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意味着无论是应对“网络监督“还是”网络反腐”,地方政府正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官方已经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
11月9日15点30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国首次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昆明破冰。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会上表示, 网络新闻发布会可以在以后成为常态,成为信息公开的一种可以经常采用的方式。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意味着无论是应对“网络监督“还是”网络反腐”,地方政府正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官方已经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
从“网上信访”到“网络发言人制度”
在经历了“躲猫猫”、“陆良事件”、“小学生卖淫案”等多起全国热点网络事件后,云南“网络执政”实践在蹒跚中轮廓渐晰。
“白书记,您好!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十八连山乡卫生院于2005年被富源县卫生局局长赵泽生承包给贵州省兴义市人孙兴云,孙兴云又在2007年转包给其舅子聂大坤,多年一再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为什么就没有领导干部管……”
“网民同志,您好!
您在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给白书记的留言收悉,对您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十八连山乡卫生院对外承包的情况属实。……感谢您对富源县乡镇卫生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心与关注!”
以上是今年11月9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对人民网网友10条留言的回复片段。
今年9月,白恩培专门对人民网给他的留言开了交办会,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州市,网民的建议和要求都交代下去,限时办结,书记和省长专门搞了2次集中回复。
伍皓告诉本刊:网友留言有专人收集、研判,只要是有实际的问题、困难和要求,就呈报给相关的主要领导批办,转到各个部门,办完后要反馈,反馈前领导要看,看这个事能不能给群众回复,如果还不足以回复,再打回去重新办理,一直到满意后,领导才亲自回复。
2003年8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书记州长信箱”正式成立,时至今日,云南省各级信访部门已专门成立“书记州长信箱”办公室。并且,所有书记、州长都有信箱后台密码,经常直接上网查看来信和办复情况。
云南这种独辟蹊径的信访模式在当年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并做出批示,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是拓宽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当时的效果非常好,解决了大量的信訪结案。老百姓也不用来回奔波,花大量的钱,一些问题也都能够得到解决。”
但“网上信访”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在经历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等事件后,伍皓他们最后发现,应该要有一个双向的方式,碰到热点、敏感和群众息息相关的事情时,官方能够主动地把一些东西提供给网民。
网络发言人制度由此而生。2009年11月9日,云南省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云南网举行。伍皓、云南省记协副秘书长汪林正以及5名媒体义务监督员走进直播室,接受网友提问。
这样隆重的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尚属首次。从“网络信访”到“网络新闻发布会”,云南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网络舆情的被动回应到公开互动的蜕变。
这是一种政府在网络管理上的新思路。但这种制度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新闻发言的公信力遭遇考验。
有言辞激烈的网民说:“我宁愿相信有鬼,也不愿意相信发言人那张破嘴”。
伍皓承认: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研究推出加强新闻发言公信力建设的措施。“我们要对发言人有一些道德的要求。”
“关键还是看态度。是做摆设、作秀还是真正做事?云南已经形成一整套机制,它能保证,有人提出来问题,就能得到重视,而且我们会认真地去做。”
目前,云南正在研究建立发言人不良行为的公示制度,建立公众举报制度。哪一个部门的发言人,发布的消息公众说是一个假消息,就要调查处理,并把调查处理的结果向社会公示。
“我相信我们是率先探索和实践的,增强我们新闻发言的公信力,而且把它制度化,全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样做。”伍皓很是自豪。
从教训到经验
确实,这里已经形成了最丰富的经验,因为这里也曾经有过最沉痛的教训。从教训到经验,作为掌管宣传的官员,伍皓经历了其中的全部过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他一直在试图探索一种最有效的机制。
2月13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24岁青年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离奇死亡。警方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结论一公布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躲猫猫”立即成为网络最红的“雷语”。
云南公安系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网友不断地呼吁公布真相的强大舆论下,云南省委宣传部做出决定——组织网民调查团。
现在回头再看对“躲猫猫”事件的应对处理方式,伍皓这样评价:我们组织网民调查,不管怎么样,他进到看守所,这种行动本身对司法部门的办案就是一种监督。网民回去后,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和个人博客等等参与网上讨论。他们能够参与到公共事件的处理中来,就有了理性表达的可能。最终满足的是公众的知情权。
在“躲猫猫”事件过去刚刚一个月,另一起震惊全国的“小学生卖淫案”再次将云南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作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从7月7日开始,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在凯迪社区里直接发帖引导舆论。
在持续了3天的官民网络互动中,伍皓一共发表6个主题帖,但引来的是口水无数。
3天后,伍皓以“我暂时选择沉默”结束了在凯迪论坛与网民交流的“试验”。“只要我没有因此而下岗,我还会以另外一种什么方式出现”。伍皓说。
他的高调姿态招致众多网友无情的口水,也让一些官员感到不安。这使伍皓的网络新政在实践中屡屡受挫。
