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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吴永正的手机几乎快被打爆了。而之前在等待女儿吴英死刑复核的93天里，吴永正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一个争论的漩涡之中，却不知道哪个才是最后的结局
“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吴永正的手机几乎快被打爆了。
4月20日下午短短几小时里，他接了三十几通电话。电话轰炸使吴永正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激动。5年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更让他难以平静——等待死刑复核的93天里，这位始终在为女儿命运四处奔走的父亲见证了一场从吴英“死与非死”、“罪与非罪”到民营经济改革的争论。
“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自从5年前吴英被捕，坏消息就一个接着一个。2012年1月18日，吴永正等来了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那一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这让吴永正一下又成为媒体焦点——法槌刚落，就有4家网站联系到吴永正，要为其开通微博。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则接着一个个记者打来的电话。那天夜里，这位律师发表了一篇博文《如此裁判，焉能服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一个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决一定是个有问题的判决。”
这篇文章被人们不断转发，网络上顿时掀起了一片声援吴英的浪潮。吴永正看着微博，一夜无眠。
第二天，他用“吴英的父亲”这个微博用户名发了一条微博，“我是位农民，文化水平低，不太会打字，让家人帮我代发，在这感谢这么多关注和支持我女儿吴英的朋友，再过三天就是春节，回想起庭上宣判时我女儿频频回头用无声的口型叫着爸爸，望着女儿消瘦的身子，我不禁老泪纵横。”
1月25日，大年初三，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的大律师张思之，给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今年大年初八，吴永正到北京协助律师办理相关手续。他住在最高法院办公区附近一个叫“法官之家”的招待所，每天只在附近的“沙县小吃”吃上一盘炒饭。
他开始不停地见记者。据他自己统计，他接待过大约三百家媒体，“故事说了几百遍。
他把一份份复印的吴英案材料堆在房間里，来了记者就送上一份，几年下来，光复印费就花了6万块。
那时，吴永正对各路记者都很有耐心，来者不拒。似乎在他眼里每一次采访都可能是拯救女儿的机会。某时尚杂志来采访，问他“吴英是不是你女儿中最漂亮的”、“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发为什么由长变短”。他笑着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作用吗?”
多边的复杂博弈
在吴永正为了女儿四处奔走时，随着舆论发酵和众多群体神经被撩动，吴英案逐渐进入高层视野，案件背后开始呈现多边复杂博奕迹象。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1月6日在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总结经验明确方向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金融业的市场化前景，以及“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由于此时恰是吴英案争议白热化之时，此文一度被认为是高层对金融风险所作出的明确表态。
2月14日，最高法罕见地就某一案件表态一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就吴英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很多人都对这样的信号浮想联翩，但吴英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张雁峰却并未感到兴奋。他觉得这些信息和吴英案关系不大，“只有审慎，没看到宽容。”
吴永正坐不住了，3月6日，他又到了北京。他仍然没法在看守所见到女儿，尽管死刑判决早已作出。
那一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向媒体开放。媒体的焦点始终指向吴英案。人大代表们被追问的问题不外乎：吴英该不判死刑?吴英案带来哪些启示?民间金融会改革吗?
