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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冀朝铸，1929年生，山西汾阳人。9岁随父母去了美国，1948年入哈佛大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毅然放弃学业回国，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4月赴朝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工作。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地点最初设在开城，10月25日移至板门店。历经两年之久的打打谈谈，双方在设立军事分界线、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鲜全境的军事设施、交换战俘等问题上达成协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最终在板门店签字，从而实现了朝鲜停战。
我1950年10月25日回国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我那时还是打算获得一個博士学位，或者是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1952年4月突然得知组织批准我去朝鲜时，我非常高兴。
尽管很高兴，但离开清华大学时，我还是依依不舍。我在清华大学纪念堂前站了一会儿，向它作最后告别，然后就动身了。
我到外交部报到的时候，受到方迪槐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也是准备去朝鲜的。我们得到通知，要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组的成员赴朝鲜开城。志愿军代表团非常需要能够讲英文的人员。领导抓紧时间给我们讲了许多战场上中美双方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分组讨论，好为将来去朝鲜工作做准备。到了快出发时，我们打了霍乱等传染病的预防针。其他同志打了预防针后都没问题，但因为我身体较弱，打完针后就发高烧。幸亏方迪槐和他妻子严梅生照顾我，使我恢复了健康，他们后来成为我最好的两個朋友。
我们学习了几個星期后，我的体力也恢复了，就出发去朝鲜。
当我们到达平壤时，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我们钻入地下防空洞，在洞里休息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天大亮后坐卡车去开城。之前我方已通知了“联合国军”司令部，说一辆飘着一杆大红旗的大卡车，载着几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要去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尽管敌方保证说按照双边协议不会攻击我们，但我们也知道，敌人经常不守信用。志愿军代表团总联络官柴成文上校的妻子有一次也是坐着插着一杆大红旗的吉普车从平壤去开城，也是预先通知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但还是受到了敵机袭击，腿部受了伤。如果这类事件发生了，我们就会要求在板门店召开一個紧急会议，双方就会互相指责。但据我所知，从来就不会有什么人真正认罪。
这一次我们安全到达了开城。谈判刚开始时在开城，那时开城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随着谈判继续，战斗也还在继续，双方实际控制区的界限也在改变。联合国军在东部前线占领了更多的地区，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则在西部前线占领了更多的地区，包括开城，因而后来开城已不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而是完全在我方的掌控之中。这样，美方表示不能同意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在另外一個稍往南数公里、正跨在当时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名叫板门店的村子进行谈判，而开城仍继续作为一個所谓的非军事区。
到开城后不久，我就坐一辆吉普车去板门店。我是志愿军代表团的速记员，工作是记录联合国军一方的讲话。1952年晚春，我开始参与外交事务。
与平壤的遍地瓦砾成为鲜明对比，开城还有几间完整的房子。但我们并没有在那几间房子里居住，而是住在城外1英里左右的山谷里。这個山谷里有一块开出的地，搭起几间木制房子，当做志愿军的秘书处。晚上我们睡在一条小溪对面的几间草房子里，是当地的贫农特意为我们腾出来的。这個地方正好在“三八线”上，气候和纽约、北京差不多，冬冷夏热，春秋两季则比较舒适。但物质条件和这两個城市大不一样，办公的地方冬天有一個取暖的炉子，在贫农的草房里冬天什么取暖设备都没有，所以夜里我们虽穿着所有的衣服，还戴着棉帽子睡觉，耳朵还是会冻伤。冬天也根本不可能洗澡，只有当天气渐渐转暖后，才可以在附近的溪水里洗澡。
