的成都吗?果真如此，它只不过纽约外表上的兄弟、东京面相上的侄儿、香港的疑似表弟、巴黎皮毛上的远房亲戚，哪里还有我们成都特有的魅力和个性?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没有他人不能取代的魅力，他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乐趣与成功的。同理，一座城市，丧失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便沦为他人的奴仆，不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
我的故乡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宜居，出产的清茶名冠湘、渝、黔、鄂。从小就听老辈子们讲，宜居就是四围山水宜居。联合国评“人居奖”，国内也在评魅力及活力城市，城市的魅力及活动指数中也在逐步讲究是否“宜居”，即这座城市是否适宜居住，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怎样的城市才适宜居住?目前似乎还没有过硬的指标和成文的规章出现。我想城市除了应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以供常住和流动人口较为充分的就业等硬指标外，最重要的是具有历史的味道，祖先的背影，过往的遗迹，以鲜活得体的方式保留下来，以便我们作为现代人，在古人的身边，与之生活在一起，有融通舒适之感，而无半点的唐突与隔阂。要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这让我想起日本的“美观风致审议会”来，如宽、窄巷子的开发，就应该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充分论证，互相辩难，乃至让广大民众充分发表意见，才能最终定夺。倘若在这一切没有真正做好，并且将各位专家的意见充分公布出来一这专家是独立的而非拿开发商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钱财，否则其意见将没有什么公信力一听取民众意见以前，任何行政部门及开发商都无权定夺宽、窄巷子的拆迁改建工程，哪怕这里面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不能想当然地胡乱拍板。
国外在保护城市的历史、地域特色时，往往是一个区域、整条街道地保护，并非单独保存一两幢孤零零的建筑，而是把整个区域的历史，作为整个活体保护下来，以便留存历史和地域的真正样式及韵致。所以宽、窄巷子也应纳入少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进行整体规划，加以充分保护。而非此处拆建，彼处留存，让各种不协调的建筑错杂其间，显得不伦不类，丧失了它应有的韵致。只有把它的韵致留存下来，才能作为我们城市的一个气场保存下来。而气场，乃是人气、福气、灵气、神气等的结合体。一座城市留存这样的气场越多，越是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的特殊魅力和宜居本质。我希望成都人能有这样的福气享受这一切。
重庆：朝天之都，与天相契
郭继卫
重庆报纸评出十大城市名片，如美女、火锅、解放碑、雄起、桥都等，有一大半历史不足百年
我问楼下摆鲜花水果店摊的蔡强去年过得怎么样，他笑而不答，埋头裁剪着搭配鲜花的芭蕉叶。
“比头年子好些。”他老婆接过话头说道。
他嘴缝里冒出“鬼扯哟”，并报怨开花果摊的太多了，租摊费也涨了，不如以前好做。他老婆便撇来—句：“钱都由你个人赚最巴实。”
我又聊起马上面临的洋节(二月十四)和春节(二月十八)哪个生意最红火?“啥子节哟?汗水节八月天最火，那段热天走货快，起码高六成。”蔡强脱口而出。
重庆现在流行这样，说着现在，却情不自禁地闪回到“那段”。“可把我热惨了!”他老婆抬起冻得红肿的手掠过脑门，似乎仍惊悸于酷热中的汗水。
卖水果是“靠天型经济”，喜天热、盼过节、怕缺货。至于直辖的闹热、工地般的市容、拥堵的车流、食品的造假，他们关心不来。去年夏天，他们在烈日与空调外机的热浪中叫卖于高楼阴影一隅，每天三件事：卖好的西瓜、吃软的西瓜、咒骂酷热的天气。那时劝他们歇几天，小两口会异口同声地说：“这里还有钱可数，巴南老家是人喝猪水，猪喝尿水喽——那才叫造业!”
重庆2006一年可分作两个部分：酷暑肆虐的日子和酷暑不再的日子。酷暑是个很感性的东西。对于不在它治下的人们，它只是个数字，只是个图片，顶多只是一声干涩的叹息。而对于备受其煎熬的劳作生息的人们，在最高报出43．4℃的70多天酷热中，没水洗、没菜吃尚可苟且，而最后饮水困难、庄稼果树亦即生活指望尽消失于龟裂的土地之中，怎会不惊悸于天的责难、以及人对热浪的干系?
记得单位去森林火灾现场慰问，一那里大片树木焚烧殆尽一领导说了句“送温暖”，立即被人回了声“乌鸦嘴”!几乎到了谈暖色变程度。而在没有空调的乡卫生院里，给患者测体温成了难题，因为室温早就高过了体温，护士只有把温度计泡在凉水里，患者测罢即刻读取。
重庆人对火锅的执着历来是超越气温与时空的。李宗亮是一家有名的火锅店经理，“昨年夏季收入减少了一百多万，”他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怕热，饭店的空调才增了容，爽得很，“想必是人们觉得大家都在受灾，吃喝也没了心情，宁肯在家里稀饭泡菜。”
何以见得?他屈指算来那三个月多家老关系都取消了预订好的席桌，理由是“吃不安逸”。“从那时起，哪位客人剩了饭菜，我们的服务员主动给他打包回去，浪费的哪个环节都要遭天谴。”
冠着雾都、山城、火炉等别称的重庆与天有着别样密切的联系。重庆古称“巴”，甲骨文巴字其形似祈天，其构含倒“日”，颇具“天”的元素。在这里悬棺习俗曾风靡多时，人们费尽心力把安息之所置于离天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无论是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蜀犬吠日”，还是山歌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均明白无误地与天成缘。在这里更有著名地标“朝天门”，为今古重庆通衢之所，充斥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浪漫理想。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诗人曾这样借炎热骇人招魂。翻开泱泱重庆历史，天灾旱涝，周而复始，千百万口腹系命于天。老人们记忆中最为重大的“关天”之事要回溯到60多年前。
1939年5月3日是个阴霾之后少有的好天气。在抗战烽火中过着相对平安生活的陪都人多外出享受难得的温煦与轻松，午时45架日寇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突然临空。在此之前日机也空袭过 重庆，苍天保佑，浓密的云雾使得日军只能以重庆东南方海拔2200米的金佛山顶为参照估测目标，投弹分散、伤损有限。故而此时市民们不知躲避，甚至登高猎奇。悲剧从天而降，一百余枚重型炸弹、燃烧弹落于人居稠密处，顷刻间血肉横飞、烈焰冲天，千余民众、千幢居舍惨变炼狱。这样的野蛮轰炸历时5年计218次，共9513架次飞机投弹2万余枚，死伤数万人。大轰炸使看天、敬天成为重庆人生活的一部分，逢阴则喜，见晴胆寒。“宵晨数见敌机飞，尤恐中秋趁月光辉”。
事实上，每年九月到次年四月，漫天大雾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庇护着这方土地，规避了多少灾祸的风险。即便在日寇开展大规模“疲劳轰炸”的1941年夏，百姓们也依然坚信，重庆的天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同在斯年、同罹战火、同称“雾都”的伦敦就没这么幸运。丘吉尔只能靠他发明的“毁灭大城市的收益递减律”来安慰人民，“许多炸弹都炸在早已被毁的房子上，只不过徒然地将瓦砾弄得四处飞散——在广大范围内再也没有什么可炸可烧的东西了”(丘吉尔《二战回忆录》)。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重庆人是沐浴着天恩的。
天的赐予是一次性的，大自然不可能再被利用第二次。蒸汽机引发了科技革命，造就了工业化城市，提速了现代文明，而支撑这一切的煤炭石油储量再丰富，也用不过300年。而它们的生成却经历了亿万年。核电尚未在中国普及(占总电能1．7％)，铀开采也不会超过一世纪。三峡水电资源不管设计运行多少年，谁也无法恢复上世纪以前的壮丽风景，他们将永远沉睡于泥沙淤积之中。
文化是上天独给人类的厚礼，也是缰绳。文化是迁变与多彩的，城市文化就更是这样。重庆报纸评出十大城市名片，如美女、火锅、解放碑、雄起、桥都等，有一大半历史不足百年，也不会再领百年风骚。但它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城市编造现代神话的躁动心态。在休闲“文化’拉动下，重庆缙云山、歌乐山、铜锣山植被区域在建拟建项目709个，尽是吃、住、玩、农家乐等，所谓城市之肺已然千疮百孔。以文化自诩的流俗行为更具杀伤力。
民生不只是享乐，浮华也并非文化，我们宁肯没文化，也不愿容忍伪文化幽灵的招摇。如果说衡量城市魅力在于多大限度地满足多少人时代需求的话，则更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持续演进，天、城、人三者的和谐友好才是最基本的生活原理。
大灾过后应有大彻大悟。暑罢思暑，灾后话灾，人们似乎能够更平和地看待生意场上的残酷竞争，更多角度地把握战天斗地的尺度、限度，更理性地谋划对舒适生活的求索步骤，更善意地理解人与人之间陌生且脆弱的依存关系，更尊崇地关注天的脾气与天的健康(天行健)。较之去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去巴黎感受时尚、去纽约感受金融、去西安感受古典、去香港感受国际化，重庆在提出感受美女、火锅之余，还要增添一些精神诱惑力。经济枝干增长到一定程度，人文的叶片就必须紧随之茂盛开来。
老祖宗不光说了食色性也，还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重庆山水杂糅，智仁兼备，颇具世界上一切古都名城的优厚条件。在飨以琼浆醉于丽影之时，别忘了重庆的天一这位都市女神，她敢爱敢恨、多情多变，有性格、有韵致，尚率真、疾恶俗，爱她、宠她、报效她、依存她，永不会错。
天道远、人道迩。酷暑使3000万人口的城市骤然变化了性情，唤醒了许多平淡生活中忽视了的东西。
去年夏季三个月，全重庆的移动手机短信比头个季度增长了1400多万条，以查询天气和互致问候的居多。
那个夏季我家楼后一条高速公路两侧上百公里的竹林全音部枯黄。那个夏季所有未死的树木都留下了一圈挣扎过的年轮。那个夏季重庆因热而觉悟了、脱“贫”了一这个“贫”是指人文层面的。
暧昧的福州
陈希我
福州人特别怕上火，肝火一旺就得到了警告，免得说错话干错事
民间有传说：沉东京浮福建，说的是东京与福建五百年一个沉浮。东京浮了，福建沉了；宋亡了，福建则兴了。
若把中国版图比做母鸡，福建就是母鸡之尻，福州则是其中的屁眼。中原危急了，这里就被御幸；安稳了，这里就遭冷落。它曾是中国海军的发祥地，一时冒出许多豪杰：林则徐、严复、沈葆祯……王朝将倾，福州就受到了重视；陆地没指望了，于是退而海角，这里就繁荣了起来。
这建立在末世的文明似乎有点可疑。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州不够开放，只是“准开放”；作为福建省会，它名气常常不及厦门，也只能是“准”。也许“准”才是它的特征。“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有个京城长安，福州也建了个长安城的缩小版本：三坊七巷；杭州有西湖，福州就也有个西湖，也有断桥不断，但规模小得多；人家有馄饨，我们有扁肉燕；人家有烤鸭，我们也有卤鸭；人家有京剧，我们有闽剧；说是“北同仁，南回春”，其实也有好歹蹭个“第二”的意思，这种蹭，语意有点暧昧；而把福州脱胎漆器跟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工艺品“三宝”，似乎人家只知道前二者，未知后一个。
走进这城市，会感觉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它的小。小时候作文写《福州颂》，往往要写到：我的家乡福州，四面群山环抱……长大后才知道，这毋宁是个缺点。这也造成了它气候特点：温湿。从四季分明的北方来的人，冷不丁就要患感冒。但是只要你习惯了，你就会发现，福州是个适合居家过小日子地方。地盘不大，生活节奏不紧不快。它的饮食稍稍偏甜，但也更增添了温馨。看着这种温馨和平静，你不会想到它曾经是一座屠城。唐朝末年，中原汉人入侵“无诸国”，杀了男人，娶了他们的女人。现代科学家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分析，判断南方地区人种和北方的异同，Y染色体来源于父亲遗传，线粒体DNA来源于母亲，结果福州人的Y染色体跟北方人相同率很高，线粒体DNA相同率很低。也就是说，福州人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和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
母亲们做出偏甜菜肴，是因为无所适从，还是要补偿曾经的苦难?母亲河闽江从城市中心流过，无言养育着她暧昧的子女。她的子女们在她的身旁嘬着小盏酒，就着下酒菜。福州人是不海喝的，只是嘬。福州话中的“干杯”，并没有把酒喝干的意思，只是碰个杯。把酒喝干是要闹出乱子的，酒后失言，酒后乱事，是万万不可的。不喝的面上理由是酒容易上火。福州人特别怕上火，喝了酒，上火；吃了肯德基，也上火；小孩吃糖被限制，理由首先不是会龋齿，而是会上火。福州人有着给新生儿喝黄连汤的传统，说是祛火。一个医学专家告诉我，其实恰是喝了黄连，才造成了福州人阳虚的体质，稍一食热，就上火，就生口疮。我则怀疑，这恰恰是福州人设的一个保险阀，肝火一旺，就得到了警告，就加以警惕，免得说错话、 干错事。
福州人是精明的，对人只说半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上世纪一次次政治运动，福州一直都不是激烈战场。在这里，找不到大友，当然也就找不到大敌；没有大是，没有大非。这个曾经被割了阳气的城市，好像从此以后被割伤了；或者是发誓?永世不再振作雄风。不求神仙福，只求保平安。坐在自家的天井里，或者路边，三五成群，喝着，听着评话，謦謦的铙钹声像人生的警铃。潮润的空气中谁在唱着“十番伬”?满是人世悲凉的故事。毕了，起身，拍着大蒲扇，赶着蚊子。美酒喝得微醉后，赏花恰到半开时。睡觉。万事不如背在席!见说道。一副世故的口气。
福州人是世故的。老年人的发脚理得高高的，悬崖一般直推上去，到了顶上三七分，一副清癯。微微偏着头，睨着眼：嗤，你小牛仔未穿鼻呢!遇到是非，一般不表态。你向他诉说，他只是笑笑的，这笑是很暧昧的，可以理解成是赞同，也可以理解成只是为了礼貌，甚至是不赞成。不赞成而又笑，似乎不好理解。那是一种对诉说者的应付。
算啦，回去吃饭去吧!这也是一种表态。可以理解成调解，我同情你，但是我也不得罪对方。但若是稍大声些，就又是在表达：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正气的暧昧表达。最暧昧的是鱼露。福州人炒菜，不用酱油，也少用盐，用的是鱼露。鱼露是福州的特产。用烂鱼烂虾腌制而成，味道奇异。假如你不是福州人，你一定接受不了；假如你是福州人，则把它视为烧菜极品。没有鱼露，菜不鲜美。如何鲜美?有一个真实的旧事：一家福州最大的鱼露制造厂，曾一度鱼露美若天味，顾客纷至沓来，连厂家自己也不明所以，别的厂家更无从研究其配料方法。有一天，清洗腌池，发现池底躺着一具女尸，已经腐烂只剩骸骨了。
腐烂耶?鲜美耶?个中滋味谁能说得清?不是福州人是吃不惯鱼露的。走遍全世界，有吃鱼露的地方就有福州人，就像列宁说的，只要哼着《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吃鱼露的女人都不丰满，没有胸部，明白地说，就是乳房小，甚至没有。没有乳房的女人还是女人吗?女人的身份就暧昧了。你看她们管丈夫，还让丈夫给自己倒尿盆，男人的身份也暧昧了。有人说：福州的男人没有男人气。但是福州男人对此很是平常心。给老婆倒尿盆有什么?若是给老婆倒尿盆都没了机会，才叫完了呢!比如遭了大厄，坐牢，杀头，灭城，连人的身份都要暧昧了。
人生是无可选择的。所有的男人都想成为大丈夫、大人物、领袖、英雄，但是到头来呢?不能，甚至还沦为小甲虫。就像卡夫卡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睡着和醒来之间，身份就无可奈何地暧昧了。或者是坐了一会儿飞机。1989年春，我坐了两个小时飞机，到了日本，我的身份就暧昧了。从一个国人，变成了一个外国人，变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德里达的“缺席的在场者”。我和我的女友，因为无法在所在国登记结婚而又居住在一起，成了“同栖者”。“同栖”，这是个日语单词，日本人友近先生这样形容我们。乍听起来，愣了半晌，然后又猛然想起那句中国古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栖居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中，我们许许多多福州乡亲在海外生存，生存在夹缝，生存在边缘。边缘又怎么样?边缘不也是地缘的一缘?边缘是无奈的，被漠视，被排斥，需要精明，甚至是奸猾。别对边缘人奢谈是非、曲直、正邪，别说真理，真理是中心人的奢侈和霸权。假如真有真理的话，真理难道不是暧昧的吗?暧昧，于是成了一种活力。
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福州人。近年来，美国的唐人街逐渐成了福州人的天下，福州话成了通用语。一个朋友在那呆了一年，英语没有学成，却是福州话讲得比原来更加顺溜了，叽里呱啦满是福州土语，俨然是从另一个福州城回来的。哦，那里也有个福州城了。只是地图上没有标记。
为广州辩护
鄢烈山
我敢断言，广州不会有北京那样的教授和政协委员，会讲出提高入户门槛以拒斥“低素质”人口那种混账话
本人是1995年冬天自放岭南的，在广州生活已跨13个年头，但很有自知之明：我对广州的了解连盲人摸象的水平都没达到。广州的新市区不用说了，连老城区也有好多地方我也未曾履及。上个月中山大学文学院搞鲁迅塑像揭幕典礼，事后在当年中大为鲁迅接风的“南园酒家”举行午宴，我才知道海珠区有这么一个园林式的好去处；近半年妻子在老城区大德路广东省中医院住院，我天天往那边跑，才理解了龙应台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到那一带“探宝”——那里还真保存了老广州不少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穗十多年，我听得懂的粤语也就“边度”(哪里)、“宾个”(谁)、“乜S”(啥)等不到10个单词，比我的英语水平还臭。我对请求帮忙找关系办事的亲友说，实在对不起，我在广州跟住店的人差不多，是不“接地气”的。这与我孤僻的个性有关，也与所在的工作单位有关。
这方水土自有它的魅力和底气。要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不是这篇短文也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估摸，这底气来自对外开放的风气之先。直观的表现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甚深。香港自古属南粤，又与广州操同一种方言，广州人不看央视看港台这太正常了。港台看得多，港穗居民来往多，不受潜移默化才怪了。
易中天、于丹在“北方”(在粤民眼中湖南人都算“北佬”)炙手可热，我家的有线电视网就是调不出央视有《百家讲坛》的那个频道，倒是“广州少儿”播了刘心武从《红楼梦》里嗅出的宫廷斗争气味。冯小刚怒斥点映《夜宴》时笑场的广州记者；王朔对所谓港台腔作深恶痛绝状；而广州市民可能并不怎么知道他俩是谁。广州人不买“京片子”的账，北方人包括北大人却极买金庸武侠小说和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账。此无他，乃香港在经济上从而在文化上处于强势地位。而香港经济文化的强势，底气源于先行国际化和现代化。司马迁和李贽早已指出，人都是势利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然而，从整体上看，广州这些年的文化影响力是大不如前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文化娱乐明星都往广州跑。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甘萍的《大哥大哥你好吗》，真正称得上感动了中国；湘妹子杨钰莹、武汉的妹子林萍都是在广州成名的……这些人而今安在?不是走北京就是飞上海。良禽择木而栖嘛(其实恶禽也择木)，还不是因为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这些年经济“搞”上去了，占有的综合资源比广州多，教人不能不向往。
提起广州，臭名远扬的是治安差，但广州市治安差，在一定意义上，是在为全中国买单。珠三角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要所在(现在也至少是最大的“之一”)，外来打工者必经广州中转，不像北京市可从不同方向进出，也不像长三角的上海市有江浙各地市分流。找工不着 的民工便成了流民，饥寒起盗心，或在“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中铤而走险，实属正常。广州经济较发达，乞丐和小偷较易谋生，来的都是“客”，广州又岂能将他们拒诸门外?
