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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新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但地处祖国西南的云南，仍然春寒料峭，老百姓大多生活清苦，吃了上顿没下顿。特别是文山州边境一带，很多群众一年有三、四个月断粮，不少人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境外买粮。
1979年初，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公社，一场分田到户的改革开始悄悄进行。
“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1978年9月，姚胜发到麻栗坡县董干公社当副书记。
董干——这个麻栗坡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公社，当时正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全公社3万多人，粮食年年不够吃，要靠国家返销的救济粮才能熬过三，四个月的断粮困境。“董干这么大一个公社，就是派一个县委常委来，也未必能管好。”当时公社干部的一句牢骚话，让姚胜发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年8月的一天，麻栗坡县委书记李新富找姚胜发谈过一次话。“董干是个大公社，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你把董干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搞好了全县工作的三分之一。”姚胜发深知责任重大：“书记您放心，我一定把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干上去。”
几天后，姚胜发走马上任。此时，他眼前的状况是：公社人均只有一亩多耕地，而且一半以上的耕地挂在石旮旯的陡坡上，海拔高，日照短，气温低、土地瘦、产量低，百姓俗称“冷董干”。1977年的粮食减产，导致人均缺粮一百多斤，国家返销了356万斤粮食，才使群众勉强糊口。
当时已43岁的姚胜发很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当时，公社所在地有个集市，每隔6天就有一个热集。热集这天，四面八方不少来赶集的群众，也会顺便到公社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要点吃的。
刚到董干一个月，姚胜发就当上了书记。前任书记临走前告诉他一个“诀窍”：“每逢热集这天，你一大早就出去，等到罢了集再回来。”姚胜发拒绝了这个建议：“老百姓走几十里路大老远赶来，有的人为了见我们，还要把家里的小孩，猪牛啊交给别人照料，我们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于是，每到热集这天，姚胜发就在公社里买好茶叶烧好水，泡着茶等着百姓来，跟他们了解情况。
1978年底，因为粮食缺口太大，董干公社的情况引起了文山州和省里的重视，先后派人来了解情况。当时上任才三个月的姚胜发将董干公社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此后，上级政府对此事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姚胜发并没有“事不关己”的轻松感。
不久，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件发到了各个公社里。那时候还没提“改革开放”，只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是，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在姚胜发的脑海里：“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如果他们吃饱饭了，让我坐牢，我都情愿。”
就在姚胜发很迷茫，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李新富来了，帮他出点子。“李书记胆子很大，他看到一些内参后，了解到一些中央的意图，就带着县委副书记到董干来考察。”姚胜发带着两位领导到公社各个大队看了一个星期。“他看了后说不行不行，胆子再大点，你们找两个困难点的大队，把土地承包下去。把边，远，山、瘦的土地，先下放承包30％，先搞两个大队看看。”
1979年初，姚胜发选择了董干公社长槽和马崩两个非常贫困的大队搞试点，将产量较低的土地下放一部分探探路。鉴于当时董干公社所有的大队都很贫困，百姓普遍吃不饱饭，胆子也不小的姚胜发决定“先斩后奏”，又通知公社其他10个大队，将边、远、山、瘦的土地也下放30％承包。各个生产队或三五户，或七八户为一组，共同承包一片土地，实行定产定量，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办法。
姚胜发没有想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超出了他们的意料。当年7月份，公社派人到各个大队统计土地下放的情况，发现下放承包的土地已经不止30％，有的大队甚至接近70％了，除了水田和试验地，其它土地全部下放到生产小组。
1979年7月份的一天，文山州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当时，省里和文山州看出一些地方有搞土地承包的迹象，就在会上要求各个公社的书记汇报土地承包的情况。
姚胜发在汇报时打了一点折扣。“我说董干公社209个生产队，已经有105个生产队实现土地下放。实际远远不止一半，结果还是把他们都吓着了!其他公社一般都说搞了一个，最多的说搞了三个生产队。”姚胜发的一番话引来了不少担忧和猜测。有的公社领导问，你就不怕坐牢啊?姚胜发回答得理直气壮，“不怕，我向来都是不保乌纱帽的。现在是土地闲着，群众肚子饿着，为什么不把土地给他们耕种?如果他们吃饱饭了，让我坐牢，我都情愿。”
这一年，姚胜发利用上级拨给该公社的10万元战争损失费和从州、县上要回的2.7万元经费，购买了化肥，优良品种和农耕器具等，分配到12个大队。改善生产工具，鼓励百姓多使用化肥和优良品种。