在记者的追问下，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不得不表态：“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其实，吴英案早已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带上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就曾表示：“吴英案凸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紧迫性”，“判死刑是没道理的。”
并不满足的人们，开始期待最高层的声音。
3月14日的温家宝记者发布会上，当得到提问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肖志涛问：“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作为媒体人，肖志涛早就知道温总理在很多场合已经回答过类似问题，但“这一次，不管他给出怎样的回答，目的都达到了”。
果然，肖志涛感觉，“总理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温家宝的回答是：“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作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尽管总理始终并未谈及他“个人”对于吴英是否应该被判死刑的看法，但当时电视机前的一些法律界学者仍然感到：“吴英不会死了”。
“煎熬还在继续”
一周后，吴永正又一次前往北京。这是二审宣判后，他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前两次，他只拎了两塑料袋的材料，而这次，他干脆带着一个行李箱，里面除了关于女儿打官司的材料，还有几本跟吴英案有关的杂志。
吴永正对记者的耐心在逐渐下降，网瘾却越来越重。没事时，他就躲在屋里上网。春林借了一台电脑给吴永正，教他用五笔打“吴英案进展”5个字。吴永正每天就用这5个字在网上搜索到凌晨三四点，看到一点信息都会告诉周围的朋友。
春林试着转移吴永正的注意，尽量避开案情，聊其他话题，吴就变得挺有幽默感，但一回到案子上，他又立刻绝望了。“你安慰他，他说你骗他。”
3月18日，某微博认证用户发出一条微博：“求证刚刚得到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此微博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内，转发干余条。吴永正对这样的消息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已经不想猜了。”
直到确认这条消息属实之后，吴永正才在微博写道，“看到我女儿吴英死刑未核准并发回重审的消息了，总算松口气，但是紧绷的弦依然无法松，因为不知道最终的结果，煎熬还在继续!再次抱拳感谢大家!”接着是11个叹号。
最高法虽然驳回了吴英的死刑判决，但复核后依然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争论也并未因此停止。4月20日，“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北京大学的研究员薛兆丰就在微博上写道：“我对吴英案的3个观点：(1)反对极刑：(2)赞成给予民间融资更大自由；(3)认为吴英行为属于俗称‘庞氏骗局’的诈骗行为。”
薛兆丰反对将吴英当作“民间金融的代言人”，他认为：“在最高法复审期间，一些学者不仅辩护而且歌颂其行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惩罚反而鼓励吴英式的经营行为，那将是对诚实商人的羞辱，也是对正当民间融资的扼杀。”
矛头所向的另一边，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决定在案件重审阶段，仍坚持为吴英进行无罪辩护；而吴永正也同样坚信女儿无罪。对这位已经奔波5年的老人来说，在经历了等待“死刑复核”的漫长93天后，“煎熬还在继续”。(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吴永正的手机几乎快被打爆了。
4月20日下午短短几小时里，他接了三十几通电话。电话轰炸使吴永正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激动。5年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更让他难以平静——等待死刑复核的93天里，这位始终在为女儿命运四处奔走的父亲见证了一场从吴英“死与非死”、“罪与非罪”到民营经济改革的争论。
“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自从5年前吴英被捕，坏消息就一个接着一个。2012年1月18日，吴永正等来了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那一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这让吴永正一下又成为媒体焦点——法槌刚落，就有4家网站联系到吴永正，要为其开通微博。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则接着一个个记者打来的电话。那天夜里，这位律师发表了一篇博文《如此裁判，焉能服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一个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决一定是个有问题的判决。”
这篇文章被人们不断转发，网络上顿时掀起了一片声援吴英的浪潮。吴永正看着微博，一夜无眠。
第二天，他用“吴英的父亲”这个微博用户名发了一条微博，“我是位农民，文化水平低，不太会打字，让家人帮我代发，在这感谢这么多关注和支持我女儿吴英的朋友，再过三天就是春节，回想起庭上宣判时我女儿频频回头用无声的口型叫着爸爸，望着女儿消瘦的身子，我不禁老泪纵横。”
1月25日，大年初三，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的大律师张思之，给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今年大年初八，吴永正到北京协助律师办理相关手续。他住在最高法院办公区附近一个叫“法官之家”的招待所，每天只在附近的“沙县小吃”吃上一盘炒饭。
他开始不停地见记者。据他自己统计，他接待过大约三百家媒体，“故事说了几百遍。
他把一份份复印的吴英案材料堆在房間里，来了记者就送上一份，几年下来，光复印费就花了6万块。
那时，吴永正对各路记者都很有耐心，来者不拒。似乎在他眼里每一次采访都可能是拯救女儿的机会。某时尚杂志来采访，问他“吴英是不是你女儿中最漂亮的”、“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发为什么由长变短”。他笑着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作用吗?”