应该承认，广州比北京、上海对外地人更友好更包容。这些年再也听不到贬称外地人为“捞仔”的称呼了。我敢断言，广州不会有北京那样的教授和政协委员，会讲出提高入户门槛以拒斥“低素质”人口那种混账话。据说广州是对非洲人最友好的中国城市，广州现有4支黑人足球队。我觉得这是真的。广州街头可以看到不少黑人兄弟和南亚人。
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广州的活力所在，也可以说是外地人对广州的贡献，与治安不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广州靠什么发展起来?南来北往的人流便是它的资源。
广州人不服靠政策倾斜发达起来的深圳，当然也不会服北京和上海。北京靠的是首都，全国的财力往那里集中，大项目往那里堆。前年我到山西雁北地区和五台山风景区旅游，看到那一带缺水而很荒凉；后来在报上看到从山西的水库往北京调水，便觉于心不忍。政治首都一定要兼经济和教育大都会代价太大，对外地人不公平呀。
由于广州的经济是市场“内生”的，广州的市民就比北京、上海的市民富裕。广州的的士2．6元／公里，公共巴士上车2元的比1元的多，日报通常都是1元1份，清水面粉至少是3元一碗……广州物价这么高，但大街小巷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见人在酒楼茶肆吃吃喝喝，不像京沪普通市民的日子过得那么紧巴巴。这是比较均平的藏富于民。至于广州的服务水平绝对在京沪之上。不论送水送(液化)气送货，还是送机票送出境证，都可一部电话搞定。餐馆商店服务员态度也比外地热情得多。这显然是受香港风气的影响。
当然也受香港不良风气的影响。楼房造得高又密。有了改革开放后新建城区天河区的前车之鉴，正在建设中的“珠江新城”仍是那么个水泥森林器局，叫人望一眼就有透不过气的感觉。
说起广州的城市建设，肯定是缺乏前瞻性的。也许当初谁也想不到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化的速度会发展得这么快吧，今日广州遗留下一百几十座“城中村”。你可以将它们视作城市的毒瘤。村民抢建供出租的楼房，街巷成了“一线天”，根本不能通行消防车。娼妓、小偷和吸毒者乃至逃犯是免不了有的房客。可是，它也是外来务工者的廉租屋，流动人口过渡站的作用相当于发达国家大都市的贫民窟吧。广州市政当局看到了它们的正效应，知道不可能炸了它们，也不可能为了“脸面”给它们断电断水，便平心静气地与它们“和平共处”，指望用房地产市场开发的比较优势来说服前农民们，一村一策地消化它们。
广州老城区的开发也是相当“落伍”的，没法跟北京的大拆四合院比气魄，也没法跟西安、苏州比“改造”老城区的“胆略”，更没有“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铁腕。所以，广州的城市变化这些年明显地比不上外省大城市。同时，广州媒体也就没有强拆大案曝光。广州市政府没有使用太多的强制手段大搞城建工程，这也是受港澳和台湾城市建设观念的影响吧，比较尊重市民的产权，也不迷信整齐划一的王朝格局和所谓“大手笔”。
以上说的都是赞扬和为广州辩白的话，其实你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
腹诽的话也说几句吧。广州市投资40亿元建了个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却没有达到法定的4％。新建了个五星级酒店，宣称还要建好多个；如果是纯市场行为无话可说，如果是市里给优惠政策建，那就要问是否受不住与内地攀比的压力，也要大搞形象工程了。
可以非议的还有许多，广州毕竟是中国的广州，“中国特色”的毛病它不能不沾不染。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赞美广州，坚持在城区禁鞭炮不动摇，够胆够威，也得我这个新客家的“民心”!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广州安享中国难得的宁静。
贵阳：珍惜阳光的城
唐亚平
贵阳人是不会去想阳光从哪里照过来，山风从哪里吹过来，河水从哪里流过来这类过脑子的事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本城，本城的名字叫贵阳，阳光在身边照着，山风在身边吹着，河水在身边流着，贵阳人是不会去想阳光从哪里照过来，山风从哪里吹过来，河水从哪里流过来这类过脑子的事，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方便，贵阳人喜欢方便地活着，喜欢方便地过日子。贵阳是个方便的城市。
有个可爱的故事，说的是老辈子教导小辈子如何要勤奋的道理，那老辈子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小辈子回道：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我们贵阳城里住的大多是小辈子。常言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贵阳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这个古训也显得不合时宜，更显得不方便了，于是贵阳人便觉得没必要起那么早，也没必要活那么忙。贵阳人大多是夜猫子，贵阳人把白天看成是夜晚的一部分，就这么一看，一天就长了许多，一天就从容了许多，因为夜晚的时间大多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感觉本身就让人富足而从容。
贵阳的夜市很热闹，小吃摊热气腾腾的景象尤其让人流连忘返，一个晚上，人们可以从街头一直吃到街尾，也可以围着一个铁炉子上的火锅从黄昏吃到天亮，炉子的—周也可能从三五个人围成了十来个乃至二十来个人的圈子，肠旺面、豆花面、豆腐丸子、豆腐果、丝娃娃、糍粑、黄粑一这些贵阳的小吃，都是些给人方便实在营养可口的食物，谁都吃得起，谁都请得起客。
城市是一个生活空间，是一种生活方式；关于贵阳，作家何士光写过一篇名叫《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的文章，也写出了我的感受，引用如下：
“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还因为没有什么积淀下来的习气束缚自己，饮食起居也宽松容易。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在开放和移民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来就是多血脉的，多滋养的。更久远的往事不必追述，抗战时候这里就是天下仁人志士逗留之处；不久又迎来南下的同志，西进的干部；后来又遭逢大三线建设，亦不知涌进了多少英才和财富。所以不论京派海派，人们一律抱着敬意。又不管川味粤味，大家也都能甘之如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挂一漏万呢?所以入乡不必随俗，乡愁也会少去几许。那种长安居不易，或者只有冒险家才相宜的情形，在这儿是不会发生的。来到这儿，一定能少乘几多车，少跑几多路，不那么拥挤，不那么忙碌。”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本城，本城的名字叫贵阳，一座珍惜阳光的城。每天早晨，太阳在本城升起，为每一幢楼、为每一条街道升起，为每一扇窗户、为每一张笑脸升起。
城市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本打开的书；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是连接个人和国家的网络。不同的环境、资源、历史际遇造就了不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每一座城市都有 自己的发展轨道、自己的年轮、自己的风采和自己的命运。
清晨，山风吹进每一条街道，吹进每一扇窗户，山国之都在风中醒来，在阳光下醒来，一座风和日丽的城。山风是本城的精灵，阳光是本城的灵魂。
这座群山环绕的高原城市，因位于贵山之阳而得名。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说不完昨天的神话、今天的故事。春秋时期，贵阳属于国 国牂牁辖地；战国时期，贵阳属于大夜郎国的国土；汉代属牂牁郡；唐代属矩州；宋代称贵州；元朝称顺元城；明朝称贵阳。这座叫贵阳的城市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年轻。今天，生活在本城的贵阳人，对贵阳这个名字有着丰富的体会和梦想……
贯穿贵阳城的河流叫南明河，河上有很多桥、有很多风景、有很多人群。这条河从山里来到山里去，流经花溪、流经甲秀楼、流经很多地方，流经每一个贵阳人的心灵。孩子们在这条河上学步，年轻人在这条河上恋爱，老年人在这条河上回忆往事，城市在这条河上荡漾。历史不过是川流不息的日子，波浪连着波浪，流向远方。波浪近在眼前，河流向往遥远。
甲秀楼是本城的象征性建筑，坐落在南明河霁虹桥上，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为培风水，名曰“甲秀”。
花溪是本城的风景。其山小巧玲珑，其水秀丽多姿，其花四季不绝。
黔灵山是本城的名山，弘福寺是本城的名寺。名山名寺，深山古刹，古树参天，泉石奇丽。
本城的白龙洞，其溶洞风景形成于两百万年前。石幔、石笋、石柱、石花，巧夺天工，引人入胜。
红枫湖、百花湖是本城的镜子，湛蓝色的高原湖泊缀玉联珠。
阳明祠位于本城的扶风山麓。祠内林木葱茏，桂树溢香，恰似明代哲学家阳明先生的遗风吹拂人间。
历史把古今的山水文化融合在一起，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融合在—起，今天的繁荣把街道和人群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把城市的脉络和城市的活力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情调。城市的空间多元化，使本城的生活丰富多彩，五光十色。
城市是我们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焦点，我们的城市也经受着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考验和挑战。热爱生命、热爱城市的一个可靠标志，便是为自己的城市工作，为自己的城市祝福。
这是一座珍惜阳光的城，又是一座充满安居乐业温情的城。在无数的十字路口，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身边是天真欢乐的儿童、美丽幸福的少女、丰满祥和的母亲、昂首挺胸的男人，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我们的城市会更美好。
大山是上天对贵阳的格外眷顾，让贵阳保存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贵阳发展的希望就在于保护和发扬地域文化的独特优势。200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把“中国十大宜居城市”第四把交椅给了贵阳。山城贵阳作为省会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作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在资源贸易、交通信息、文教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抱负和理想都体现在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方便如意之中。
梦之城——哈尔滨
阿 成
哈尔滨就是在这些灵动的歌声中繁荣与昌盛起来的，哈尔滨人的人生就是在歌声中得以多姿多彩，在歌声中得以自豪与自信。
先前，在哈尔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参天遮日的榆树。那些数以千万计的乌鸦就栖息在海一样枝叶翻滚的榆树上。所以，人们将哈尔滨称之为“榆都”，或者“愉树之城”。
哈尔滨的先民始终将乌鸦奉之为神，认为它们是神鸟，是自己先祖的化身，是这里的保护神。
我小的时候，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相当多的榆树呢，在那些高大的榆树枝桠上有数不清的“老鸹”窝(乌鸦)，当乌鸦飞起来的时候，它们像乌云一样遮住了城市的半个天空。它们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呀呀地叫着。市民们仰着头看着它们，灵魂中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现在，只有在松花江跑冰排的时候，人们才能在顺流而下的冰排上看到站在那上面的乌鸦。是啊，过去，它们曾是这儿的神，可现在，它们却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雪，在哈尔滨被称为“天降的曼娜”。意思就是神赐给人间的食粮。也有人说，“雪是一封封天降的书信”。这诗一般的语言里渗透着人们对雪的亲情。早年，哈尔滨的雪是极大的。在下雪的日子里，小孩子们堆的雪人到处都是，几乎每家的栅栏院里都有一个雪人。所以，又被朋友称之为“堆雪人的城市”。
哈尔滨是在大雪的沐浴下开创的冰雪艺术的历史，成为独特的冷艺术。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尔滨的老百姓就开始了冰灯的制作。最原始的冰灯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照明工具。早年，在朔风凛冽的黑龙江，纸糊的灯笼经不住刀子一样寒风的摧残，所以，冰灯就成了冬季里主要的照明工具。他们把冰灯放在饭馆、客栈、药铺、马号和澡堂子门前，就像雪海中的航标灯一样，给远来的旅客指示着方向。
后来，在节日里，人们将这种简单的冰灯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放在柴门口，或者放在离自家不远的大道上，以表示节日的欢乐心情，也是给自家的亡亲照亮回家道路，更是给财神指示方向。既然冰灯制作是民间的一种风习，久而久之，千姿百态的冰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再后来，冰雪节出现了，很快，哈尔滨的冰雪节成了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与日本札幌的冰雪节，加拿大的冬令节(WINTERLOOD)，挪威的“奥斯陆滑雪节”，交相辉映。
说心里话，我非常怀念早年的大雪。在我的记忆当中，似乎早年的大雪才是真正的大雪，漫天飞舞，天地皆白，每一枚硕大无朋的雪花都是上帝的杰作。走在大雪飘飘、雪人遍城、冰灯处处的城市里，你本身就是一幅画呵。
哈尔滨是中外流亡者的城市。不过，它却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发展起来并成为一座商业都市的。而且，早年生活在这座新兴的城市里的大多是外国人。我看过一份报告，报告上说，1920年，居住在哈尔滨的外国人数量已经占全市总人口的51．7％。
到了1934年，就已经有英、法等五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总领事馆了，还有德、意等十个国家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早年哈尔滨曾经是27个国家或地区侨民的聚居地，或者说“流亡地”。
流亡他乡，难免错将他乡当故乡啊。这就是哈尔滨建筑多姿多彩的缘故。城里不仅有许多18世纪以来欧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也有相当数量的咄咄逼人的新艺术运动的产物，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三大宗教”建筑。因此，有人把哈尔滨称作是“世界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是“东方的莫斯科”、“远东的小巴黎”。
早年的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教堂，像圣尼古拉教堂、圣母报领教堂、索菲亚教堂、伊维尔教堂、喀山古母修道院、圣母安息教堂，等等，放眼望去， 高塔林立，钟声不绝于耳，其景其声，蔚为壮观。因此被誉为“教堂之国”。
对流亡者和侨居者而言，可以没有政府，没有政党，没有追求，但是，绝不能没有教堂。没有教堂就是纯粹的绝望了。流亡者和侨居者的灵魂总是很累、很困惑、很痛苦的，他们的灵魂太需要教堂的沐浴与抚慰了。
而今，城里所剩下的教堂不多了。“教堂之国”称号，听起来有些明日黄花之感。那就让这个称号永远留在历史里，留在回忆中罢。
哈尔滨还是一座久负盛名的“音乐之城”。
这座城市从她的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歌的旋律：猎人的歌，渔家的歌，女人的歌，马背上的歌，森林里的歌，江河上的歌。歌是这座年轻城市的摇篮曲，咏叹调。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萨克斯、小号和中国的民族器乐，是哈尔滨人永恒的成员，亲密朋友。早年的哈尔滨，随便你走在哪条街道上，都会听到从普通人家传出来的小提琴，萨克斯，单簧管的演奏。音乐使这座冰雪之城有了一种优美的旋律，成为全国文化名城中“highc”的最高音。
哈尔滨人无一例外都是在歌声中成长起来的，《乌苏里船歌》《新货郎》《太阳岛上》《我爱你塞北的雪》，等等，还有“哈尔滨之夏”，以及以俄罗斯歌曲为主的大量的外国歌曲，成为了这座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就是在这些灵动的歌声中繁荣与昌盛起来的，哈尔滨人的人生就是在歌声中得以多姿多彩，在歌声中得以自豪与自信。正是有了如此妙曼的歌声，才使得哈尔滨成为了一座适宜人居的文化之城，才使得那么多的外乡人不辞辛苦地向这座城市走来……