土地承包第一年，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就有了大幅度增加，虽然还没能实现自给自足，仍然吃了国家150万斤的返销粮，但与1977年相比，等于说给国家节约了200万斤。姚胜发拍着胸脯跟县领导担保，明年(1980年)我只要50万斤返销粮。
但是，董干私自分田的事情，还是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省里派了工作组到董干公社调查，听取姚胜发和其他干部的汇报。不久后，姚胜发又被要求到文山州党校汇报。
在州委党校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文山州委书记的罗应通也到场了。他在会上大声问道，董干公社的书记来了没有?姚胜发赶快站起来大声说：来了，就是我。罗书记说，你胆子不小啊?散了会我就跟你去看看。
会议结束后不久。罗应通带人到董干公社考察。姚胜发陪同他到各个大队看了一圈，当着罗应通的面，他说，我到董干公社当书记，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罗应通很是欣赏，当场表态：就这样干!
此后不久，董干公社的情况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分田到户改革也开始从麻栗坡县波及到文山州其他县，只是其他地方搞得少一些，怕犯错误。
“只要政策对了头，石头也能榨出油。”
1980年农历二月初六，麻栗坡县召开电话会议。会上，县委、县政府领导号召将全县70％的土地下放给农户。李新富把董干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的经验作了介绍，并大讲特讲土地搞活的好处，他担保一切由他负责。这一年，董干公社率先实现所有田地全部下放到户，当时群众的热情不亚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很多人把自家田边的地也全部开了出来，就连田间地头的石头，也被捡得干干净净。而且，很多百姓开始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当时百姓的一句口头禅，反映出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拥护之情：“只要政策对了头，石头也能榨出油。”
1980年8月，姚胜发当选为麻栗坡县副县长，9月初离开董干公社。
但是，由董干到麻栗坡县再到整个 文山州的分田到户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
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时任文山州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赵廷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80年，文山州边境一线的很多群众还普遍吃不饱饭，很多人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越南买粮，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被国家领导人点名严厉批评。在这种形势所迫、不得不改的情况下，文山州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铤而走险”，由州委书记张曙光以检查身体为名，进京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请示，要求实行农村改革。胡耀邦指示：“可以试一试。”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文山州立即掀起了农村改革的高潮。两个月内，麻栗坡县的分田到户改革就蔓延到马关、广南，富宁等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县领导也到文山州委反映说：“你们这样搞，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也点名批评“文山政策乱”。
针对这些质疑，赵廷光根据州委书记张曙光的指示，深入到改革发源地董干公社调查研究，以回答农村改革是不是搞乱了政策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赵廷光认为，董干公社的改革顺应了广大百姓的强烈要求，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大胆实践，不怕丢了“乌纱帽”的改革精神，必须坚决予以支持。
赵廷光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大胆地以“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为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呈报文山州委。州委对此报告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报告，获得出席会议领导的一致同意。随后，报告印发全州并上报云南省委。
省里主要领导看到报告后，还是不放心，派工作组到文山调查。工作组深入一线，倾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征求群众的意见，并亲眼目睹了当地群众生活发生的新变化。最后，工作组对文山州的农村改革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坚决支持。
指责“文山政策乱”的风波终于平息，文山州的农村改革迅速覆盖到全州各个角落，董干改革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势。从1979年到1983年，云南用了近5年的时间，彻底废除了农村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全省农村普遍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虽然董干公社的改革没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生死手印”那样惊心动魄，但当地很多老人都对这段历史留有深刻的记忆，因为正是这一改革，使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吃饱饭的滋味。
