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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抄袭剽窃已成家常便饭，利用职务与权势来抢夺别人学术成果的现象屡见不鲜，时有所闻，更遑论这桩半个多世纪前的陈年积案
2015年2月16日16点25分，为中国医疗和防疫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微生物学专家陈廷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去世，享年98岁。
陈廷祚（1917-2015）江苏盐城人，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6年参加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统考，被录取后公费留学赴丹麦专习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1948年，他接受东北人民政府邀请，于1949年底回国。1950年在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参加工作，曾任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总技师。1957年，陈廷祚被划成“右派“，后转入他亲自参加新建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1992年，陈廷祚离休。2009年7月，92岁的他在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积攒着他一辈子悲酸情结的《陈情表—爱国海归PK院士五十年》一书，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与国内顶尖的热带医学奠基人、学部委员钟惠澜（1901-1987）之间，因为学术纷争与研究成果而引发的一场公案。
作为公案的当事人，陈廷祚在《陈情表》中记述，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夏收期间，四川省温江地区农村突然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原因不明的特大疫情，众多的青壮年农民集体下田收割早稻后，不少人突发高烧不退，咳嗽咳血，最后导致肺部大出血而死亡。到了8月，这种特大疫情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让当地的农业生产一度陷入了停顿，甚至连水陆空交通也实施了防疫管制。疫情发生后，虽然有人怀疑是国内常见的钩端螺旋体病，但这次大面积的病状又与以往教科书中所述及的症状大不相同。因为患者病状呈现非典型性，鲜见有黄疸发生，但呼吸道症状却十分显著。当时，这种非典型症状也迷惑了当地医生和专家，他们束手无策、无从对症下药。此时，头上还戴着内定“右派分子”帽子的陈廷祚则借鉴前几年英国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作战时所经历的相似病例，提出应当考虑为“钩端螺旋体病”的个人见解。他不顾当时的个人身份与政治压力，毅然投入到病原体的探索研究。在连续煎熬几个不眠之夜后，终于在当年8月16日，第一次获得阳性血清学试验结果，确定了这次疫情是由一种新型的钩端螺旋体病所引发。随后制定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挽救了大批患病农民的生命。这次，陈廷祚是从一个名叫赖安华的患者的血液标本中分离出钩体病原株菌体。经多年反复验证，发现这是一种新的“肺出血无黄疸型钩体病”，或称肺出血性钩体病，其在临床上的独特表现，从未见于别的教科书叙述，所以，在国际医学界被称之为“赖型钩体”。1987年，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WH0∕FAO钩体参考和研究合作组织”，确认陈廷祚所发现的“赖型菌体”为国际上一个独立的新血清型别，并获得永久收藏。
陈廷祚在《陈情表》中，有一篇“一封投诉无门的申诉书”的章节。他写道，就在他于当年8月16日首先分离检验出为害中国半壁河山的“出血黄疸型钩端螺旋体赖氏株”之后，有一位资深防疫医学家，曾在8月24日奉命来四川核实这一重大发现并查验证实。但在其返回北京后，却掠人之美，窃为己有，向中央政府谎报说，是他在抵达疫区三天后就找到了钩体病原体。书中说其人是凭借其官职、地位和名望，“乘人之危，巧取豪夺”，窃取了他本人已经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此后，陈廷祚本人则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技术待遇从医学一级一下子降为四级，让自己一生和家人都蒙受了深重的苦难。
陈廷祚书中所说的强掠他学术成果的人，正是国内传染病研究的泰斗级人物、著名的微生物专家、热带医学的奠基人钟惠澜先生。在各种公开出版的传记和文字材料中，对钟惠澜处理1958年温江疫情的描述，一直是作为他的人生亮点，甚至誉其为“华佗再世”而反复宣传的，材料感人、栩栩如生：“1958年，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安等地区同时爆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咳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给钟惠澜打电话，派他去处理疫情，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第二天，他就赶到疫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定这是一种名为‘钩端螺旋体病’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三天内便控制了疫情，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钟惠澜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亲自打长途电话，说‘钟院長，你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来钟惠澜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再次获得了总理的夸奖，说他又立了一大功。”