在哈尔滨，有一家夹缝中的小西餐馆，那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低档的西餐馆，它在中央大街上的两幢二层洋楼的楼中间。
中央大街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寸土寸金。这家小西餐馆就是利用那两幢小楼中间的夹隙建起来的。
小西餐馆只有两三张餐桌，照例有个小吧台——外国人喜欢这种布局：墙上有小框的风景画，或者是伏尔加河及船，或者是圣母像，或者是怒海扬帆。吧台上照例有一台手摇的唱机。唱机上支出一个黄铜的大喇叭，老唱片播放出的歌曲虽然有些失真，但毕竟是纯粹的俄国歌曲，或者地道的巴伐利亚的乡村音乐，听得洋人泪流满面。
这家小餐馆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式西餐馆一样，餐桌上固定有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水养的紫色丁香，或白色的铃铛花(这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两种花)。情调很好的。到这里来就餐的餐客都是一些穷洋人，鳏夫、寡妇、跑腿子、流浪汉、司机等等，他们要的不过是红菜汤小肉肠、酸黄瓜、奶汁肉饼和生啤酒、伏特加，再加上面包、奶油和果酱，仅仅是一份普通的西餐而已。他们边听音乐边吃，是那种很沉醉，很忧伤的样子。的确，到这种地方来吃饭，不想念自己的家乡才怪呢。
在餐馆里，有几份旧得不能再旧的俄文报纸、刊物，这些报刊都被饥渴的侨民餐客看过多少遍了，他们有很长时间还生活在这些旧报刊提供的年代里一直到小餐馆又来了新的报刊为止。这些穷侨民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而是走在时间后面的人，是一些掉队的人。
经营这家小西餐馆的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老板是从山东过来的。我曾在一些介绍哈尔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随着他们在这里定居、结婚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才呈复数迅速增长起来。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去过这家小西餐馆。那天正好下雨，下很大的雨。我差不多浑身都浇湿了。我坐在小餐馆里，感到雨水敲打在房顶洋铁盖上的声音特别的响，雨水从铁皮的房盖上湍急地流下来。雨水扑在窗玻璃上的雨点也特别的密集，偶尔有行人打着雨伞从小西餐馆的那扇挂着铃铛的小玻璃门前经过时，餐馆的屋子里就会暗一下。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小西餐馆里只有我一个餐客。手摇唱机播出的俄国歌曲，听上去也是湿漉漉的。侨居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侨民差不多都走光了。小西餐馆里的气氛很冷清，像离休老干部的家一样。老板还是那个老板，但人已经很老了，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吧台那儿卖呆儿。
哈尔滨像一棵树，枝叶在长，根也正在往地下伸一它将来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呢?
生活在海口的理由
晓 剑
一年365天都可以在大海中游泳，从海水中出来，直接就能泡入温泉
海口，一百多年前的渔村，几十年前的县城，目前海南岛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海南省政治文化和行政中心，160万人口，离国人熟知的天涯海角310公里，北面有割断大陆的琼州海峡，南面有世界地质公园火山口和南渡江，东面有海底村庄和成片的红树林，西面有已经关门大吉的海洋公园和一天只发一列客车的火车站。
海口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除了楼市之外的大多数物价却高于北京，比如鸡蛋常年三块多一斤，液化气90元左右有时超过百元一罐，蔬菜很少论角卖，在超市里买一个油酥火烧在北京可以买仨，只有40个版面的小报却是北京晚报一倍的价。当然，也有便宜的，就是当你卖废品的时候，一公斤报纸收破烂的只给三毛，在北京，要给一块。
海口的主要市区内，楼房间距符合建设部标准的属凤毛麟角，因而看起来很不美，很多所谓大厦相互间的距离不到10米，被称为拉手楼和接吻楼，而且还歪七扭八，即使是被称为最黄金地段的一线海景别墅区，房子的密度也比农民新村大，因而贵族住进去之后就很不贵族了。尽管规划一塌糊涂，但这里的规划部门从没有官员为此落马。
海口的街道罕有笔直的，都如蛇或羊肠一样扭曲，歪门斜道是这座城市的特征，有一段建省以后新修的龙华路，不到500米的距离，居然拐了五个弯。有人总结，这里是先建房子后规划路，街道绕着房子转，好像有些道理。当然，正在建设中的一条大道是笔直的，因为这里原来是飞机跑道，若飞机落地是转着圈的，可能这条笔直大道也不复存在了。
海口的公交车只是徒有虚名，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全部给承包了出去，因而被戏称为私交车，不但线路设置混乱，有的来时和回去时不走一条街道，还有转着弯不走捷径的，甚至更有调头行驶的，车上若是只有一两个乘客，车主就会停止前进，把客人打发下车。至于冒着黑烟、乘客可以站着的中巴和20年前的小面包车，也还在合法地享有公交线路。
海口市区的水域跟清澈早就没有关系，流经市中心的美合河肮脏不堪，从市委和市政府中间穿过并入海的龙昆沟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洗脚水味道，比游泳池大不了多少的东、西湖怎样清理都干净不了，红城湖在治理了一半以后，长期中止，和海口的烂尾楼一样变成了烂尾湖，至于海甸岛的鸭尾溪基本上可以用污水存放坑来形容。
海口的交通混乱有目共睹，很多路 口没有红绿灯，有的街道长达近一里地没有人行横道，摩托车如蝗虫般横冲直撞，时常上面乘坐三到四人，各种汽车随便并线，或者抢道逆行，载重卡车在闹市穿行，并且绝对在陕车道上，出租车和中巴车在马路中间就会突然站住，为的是揽客上车，至于行人，由于轿车占据了便道，只好走上马路。
海口的公共设施是稀缺资源，街心公园难得一见，儿童游乐场似乎只在麦当劳或极少大型商场里才能领略，寻找公共厕所有如寻宝，如西沙、南沙路长达几公里，没有一座可方便之处，大部分公交车站没有遮雨棚，甚至没有站牌，图书馆迟迟不能开张，体育场馆还在图纸上展现风采，剧院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立项，很多人不知博物馆为何物。
不尽人意处可历数更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相当一部分朋友还没有离开海口迁徙到别的地方生活的打算，因为这里有着让我和他们留下来的充分理由：
海口的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名列前茅，几乎没有污染空气的工业，因而只要不阴，天，永远是蓝的，云，永远是白的，吸进肺腑的空气清新而湿润，看了北京的天之后，再回到海口会有望天流泪的感觉。能够生存在这样的空气中，不仅仅可以长寿，关键是让人心情减少了很多莫名的烦躁。
海口的大海紧着的市区，随意驱车几分钟，就可以抵达海口湾和白沙门，若是再多踩一脚油门，东有桂林洋海滩，西有西秀和假日海滩，这里的海水虽然比不上三亚的亚龙湾清澈，但绝对比青岛、大连、秦皇岛市区的海面干净得多，而且迎面拂来的海风中绝没有腐烂、咸腥的异味。
海口的绿色四季常在，尽管弯曲但却贯穿整个海口的海府海秀大道两边全是椰子树，18年前海南热潮时，有外省人就因为满目的椰子树而感动，长久地留了下来。这里几乎没有裸露的土地，因为任何土地，无需种植管理，半年时间就能郁郁葱葱，其他的热带、亚热带植物遍布城乡，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还不足以让绿色消失。
海口的气温让外地人羡慕，这里几乎没有春夏秋冬之分，酷暑和严冬于当地人仅仅是故事，因而适宜常年在户外活动。再热的天，也不会超过38度，而且太阳落山后，马上就有清爽的海风吹来，而再冷的天，也很少低于10度，一旦太阳拨开乌云，立刻就能以衬衣和裙子为服饰。
海口的周边有许多去处，当然是好玩的地方，如文昌的东郊椰林、宋氏故居，如琼海的万泉河、博鳌水城，如定安的南丽湖、文笔峰，如澄迈的盈宾岛、足球训练基地，如临高的古灯塔、渡海战役登陆点，这些地方，车程都在一小时之内，而且绝无堵车问题，下午五点出发，六点就可坐上餐桌，然后跳入温泉。
海口的人们大都活得悠闲自在，不像北京那种大都市里的人们从早到晚终日奔命，因而茶坊、咖啡馆、酒吧奇多，夜色降临之后，更有数不清的清补凉小摊摆上街头。朋友们相聚非常容易，随时打个电话，就可以在半小时之内聚集在餐馆包厢或茶坊单间或露天酒吧或海边沙滩。而在北京，这无法想象。
于笔者而言，海口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那就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在大海中游泳，从海水中出来，直接就能泡人温泉。
环境质量是现代人生活指数的重要标准，甚至首要标准，追求好的生态环境做为居住之地，不仅仅是态度，更是境界。
当然，新的困惑也在出现，那就是海口在上下班时开始堵车，下完小雨后，车上和北京一样，都是泥点子了。
草原都市呼和浩特
邓九刚
呼和浩特绝不像错误信息传递给你的印象那样荒僻、遥远
倒退60年，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归化城。在归化城的东边2．5公里处，坐落着它的姊妹城绥远城(今天的新城区)。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归化城以召庙众多而闻名天下，而绥远城则是一座具有特别军事意义的城市。
绥远城较比归化城知道的人要更少，因此我在这里略略多说几句。到这里来的人们都会看到，在原绥远城的市中心保留着一座将军衙署，正对着将军衙署有一座苍古的大照壁，暗红颜色，照壁正中自底黑字写着四个大字：朔漠屏藩。这照壁后面牵动着一段用剑与火书写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联系着整个蒙古草原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意义非同寻常!时光荏苒，现在说起这座城市的旧名称，年轻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呼和浩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铺展在归化城和绥远城之间的草滩和树林为许多高楼所替代。高大的城墙被一点点拆掉，新建筑将两座姊妹城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名字把归化城与绥远城覆盖，这就是色彩明亮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因此呼和浩特的简称为“青城”。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公布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呼和浩特就榜上有名了。
作为一座我国北疆的草原城市，呼和浩特有着鲜明的城市性格。自古以来，呼和浩特就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历史悠远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国际商贸文化，共同塑造了它平和、包容的城市性格，这种城市性格，也体现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融合的精神内容。在以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
这里曾经是匈奴的发祥地，北魏王朝的都城；在蒙元帝国和大清王朝的版图上，呼和浩特处在中心的位置；进入16世纪，呼和浩特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在整个蒙古高原的中心；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里成了横贯欧亚的国际商道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由此，呼和浩特一跃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四通八达的驼道构成了一张庞大的交通网络，把黄河、长江中下游各地收入这个巨网中。
而在国际上，它穿越了整个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欧洲的腹地。这条商道的西方起始点，是当时的欧洲名城莫斯科。上个世纪初，莫斯科的人们都把呼和浩特叫做可可斯坦。牧歌忻忻，穹庐逐绿；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
“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这是至今在呼和浩特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形容呼和浩特召庙之多。呼和浩特大概是世界上宗教建筑最多的城市之一。从召城到驼城，呼和浩特至今流传着许多驼道上的传奇故事，绵延千里的迢迢驼道蜘蛛网般遍布在整个蒙古高原，角角落落从不曾漏过。
穿越瀚海大漠的驼队成为物流的强大原动力。活跃在这里的晋籍商人具有吞荒吐野的气势。其代表大盛魁 商号简直就是资可敌国，其下属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俄罗斯许多城市。大盛魁商号历时两个半世纪，在300年前就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
在延绵不绝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近代国际商贸文化孕育下，呼和浩特这座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塞上名城，逐渐被多彩的文化熏染出深沉而大气的城市风格。
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呼和浩特人特殊的性格，在他们粗犷豪放的外表下，掩藏着细致而含蓄的心灵。呼市人的开放、大气还体现在语言上一当地人都习惯讲普通话。
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非政府强迫。这与上海、广州那些在语言上的排外、自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开放、包容的个性，与呼和浩特八方杂居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八方通衢有着直接关系。而新兴的呼和浩特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座移民城市。山西人、河北人、北京人……不管你是来自哪里，只要走进这座城市，就能很快得到承认，并找到主人的感觉。呼和浩特人的生活习惯与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现在要想在城市里看到身着蒙古袍的人已经很难了。
不要以为大街上遇到身穿蒙古袍的人都是蒙古族，其实问起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是久居呼和浩特的汉族人或是其他民族的同胞。各民族长期共处，使蒙古服饰成为这里的人们共同的所爱。在他们心里，民族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了。
事实上那些从小一直生活在呼和浩特的人们，就连他们自己也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所属。“民族团结”对这座城市来说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深入到人们血液中的满含着生命元素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活泼恣意、无处不在、强大无比。
你想一想，当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蒙古族，你怎能把这个孩子的民族血统分清?而这种多民族结构的家庭在呼和浩特市比比皆是，有蒙汉结合的、有蒙满结合的，或是其他民族组成的家庭。
牧歌忻忻，穹庐逐绿，在以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他们生活在自足与自乐之中。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奇迹。
而各民族表现在衣着、语言、饮食习惯等方面的特点界限也很模糊了。比如喝奶茶，这个原本是蒙古族特有的饮食喜好，已经为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现在生活在呼和浩特的汉、满、回族和“三少’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同胞，都有喝奶茶的习惯。在姓氏上也是如此，表现出他的特有的形式。比如他叫巴特尔、哈斯，通常情况下人们就称他老巴、老哈，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姓氏。当你和一个姓白的人结识，他穿着市面上流行的夹克，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你交谈，和汉族没什么区别。偶然，当他操着流利的蒙古语和一位偶然从你们身旁经过的人打招呼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你会为此大吃一惊。只有这时你对呼和浩特人与北京人、上海人根本的区别，才会产生深刻的认识!