从早春到晚夏，草房里总有许多跳蚤和蚊子。我就开玩笑，管草房子叫跳蚤动物园，管那些一群一群的很大的蚊子叫“美国的B-52轰炸机”。所幸的是我们有蚊帐，能挡住“B-52”的轰炸，但不能挡跳蚤。尽管天气很热，我每晚睡觉时都把衬衣扣得紧紧的，掖到裤带里，脚上还穿上长袜，为了避免手上被咬，连手上都套着袜子。但每天早上起来，我的脸和脖子还是被咬得发红，因为它们是唯一露在外面可以给跳蚤咬的部分。有时跳蚤还比我聪明。有一次一個小跳蚤从我衬衫袖子里爬进去，藏在那儿喝我的血，一直到我在板门店的谈判桌前坐下。正当一個朝鲜人民军人员站起来讲话时，这個小跳蚤喝饱了血，就从我的衬衫袖子里跳出来，跳到桌上，跳过正好从谈判桌上经过的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一直跳着进了对方的控制区，跳向了美国代表团。但当时大家都装着没看见，继续严肃认真地进行谈判。跳蚤好像特别喜欢我的血，我也经常把跳蚤带到办公室里，所以同志们跟我开玩笑，给我起了外号叫“跳蚤”。
停战谈判相当正式，在一個大帐篷里的长桌子上进行。长桌子必须跨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但一边谈判，一边还在继续战斗，这個分界线也会改变，所以桌子的位置甚至整個帐篷的位置都要跟着改变。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坐在桌子的北面，“联合国军”，实际上是美军和韩国的代表团坐在桌子的南面。除非双方事先有明确的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跨过桌子到另一方去。帐篷南边有一個电炉子取暖，北边则有一個煤炉子取暖。夏天双方都没有空调，所以双方都一样地汗流浃背。帐篷后来变成了木房子，停战协定签字后，木房子就变成水泥造的房子。
每次会议开始时，一方的代表团团长就站起来，宣读一個预先写好的讲稿，然后他的翻译站起来，宣读预先准备好的翻译稿。这個翻译稿必须是用另外两种语言写的。当时停战谈判的官方语言是中文、朝鲜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双方都宣读了他们的讲稿后，就互相交换讲话稿，然后这一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双方代表团就回到各自的司令部，我们回开城，对方回汉城。然后双方仔细地研究对方的书面讲话稿，再仔细地准备自己的答复，然后就安排下一轮会议。 我1950年离开哈佛大学时正值暑假，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但许多人的生活都这样那样地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尼克加入了美军，去了日本，但没去过朝鲜。我的一個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一個叫刘孟达的美籍华人，也参加了美军，而且到了朝鲜。当我进入板门店的帐篷里时，一眼看见对方的一边刘孟达赫然坐在那里，我非常吃惊，想不到昔日的同窗成为今日谈判桌上的对手，但我们双方都装作不认识。刘孟达后来给哈佛大学校刊写信，说在板门店发现哈佛大学同学冀朝铸。由此我美国的同学们才知道我的下落。几十年以后，我和这些同学恢复了联系。在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之前，有一次尼克还打电话到外交部找我，自此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时在谈判无法突破时，一发美国炮弹就会落到非军事区我方一边，板门店附近，甚至开城。这时就有一個双方联合调查，一般双方各派一名军官，还配备一名翻译和一名速记员。我方一般派出柴成文上校，我是速记员。速记员的职责不光是记录双方说的话，还要记录落下炮弹上所有的标志和文字，以证明非军事区的协议被破坏了。有一次，一枚美国炸弹落在弹坑里，没有引爆。我跳到弹坑里把炸弹上的所有文字和记号都记下来才爬出弹坑。当时在板门店主持谈判工作、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有次对我大哥朝鼎说：“你弟弟非常勇敢，不怕死，敢跳进没有引爆的弹坑里。”还有一次，联合国军说有一名美军士兵被我方的枪弹打死了。柴成文上校、翻译和我就去美军声称遭枪击的帐篷里，看见北边有一個弹孔，但里面并没有美军的尸体，也看不见受伤的人。中美双方就互相指责，但没有结果。
我那时的主要任务是英文速记和打字，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我既不能笔译也不能口译。我刚到的时候主要负责把我方的英文讲话稿打印出来。这些讲话稿要在谈判桌上宣读并交换，所以打字必须非常整洁。当谈判氣氛变得紧张、双方都向对方骂仗时，就都不想要对方的书面讲稿，而靠自己把对方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样下次会议时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骂回去。