到了新时期，陈廷祚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时过30年后，四川省卫生部门也为扑灭四川温江大规模瘟疫一事正本清源，承认陈廷祚当年的科研成果与独特贡献。但陈廷祚本人，却从1987年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一书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反常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在同一本书中，陈廷祚和钟惠澜都各自宣称自己是首先发现新型钩体病原体的人。这也让陈廷祚在事隔30多年后，才觉察到自己的科研成果早已被他人剽窃了。于是，他先后撰写了六篇专题论述，列出当初种种的实验资料，将事实真相披露于世。此外，他和家人为此事曾多次写信找有关部门申诉，以求给个说法，讨回公道，却无人回应。最后，他只好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详细写下，汇成《陈情表》一书。
今天看来，这场公案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双方的政治地位不对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和1978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另一个是当年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是20多年来一直被打击、被排斥的对象。二是宣传媒体一边倒的倾向性，时至今日，在对温江防疫一事的报道上，官方媒介所沿袭的依旧是20世纪50年代的定论，是把钟惠澜作为首要功臣来歌颂的。2001年，在钟惠澜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报道中，他一生的最大亮点，依旧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温江瘟疫的研究成果。而作为另一方的陈廷祚，人微言轻，在内地根本发不出声来，只能自己花钱在香港出书，道出事情的前因后果，仅在小范围赠送。第三，也是较为棘手的一点，作为公案一方的钟惠澜先生，已经辞世20多年了，更没有人愿意来插手或调查这场公案的是非原委了。当下，抄袭剽窃已成家常便饭，利用职务与权势来抢夺别人学术成果的现象屡见不鲜，时有所闻，更遑论这桩半个多世纪前的陈年积案！
“陈情表”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以臣子向君主奏事陈情、告白冤屈为主要内容。而陈廷祚所亲历的这学术公案，他虽是娓娓陈情，曲尽悲辛，又该与谁细论？直到他98岁告别人世的那一天，这场公案依旧是了犹未了。
2015年2月16日16点25分，为中国医疗和防疫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微生物学专家陈廷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去世，享年98岁。
陈廷祚（1917-2015）江苏盐城人，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6年参加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留学统考，被录取后公费留学赴丹麦专习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1948年，他接受东北人民政府邀请，于1949年底回国。1950年在卫生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参加工作，曾任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总技师。1957年，陈廷祚被划成“右派“，后转入他亲自参加新建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1992年，陈廷祚离休。2009年7月，92岁的他在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了积攒着他一辈子悲酸情结的《陈情表—爱国海归PK院士五十年》一书，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与国内顶尖的热带医学奠基人、学部委员钟惠澜（1901-1987）之间，因为学术纷争与研究成果而引发的一场公案。
作为公案的当事人，陈廷祚在《陈情表》中记述，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夏收期间，四川省温江地区农村突然爆发了一次史无前例、原因不明的特大疫情，众多的青壮年农民集体下田收割早稻后，不少人突发高烧不退，咳嗽咳血，最后导致肺部大出血而死亡。到了8月，这种特大疫情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让当地的农业生产一度陷入了停顿，甚至连水陆空交通也实施了防疫管制。疫情发生后，虽然有人怀疑是国内常见的钩端螺旋体病，但这次大面积的病状又与以往教科书中所述及的症状大不相同。因为患者病状呈现非典型性，鲜见有黄疸发生，但呼吸道症状却十分显著。当时，这种非典型症状也迷惑了当地医生和专家，他们束手无策、无从对症下药。