这里就是这样，许多人都会讲两种语言：汉语和蒙语；不少人还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蒙语名，一个是汉名。到这里来你会有幡然省悟之感，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许多年。欺骗你的不是别人正是多年错误信息灌输而形成的印象。呼和浩特绝不像错误信息传递给你的印象那样荒僻、遥远，其实从北京出发只不过是一夜的火车距离，而坐飞机则只需四十五分钟而已。
这个城市的三种水
王旭烽
我们许多人是奔着西湖来感受杭州的，不自觉中西湖就和杭州画了等号
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了解杭州的，可以说，除了我出生在嘉兴平湖之外，生命中的其余阶段一直就在杭州生活。有时到北方去开会返杭，一下飞机，心还没有感受到回家，身体先感受到了。因此，对我来说，杭州就成了一座用皮肤就可以分辨出来的城市。
这几年春天总在外地开会，总也看不到春天的玉兰花开。去年回杭后到西湖边办事，路过植物园，急着想一睹芳华，还是晚了，—地落花。看来，那飘着游丝的蓝天下白玉兰光辉灿烂开放的刹那，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就对自己说：以后春天还是不要离开杭州吧。
一个置换就在这时候完成，这里，一座湖泊代替了一座城市。我们许多人就是这样，是奔着西湖来感受杭州的，不自觉中西湖就和杭州画了等号。
然而，杭州自身果然就是一座人们连一天花期也不愿意错过的城市呢?前几天我到杭州城北拱宸桥办事，不知觉中就来到了一片立交桥的大柱子下，然后就是一群群的新开发的钢筋水泥的楼盘。我就怎么也找不到以往杭州的感觉了。在此之间，我一直以为杭州是独一无二的，最有个性的，她的个性就是西湖。可是在这一刹间，我发现了一个没有西湖的杭州。一个运河杭州。
杭州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近现代黑社会青帮孕生地，上个世纪初曾经是日本租界，连日本浪人也喜欢到此地来滋生事端。下层妓女们也拿此处做了窝。近现代历史上杭州一些重要工厂也建在那里，清政府在杭州建立的海关也在此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还是杭州产业工人的主要聚集地，比如杭丝联、杭州第一棉纺厂等等。记得我小时正逢文革武斗，一有风吹草动，从杭州城北拱宸桥边轰轰烈烈地就杀出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队伍的大卡车，纺织女工们头戴藤帽，手持铁棍，也是很飒爽英姿的呢。
在我上大学之前，曾经有过那么几年在运河边一座最底层的工厂做工，运河水现在经过治理，是要比从前清多了，但我当工人时的运河，的确就是臭气熏天的。星罗棋布的贫民窟垒起在运河两岸，驳船拖着人们的梦想，疲惫地从卖鱼桥下驶过。我就是在卖鱼桥边的杭州三中参加的高考，所以我可以说，不是西湖的潋滟水光，而是运河的微醺浊水，把我送进了高等学府。
我在那里接触到了杭州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他们是杭州市民文化的主体，与以文人雅士为主体构成的西湖文化不能说一点关联没有，但确实是相当不一样的。运河本身就是一条人工河，其开浚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人。最初是因为战争的军需物资运输，后来被演绎成昏君的骄奢淫逸，但在现实生活中运河就是为中国经济社会服务而诞生的。这是一条务实的河，低调的河，做牛做马的河，生活在运河边的杭州人，性格里是不是也渗入了运河的品格。杭州并不只是有西湖象征的风雅文脉。运河文化，也同样孕育滋养了杭州人的精神世界。
至于杭州的钱塘江水构成的文化形态，现在已经被杭州列为标志性的文化了。政府的口号就是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而政府的实际行动就是把未来的杭州市政府建到钱塘江边上来。历史上杭州曾经是个山中小县，县治就在钱塘江边上，几经演变成了国都，与西湖挨着了，但精神上依然与钱塘江相
陆天明
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入籍北京三十多年了，记忆中，在这“皇城根儿”下过日子，似乎就没遇到过几个特别萧瑟寒冷的冬天，也没遭遇过几场好雪(比如，能被诗人们称之“豪雪”的那种，就更没见过了)。
那年一家四口刚奉调进京，简陋的行李被塞在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马粪纸做的硬板箱里，在办公室凑合呆了几天，被安排到一幢新建成的十二层住宅楼里。因为是新建成的，那楼里不仅电梯还没安装起来，就连暖气也没通，就更别提煤气了。又因为住在十二楼顶层，那风，那透骨的寒气，那灰暗的阴霾，直逼薄薄的水泥预制板……每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就能看到那建筑物里无处不在的潮气全都在房间天花板的四个角上，凝结成了厚厚几个冰砣子，在那儿对我们这一家“外来户”示威般地阴笑着。这让我第一次感到：北京的天气真冷。
后来一次感到北京的冬天有点冷，是两年后了。我去北京特殊钢厂电炉车间劳动，也就是所谓的“下生活”。整整一年，我顶在一个炼钢班里，天天跟班干活，后来干脆就成了这个班里一个顶班劳力了。
冬天在炉前干活时还好受一些，尽管一千多度的炉温会把你的脸和手灼得生疼。但只要稍稍离开炉台，那车间里嗖嗖的寒风，就能把你半边身子冻透。上炉台干活时没法穿棉大衣，整个冬天我们都是光着上身穿—件盔甲似的帆布工作服。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下班从车间向澡堂走去的那一截路。那截路总有二三百米长。寒风小刀子似的扎来，我们满身是烟灰和汗腻，基本上又只能算是光着上身，那一阵阵颤栗，是我永生难忘的……
那时候到这个特殊钢厂去劳动，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遥远了。因为得出复兴门，广安门，再过达官营，印象中，简直就是到了“大郊外”了。
后来，单位里又给我分了房子。我住得比这个特殊钢厂更远，先是住到劲松，后来又搬到著名的六里桥附近。当时小区门前马路还没修好，路灯杆儿还倒在泥泞的土路旁。但没过几年，在那儿建起的火车西客站把那一带变成了极其繁华的闹市区。从那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感受过北京冬天的冷。
站在十二层、二十四层的住宅里，推窗远眺，我真切地看到了北京在繁荣和扩大。我也不断调换着住房。在北京，几年没有交往的老朋友，再打电话去查问，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搬了新房，调动了单位。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象征着、标志着、预言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崛起”和“富裕”。
是因为北京越来越繁华，所以它的冬天才不冷了?还是因为我住的房子越来越好了，所以才感受不到北方气候的寒冷了?或者是因为地球自身或人类谋生过程中一些不检点行为的缘故，把本应该寒冷的冬天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暖冬”。
随着自己住得越来越来好，这种“暖冬”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心里偶尔地(或者说总是)会产生一种“忐忑”和“失落”。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比较富有或非常富有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否也相应地“富有”起来了?我们是不是活得更像一个人了?
比如说，检查我自己，我还会经常想起当年在一起三班倒的那些工人朋友吗?我还会为他们在向澡堂走去的那段路上那种特殊的寒冷而操心吗?我不会了……
自我完善的欲念已经远远超过了完善群体或族群的冲动。而在另一些种群中，这种群体完善的意念已经变得非常虚幻了，甚至变成了一个需要经常去嘲弄的概念。我们在不断的煤矿爆炸声中，又看到药监部门的高官为了自己谋利，居然忍心和一些药商勾结，拿假药和不标准的药祸害百姓，看到一些“红顶商人”面对无数谋房无方的平民公然叫嚣“房地产就是要暴利”，而在他们背后支持着的正是那些唯个人政绩和自我发展为重的少数手握大权的官员……
在冬天变得越来越暖和的新年起始，我们是否有必要认真地拷问一下自己，我们有必要在精神上找回或重建一点什么?是否真的需要确立一些什么?就像“发展是硬道理”那样，提倡一种“精神完善也是硬道理”的立国原则。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备的精神完善机制和趋势，冬天是不会永远暖和下去的。
关于长春的记忆
张笑天
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
城市也是有灵性的，当然就有记忆。
长春，这个历史上饱经忧患和创伤的城市，能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吗?
人们知道长春，无不与长影、一汽有关，在中国，有哪个角落没有留下过一汽卡车、轿车的车痕，有哪个中国人没有看过长影拍的电影?最近长春也有盛事，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第六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长春开幕的日子，北国特有的漫天雪花，把长春带入浪漫温馨的赛事，将奥运精神的火炬点燃，此时的长春想不为世人瞩目都不行。
我爱长春，这是混合着我大半生所有欢乐与忧伤、挫折与成功、光荣与梦想的地方，这座城市不但是我的栖身地，更是我灵魂依赖的精神家园。不论我游历大江南北，抑或是闯荡天涯海角，我只有回到长春，才觉得踏实，我有过许多次外调的机会，可我经过权衡，一一放弃了，这也许是只有我自己才能说得清的一种情结吧。
长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从空中鸟瞰，几乎看不到楼宇，层层叠叠的树海掩映着它，一年365天竟有340天空气质量优良，它比起那些冲天高楼堆积起来的水泥森林城市，比起被噪声和二氧化碳污染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真是太幸运了。我采用的幸运指数标准不是GDP，而是无法衡量的心情。
长春也有它心底的创伤，在血痕被时光冲淡的时候，健忘常常使人麻木和无耻。说到长春，不能不提到她已被世人渐渐模糊和忘却的名字：“新京”。那是耻辱的标记，也该是雪耻的动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白山黑水的十四年里，长春是以伪满洲国国都的面目出现的，那时它叫“新京”。耐人寻味的“新京”新在何处?它显然暗中与日本的东京相呼应，如果日本人得逞，他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把国都从东京迁到长春这个“新京”，东京当然就是“旧京”。伪满洲国只不过是块临时招牌，开张那一天，已注定了有一天要像敝屣一样被丢掉的命运。
迄今，长春还能看到很多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关东军司令部、伪国务院、八大部……关东军司令部那黑色铜瓦屋顶的大楼里，曾经出没和主宰一切的都是些什么人?东条英机、本庄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小矶国昭、南次郎、梅津美治郎，无一不是后来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受审的甲级战犯。
人们只知道位于哈尔滨平房的魔鬼731部队，松井石根打着“防疫给水部队”的旗号，干着培养细菌、用人体作实验的反人类罪行，人们是否知道，日本关东军在长春近郊 还有一支冠名“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的100细菌部队?
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国魂》，也写过电影剧本《白山黑水》，都是以东北人十四年亡国奴生活和悲壮的抗联斗争为背景的，在采访和研究日本侵华史料的过程中，我常常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受。今天的世人也许根本不知道当时正在发生着什么。
当时的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残酷地“讨伐”东北抗日联军，并大屯、屠杀反抗者，另一方面采用怀柔政策，试图拉拢、软化知识阶层成为他们驯服的奴仆和帮凶，甚至不准中小学生说汉语，汉语课本被称为“满语”，而必修必用的日语反倒成了“国语”。其终极目的是要把东北逐步“日本本土化”，为其最后把东北划归日本版图作铺垫。为实现这一步，日本天皇把大批日本男女运送到东北，称为“开拓团”，他们半农半兵，强占土地，垦殖山林，全然是扎根准备，他们计划十年向东北移民500万，再繁衍十年，数字会相当惊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一共才三千万同胞，如果大和民族的人口比例占了优势，那东三省就是“四面楚歌”，不亡也亡，日本人的计划真的要变成现实了。
所以重提往事，是因为有人不断地揭伤疤，灾难的阴影总是在头顶弥漫。
好多日本旧军人都有长春情结(叫“新京情结”也许更确切)。作为长春人，特别是长影人，我多次接待日本来访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明智的友人，不乏深刻反省者。也有相当一些人，年年到“新京”来“寻根怀旧”，其动机很可疑。有一年，我接待了一位在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过剪辑师的人，他为居然找到了他当年坐过的一把小圆转椅而兴奋不已，问起他对长春的印象，他用听起来像很幽默的口吻说，长春没什么变化，和我梦中看到的一样，不同的是，我们当年建的楼长个了!
听了这话，我极反感、极不舒服。他的“幽默”深深地刺痛了我。他的俏皮话也并非无中生有，原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就是从前的伪满军事部旧址，而省政府对面的“八大厅”办公楼，原来正是伪满洲国兴业银行原址，也许是觉得地基的承受力还可以吧?这两座楼都先后掀去屋顶，在顶层上又加盖了一层或两层，这不是“长个”了吗?听了他的讥讽，我顿感无地自容，愤懑在胸。好在，这种羞辱感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如果那位影界日本朋友今天再来看看长春的市容，我相信他会为他当年的不负责任的话而感到羞隗和自责。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文化属于通常被人称为“黑土地文化”范畴。这地面上的人，更看重笃成守信、重义轻利，他们豪爽、热情、机智和幽默，他们的个性自然而然地进入作家的作品，甚至不需要绞尽脑汁地设计，信手拈来就是。
过去人们称这块黑土地为蛮荒之地，蛮荒有蛮荒的好处，蛮荒之地的人们，崇尚古朴的美德，代代相沿，得以在商品大潮席卷天下时遗存下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似乎天生摒弃了很多歧见，而互相扶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显而易见地主宰了他们的生活，成为主流。
不好开口的长沙
何立伟
长沙人就是自负得不得了。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
我不晓得要怎样来描述我在此生活了半个来世纪的这座城市及这座城市中的人。当长沙一成不变的时候，长沙是好说的；当长沙日新月异的时候，长沙乃不好开口。
1999至2000年，我曾在上海同北京各生活了一年，恰目睹了世纪更替，斗转星移。两地乃中国政治经济的制高点，登高一望，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有如春风扑面，让人振奋，感触良多。我记得距首都机场不远处的一个路口，高耸的一块大型路牌上，是英特尔公司的奔腾芯片的户外广告，触目的是一句广告语：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当其时，网络经济刚刚兴起，以IT业为代表的新产业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如电脑芯片的升级换代，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仿佛真有一颗奔腾之心强劲扑动，一切皆在巨变，人心充满热望。而2000年岁末我回到长沙，却发现长沙仿佛处在世界的角隅，钟摆尚发出旧日的节奏同声音，生活的锈迹亦随处可见。有一天湖南的一家电视媒体采访我，要我谈谈处在新世纪中的长沙的印象。我几乎是随口答道：长沙的生活，是286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说，电脑到了奔腾时代，286的处理器早已过时，而长沙的生活却还像286一样，运行迟缓，应遭淘汰。话虽说得有些刻薄，却也是我当时对长沙的真切感受。
但接下来的几年，长沙的城市发展，有如北京上海的房价，一经启动，便势不可遏，一路攀升，去不复回。如今的长沙，在中部城市中，已变得美如珠玉。2002年央视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摄制组来长沙拍我，让我讲述这座城市，我说长沙已成了一个大型的工地，一切变得新鲜，一切变得陌生。长沙人迷失在长沙了。我忧心的只是，长沙应当越来越像长沙，而不应当在城市的变化中由于同质化的建设而失去自己在文化上的个性。长沙乃建国后国务院首批颁布的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沉积在长沙老街老巷每一块有时间痕迹的砖石中，沉积在长沙市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中。一切需要改变，一切又需要保存，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让人特别惶惑的地方。从286到奔腾，进步却也是付出了流失的代价。一些我记忆中往岁美好的人事物事，在城市沧桑巨变中已荡然无存。名城固然还是名城，历史同文化却举目难寻。那些超市同写字楼，那些沿街商铺同五星宾馆，还有人们的衣着和生活旨趣，长沙同其他的城市又有何显而易见的区别呢?除了自然形制上的特点，长沙还能让人一望而知是长沙么?