“联合国军”方面有好几個速记员，可以把我方的讲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但我方只有新华社记者段连城一人会英文速记。因此我们三個年轻人，我、过家鼎、邱应觉被指定要学美国速记法。过家鼎来自上海，曾就读于上海圣方济中学。圣方济中学是教会学校，教员全部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用英语教学，这是他英文造诣很深的主要原因。邱应觉来自马来西亚，回国后进入外国语学校。我们托北京的朋友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教速记的书，利用业余时间学速记。因为我们三人年纪差不多，又从事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被称作“三剑客”。我们很努力地学习速记，方法是一個人按照一定的速度阅读一篇英文文章，其他的人就用速记方法来记。几個月后，我们都学会了速记，但速记的速度不同。因为我在美国上高中和大学时有过很好的记笔记的训练，所以我是速记最快的，差不多可以到每分钟165個单词，足以跟上美方在谈判桌上骂人的速度。有一次谈判间隙，在办公室的一個非正式的会议上，一位同事把我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速记员。我们速记学成后，段连城同志就退出速记工作，集中精力搞他的记者工作去了。“三剑客”中，后来我和邱应觉被选去参加日内瓦会议，过家鼎则继续留在朝鲜。
1953年7月下旬，经过很多困难和曲折，停战协议终于签订了，正式签订仪式的日子定在7月27日。协议要用中、朝、英三国文字打印出来，三個版本都要签字，具有同等效力。这三份文件不能有一個字或字母打错，也不能有任何涂改的痕迹。我的任务是打印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存的两份英文文件。问题是双方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为文字措辞争论，争论后就不断有技术性的改动。每当我差不多打印完一份停战协议时，就又有几页必须重打。只要我打错一個字，整個一页纸都要撕掉重来。我越疲劳，打错的字也越多。经过三天三夜在打字桌前没有睡觉的日子，这個任务终于按时完成了。我又因此被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打字员。
大家觉得应该庆祝一番。尤其使人高兴的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将军亲自来到开城同大家见面。代表朝中双方的是朝方的南日将军，他同“联合国军”的哈利逊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1954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举行了一個隆重仪式，表彰所有为停战谈判作出贡献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授予我三等功。我把三等功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地点最初设在开城，10月25日移至板门店。历经两年之久的打打谈谈，双方在设立军事分界线、停战监督和战后限制朝鲜全境的军事设施、交换战俘等问题上达成协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最终在板门店签字，从而实现了朝鲜停战。
我1950年10月25日回国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我那时还是打算获得一個博士学位，或者是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自然科学领域工作。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样，1952年4月突然得知组织批准我去朝鲜时，我非常高兴。
尽管很高兴，但离开清华大学时，我还是依依不舍。我在清华大学纪念堂前站了一会儿，向它作最后告别，然后就动身了。
我到外交部报到的时候，受到方迪槐同志的热烈欢迎，他也是准备去朝鲜的。我们得到通知，要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组的成员赴朝鲜开城。志愿军代表团非常需要能够讲英文的人员。领导抓紧时间给我们讲了许多战场上中美双方的情况，然后我们就分组讨论，好为将来去朝鲜工作做准备。到了快出发时，我们打了霍乱等传染病的预防针。其他同志打了预防针后都没问题，但因为我身体较弱，打完针后就发高烧。幸亏方迪槐和他妻子严梅生照顾我，使我恢复了健康，他们后来成为我最好的两個朋友。
我们学习了几個星期后，我的体力也恢复了，就出发去朝鲜。