1979年初，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公社，一场分田到户的改革开始悄悄进行。
“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1978年9月，姚胜发到麻栗坡县董干公社当副书记。
董干——这个麻栗坡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公社，当时正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全公社3万多人，粮食年年不够吃，要靠国家返销的救济粮才能熬过三，四个月的断粮困境。“董干这么大一个公社，就是派一个县委常委来，也未必能管好。”当时公社干部的一句牢骚话，让姚胜发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年8月的一天，麻栗坡县委书记李新富找姚胜发谈过一次话。“董干是个大公社，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你把董干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搞好了全县工作的三分之一。”姚胜发深知责任重大：“书记您放心，我一定把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干上去。”
几天后，姚胜发走马上任。此时，他眼前的状况是：公社人均只有一亩多耕地，而且一半以上的耕地挂在石旮旯的陡坡上，海拔高，日照短，气温低、土地瘦、产量低，百姓俗称“冷董干”。1977年的粮食减产，导致人均缺粮一百多斤，国家返销了356万斤粮食，才使群众勉强糊口。
当时已43岁的姚胜发很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当时，公社所在地有个集市，每隔6天就有一个热集。热集这天，四面八方不少来赶集的群众，也会顺便到公社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要点吃的。
刚到董干一个月，姚胜发就当上了书记。前任书记临走前告诉他一个“诀窍”：“每逢热集这天，你一大早就出去，等到罢了集再回来。”姚胜发拒绝了这个建议：“老百姓走几十里路大老远赶来，有的人为了见我们，还要把家里的小孩，猪牛啊交给别人照料，我们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于是，每到热集这天，姚胜发就在公社里买好茶叶烧好水，泡着茶等着百姓来，跟他们了解情况。
1978年底，因为粮食缺口太大，董干公社的情况引起了文山州和省里的重视，先后派人来了解情况。当时上任才三个月的姚胜发将董干公社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此后，上级政府对此事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姚胜发并没有“事不关己”的轻松感。
不久，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件发到了各个公社里。那时候还没提“改革开放”，只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是，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在姚胜发的脑海里：“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如果他们吃饱饭了，让我坐牢，我都情愿。”
就在姚胜发很迷茫，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李新富来了，帮他出点子。“李书记胆子很大，他看到一些内参后，了解到一些中央的意图，就带着县委副书记到董干来考察。”姚胜发带着两位领导到公社各个大队看了一个星期。“他看了后说不行不行，胆子再大点，你们找两个困难点的大队，把土地承包下去。把边，远，山、瘦的土地，先下放承包30％，先搞两个大队看看。”
1979年初，姚胜发选择了董干公社长槽和马崩两个非常贫困的大队搞试点，将产量较低的土地下放一部分探探路。鉴于当时董干公社所有的大队都很贫困，百姓普遍吃不饱饭，胆子也不小的姚胜发决定“先斩后奏”，又通知公社其他10个大队，将边、远、山、瘦的土地也下放30％承包。各个生产队或三五户，或七八户为一组，共同承包一片土地，实行定产定量，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办法。
姚胜发没有想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超出了他们的意料。当年7月份，公社派人到各个大队统计土地下放的情况，发现下放承包的土地已经不止30％，有的大队甚至接近70％了，除了水田和试验地，其它土地全部下放到生产小组。
1979年7月份的一天，文山州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当时，省里和文山州看出一些地方有搞土地承包的迹象，就在会上要求各个公社的书记汇报土地承包的情况。
姚胜发在汇报时打了一点折扣。“我说董干公社209个生产队，已经有105个生产队实现土地下放。实际远远不止一半，结果还是把他们都吓着了!其他公社一般都说搞了一个，最多的说搞了三个生产队。”姚胜发的一番话引来了不少担忧和猜测。有的公社领导问，你就不怕坐牢啊?姚胜发回答得理直气壮，“不怕，我向来都是不保乌纱帽的。现在是土地闲着，群众肚子饿着，为什么不把土地给他们耕种?如果他们吃饱饭了，让我坐牢，我都情愿。”
这一年，姚胜发利用上级拨给该公社的10万元战争损失费和从州、县上要回的2.7万元经费，购买了化肥，优良品种和农耕器具等，分配到12个大队。改善生产工具，鼓励百姓多使用化肥和优良品种。
土地承包第一年，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就有了大幅度增加，虽然还没能实现自给自足，仍然吃了国家150万斤的返销粮，但与1977年相比，等于说给国家节约了200万斤。姚胜发拍着胸脯跟县领导担保，明年(1980年)我只要50万斤返销粮。