这就是我对长沙的变化的且喜且忧的态度。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生活了长达半个来世纪的长沙人，我晓得我的情感同欲望，皆是从这里出发的。我希望旧的还在，新的又到来。或者说，旧的含蕴在新之中，新的又包容了亲切的旧。但我同时又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时代的矛盾，并不是保存一座旧城，建设一座新城，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进步永比守旧要好。长沙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得到的，也要比失去的宝贵。
长沙是一座好城市，有山有水，有那么多的历史胜迹，亦出了那么多经天纬地的人物。她在历史上的荣光，是否也将镀亮今日崭新楼宇的每一扇窗?
至于长沙的人，亦即长沙的民性，是否也同城市的建设一样发生了同样大的变化呢?我想未必。一地的民性，是漫长时间的形成同积累，亦必以漫长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关于长沙人，我几年前有一篇《闲话长沙人》的文章，描述了我对长沙人的感受同看法。我想几年的时间过去，我并没有改变我的感受同看法。这是因为，长沙人的文化性格乃是顽强的，就像一座老屋，虽然经风经雨，但依然挺立在流光之中。 像中国任何其他地方上的人一样，长沙人也没有什么格外了不起的地方。但长沙人就是自负得不得了。天上的事情晓得—-半，地上的事情全晓得。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都提到过的“长沙里手”。“里手”，长沙方言，意为内行。长沙人于是对哪怕自己不晓得的事情也很要来里手一把。一个外地人，同长沙人扯谈(聊天)，你会听到他说个不休，对任何事情发表一堆相互矛盾而且说过之后就会迅速忘记的见解，脸上还油油地分泌出一种从厕所里出来之后才有的舒畅的笑容。除了伟大的北京人，你恐怕还真没见过如此偏于一隅而又胸怀了宇宙的角色。所以长沙人的里手相，很不缺少漫画的神采。
有人说长沙人的性格里有“骡子精神”，意指长沙人做事很犟、很倔、不撞南墙不回头。这话是说得很有几分褒奖的意味。这么说的人举出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来，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了不起，原因有了这呱呱叫的“骡子精神”。这种说法当然很妙，然而细想下去问题就来了。“骡子精神”应当为全体长沙人所共有一你举出的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有，你举不出来的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也有。于是一堆了不起的长沙人所以了不起是因了这“骡子精神”，更大一堆不怎么了不起的长沙人所以不怎么了不起岂不也是因了这“骡子精神”?我看还是不要这么褒奖的好，免得让人钻了逻辑上的空子，笑话道：看吧，绝大多数的长沙人，因为有了这“骡子精神”，瞧上去很不怎么样哦!
长沙人又好吃喝。找得出理由来也吃喝，找不出理由来也吃喝。长沙的街头，阵阵吃喝之风迎面劲吹。一会儿瓦罐菜，一会儿蒸菜，一会儿辣味海鲜，一会儿蛇或是王八。总之是要多放辣椒，多放油，多放豆豉酱油味精。长沙人做的菜，你与其说是吃到了那菜的味道，不如说是吃到了那菜的调料。比方螃蟹，广东人上海人吃的是它的原味，至多佐一点姜葱。长沙人，姜葱之外，是大把大把的辣椒大蒜紫苏桂皮八角茴。外地人吃出来一背心的汗，啧啧啧，乃不知螃蟹本身为何味!
长沙人且家家户户打麻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把这唐诗换两个字，“长沙一片月，万户捣将声”，恰成写照。自家里打，朋友同事邻里亲戚处打，街口上麻将室里打，三伏夜里还摆几张桌子路灯下头赤膊着身子打。方城之战，狼烟四起，打出来太平盛世空虚的快活、无聊的精彩。只是不能闻鸡起舞了。鸡声啼起时，鼾声也乍起，太阳底下于是真的无新事。
长沙人然而是乐天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这么坚持了自己的一份乐天的笑容。该变的自然在变，不该变的自然不会变，与洒家何干?这便是长沙人的人生态度，以不变应万变。
长沙人在世界各地相遇，老乡见老乡，第一句话是×鳖，你在咯里(这里)哦!口头俚语，多少有点邋遢，但是情绪偏偏很卫生。惊喜之后是乡情，乡情之后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长沙人于是也很潇洒，并不怎么缠绵悱恻、善感多愁。世界上到处都有长沙人的影子，长沙人在哪里都像朝天椒—样，火辣辣的、里手的、掏肠子掏肺的，因此，也是透明的。
其实长沙人你一见之下只要听他开口说三句话，必晓得他是长沙人。不是听出了长沙人的口音，而是看出了长沙人的性格。
又可爱，又可笑；又可笑，又可爱，这就是长沙人。
成都的城市气场
冉云飞
没有大慈寺、文殊院、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会是个什么样子
农耕社会的大家庭，安土重迁，聚族而居，幺房出长辈。哪怕他只是个鼻浓口水的小屁孩，你也得尊他一声老辈子。这是一种重视家族辈分和等级制度的力量，千百年来有着神奇的魔力，成为农业中国一条不成文的圭臬，至今在边僻之地仍有它有限的作用。少城(位于成都西部的老城区)作为大城拱卫的历史，在成都城市的构建与扩张过程中，只是比大城稍微滞后一些，因此它算得上是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的“小儿子”。虽然作为整座城市的基本构建来讲，它只是个“小儿子”，但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来讲，它已是不容否认的“老辈子”了。
虽然如今少城这个“小儿子”遗留下的格局，只是满清末期甚至大多是民国时期的孑遗，但这就像子嗣不旺的单传家庭一样，苗裔不多，不仅不能欺负，而且应该有一颗格外的垂怜和爱惜之心才是。可是，我们现在对待少城这个已经非常脆弱的“小儿子”的态度，却有许多不到位、不得体的地方。
保持一座城市的魅力，和培养一个孩子成器，有某种意义上的相通之处。一个孩子有无底气，成绩固然不可缺少，倘若他只有成绩而没有创造力，没有趣味，那么他将来的生活，实属堪忧。如今的家长和学校，把考试成绩当成天下第一大事，仿佛孩子的人生目的全系于此，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我们稍微理智地看待这一切，都知道非智力因素的情商培养一父母乐于与子女交流娱乐、与其同行旅游、非为考段的业余学习音乐绘画及书法、带小孩参观各种博物馆等——在人一生中是极其重要的，并非课堂和作业能包打天下。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成绩虽好，却生活无趣乃至十分不幸，甚或伤害他人而毁及自身的高智商者，非常糟糕的生存处世方式了。
同理，一座城市，它当下的经济活动，发展变化，固然重要。但GDP并不能代表一切，金钱也不是幸福生活的惟一指标。一座城市要使居住在该城市的人有归属感，认同感，乃至有自豪感，仅仅只有经济上的腾飞，显然是很不够的。
墨西哥政府中主管全国各类文物、历史遗产的人类和历史发展局，就将保护各类文物及历史文化遗存，当作全民族凝聚力，培养墨西哥人认同感、归属感的最佳方式。意大利全国为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甚至设立有专门的保护文物军队，并辅以相当严厉的保护措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在意大利的大街上，犹如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隧道之中，既有生之乐趣，复有悠久历史的自豪感。法国巴黎城市的大格局还定格在1852年，1852年是咸丰二年。如果当今中国有哪座城市在其大格局以及韵味上保留着1852年的味道，你说，这是一座怎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着的物质历史博物馆?
可惜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没有这样一座城市，因为我们缺乏前瞻的眼光，缺乏对祖先的背影和艰难历史的起码尊重，缺乏为后人留下厚重历史遗存，让他们享受的雅量和心胸。著名建筑史学者及文物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曾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编绘有战区文物保护目录，甚至连敌国日本的东京奈良等得以保护，也是拜梁先生这样为世界留存遗珍的学者超越性所赐。可惜的是，在和平时期他呼吁保护北京古城，却以失败告终，这是一种怎样的揪心之痛?可是战后崛起的日本，却在1966年制订了极详细、很严格的《古都保护法》，如在京都、奈良等风貌保存最好的地方，要新 建、改建建筑物，其所采用的风格、样式、色彩等，都要经由建筑师、园林设计师、规划师、美术家、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等组成的“美观风致审议会”的审查评议，才能得以实施。决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想当然，拍脑袋说了算，就可以随意改建拆建的。
成都是一座拥有23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祖先的后代，我们应该深知一座城市的魅力何在，并切实地保护好祖先悲欣交集的生活过、用过的古物，否则辜负祖先为我们辛苦累积下来的财富，是愧对成都人这一称呼的。我们难以想像，没有大慈寺、文殊院、杜甫草堂、武侯祠、金沙遗址、宽巷子、窄巷子的成都会是个什么样子?哪怕它有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有令人目眩、紧跟潮流、时尚到家的CBD商务圈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它难道就是我们的成都吗?果真如此，它只不过纽约外表上的兄弟、东京面相上的侄儿、香港的疑似表弟、巴黎皮毛上的远房亲戚，哪里还有我们成都特有的魅力和个性?在当今社会，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没有他人不能取代的魅力，他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获得乐趣与成功的。同理，一座城市，丧失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便沦为他人的奴仆，不可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地位。
我的故乡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宜居，出产的清茶名冠湘、渝、黔、鄂。从小就听老辈子们讲，宜居就是四围山水宜居。联合国评“人居奖”，国内也在评魅力及活力城市，城市的魅力及活动指数中也在逐步讲究是否“宜居”，即这座城市是否适宜居住，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怎样的城市才适宜居住?目前似乎还没有过硬的指标和成文的规章出现。我想城市除了应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以供常住和流动人口较为充分的就业等硬指标外，最重要的是具有历史的味道，祖先的背影，过往的遗迹，以鲜活得体的方式保留下来，以便我们作为现代人，在古人的身边，与之生活在一起，有融通舒适之感，而无半点的唐突与隔阂。要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这让我想起日本的“美观风致审议会”来，如宽、窄巷子的开发，就应该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充分论证，互相辩难，乃至让广大民众充分发表意见，才能最终定夺。倘若在这一切没有真正做好，并且将各位专家的意见充分公布出来一这专家是独立的而非拿开发商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钱财，否则其意见将没有什么公信力一听取民众意见以前，任何行政部门及开发商都无权定夺宽、窄巷子的拆迁改建工程，哪怕这里面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不能想当然地胡乱拍板。
国外在保护城市的历史、地域特色时，往往是一个区域、整条街道地保护，并非单独保存一两幢孤零零的建筑，而是把整个区域的历史，作为整个活体保护下来，以便留存历史和地域的真正样式及韵致。所以宽、窄巷子也应纳入少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进行整体规划，加以充分保护。而非此处拆建，彼处留存，让各种不协调的建筑错杂其间，显得不伦不类，丧失了它应有的韵致。只有把它的韵致留存下来，才能作为我们城市的一个气场保存下来。而气场，乃是人气、福气、灵气、神气等的结合体。一座城市留存这样的气场越多，越是能够体现这座城市的特殊魅力和宜居本质。我希望成都人能有这样的福气享受这一切。
重庆：朝天之都，与天相契
郭继卫
重庆报纸评出十大城市名片，如美女、火锅、解放碑、雄起、桥都等，有一大半历史不足百年
我问楼下摆鲜花水果店摊的蔡强去年过得怎么样，他笑而不答，埋头裁剪着搭配鲜花的芭蕉叶。
“比头年子好些。”他老婆接过话头说道。
他嘴缝里冒出“鬼扯哟”，并报怨开花果摊的太多了，租摊费也涨了，不如以前好做。他老婆便撇来—句：“钱都由你个人赚最巴实。”
我又聊起马上面临的洋节(二月十四)和春节(二月十八)哪个生意最红火?“啥子节哟?汗水节八月天最火，那段热天走货快，起码高六成。”蔡强脱口而出。
重庆现在流行这样，说着现在，却情不自禁地闪回到“那段”。“可把我热惨了!”他老婆抬起冻得红肿的手掠过脑门，似乎仍惊悸于酷热中的汗水。
卖水果是“靠天型经济”，喜天热、盼过节、怕缺货。至于直辖的闹热、工地般的市容、拥堵的车流、食品的造假，他们关心不来。去年夏天，他们在烈日与空调外机的热浪中叫卖于高楼阴影一隅，每天三件事：卖好的西瓜、吃软的西瓜、咒骂酷热的天气。那时劝他们歇几天，小两口会异口同声地说：“这里还有钱可数，巴南老家是人喝猪水，猪喝尿水喽——那才叫造业!”
重庆2006一年可分作两个部分：酷暑肆虐的日子和酷暑不再的日子。酷暑是个很感性的东西。对于不在它治下的人们，它只是个数字，只是个图片，顶多只是一声干涩的叹息。而对于备受其煎熬的劳作生息的人们，在最高报出43．4℃的70多天酷热中，没水洗、没菜吃尚可苟且，而最后饮水困难、庄稼果树亦即生活指望尽消失于龟裂的土地之中，怎会不惊悸于天的责难、以及人对热浪的干系?