在“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伍皓的言行被认为太过出格。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批评他本人“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被建议“谈话提醒”。
“一开始确实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对我个人的指责,包括对宣传部门都有一些指责,认为我们是越权、越位。宣传部门这样做越权了吗?碰到像‘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这样的热点事件,宣传部如果只求自己没有风险,明哲保身,能躲就躲,毫无作为,不去通达社情民意,不去引导社会热点,不去疏导公众情绪,不去搞好舆论监督,我倒觉得是我最大的失职。这样的‘太平官’我也做不来,让我去当‘驼鸟’、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实在有愧我的岗位职责。”对于一些质疑声,伍皓如此反击。
在无数的质疑声中,伍皓的做法却一直得到云南省高层的认可。
2008年7月孟连事件发生时,伍皓作为新华社记者去参加报道。前面已有贵州的瓮安事件作为教训,瓮安事件就是信息不公开,导致谣言、流言,最后引发了那么大的群众打砸抢烧事件。省委书记白恩培亲自点名他去报道。“对孟连事件的报道,当时是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在整个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用公开、透明、阳光的办法,效果也非常好。”他这样评价白恩培:书记是非常开明的。
今年8月26日,曲靖市陆良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缘起当地村民和煤矿企业利益的纠纷,并发生了村民和企业近200人的激烈冲突,警车被砸,近20个人受伤。
“这次事件发生后,13个新闻发言人里有6个马上集中到位,当场设立了两个记者接待站,媒体记者去,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有熟悉情况的新闻发言人,需要了解任何一个部门的处置应对工作,发言人都能在现场提供一些客观、真实的情况,积极主动地公布信息。”
在这次陆良事件处置中,云南官方提出了一个处置突发事件和公共群体性事件时,“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同时,宣传部门下发通知,禁止媒体以后再使用“不明真相”、“刁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等等给群众定性、扣帽子式的词汇。
他们的努力最终赢得了积极的评价: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位列第二,仅次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
而伍皓个人也获得了来自组织的认可: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这既是对伍皓的肯定,也是当地政府在应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问题上所持有的开明和革新的态度。
“今年以来所有的热点事件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没有一样是重复的。”伍皓说,他一直在探索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各种方式他们都愿意尝试,最后总结到底哪一种形式更符合网络执政的规律。
他希望,几年以后,云南成为互联网官民之间沟通和互动的大全。
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伍皓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我们决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论证”,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不仅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也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
11月9日15点30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中国首次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云南昆明破冰。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会上表示, 网络新闻发布会可以在以后成为常态,成为信息公开的一种可以经常采用的方式。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意味着无论是应对“网络监督“还是”网络反腐”,地方政府正式从被动回应转向了公开互动。官方已经开始抢夺网络的主动权。
从“网上信访”到“网络发言人制度”
在经历了“躲猫猫”、“陆良事件”、“小学生卖淫案”等多起全国热点网络事件后,云南“网络执政”实践在蹒跚中轮廓渐晰。
“白书记,您好!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十八连山乡卫生院于2005年被富源县卫生局局长赵泽生承包给贵州省兴义市人孙兴云,孙兴云又在2007年转包给其舅子聂大坤,多年一再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为什么就没有领导干部管……”
“网民同志,您好!
您在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给白书记的留言收悉,对您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十八连山乡卫生院对外承包的情况属实。……感谢您对富源县乡镇卫生事业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心与关注!”
以上是今年11月9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对人民网网友10条留言的回复片段。
今年9月,白恩培专门对人民网给他的留言开了交办会,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州市,网民的建议和要求都交代下去,限时办结,书记和省长专门搞了2次集中回复。
伍皓告诉本刊:网友留言有专人收集、研判,只要是有实际的问题、困难和要求,就呈报给相关的主要领导批办,转到各个部门,办完后要反馈,反馈前领导要看,看这个事能不能给群众回复,如果还不足以回复,再打回去重新办理,一直到满意后,领导才亲自回复。
2003年8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书记州长信箱”正式成立,时至今日,云南省各级信访部门已专门成立“书记州长信箱”办公室。并且,所有书记、州长都有信箱后台密码,经常直接上网查看来信和办复情况。
云南这种独辟蹊径的信访模式在当年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并做出批示,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是拓宽了民意表达的渠道。
“当时的效果非常好,解决了大量的信訪结案。老百姓也不用来回奔波,花大量的钱,一些问题也都能够得到解决。”
但“网上信访”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在经历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等事件后,伍皓他们最后发现,应该要有一个双向的方式,碰到热点、敏感和群众息息相关的事情时,官方能够主动地把一些东西提供给网民。