当我们到达平壤时，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我们钻入地下防空洞，在洞里休息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天大亮后坐卡车去开城。之前我方已通知了“联合国军”司令部，说一辆飘着一杆大红旗的大卡车，载着几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人员，要去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尽管敌方保证说按照双边协议不会攻击我们，但我们也知道，敌人经常不守信用。志愿军代表团总联络官柴成文上校的妻子有一次也是坐着插着一杆大红旗的吉普车从平壤去开城，也是预先通知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但还是受到了敵机袭击，腿部受了伤。如果这类事件发生了，我们就会要求在板门店召开一個紧急会议，双方就会互相指责。但据我所知，从来就不会有什么人真正认罪。
这一次我们安全到达了开城。谈判刚开始时在开城，那时开城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随着谈判继续，战斗也还在继续，双方实际控制区的界限也在改变。联合国军在东部前线占领了更多的地区，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则在西部前线占领了更多的地区，包括开城，因而后来开城已不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而是完全在我方的掌控之中。这样，美方表示不能同意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在另外一個稍往南数公里、正跨在当时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名叫板门店的村子进行谈判，而开城仍继续作为一個所谓的非军事区。
到开城后不久，我就坐一辆吉普车去板门店。我是志愿军代表团的速记员，工作是记录联合国军一方的讲话。1952年晚春，我开始参与外交事务。
与平壤的遍地瓦砾成为鲜明对比，开城还有几间完整的房子。但我们并没有在那几间房子里居住，而是住在城外1英里左右的山谷里。这個山谷里有一块开出的地，搭起几间木制房子，当做志愿军的秘书处。晚上我们睡在一条小溪对面的几间草房子里，是当地的贫农特意为我们腾出来的。这個地方正好在“三八线”上，气候和纽约、北京差不多，冬冷夏热，春秋两季则比较舒适。但物质条件和这两個城市大不一样，办公的地方冬天有一個取暖的炉子，在贫农的草房里冬天什么取暖设备都没有，所以夜里我们虽穿着所有的衣服，还戴着棉帽子睡觉，耳朵还是会冻伤。冬天也根本不可能洗澡，只有当天气渐渐转暖后，才可以在附近的溪水里洗澡。
从早春到晚夏，草房里总有许多跳蚤和蚊子。我就开玩笑，管草房子叫跳蚤动物园，管那些一群一群的很大的蚊子叫“美国的B-52轰炸机”。所幸的是我们有蚊帐，能挡住“B-52”的轰炸，但不能挡跳蚤。尽管天气很热，我每晚睡觉时都把衬衣扣得紧紧的，掖到裤带里，脚上还穿上长袜，为了避免手上被咬，连手上都套着袜子。但每天早上起来，我的脸和脖子还是被咬得发红，因为它们是唯一露在外面可以给跳蚤咬的部分。有时跳蚤还比我聪明。有一次一個小跳蚤从我衬衫袖子里爬进去，藏在那儿喝我的血，一直到我在板门店的谈判桌前坐下。正当一個朝鲜人民军人员站起来讲话时，这個小跳蚤喝饱了血，就从我的衬衫袖子里跳出来，跳到桌上，跳过正好从谈判桌上经过的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一直跳着进了对方的控制区，跳向了美国代表团。但当时大家都装着没看见，继续严肃认真地进行谈判。跳蚤好像特别喜欢我的血，我也经常把跳蚤带到办公室里，所以同志们跟我开玩笑，给我起了外号叫“跳蚤”。
停战谈判相当正式，在一個大帐篷里的长桌子上进行。长桌子必须跨在双方实际控制区的分界线上，但一边谈判，一边还在继续战斗，这個分界线也会改变，所以桌子的位置甚至整個帐篷的位置都要跟着改变。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坐在桌子的北面，“联合国军”，实际上是美军和韩国的代表团坐在桌子的南面。除非双方事先有明确的协议，任何一方都不能跨过桌子到另一方去。帐篷南边有一個电炉子取暖，北边则有一個煤炉子取暖。夏天双方都没有空调，所以双方都一样地汗流浃背。帐篷后来变成了木房子，停战协定签字后，木房子就变成水泥造的房子。
每次会议开始时，一方的代表团团长就站起来，宣读一個预先写好的讲稿，然后他的翻译站起来，宣读预先准备好的翻译稿。这個翻译稿必须是用另外两种语言写的。当时停战谈判的官方语言是中文、朝鲜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双方都宣读了他们的讲稿后，就互相交换讲话稿，然后这一天的会议就算结束了。双方代表团就回到各自的司令部，我们回开城，对方回汉城。然后双方仔细地研究对方的书面讲话稿，再仔细地准备自己的答复，然后就安排下一轮会议。 我1950年离开哈佛大学时正值暑假，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大多数同学都不知道我去哪里了，但许多人的生活都这样那样地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我高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尼克加入了美军，去了日本，但没去过朝鲜。我的一個哈佛大学的同班同学，一個叫刘孟达的美籍华人，也参加了美军，而且到了朝鲜。