记得单位去森林火灾现场慰问，一那里大片树木焚烧殆尽一领导说了句“送温暖”，立即被人回了声“乌鸦嘴”!几乎到了谈暖色变程度。而在没有空调的乡卫生院里，给患者测体温成了难题，因为室温早就高过了体温，护士只有把温度计泡在凉水里，患者测罢即刻读取。
重庆人对火锅的执着历来是超越气温与时空的。李宗亮是一家有名的火锅店经理，“昨年夏季收入减少了一百多万，”他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怕热，饭店的空调才增了容，爽得很，“想必是人们觉得大家都在受灾，吃喝也没了心情，宁肯在家里稀饭泡菜。”
何以见得?他屈指算来那三个月多家老关系都取消了预订好的席桌，理由是“吃不安逸”。“从那时起，哪位客人剩了饭菜，我们的服务员主动给他打包回去，浪费的哪个环节都要遭天谴。”
冠着雾都、山城、火炉等别称的重庆与天有着别样密切的联系。重庆古称“巴”，甲骨文巴字其形似祈天，其构含倒“日”，颇具“天”的元素。在这里悬棺习俗曾风靡多时，人们费尽心力把安息之所置于离天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无论是唐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蜀犬吠日”，还是山歌唱的“太阳出来喜洋洋”，均明白无误地与天成缘。在这里更有著名地标“朝天门”，为今古重庆通衢之所，充斥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浪漫理想。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诗人曾这样借炎热骇人招魂。翻开泱泱重庆历史，天灾旱涝，周而复始，千百万口腹系命于天。老人们记忆中最为重大的“关天”之事要回溯到60多年前。
1939年5月3日是个阴霾之后少有的好天气。在抗战烽火中过着相对平安生活的陪都人多外出享受难得的温煦与轻松，午时45架日寇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突然临空。在此之前日机也空袭过 重庆，苍天保佑，浓密的云雾使得日军只能以重庆东南方海拔2200米的金佛山顶为参照估测目标，投弹分散、伤损有限。故而此时市民们不知躲避，甚至登高猎奇。悲剧从天而降，一百余枚重型炸弹、燃烧弹落于人居稠密处，顷刻间血肉横飞、烈焰冲天，千余民众、千幢居舍惨变炼狱。这样的野蛮轰炸历时5年计218次，共9513架次飞机投弹2万余枚，死伤数万人。大轰炸使看天、敬天成为重庆人生活的一部分，逢阴则喜，见晴胆寒。“宵晨数见敌机飞，尤恐中秋趁月光辉”。
事实上，每年九月到次年四月，漫天大雾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庇护着这方土地，规避了多少灾祸的风险。即便在日寇开展大规模“疲劳轰炸”的1941年夏，百姓们也依然坚信，重庆的天是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同在斯年、同罹战火、同称“雾都”的伦敦就没这么幸运。丘吉尔只能靠他发明的“毁灭大城市的收益递减律”来安慰人民，“许多炸弹都炸在早已被毁的房子上，只不过徒然地将瓦砾弄得四处飞散——在广大范围内再也没有什么可炸可烧的东西了”(丘吉尔《二战回忆录》)。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重庆人是沐浴着天恩的。
天的赐予是一次性的，大自然不可能再被利用第二次。蒸汽机引发了科技革命，造就了工业化城市，提速了现代文明，而支撑这一切的煤炭石油储量再丰富，也用不过300年。而它们的生成却经历了亿万年。核电尚未在中国普及(占总电能1．7％)，铀开采也不会超过一世纪。三峡水电资源不管设计运行多少年，谁也无法恢复上世纪以前的壮丽风景，他们将永远沉睡于泥沙淤积之中。
文化是上天独给人类的厚礼，也是缰绳。文化是迁变与多彩的，城市文化就更是这样。重庆报纸评出十大城市名片，如美女、火锅、解放碑、雄起、桥都等，有一大半历史不足百年，也不会再领百年风骚。但它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一个城市编造现代神话的躁动心态。在休闲“文化’拉动下，重庆缙云山、歌乐山、铜锣山植被区域在建拟建项目709个，尽是吃、住、玩、农家乐等，所谓城市之肺已然千疮百孔。以文化自诩的流俗行为更具杀伤力。
民生不只是享乐，浮华也并非文化，我们宁肯没文化，也不愿容忍伪文化幽灵的招摇。如果说衡量城市魅力在于多大限度地满足多少人时代需求的话，则更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持续演进，天、城、人三者的和谐友好才是最基本的生活原理。
大灾过后应有大彻大悟。暑罢思暑，灾后话灾，人们似乎能够更平和地看待生意场上的残酷竞争，更多角度地把握战天斗地的尺度、限度，更理性地谋划对舒适生活的求索步骤，更善意地理解人与人之间陌生且脆弱的依存关系，更尊崇地关注天的脾气与天的健康(天行健)。较之去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去巴黎感受时尚、去纽约感受金融、去西安感受古典、去香港感受国际化，重庆在提出感受美女、火锅之余，还要增添一些精神诱惑力。经济枝干增长到一定程度，人文的叶片就必须紧随之茂盛开来。
老祖宗不光说了食色性也，还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重庆山水杂糅，智仁兼备，颇具世界上一切古都名城的优厚条件。在飨以琼浆醉于丽影之时，别忘了重庆的天一这位都市女神，她敢爱敢恨、多情多变，有性格、有韵致，尚率真、疾恶俗，爱她、宠她、报效她、依存她，永不会错。
天道远、人道迩。酷暑使3000万人口的城市骤然变化了性情，唤醒了许多平淡生活中忽视了的东西。
去年夏季三个月，全重庆的移动手机短信比头个季度增长了1400多万条，以查询天气和互致问候的居多。
那个夏季我家楼后一条高速公路两侧上百公里的竹林全音部枯黄。那个夏季所有未死的树木都留下了一圈挣扎过的年轮。那个夏季重庆因热而觉悟了、脱“贫”了一这个“贫”是指人文层面的。
暧昧的福州
陈希我
福州人特别怕上火，肝火一旺就得到了警告，免得说错话干错事
民间有传说：沉东京浮福建，说的是东京与福建五百年一个沉浮。东京浮了，福建沉了；宋亡了，福建则兴了。
若把中国版图比做母鸡，福建就是母鸡之尻，福州则是其中的屁眼。中原危急了，这里就被御幸；安稳了，这里就遭冷落。它曾是中国海军的发祥地，一时冒出许多豪杰：林则徐、严复、沈葆祯……王朝将倾，福州就受到了重视；陆地没指望了，于是退而海角，这里就繁荣了起来。
这建立在末世的文明似乎有点可疑。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福州不够开放，只是“准开放”；作为福建省会，它名气常常不及厦门，也只能是“准”。也许“准”才是它的特征。“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有个京城长安，福州也建了个长安城的缩小版本：三坊七巷；杭州有西湖，福州就也有个西湖，也有断桥不断，但规模小得多；人家有馄饨，我们有扁肉燕；人家有烤鸭，我们也有卤鸭；人家有京剧，我们有闽剧；说是“北同仁，南回春”，其实也有好歹蹭个“第二”的意思，这种蹭，语意有点暧昧；而把福州脱胎漆器跟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工艺品“三宝”，似乎人家只知道前二者，未知后一个。
走进这城市，会感觉作为一个省会城市，它的小。小时候作文写《福州颂》，往往要写到：我的家乡福州，四面群山环抱……长大后才知道，这毋宁是个缺点。这也造成了它气候特点：温湿。从四季分明的北方来的人，冷不丁就要患感冒。但是只要你习惯了，你就会发现，福州是个适合居家过小日子地方。地盘不大，生活节奏不紧不快。它的饮食稍稍偏甜，但也更增添了温馨。看着这种温馨和平静，你不会想到它曾经是一座屠城。唐朝末年，中原汉人入侵“无诸国”，杀了男人，娶了他们的女人。现代科学家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分析，判断南方地区人种和北方的异同，Y染色体来源于父亲遗传，线粒体DNA来源于母亲，结果福州人的Y染色体跟北方人相同率很高，线粒体DNA相同率很低。也就是说，福州人基本是北方汉族男性和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后代。
母亲们做出偏甜菜肴，是因为无所适从，还是要补偿曾经的苦难?母亲河闽江从城市中心流过，无言养育着她暧昧的子女。她的子女们在她的身旁嘬着小盏酒，就着下酒菜。福州人是不海喝的，只是嘬。福州话中的“干杯”，并没有把酒喝干的意思，只是碰个杯。把酒喝干是要闹出乱子的，酒后失言，酒后乱事，是万万不可的。不喝的面上理由是酒容易上火。福州人特别怕上火，喝了酒，上火；吃了肯德基，也上火；小孩吃糖被限制，理由首先不是会龋齿，而是会上火。福州人有着给新生儿喝黄连汤的传统，说是祛火。一个医学专家告诉我，其实恰是喝了黄连，才造成了福州人阳虚的体质，稍一食热，就上火，就生口疮。我则怀疑，这恰恰是福州人设的一个保险阀，肝火一旺，就得到了警告，就加以警惕，免得说错话、 干错事。
福州人是精明的，对人只说半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上世纪一次次政治运动，福州一直都不是激烈战场。在这里，找不到大友，当然也就找不到大敌；没有大是，没有大非。这个曾经被割了阳气的城市，好像从此以后被割伤了；或者是发誓?永世不再振作雄风。不求神仙福，只求保平安。坐在自家的天井里，或者路边，三五成群，喝着，听着评话，謦謦的铙钹声像人生的警铃。潮润的空气中谁在唱着“十番伬”?满是人世悲凉的故事。毕了，起身，拍着大蒲扇，赶着蚊子。美酒喝得微醉后，赏花恰到半开时。睡觉。万事不如背在席!见说道。一副世故的口气。
福州人是世故的。老年人的发脚理得高高的，悬崖一般直推上去，到了顶上三七分，一副清癯。微微偏着头，睨着眼：嗤，你小牛仔未穿鼻呢!遇到是非，一般不表态。你向他诉说，他只是笑笑的，这笑是很暧昧的，可以理解成是赞同，也可以理解成只是为了礼貌，甚至是不赞成。不赞成而又笑，似乎不好理解。那是一种对诉说者的应付。
算啦，回去吃饭去吧!这也是一种表态。可以理解成调解，我同情你，但是我也不得罪对方。但若是稍大声些，就又是在表达：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这是正气的暧昧表达。最暧昧的是鱼露。福州人炒菜，不用酱油，也少用盐，用的是鱼露。鱼露是福州的特产。用烂鱼烂虾腌制而成，味道奇异。假如你不是福州人，你一定接受不了；假如你是福州人，则把它视为烧菜极品。没有鱼露，菜不鲜美。如何鲜美?有一个真实的旧事：一家福州最大的鱼露制造厂，曾一度鱼露美若天味，顾客纷至沓来，连厂家自己也不明所以，别的厂家更无从研究其配料方法。有一天，清洗腌池，发现池底躺着一具女尸，已经腐烂只剩骸骨了。
腐烂耶?鲜美耶?个中滋味谁能说得清?不是福州人是吃不惯鱼露的。走遍全世界，有吃鱼露的地方就有福州人，就像列宁说的，只要哼着《国际歌》，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吃鱼露的女人都不丰满，没有胸部，明白地说，就是乳房小，甚至没有。没有乳房的女人还是女人吗?女人的身份就暧昧了。你看她们管丈夫，还让丈夫给自己倒尿盆，男人的身份也暧昧了。有人说：福州的男人没有男人气。但是福州男人对此很是平常心。给老婆倒尿盆有什么?若是给老婆倒尿盆都没了机会，才叫完了呢!比如遭了大厄，坐牢，杀头，灭城，连人的身份都要暧昧了。
人生是无可选择的。所有的男人都想成为大丈夫、大人物、领袖、英雄，但是到头来呢?不能，甚至还沦为小甲虫。就像卡夫卡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睡着和醒来之间，身份就无可奈何地暧昧了。或者是坐了一会儿飞机。1989年春，我坐了两个小时飞机，到了日本，我的身份就暧昧了。从一个国人，变成了一个外国人，变成了一个边缘人，一个德里达的“缺席的在场者”。我和我的女友，因为无法在所在国登记结婚而又居住在一起，成了“同栖者”。“同栖”，这是个日语单词，日本人友近先生这样形容我们。乍听起来，愣了半晌，然后又猛然想起那句中国古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栖居是不确定的，在不确定中，我们许许多多福州乡亲在海外生存，生存在夹缝，生存在边缘。边缘又怎么样?边缘不也是地缘的一缘?边缘是无奈的，被漠视，被排斥，需要精明，甚至是奸猾。别对边缘人奢谈是非、曲直、正邪，别说真理，真理是中心人的奢侈和霸权。假如真有真理的话，真理难道不是暧昧的吗?暧昧，于是成了一种活力。
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福州人。近年来，美国的唐人街逐渐成了福州人的天下，福州话成了通用语。一个朋友在那呆了一年，英语没有学成，却是福州话讲得比原来更加顺溜了，叽里呱啦满是福州土语，俨然是从另一个福州城回来的。哦，那里也有个福州城了。只是地图上没有标记。
为广州辩护
鄢烈山
我敢断言，广州不会有北京那样的教授和政协委员，会讲出提高入户门槛以拒斥“低素质”人口那种混账话
本人是1995年冬天自放岭南的，在广州生活已跨13个年头，但很有自知之明：我对广州的了解连盲人摸象的水平都没达到。广州的新市区不用说了，连老城区也有好多地方我也未曾履及。上个月中山大学文学院搞鲁迅塑像揭幕典礼，事后在当年中大为鲁迅接风的“南园酒家”举行午宴，我才知道海珠区有这么一个园林式的好去处；近半年妻子在老城区大德路广东省中医院住院，我天天往那边跑，才理解了龙应台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到那一带“探宝”——那里还真保存了老广州不少的历史文化信息。
在穗十多年，我听得懂的粤语也就“边度”(哪里)、“宾个”(谁)、“乜S”(啥)等不到10个单词，比我的英语水平还臭。我对请求帮忙找关系办事的亲友说，实在对不起，我在广州跟住店的人差不多，是不“接地气”的。这与我孤僻的个性有关，也与所在的工作单位有关。
这方水土自有它的魅力和底气。要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不是这篇短文也不是我能做到的。我估摸，这底气来自对外开放的风气之先。直观的表现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甚深。香港自古属南粤，又与广州操同一种方言，广州人不看央视看港台这太正常了。港台看得多，港穗居民来往多，不受潜移默化才怪了。
易中天、于丹在“北方”(在粤民眼中湖南人都算“北佬”)炙手可热，我家的有线电视网就是调不出央视有《百家讲坛》的那个频道，倒是“广州少儿”播了刘心武从《红楼梦》里嗅出的宫廷斗争气味。冯小刚怒斥点映《夜宴》时笑场的广州记者；王朔对所谓港台腔作深恶痛绝状；而广州市民可能并不怎么知道他俩是谁。广州人不买“京片子”的账，北方人包括北大人却极买金庸武侠小说和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账。此无他，乃香港在经济上从而在文化上处于强势地位。而香港经济文化的强势，底气源于先行国际化和现代化。司马迁和李贽早已指出，人都是势利的。这是没办法的事。
然而，从整体上看，广州这些年的文化影响力是大不如前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文化娱乐明星都往广州跑。李春波的《一封家书》、甘萍的《大哥大哥你好吗》，真正称得上感动了中国；湘妹子杨钰莹、武汉的妹子林萍都是在广州成名的……这些人而今安在?不是走北京就是飞上海。良禽择木而栖嘛(其实恶禽也择木)，还不是因为北京是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这些年经济“搞”上去了，占有的综合资源比广州多，教人不能不向往。
提起广州，臭名远扬的是治安差，但广州市治安差，在一定意义上，是在为全中国买单。珠三角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主要所在(现在也至少是最大的“之一”)，外来打工者必经广州中转，不像北京市可从不同方向进出，也不像长三角的上海市有江浙各地市分流。找工不着 的民工便成了流民，饥寒起盗心，或在“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中铤而走险，实属正常。广州经济较发达，乞丐和小偷较易谋生，来的都是“客”，广州又岂能将他们拒诸门外?