此时，头上还戴着内定“右派分子”帽子的陈廷祚则借鉴前几年英国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作战时所经历的相似病例，提出应当考虑为“钩端螺旋体病”的个人见解。他不顾当时的个人身份与政治压力，毅然投入到病原体的探索研究。在连续煎熬几个不眠之夜后，终于在当年8月16日，第一次获得阳性血清学试验结果，确定了这次疫情是由一种新型的钩端螺旋体病所引发。随后制定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挽救了大批患病农民的生命。这次，陈廷祚是从一个名叫赖安华的患者的血液标本中分离出钩体病原株菌体。经多年反复验证，发现这是一种新的“肺出血无黄疸型钩体病”，或称肺出血性钩体病，其在临床上的独特表现，从未见于别的教科书叙述，所以，在国际医学界被称之为“赖型钩体”。1987年，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WH0∕FAO钩体参考和研究合作组织”，确认陈廷祚所发现的“赖型菌体”为国际上一个独立的新血清型别，并获得永久收藏。
陈廷祚在《陈情表》中，有一篇“一封投诉无门的申诉书”的章节。他写道，就在他于当年8月16日首先分离检验出为害中国半壁河山的“出血黄疸型钩端螺旋体赖氏株”之后，有一位资深防疫医学家，曾在8月24日奉命来四川核实这一重大发现并查验证实。但在其返回北京后，却掠人之美，窃为己有，向中央政府谎报说，是他在抵达疫区三天后就找到了钩体病原体。书中说其人是凭借其官职、地位和名望，“乘人之危，巧取豪夺”，窃取了他本人已经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此后，陈廷祚本人则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技术待遇从医学一级一下子降为四级，让自己一生和家人都蒙受了深重的苦难。
陈廷祚书中所说的强掠他学术成果的人，正是国内传染病研究的泰斗级人物、著名的微生物专家、热带医学的奠基人钟惠澜先生。在各种公开出版的传记和文字材料中，对钟惠澜处理1958年温江疫情的描述，一直是作为他的人生亮点，甚至誉其为“华佗再世”而反复宣传的，材料感人、栩栩如生：“1958年，四川的温江、重庆、乐山、雅安等地区同时爆发一种来势凶猛的传染病，患者发高烧、淋巴腺肿大、咳血，甚至在短期内死亡。当地怀疑是鼠疫或特种流感，因而封锁了疫区。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给钟惠澜打电话，派他去处理疫情，指示他要尽最大努力控制住疾病的流行。第二天，他就赶到疫区，经过多方面考察，很快否定了鼠疫的可能，确定这是一种名为‘钩端螺旋体病’的恶性流行性传染病。由于判断正确，三天内便控制了疫情，解除了对疫区的封锁。钟惠澜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亲自打长途电话，说‘钟院長，你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后来钟惠澜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再次获得了总理的夸奖，说他又立了一大功。”
到了新时期，陈廷祚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时过30年后，四川省卫生部门也为扑灭四川温江大规模瘟疫一事正本清源，承认陈廷祚当年的科研成果与独特贡献。但陈廷祚本人，却从1987年吉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一书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反常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在同一本书中，陈廷祚和钟惠澜都各自宣称自己是首先发现新型钩体病原体的人。这也让陈廷祚在事隔30多年后，才觉察到自己的科研成果早已被他人剽窃了。于是，他先后撰写了六篇专题论述，列出当初种种的实验资料，将事实真相披露于世。此外，他和家人为此事曾多次写信找有关部门申诉，以求给个说法，讨回公道，却无人回应。最后，他只好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详细写下，汇成《陈情表》一书。
今天看来，这场公案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双方的政治地位不对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和1978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另一个是当年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是20多年来一直被打击、被排斥的对象。二是宣传媒体一边倒的倾向性，时至今日，在对温江防疫一事的报道上，官方媒介所沿袭的依旧是20世纪50年代的定论，是把钟惠澜作为首要功臣来歌颂的。2001年，在钟惠澜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报道中，他一生的最大亮点，依旧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温江瘟疫的研究成果。而作为另一方的陈廷祚，人微言轻，在内地根本发不出声来，只能自己花钱在香港出书，道出事情的前因后果，仅在小范围赠送。第三，也是较为棘手的一点，作为公案一方的钟惠澜先生，已经辞世20多年了，更没有人愿意来插手或调查这场公案的是非原委了。当下，抄袭剽窃已成家常便饭，利用职务与权势来抢夺别人学术成果的现象屡见不鲜，时有所闻，更遑论这桩半个多世纪前的陈年积案！
“陈情表”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以臣子向君主奏事陈情、告白冤屈为主要内容。而陈廷祚所亲历的这学术公案，他虽是娓娓陈情，曲尽悲辛，又该与谁细论？直到他98岁告别人世的那一天，这场公案依旧是了犹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