多边的复杂博弈
在吴永正为了女儿四处奔走时，随着舆论发酵和众多群体神经被撩动，吴英案逐渐进入高层视野，案件背后开始呈现多边复杂博奕迹象。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1月6日在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总结经验明确方向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金融业的市场化前景，以及“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由于此时恰是吴英案争议白热化之时，此文一度被认为是高层对金融风险所作出的明确表态。
2月14日，最高法罕见地就某一案件表态一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就吴英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很多人都对这样的信号浮想联翩，但吴英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张雁峰却并未感到兴奋。他觉得这些信息和吴英案关系不大，“只有审慎，没看到宽容。”
吴永正坐不住了，3月6日，他又到了北京。他仍然没法在看守所见到女儿，尽管死刑判决早已作出。
那一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向媒体开放。媒体的焦点始终指向吴英案。人大代表们被追问的问题不外乎：吴英该不判死刑?吴英案带来哪些启示?民间金融会改革吗?
在记者的追问下，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不得不表态：“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其实，吴英案早已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带上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就曾表示：“吴英案凸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紧迫性”，“判死刑是没道理的。”
并不满足的人们，开始期待最高层的声音。
3月14日的温家宝记者发布会上，当得到提问机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肖志涛问：“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作为媒体人，肖志涛早就知道温总理在很多场合已经回答过类似问题，但“这一次，不管他给出怎样的回答，目的都达到了”。
果然，肖志涛感觉，“总理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温家宝的回答是：“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作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尽管总理始终并未谈及他“个人”对于吴英是否应该被判死刑的看法，但当时电视机前的一些法律界学者仍然感到：“吴英不会死了”。
“煎熬还在继续”
一周后，吴永正又一次前往北京。这是二审宣判后，他第三次来到这座城市。前两次，他只拎了两塑料袋的材料，而这次，他干脆带着一个行李箱，里面除了关于女儿打官司的材料，还有几本跟吴英案有关的杂志。
吴永正对记者的耐心在逐渐下降，网瘾却越来越重。没事时，他就躲在屋里上网。春林借了一台电脑给吴永正，教他用五笔打“吴英案进展”5个字。吴永正每天就用这5个字在网上搜索到凌晨三四点，看到一点信息都会告诉周围的朋友。
春林试着转移吴永正的注意，尽量避开案情，聊其他话题，吴就变得挺有幽默感，但一回到案子上，他又立刻绝望了。“你安慰他，他说你骗他。”
3月18日，某微博认证用户发出一条微博：“求证刚刚得到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否决浙江高级法院对吴英的死刑判决。”此微博发布后不到半小时内，转发干余条。吴永正对这样的消息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我已经不想猜了。”
直到确认这条消息属实之后，吴永正才在微博写道，“看到我女儿吴英死刑未核准并发回重审的消息了，总算松口气，但是紧绷的弦依然无法松，因为不知道最终的结果，煎熬还在继续!再次抱拳感谢大家!”接着是11个叹号。
最高法虽然驳回了吴英的死刑判决，但复核后依然认为，“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争论也并未因此停止。4月20日，“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北京大学的研究员薛兆丰就在微博上写道：“我对吴英案的3个观点：(1)反对极刑：(2)赞成给予民间融资更大自由；(3)认为吴英行为属于俗称‘庞氏骗局’的诈骗行为。”
薛兆丰反对将吴英当作“民间金融的代言人”，他认为：“在最高法复审期间，一些学者不仅辩护而且歌颂其行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惩罚反而鼓励吴英式的经营行为，那将是对诚实商人的羞辱，也是对正当民间融资的扼杀。”
矛头所向的另一边，吴英的辩护律师张雁峰决定在案件重审阶段，仍坚持为吴英进行无罪辩护；而吴永正也同样坚信女儿无罪。对这位已经奔波5年的老人来说，在经历了等待“死刑复核”的漫长93天后，“煎熬还在继续”。(原载《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