但是，董干私自分田的事情，还是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省里派了工作组到董干公社调查，听取姚胜发和其他干部的汇报。不久后，姚胜发又被要求到文山州党校汇报。
在州委党校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文山州委书记的罗应通也到场了。他在会上大声问道，董干公社的书记来了没有?姚胜发赶快站起来大声说：来了，就是我。罗书记说，你胆子不小啊?散了会我就跟你去看看。
会议结束后不久。罗应通带人到董干公社考察。姚胜发陪同他到各个大队看了一圈，当着罗应通的面，他说，我到董干公社当书记，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罗应通很是欣赏，当场表态：就这样干!
此后不久，董干公社的情况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分田到户改革也开始从麻栗坡县波及到文山州其他县，只是其他地方搞得少一些，怕犯错误。
“只要政策对了头，石头也能榨出油。”
1980年农历二月初六，麻栗坡县召开电话会议。会上，县委、县政府领导号召将全县70％的土地下放给农户。李新富把董干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的经验作了介绍，并大讲特讲土地搞活的好处，他担保一切由他负责。这一年，董干公社率先实现所有田地全部下放到户，当时群众的热情不亚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很多人把自家田边的地也全部开了出来，就连田间地头的石头，也被捡得干干净净。而且，很多百姓开始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当时百姓的一句口头禅，反映出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拥护之情：“只要政策对了头，石头也能榨出油。”
1980年8月，姚胜发当选为麻栗坡县副县长，9月初离开董干公社。
但是，由董干到麻栗坡县再到整个 文山州的分田到户改革，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
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时任文山州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赵廷光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80年，文山州边境一线的很多群众还普遍吃不饱饭，很多人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越南买粮，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被国家领导人点名严厉批评。在这种形势所迫、不得不改的情况下，文山州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铤而走险”，由州委书记张曙光以检查身体为名，进京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请示，要求实行农村改革。胡耀邦指示：“可以试一试。”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文山州立即掀起了农村改革的高潮。两个月内，麻栗坡县的分田到户改革就蔓延到马关、广南，富宁等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县领导也到文山州委反映说：“你们这样搞，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也点名批评“文山政策乱”。
针对这些质疑，赵廷光根据州委书记张曙光的指示，深入到改革发源地董干公社调查研究，以回答农村改革是不是搞乱了政策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赵廷光认为，董干公社的改革顺应了广大百姓的强烈要求，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大胆实践，不怕丢了“乌纱帽”的改革精神，必须坚决予以支持。
赵廷光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他大胆地以“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为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呈报文山州委。州委对此报告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报告，获得出席会议领导的一致同意。随后，报告印发全州并上报云南省委。
省里主要领导看到报告后，还是不放心，派工作组到文山调查。工作组深入一线，倾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征求群众的意见，并亲眼目睹了当地群众生活发生的新变化。最后，工作组对文山州的农村改革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坚决支持。
指责“文山政策乱”的风波终于平息，文山州的农村改革迅速覆盖到全州各个角落，董干改革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势。从1979年到1983年，云南用了近5年的时间，彻底废除了农村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全省农村普遍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虽然董干公社的改革没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生死手印”那样惊心动魄，但当地很多老人都对这段历史留有深刻的记忆，因为正是这一改革，使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吃饱饭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