应该承认，广州比北京、上海对外地人更友好更包容。这些年再也听不到贬称外地人为“捞仔”的称呼了。我敢断言，广州不会有北京那样的教授和政协委员，会讲出提高入户门槛以拒斥“低素质”人口那种混账话。据说广州是对非洲人最友好的中国城市，广州现有4支黑人足球队。我觉得这是真的。广州街头可以看到不少黑人兄弟和南亚人。
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广州的活力所在，也可以说是外地人对广州的贡献，与治安不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广州靠什么发展起来?南来北往的人流便是它的资源。
广州人不服靠政策倾斜发达起来的深圳，当然也不会服北京和上海。北京靠的是首都，全国的财力往那里集中，大项目往那里堆。前年我到山西雁北地区和五台山风景区旅游，看到那一带缺水而很荒凉；后来在报上看到从山西的水库往北京调水，便觉于心不忍。政治首都一定要兼经济和教育大都会代价太大，对外地人不公平呀。
由于广州的经济是市场“内生”的，广州的市民就比北京、上海的市民富裕。广州的的士2．6元／公里，公共巴士上车2元的比1元的多，日报通常都是1元1份，清水面粉至少是3元一碗……广州物价这么高，但大街小巷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见人在酒楼茶肆吃吃喝喝，不像京沪普通市民的日子过得那么紧巴巴。这是比较均平的藏富于民。至于广州的服务水平绝对在京沪之上。不论送水送(液化)气送货，还是送机票送出境证，都可一部电话搞定。餐馆商店服务员态度也比外地热情得多。这显然是受香港风气的影响。
当然也受香港不良风气的影响。楼房造得高又密。有了改革开放后新建城区天河区的前车之鉴，正在建设中的“珠江新城”仍是那么个水泥森林器局，叫人望一眼就有透不过气的感觉。
说起广州的城市建设，肯定是缺乏前瞻性的。也许当初谁也想不到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化的速度会发展得这么快吧，今日广州遗留下一百几十座“城中村”。你可以将它们视作城市的毒瘤。村民抢建供出租的楼房，街巷成了“一线天”，根本不能通行消防车。娼妓、小偷和吸毒者乃至逃犯是免不了有的房客。可是，它也是外来务工者的廉租屋，流动人口过渡站的作用相当于发达国家大都市的贫民窟吧。广州市政当局看到了它们的正效应，知道不可能炸了它们，也不可能为了“脸面”给它们断电断水，便平心静气地与它们“和平共处”，指望用房地产市场开发的比较优势来说服前农民们，一村一策地消化它们。
广州老城区的开发也是相当“落伍”的，没法跟北京的大拆四合院比气魄，也没法跟西安、苏州比“改造”老城区的“胆略”，更没有“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铁腕。所以，广州的城市变化这些年明显地比不上外省大城市。同时，广州媒体也就没有强拆大案曝光。广州市政府没有使用太多的强制手段大搞城建工程，这也是受港澳和台湾城市建设观念的影响吧，比较尊重市民的产权，也不迷信整齐划一的王朝格局和所谓“大手笔”。
以上说的都是赞扬和为广州辩白的话，其实你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
腹诽的话也说几句吧。广州市投资40亿元建了个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却没有达到法定的4％。新建了个五星级酒店，宣称还要建好多个；如果是纯市场行为无话可说，如果是市里给优惠政策建，那就要问是否受不住与内地攀比的压力，也要大搞形象工程了。
可以非议的还有许多，广州毕竟是中国的广州，“中国特色”的毛病它不能不沾不染。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赞美广州，坚持在城区禁鞭炮不动摇，够胆够威，也得我这个新客家的“民心”!春节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广州安享中国难得的宁静。
贵阳：珍惜阳光的城
唐亚平
贵阳人是不会去想阳光从哪里照过来，山风从哪里吹过来，河水从哪里流过来这类过脑子的事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本城，本城的名字叫贵阳，阳光在身边照着，山风在身边吹着，河水在身边流着，贵阳人是不会去想阳光从哪里照过来，山风从哪里吹过来，河水从哪里流过来这类过脑子的事，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方便，贵阳人喜欢方便地活着，喜欢方便地过日子。贵阳是个方便的城市。
有个可爱的故事，说的是老辈子教导小辈子如何要勤奋的道理，那老辈子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小辈子回道：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我们贵阳城里住的大多是小辈子。常言又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贵阳这个四季如春的城市来说，这个古训也显得不合时宜，更显得不方便了，于是贵阳人便觉得没必要起那么早，也没必要活那么忙。贵阳人大多是夜猫子，贵阳人把白天看成是夜晚的一部分，就这么一看，一天就长了许多，一天就从容了许多，因为夜晚的时间大多是属于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感觉本身就让人富足而从容。
贵阳的夜市很热闹，小吃摊热气腾腾的景象尤其让人流连忘返，一个晚上，人们可以从街头一直吃到街尾，也可以围着一个铁炉子上的火锅从黄昏吃到天亮，炉子的—周也可能从三五个人围成了十来个乃至二十来个人的圈子，肠旺面、豆花面、豆腐丸子、豆腐果、丝娃娃、糍粑、黄粑一这些贵阳的小吃，都是些给人方便实在营养可口的食物，谁都吃得起，谁都请得起客。
城市是一个生活空间，是一种生活方式；关于贵阳，作家何士光写过一篇名叫《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的文章，也写出了我的感受，引用如下：
“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还因为没有什么积淀下来的习气束缚自己，饮食起居也宽松容易。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在开放和移民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来就是多血脉的，多滋养的。更久远的往事不必追述，抗战时候这里就是天下仁人志士逗留之处；不久又迎来南下的同志，西进的干部；后来又遭逢大三线建设，亦不知涌进了多少英才和财富。所以不论京派海派，人们一律抱着敬意。又不管川味粤味，大家也都能甘之如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挂一漏万呢?所以入乡不必随俗，乡愁也会少去几许。那种长安居不易，或者只有冒险家才相宜的情形，在这儿是不会发生的。来到这儿，一定能少乘几多车，少跑几多路，不那么拥挤，不那么忙碌。”
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生活在本城，本城的名字叫贵阳，一座珍惜阳光的城。每天早晨，太阳在本城升起，为每一幢楼、为每一条街道升起，为每一扇窗户、为每一张笑脸升起。
城市是一个文化空间，是一本打开的书；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是连接个人和国家的网络。不同的环境、资源、历史际遇造就了不同城市的特色和个性。每一座城市都有 自己的发展轨道、自己的年轮、自己的风采和自己的命运。
清晨，山风吹进每一条街道，吹进每一扇窗户，山国之都在风中醒来，在阳光下醒来，一座风和日丽的城。山风是本城的精灵，阳光是本城的灵魂。
这座群山环绕的高原城市，因位于贵山之阳而得名。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说不完昨天的神话、今天的故事。春秋时期，贵阳属于国 国牂牁辖地；战国时期，贵阳属于大夜郎国的国土；汉代属牂牁郡；唐代属矩州；宋代称贵州；元朝称顺元城；明朝称贵阳。这座叫贵阳的城市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这座城市的名字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年轻。今天，生活在本城的贵阳人，对贵阳这个名字有着丰富的体会和梦想……
贯穿贵阳城的河流叫南明河，河上有很多桥、有很多风景、有很多人群。这条河从山里来到山里去，流经花溪、流经甲秀楼、流经很多地方，流经每一个贵阳人的心灵。孩子们在这条河上学步，年轻人在这条河上恋爱，老年人在这条河上回忆往事，城市在这条河上荡漾。历史不过是川流不息的日子，波浪连着波浪，流向远方。波浪近在眼前，河流向往遥远。
甲秀楼是本城的象征性建筑，坐落在南明河霁虹桥上，修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为培风水，名曰“甲秀”。
花溪是本城的风景。其山小巧玲珑，其水秀丽多姿，其花四季不绝。
黔灵山是本城的名山，弘福寺是本城的名寺。名山名寺，深山古刹，古树参天，泉石奇丽。
本城的白龙洞，其溶洞风景形成于两百万年前。石幔、石笋、石柱、石花，巧夺天工，引人入胜。
红枫湖、百花湖是本城的镜子，湛蓝色的高原湖泊缀玉联珠。
阳明祠位于本城的扶风山麓。祠内林木葱茏，桂树溢香，恰似明代哲学家阳明先生的遗风吹拂人间。
历史把古今的山水文化融合在一起，把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融合在—起，今天的繁荣把街道和人群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把城市的脉络和城市的活力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情调。城市的空间多元化，使本城的生活丰富多彩，五光十色。
城市是我们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焦点，我们的城市也经受着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种种考验和挑战。热爱生命、热爱城市的一个可靠标志，便是为自己的城市工作，为自己的城市祝福。
这是一座珍惜阳光的城，又是一座充满安居乐业温情的城。在无数的十字路口，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身边是天真欢乐的儿童、美丽幸福的少女、丰满祥和的母亲、昂首挺胸的男人，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我们的城市会更美好。
大山是上天对贵阳的格外眷顾，让贵阳保存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贵阳发展的希望就在于保护和发扬地域文化的独特优势。2005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把“中国十大宜居城市”第四把交椅给了贵阳。山城贵阳作为省会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阳作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城市，在资源贸易、交通信息、文教卫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抱负和理想都体现在市民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方便如意之中。
梦之城——哈尔滨
阿 成
哈尔滨就是在这些灵动的歌声中繁荣与昌盛起来的，哈尔滨人的人生就是在歌声中得以多姿多彩，在歌声中得以自豪与自信。
先前，在哈尔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参天遮日的榆树。那些数以千万计的乌鸦就栖息在海一样枝叶翻滚的榆树上。所以，人们将哈尔滨称之为“榆都”，或者“愉树之城”。
哈尔滨的先民始终将乌鸦奉之为神，认为它们是神鸟，是自己先祖的化身，是这里的保护神。
我小的时候，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相当多的榆树呢，在那些高大的榆树枝桠上有数不清的“老鸹”窝(乌鸦)，当乌鸦飞起来的时候，它们像乌云一样遮住了城市的半个天空。它们在空中一边飞，一边呀呀地叫着。市民们仰着头看着它们，灵魂中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现在，只有在松花江跑冰排的时候，人们才能在顺流而下的冰排上看到站在那上面的乌鸦。是啊，过去，它们曾是这儿的神，可现在，它们却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雪，在哈尔滨被称为“天降的曼娜”。意思就是神赐给人间的食粮。也有人说，“雪是一封封天降的书信”。这诗一般的语言里渗透着人们对雪的亲情。早年，哈尔滨的雪是极大的。在下雪的日子里，小孩子们堆的雪人到处都是，几乎每家的栅栏院里都有一个雪人。所以，又被朋友称之为“堆雪人的城市”。
哈尔滨是在大雪的沐浴下开创的冰雪艺术的历史，成为独特的冷艺术。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哈尔滨的老百姓就开始了冰灯的制作。最原始的冰灯仅仅是一种普通的照明工具。早年，在朔风凛冽的黑龙江，纸糊的灯笼经不住刀子一样寒风的摧残，所以，冰灯就成了冬季里主要的照明工具。他们把冰灯放在饭馆、客栈、药铺、马号和澡堂子门前，就像雪海中的航标灯一样，给远来的旅客指示着方向。
后来，在节日里，人们将这种简单的冰灯放在自家的院子里，放在柴门口，或者放在离自家不远的大道上，以表示节日的欢乐心情，也是给自家的亡亲照亮回家道路，更是给财神指示方向。既然冰灯制作是民间的一种风习，久而久之，千姿百态的冰灯也就应运而生了。
再后来，冰雪节出现了，很快，哈尔滨的冰雪节成了世界四大冰雪节之一。与日本札幌的冰雪节，加拿大的冬令节(WINTERLOOD)，挪威的“奥斯陆滑雪节”，交相辉映。
说心里话，我非常怀念早年的大雪。在我的记忆当中，似乎早年的大雪才是真正的大雪，漫天飞舞，天地皆白，每一枚硕大无朋的雪花都是上帝的杰作。走在大雪飘飘、雪人遍城、冰灯处处的城市里，你本身就是一幅画呵。
哈尔滨是中外流亡者的城市。不过，它却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发展起来并成为一座商业都市的。而且，早年生活在这座新兴的城市里的大多是外国人。我看过一份报告，报告上说，1920年，居住在哈尔滨的外国人数量已经占全市总人口的51．7％。
到了1934年，就已经有英、法等五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总领事馆了，还有德、意等十个国家设立了他们的领事馆。早年哈尔滨曾经是27个国家或地区侨民的聚居地，或者说“流亡地”。
流亡他乡，难免错将他乡当故乡啊。这就是哈尔滨建筑多姿多彩的缘故。城里不仅有许多18世纪以来欧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也有相当数量的咄咄逼人的新艺术运动的产物，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三大宗教”建筑。因此，有人把哈尔滨称作是“世界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是“东方的莫斯科”、“远东的小巴黎”。
早年的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教堂，像圣尼古拉教堂、圣母报领教堂、索菲亚教堂、伊维尔教堂、喀山古母修道院、圣母安息教堂，等等，放眼望去， 高塔林立，钟声不绝于耳，其景其声，蔚为壮观。因此被誉为“教堂之国”。
对流亡者和侨居者而言，可以没有政府，没有政党，没有追求，但是，绝不能没有教堂。没有教堂就是纯粹的绝望了。流亡者和侨居者的灵魂总是很累、很困惑、很痛苦的，他们的灵魂太需要教堂的沐浴与抚慰了。
而今，城里所剩下的教堂不多了。“教堂之国”称号，听起来有些明日黄花之感。那就让这个称号永远留在历史里，留在回忆中罢。
哈尔滨还是一座久负盛名的“音乐之城”。
这座城市从她的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歌的旋律：猎人的歌，渔家的歌，女人的歌，马背上的歌，森林里的歌，江河上的歌。歌是这座年轻城市的摇篮曲，咏叹调。手风琴、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萨克斯、小号和中国的民族器乐，是哈尔滨人永恒的成员，亲密朋友。早年的哈尔滨，随便你走在哪条街道上，都会听到从普通人家传出来的小提琴，萨克斯，单簧管的演奏。音乐使这座冰雪之城有了一种优美的旋律，成为全国文化名城中“highc”的最高音。
哈尔滨人无一例外都是在歌声中成长起来的，《乌苏里船歌》《新货郎》《太阳岛上》《我爱你塞北的雪》，等等，还有“哈尔滨之夏”，以及以俄罗斯歌曲为主的大量的外国歌曲，成为了这座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就是在这些灵动的歌声中繁荣与昌盛起来的，哈尔滨人的人生就是在歌声中得以多姿多彩，在歌声中得以自豪与自信。正是有了如此妙曼的歌声，才使得哈尔滨成为了一座适宜人居的文化之城，才使得那么多的外乡人不辞辛苦地向这座城市走来……
在哈尔滨，有一家夹缝中的小西餐馆，那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低档的西餐馆，它在中央大街上的两幢二层洋楼的楼中间。
中央大街是一条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寸土寸金。这家小西餐馆就是利用那两幢小楼中间的夹隙建起来的。
小西餐馆只有两三张餐桌，照例有个小吧台——外国人喜欢这种布局：墙上有小框的风景画，或者是伏尔加河及船，或者是圣母像，或者是怒海扬帆。吧台上照例有一台手摇的唱机。唱机上支出一个黄铜的大喇叭，老唱片播放出的歌曲虽然有些失真，但毕竟是纯粹的俄国歌曲，或者地道的巴伐利亚的乡村音乐，听得洋人泪流满面。
这家小餐馆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式西餐馆一样，餐桌上固定有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水养的紫色丁香，或白色的铃铛花(这是哈尔滨有代表性的两种花)。情调很好的。到这里来就餐的餐客都是一些穷洋人，鳏夫、寡妇、跑腿子、流浪汉、司机等等，他们要的不过是红菜汤小肉肠、酸黄瓜、奶汁肉饼和生啤酒、伏特加，再加上面包、奶油和果酱，仅仅是一份普通的西餐而已。他们边听音乐边吃，是那种很沉醉，很忧伤的样子。的确，到这种地方来吃饭，不想念自己的家乡才怪呢。
在餐馆里，有几份旧得不能再旧的俄文报纸、刊物，这些报刊都被饥渴的侨民餐客看过多少遍了，他们有很长时间还生活在这些旧报刊提供的年代里一直到小餐馆又来了新的报刊为止。这些穷侨民不是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而是走在时间后面的人，是一些掉队的人。
经营这家小西餐馆的老板是一对中国夫妇。老板是从山东过来的。我曾在一些介绍哈尔滨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这个城市中的中国人，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从山东那边过来的。随着他们在这里定居、结婚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才呈复数迅速增长起来。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去过这家小西餐馆。那天正好下雨，下很大的雨。我差不多浑身都浇湿了。我坐在小餐馆里，感到雨水敲打在房顶洋铁盖上的声音特别的响，雨水从铁皮的房盖上湍急地流下来。雨水扑在窗玻璃上的雨点也特别的密集，偶尔有行人打着雨伞从小西餐馆的那扇挂着铃铛的小玻璃门前经过时，餐馆的屋子里就会暗一下。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小西餐馆里只有我一个餐客。手摇唱机播出的俄国歌曲，听上去也是湿漉漉的。侨居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侨民差不多都走光了。小西餐馆里的气氛很冷清，像离休老干部的家一样。老板还是那个老板，但人已经很老了，正百无聊赖地倚在吧台那儿卖呆儿。
哈尔滨像一棵树，枝叶在长，根也正在往地下伸一它将来会长成一棵什么样的树呢?