网络发言人制度由此而生。2009年11月9日,云南省首场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云南网举行。伍皓、云南省记协副秘书长汪林正以及5名媒体义务监督员走进直播室,接受网友提问。
这样隆重的网络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尚属首次。从“网络信访”到“网络新闻发布会”,云南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网络舆情的被动回应到公开互动的蜕变。
这是一种政府在网络管理上的新思路。但这种制度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新闻发言的公信力遭遇考验。
有言辞激烈的网民说:“我宁愿相信有鬼,也不愿意相信发言人那张破嘴”。
伍皓承认: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研究推出加强新闻发言公信力建设的措施。“我们要对发言人有一些道德的要求。”
“关键还是看态度。是做摆设、作秀还是真正做事?云南已经形成一整套机制,它能保证,有人提出来问题,就能得到重视,而且我们会认真地去做。”
目前,云南正在研究建立发言人不良行为的公示制度,建立公众举报制度。哪一个部门的发言人,发布的消息公众说是一个假消息,就要调查处理,并把调查处理的结果向社会公示。
“我相信我们是率先探索和实践的,增强我们新闻发言的公信力,而且把它制度化,全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这样做。”伍皓很是自豪。
从教训到经验
确实,这里已经形成了最丰富的经验,因为这里也曾经有过最沉痛的教训。从教训到经验,作为掌管宣传的官员,伍皓经历了其中的全部过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他一直在试图探索一种最有效的机制。
2月13日,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镇24岁青年李荞明在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离奇死亡。警方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意外死亡,结论一公布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躲猫猫”立即成为网络最红的“雷语”。
云南公安系统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网友不断地呼吁公布真相的强大舆论下,云南省委宣传部做出决定——组织网民调查团。
现在回头再看对“躲猫猫”事件的应对处理方式,伍皓这样评价:我们组织网民调查,不管怎么样,他进到看守所,这种行动本身对司法部门的办案就是一种监督。网民回去后,通过发布调查报告和个人博客等等参与网上讨论。他们能够参与到公共事件的处理中来,就有了理性表达的可能。最终满足的是公众的知情权。
在“躲猫猫”事件过去刚刚一个月,另一起震惊全国的“小学生卖淫案”再次将云南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次,作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从7月7日开始,以网名“求真的力量”在凯迪社区里直接发帖引导舆论。
在持续了3天的官民网络互动中,伍皓一共发表6个主题帖,但引来的是口水无数。
3天后,伍皓以“我暂时选择沉默”结束了在凯迪论坛与网民交流的“试验”。“只要我没有因此而下岗,我还会以另外一种什么方式出现”。伍皓说。
他的高调姿态招致众多网友无情的口水,也让一些官员感到不安。这使伍皓的网络新政在实践中屡屡受挫。
在“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的批评,而在“小学生卖淫”案中,伍皓的言行被认为太过出格。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联合调查组批评他本人“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被建议“谈话提醒”。
“一开始确实有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这种做法,对我个人的指责,包括对宣传部门都有一些指责,认为我们是越权、越位。宣传部门这样做越权了吗?碰到像‘躲猫猫’、‘小学生卖淫案’这样的热点事件,宣传部如果只求自己没有风险,明哲保身,能躲就躲,毫无作为,不去通达社情民意,不去引导社会热点,不去疏导公众情绪,不去搞好舆论监督,我倒觉得是我最大的失职。这样的‘太平官’我也做不来,让我去当‘驼鸟’、当‘缩头乌龟’,我觉得实在有愧我的岗位职责。”对于一些质疑声,伍皓如此反击。
在无数的质疑声中,伍皓的做法却一直得到云南省高层的认可。
2008年7月孟连事件发生时,伍皓作为新华社记者去参加报道。前面已有贵州的瓮安事件作为教训,瓮安事件就是信息不公开,导致谣言、流言,最后引发了那么大的群众打砸抢烧事件。省委书记白恩培亲自点名他去报道。“对孟连事件的报道,当时是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在整个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用公开、透明、阳光的办法,效果也非常好。”他这样评价白恩培:书记是非常开明的。
今年8月26日,曲靖市陆良县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缘起当地村民和煤矿企业利益的纠纷,并发生了村民和企业近200人的激烈冲突,警车被砸,近20个人受伤。
“这次事件发生后,13个新闻发言人里有6个马上集中到位,当场设立了两个记者接待站,媒体记者去,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都有熟悉情况的新闻发言人,需要了解任何一个部门的处置应对工作,发言人都能在现场提供一些客观、真实的情况,积极主动地公布信息。”
在这次陆良事件处置中,云南官方提出了一个处置突发事件和公共群体性事件时,“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机制。同时,宣传部门下发通知,禁止媒体以后再使用“不明真相”、“刁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心”等等给群众定性、扣帽子式的词汇。
他们的努力最终赢得了积极的评价:10月26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云南“陆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标签”位列第二,仅次于“重庆打黑风暴”之后。
而伍皓个人也获得了来自组织的认可:11月中旬,云南省委宣传部分工调整,伍皓在原来分管的新闻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网络、外宣等领域。
这既是对伍皓的肯定,也是当地政府在应对“网络监督”和“网络反腐”问题上所持有的开明和革新的态度。
“今年以来所有的热点事件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没有一样是重复的。”伍皓说,他一直在探索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各种方式他们都愿意尝试,最后总结到底哪一种形式更符合网络执政的规律。
他希望,几年以后,云南成为互联网官民之间沟通和互动的大全。
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伍皓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我们决策的模式是“可行性论证”,互联网教会了我们,不仅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也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