当我进入板门店的帐篷里时，一眼看见对方的一边刘孟达赫然坐在那里，我非常吃惊，想不到昔日的同窗成为今日谈判桌上的对手，但我们双方都装作不认识。刘孟达后来给哈佛大学校刊写信，说在板门店发现哈佛大学同学冀朝铸。由此我美国的同学们才知道我的下落。几十年以后，我和这些同学恢复了联系。在我去华盛顿驻美联络处之前，有一次尼克还打电话到外交部找我，自此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时在谈判无法突破时，一发美国炮弹就会落到非军事区我方一边，板门店附近，甚至开城。这时就有一個双方联合调查，一般双方各派一名军官，还配备一名翻译和一名速记员。我方一般派出柴成文上校，我是速记员。速记员的职责不光是记录双方说的话，还要记录落下炮弹上所有的标志和文字，以证明非军事区的协议被破坏了。有一次，一枚美国炸弹落在弹坑里，没有引爆。我跳到弹坑里把炸弹上的所有文字和记号都记下来才爬出弹坑。当时在板门店主持谈判工作、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有次对我大哥朝鼎说：“你弟弟非常勇敢，不怕死，敢跳进没有引爆的弹坑里。”还有一次，联合国军说有一名美军士兵被我方的枪弹打死了。柴成文上校、翻译和我就去美军声称遭枪击的帐篷里，看见北边有一個弹孔，但里面并没有美军的尸体，也看不见受伤的人。中美双方就互相指责，但没有结果。
我那时的主要任务是英文速记和打字，因为我的中文不好，我既不能笔译也不能口译。我刚到的时候主要负责把我方的英文讲话稿打印出来。这些讲话稿要在谈判桌上宣读并交换，所以打字必须非常整洁。当谈判氣氛变得紧张、双方都向对方骂仗时，就都不想要对方的书面讲稿，而靠自己把对方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样下次会议时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骂回去。
“联合国军”方面有好几個速记员，可以把我方的讲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但我方只有新华社记者段连城一人会英文速记。因此我们三個年轻人，我、过家鼎、邱应觉被指定要学美国速记法。过家鼎来自上海，曾就读于上海圣方济中学。圣方济中学是教会学校，教员全部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用英语教学，这是他英文造诣很深的主要原因。邱应觉来自马来西亚，回国后进入外国语学校。我们托北京的朋友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教速记的书，利用业余时间学速记。因为我们三人年纪差不多，又从事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被称作“三剑客”。我们很努力地学习速记，方法是一個人按照一定的速度阅读一篇英文文章，其他的人就用速记方法来记。几個月后，我们都学会了速记，但速记的速度不同。因为我在美国上高中和大学时有过很好的记笔记的训练，所以我是速记最快的，差不多可以到每分钟165個单词，足以跟上美方在谈判桌上骂人的速度。有一次谈判间隙，在办公室的一個非正式的会议上，一位同事把我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速记员。我们速记学成后，段连城同志就退出速记工作，集中精力搞他的记者工作去了。“三剑客”中，后来我和邱应觉被选去参加日内瓦会议，过家鼎则继续留在朝鲜。
1953年7月下旬，经过很多困难和曲折，停战协议终于签订了，正式签订仪式的日子定在7月27日。协议要用中、朝、英三国文字打印出来，三個版本都要签字，具有同等效力。这三份文件不能有一個字或字母打错，也不能有任何涂改的痕迹。我的任务是打印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存的两份英文文件。问题是双方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为文字措辞争论，争论后就不断有技术性的改动。每当我差不多打印完一份停战协议时，就又有几页必须重打。只要我打错一個字，整個一页纸都要撕掉重来。我越疲劳，打错的字也越多。经过三天三夜在打字桌前没有睡觉的日子，这個任务终于按时完成了。我又因此被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打字员。
大家觉得应该庆祝一番。尤其使人高兴的是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将军亲自来到开城同大家见面。代表朝中双方的是朝方的南日将军，他同“联合国军”的哈利逊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1954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举行了一個隆重仪式，表彰所有为停战谈判作出贡献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授予我三等功。我把三等功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最自豪的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