生活在海口的理由
晓 剑
一年365天都可以在大海中游泳，从海水中出来，直接就能泡入温泉
海口，一百多年前的渔村，几十年前的县城，目前海南岛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海南省政治文化和行政中心，160万人口，离国人熟知的天涯海角310公里，北面有割断大陆的琼州海峡，南面有世界地质公园火山口和南渡江，东面有海底村庄和成片的红树林，西面有已经关门大吉的海洋公园和一天只发一列客车的火车站。
海口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除了楼市之外的大多数物价却高于北京，比如鸡蛋常年三块多一斤，液化气90元左右有时超过百元一罐，蔬菜很少论角卖，在超市里买一个油酥火烧在北京可以买仨，只有40个版面的小报却是北京晚报一倍的价。当然，也有便宜的，就是当你卖废品的时候，一公斤报纸收破烂的只给三毛，在北京，要给一块。
海口的主要市区内，楼房间距符合建设部标准的属凤毛麟角，因而看起来很不美，很多所谓大厦相互间的距离不到10米，被称为拉手楼和接吻楼，而且还歪七扭八，即使是被称为最黄金地段的一线海景别墅区，房子的密度也比农民新村大，因而贵族住进去之后就很不贵族了。尽管规划一塌糊涂，但这里的规划部门从没有官员为此落马。
海口的街道罕有笔直的，都如蛇或羊肠一样扭曲，歪门斜道是这座城市的特征，有一段建省以后新修的龙华路，不到500米的距离，居然拐了五个弯。有人总结，这里是先建房子后规划路，街道绕着房子转，好像有些道理。当然，正在建设中的一条大道是笔直的，因为这里原来是飞机跑道，若飞机落地是转着圈的，可能这条笔直大道也不复存在了。
海口的公交车只是徒有虚名，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全部给承包了出去，因而被戏称为私交车，不但线路设置混乱，有的来时和回去时不走一条街道，还有转着弯不走捷径的，甚至更有调头行驶的，车上若是只有一两个乘客，车主就会停止前进，把客人打发下车。至于冒着黑烟、乘客可以站着的中巴和20年前的小面包车，也还在合法地享有公交线路。
海口市区的水域跟清澈早就没有关系，流经市中心的美合河肮脏不堪，从市委和市政府中间穿过并入海的龙昆沟终日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洗脚水味道，比游泳池大不了多少的东、西湖怎样清理都干净不了，红城湖在治理了一半以后，长期中止，和海口的烂尾楼一样变成了烂尾湖，至于海甸岛的鸭尾溪基本上可以用污水存放坑来形容。
海口的交通混乱有目共睹，很多路 口没有红绿灯，有的街道长达近一里地没有人行横道，摩托车如蝗虫般横冲直撞，时常上面乘坐三到四人，各种汽车随便并线，或者抢道逆行，载重卡车在闹市穿行，并且绝对在陕车道上，出租车和中巴车在马路中间就会突然站住，为的是揽客上车，至于行人，由于轿车占据了便道，只好走上马路。
海口的公共设施是稀缺资源，街心公园难得一见，儿童游乐场似乎只在麦当劳或极少大型商场里才能领略，寻找公共厕所有如寻宝，如西沙、南沙路长达几公里，没有一座可方便之处，大部分公交车站没有遮雨棚，甚至没有站牌，图书馆迟迟不能开张，体育场馆还在图纸上展现风采，剧院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立项，很多人不知博物馆为何物。
不尽人意处可历数更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和我的相当一部分朋友还没有离开海口迁徙到别的地方生活的打算，因为这里有着让我和他们留下来的充分理由：
海口的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名列前茅，几乎没有污染空气的工业，因而只要不阴，天，永远是蓝的，云，永远是白的，吸进肺腑的空气清新而湿润，看了北京的天之后，再回到海口会有望天流泪的感觉。能够生存在这样的空气中，不仅仅可以长寿，关键是让人心情减少了很多莫名的烦躁。
海口的大海紧着的市区，随意驱车几分钟，就可以抵达海口湾和白沙门，若是再多踩一脚油门，东有桂林洋海滩，西有西秀和假日海滩，这里的海水虽然比不上三亚的亚龙湾清澈，但绝对比青岛、大连、秦皇岛市区的海面干净得多，而且迎面拂来的海风中绝没有腐烂、咸腥的异味。
海口的绿色四季常在，尽管弯曲但却贯穿整个海口的海府海秀大道两边全是椰子树，18年前海南热潮时，有外省人就因为满目的椰子树而感动，长久地留了下来。这里几乎没有裸露的土地，因为任何土地，无需种植管理，半年时间就能郁郁葱葱，其他的热带、亚热带植物遍布城乡，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还不足以让绿色消失。
海口的气温让外地人羡慕，这里几乎没有春夏秋冬之分，酷暑和严冬于当地人仅仅是故事，因而适宜常年在户外活动。再热的天，也不会超过38度，而且太阳落山后，马上就有清爽的海风吹来，而再冷的天，也很少低于10度，一旦太阳拨开乌云，立刻就能以衬衣和裙子为服饰。
海口的周边有许多去处，当然是好玩的地方，如文昌的东郊椰林、宋氏故居，如琼海的万泉河、博鳌水城，如定安的南丽湖、文笔峰，如澄迈的盈宾岛、足球训练基地，如临高的古灯塔、渡海战役登陆点，这些地方，车程都在一小时之内，而且绝无堵车问题，下午五点出发，六点就可坐上餐桌，然后跳入温泉。
海口的人们大都活得悠闲自在，不像北京那种大都市里的人们从早到晚终日奔命，因而茶坊、咖啡馆、酒吧奇多，夜色降临之后，更有数不清的清补凉小摊摆上街头。朋友们相聚非常容易，随时打个电话，就可以在半小时之内聚集在餐馆包厢或茶坊单间或露天酒吧或海边沙滩。而在北京，这无法想象。
于笔者而言，海口还有一个最大的诱惑，那就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在大海中游泳，从海水中出来，直接就能泡人温泉。
环境质量是现代人生活指数的重要标准，甚至首要标准，追求好的生态环境做为居住之地，不仅仅是态度，更是境界。
当然，新的困惑也在出现，那就是海口在上下班时开始堵车，下完小雨后，车上和北京一样，都是泥点子了。
草原都市呼和浩特
邓九刚
呼和浩特绝不像错误信息传递给你的印象那样荒僻、遥远
倒退60年，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归化城。在归化城的东边2．5公里处，坐落着它的姊妹城绥远城(今天的新城区)。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归化城以召庙众多而闻名天下，而绥远城则是一座具有特别军事意义的城市。
绥远城较比归化城知道的人要更少，因此我在这里略略多说几句。到这里来的人们都会看到，在原绥远城的市中心保留着一座将军衙署，正对着将军衙署有一座苍古的大照壁，暗红颜色，照壁正中自底黑字写着四个大字：朔漠屏藩。这照壁后面牵动着一段用剑与火书写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联系着整个蒙古草原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意义非同寻常!时光荏苒，现在说起这座城市的旧名称，年轻人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呼和浩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铺展在归化城和绥远城之间的草滩和树林为许多高楼所替代。高大的城墙被一点点拆掉，新建筑将两座姊妹城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名字把归化城与绥远城覆盖，这就是色彩明亮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因此呼和浩特的简称为“青城”。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公布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呼和浩特就榜上有名了。
作为一座我国北疆的草原城市，呼和浩特有着鲜明的城市性格。自古以来，呼和浩特就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历史悠远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国际商贸文化，共同塑造了它平和、包容的城市性格，这种城市性格，也体现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融合的精神内容。在以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
这里曾经是匈奴的发祥地，北魏王朝的都城；在蒙元帝国和大清王朝的版图上，呼和浩特处在中心的位置；进入16世纪，呼和浩特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在整个蒙古高原的中心；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里成了横贯欧亚的国际商道茶叶之路的东方起始点，由此，呼和浩特一跃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四通八达的驼道构成了一张庞大的交通网络，把黄河、长江中下游各地收入这个巨网中。
而在国际上，它穿越了整个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欧洲的腹地。这条商道的西方起始点，是当时的欧洲名城莫斯科。上个世纪初，莫斯科的人们都把呼和浩特叫做可可斯坦。牧歌忻忻，穹庐逐绿；在以往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
“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这是至今在呼和浩特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形容呼和浩特召庙之多。呼和浩特大概是世界上宗教建筑最多的城市之一。从召城到驼城，呼和浩特至今流传着许多驼道上的传奇故事，绵延千里的迢迢驼道蜘蛛网般遍布在整个蒙古高原，角角落落从不曾漏过。
穿越瀚海大漠的驼队成为物流的强大原动力。活跃在这里的晋籍商人具有吞荒吐野的气势。其代表大盛魁 商号简直就是资可敌国，其下属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俄罗斯许多城市。大盛魁商号历时两个半世纪，在300年前就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
在延绵不绝的草原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以及近代国际商贸文化孕育下，呼和浩特这座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塞上名城，逐渐被多彩的文化熏染出深沉而大气的城市风格。
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呼和浩特人特殊的性格，在他们粗犷豪放的外表下，掩藏着细致而含蓄的心灵。呼市人的开放、大气还体现在语言上一当地人都习惯讲普通话。
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非政府强迫。这与上海、广州那些在语言上的排外、自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开放、包容的个性，与呼和浩特八方杂居以及地理位置上的八方通衢有着直接关系。而新兴的呼和浩特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座移民城市。山西人、河北人、北京人……不管你是来自哪里，只要走进这座城市，就能很快得到承认，并找到主人的感觉。呼和浩特人的生活习惯与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现在要想在城市里看到身着蒙古袍的人已经很难了。
不要以为大街上遇到身穿蒙古袍的人都是蒙古族，其实问起来，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都是久居呼和浩特的汉族人或是其他民族的同胞。各民族长期共处，使蒙古服饰成为这里的人们共同的所爱。在他们心里，民族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了。
事实上那些从小一直生活在呼和浩特的人们，就连他们自己也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所属。“民族团结”对这座城市来说从来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深入到人们血液中的满含着生命元素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活泼恣意、无处不在、强大无比。
你想一想，当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蒙古族，你怎能把这个孩子的民族血统分清?而这种多民族结构的家庭在呼和浩特市比比皆是，有蒙汉结合的、有蒙满结合的，或是其他民族组成的家庭。
牧歌忻忻，穹庐逐绿，在以往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北方草原民族曾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如诗如梦的草原文化。在呼和浩特人的身上体现出草原民族的粗犷，中原人的缜密、细致，僧人的超脱与商人的平和，最终熔铸出闲适从容、自信豁达的性格。他们生活在自足与自乐之中。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创造奇迹。
而各民族表现在衣着、语言、饮食习惯等方面的特点界限也很模糊了。比如喝奶茶，这个原本是蒙古族特有的饮食喜好，已经为生活在这里的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现在生活在呼和浩特的汉、满、回族和“三少’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同胞，都有喝奶茶的习惯。在姓氏上也是如此，表现出他的特有的形式。比如他叫巴特尔、哈斯，通常情况下人们就称他老巴、老哈，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他的姓氏。当你和一个姓白的人结识，他穿着市面上流行的夹克，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你交谈，和汉族没什么区别。偶然，当他操着流利的蒙古语和一位偶然从你们身旁经过的人打招呼的时候，站在旁边的你会为此大吃一惊。只有这时你对呼和浩特人与北京人、上海人根本的区别，才会产生深刻的认识!
这里就是这样，许多人都会讲两种语言：汉语和蒙语；不少人还拥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蒙语名，一个是汉名。到这里来你会有幡然省悟之感，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许多年。欺骗你的不是别人正是多年错误信息灌输而形成的印象。呼和浩特绝不像错误信息传递给你的印象那样荒僻、遥远，其实从北京出发只不过是一夜的火车距离，而坐飞机则只需四十五分钟而已。
这个城市的三种水
王旭烽
我们许多人是奔着西湖来感受杭州的，不自觉中西湖就和杭州画了等号
我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了解杭州的，可以说，除了我出生在嘉兴平湖之外，生命中的其余阶段一直就在杭州生活。有时到北方去开会返杭，一下飞机，心还没有感受到回家，身体先感受到了。因此，对我来说，杭州就成了一座用皮肤就可以分辨出来的城市。
这几年春天总在外地开会，总也看不到春天的玉兰花开。去年回杭后到西湖边办事，路过植物园，急着想一睹芳华，还是晚了，—地落花。看来，那飘着游丝的蓝天下白玉兰光辉灿烂开放的刹那，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就对自己说：以后春天还是不要离开杭州吧。
一个置换就在这时候完成，这里，一座湖泊代替了一座城市。我们许多人就是这样，是奔着西湖来感受杭州的，不自觉中西湖就和杭州画了等号。
然而，杭州自身果然就是一座人们连一天花期也不愿意错过的城市呢?前几天我到杭州城北拱宸桥办事，不知觉中就来到了一片立交桥的大柱子下，然后就是一群群的新开发的钢筋水泥的楼盘。我就怎么也找不到以往杭州的感觉了。在此之间，我一直以为杭州是独一无二的，最有个性的，她的个性就是西湖。可是在这一刹间，我发现了一个没有西湖的杭州。一个运河杭州。
杭州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近现代黑社会青帮孕生地，上个世纪初曾经是日本租界，连日本浪人也喜欢到此地来滋生事端。下层妓女们也拿此处做了窝。近现代历史上杭州一些重要工厂也建在那里，清政府在杭州建立的海关也在此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还是杭州产业工人的主要聚集地，比如杭丝联、杭州第一棉纺厂等等。记得我小时正逢文革武斗，一有风吹草动，从杭州城北拱宸桥边轰轰烈烈地就杀出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队伍的大卡车，纺织女工们头戴藤帽，手持铁棍，也是很飒爽英姿的呢。
在我上大学之前，曾经有过那么几年在运河边一座最底层的工厂做工，运河水现在经过治理，是要比从前清多了，但我当工人时的运河，的确就是臭气熏天的。星罗棋布的贫民窟垒起在运河两岸，驳船拖着人们的梦想，疲惫地从卖鱼桥下驶过。我就是在卖鱼桥边的杭州三中参加的高考，所以我可以说，不是西湖的潋滟水光，而是运河的微醺浊水，把我送进了高等学府。
我在那里接触到了杭州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他们是杭州市民文化的主体，与以文人雅士为主体构成的西湖文化不能说一点关联没有，但确实是相当不一样的。运河本身就是一条人工河，其开浚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人。最初是因为战争的军需物资运输，后来被演绎成昏君的骄奢淫逸，但在现实生活中运河就是为中国经济社会服务而诞生的。这是一条务实的河，低调的河，做牛做马的河，生活在运河边的杭州人，性格里是不是也渗入了运河的品格。杭州并不只是有西湖象征的风雅文脉。运河文化，也同样孕育滋养了杭州人的精神世界。
至于杭州的钱塘江水构成的文化形态，现在已经被杭州列为标志性的文化了。政府的口号就是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而政府的实际行动就是把未来的杭州市政府建到钱塘江边上来。历史上杭州曾经是个山中小县，县治就在钱塘江边上，几经演变成了国都，与西湖挨着了，但精神上依然与钱塘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