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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落在扎实构筑精益制造生态体系以及相关核心支撑条件方面，切不可犯冒进主义，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制造
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定位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不少地方政府忽略了传统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国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保证中国制造业出口优势、维持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方面的极端重要性。相反，片面夸大新兴战略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这在不少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以及相关产业规划中可见一斑。
第二个误区是过度强调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忽略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密切联动性及相互支撑作用。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没有强大的传统制造业，没有依据条件变化而持续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无论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均无法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条件。
在这些认知误区的引导之下，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贯彻和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向方面，以及在应对当前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所面临发展困局的政策思路以及制定解困措施方面，在不同层面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带着短视的眼光和路径依赖式的既有发展思路，来看待传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全不顾地方既有产业发展基础和自身禀赋条件，一窝蜂地将发展重点都放在抢夺有限的新兴战略产业方面。大量运用有限的政府财政补贴资金，依靠税收、土地等直线思维式的简单优惠政策，不切实际地一味要做大做强新兴战略产业，这些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模式以及对大项目的盲目偏好与扶持，既可能对既有传统产业造成了挤出效应，又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新兴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化现象。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对制约中国传统产业的关键短板和发力方向，存在普遍的认知和政策操作偏差。当前制约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是中国并未形成一个精益制造的生态体系，突出表现为“小而散”的制造业企业在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设计的基础能力普遍不足，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严重缺失，“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严重丧失。
对于中国多数地区的发展逻辑而言，不可能超越工业2.0和3.0阶段，而依靠所谓的“弯道超车”技巧一步跨越到工业4.0阶段。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要全面发展工业4.0，更重要的是要弥补工业3.0和2.0的短板。
因此，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落在扎实构筑精益制造生态体系以及相关核心支撑条件方面，切不可犯冒进主义，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制造。
依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条件来看，要充分认识到，强大的传统产业是建立优秀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基础和前提。传统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也必将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正在发生的区域性碎片化，由此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的大停滞以及全球化贸易投资体系面临的根本性重构，这对中国做强传统产业，既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关键的机遇期。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多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中国多数传统优势产业的既有优势发生了问题，但全球对传统产品的世界需求仍然存在，这决定了中国传统产业在全球市场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决定了经过转型升级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经济增长支撑力量的客观事实。
在继续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下，如果面对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中国既没有获得足够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又守不住传统制造业的既有全球市场份额，把握不了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全球发展机会，过早过快地丧失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发展机遇期，这可能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们尤为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残酷的竞争和挤压，而传统产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相对仍有回旋余地，这为中国传统产业的“脱胎换骨”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正发生由低端需求向中高端升级的显著变化现象，这对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立足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设计多样化等高质量投资活动，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本土市场需求发展机会。
然而，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以及品牌构建维护等方面所体现的基本精益制造能力，却严重滞后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国内消费者将迅速增长的巨大规模的高端需求，转移到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方面，这就切断了中国情景下消费者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重大挑战。
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迅速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等基础能力，扎实做好精益制造生态体系，充分利用好中国国内消费者迅速增长且规模巨大的高端需求，这也就会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支撑力量。
传统产业不再“传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既是中国高质量投资增长点的方向所在，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所在。
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情形下，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已经不再传统，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和高质量投资机会。转型升级后的传统产业将不再是过剩产业或过时产业，仍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最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支撑产业。
客观来看，当前中国新兴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还未形成足够的支撑力，2015年其对GDP增速的贡献也只有15%～20%，因此，当前的客观现实就是小马拉不了大车。 相反，中国制造业不仅仅在产品质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在多数传统制造业的关键材料、核心零配件以及先进生产设备等方面的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当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依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2015年最新报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为只有4% 。
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关键设备研发生产、生产效率提升、综合成本降低等方面，蕴含着巨大的自主创新以及效率提升型的投资机会，这才是驱动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投资方向和改革重点方向所在。
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面临一系列突出的制约性因素，需要将之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综合配套范畴之内。
就如何破除当前束缚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制约性因素而言，当下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做强中国的传统产业上升到供给侧改革的国家战略层面。对于中国在新常态下今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来看，要愈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明确推进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做强中国传统产业，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努力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基础能力，以及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提升精益制造生态体系，推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为主要取向的供给侧改革。要高度警惕中国的传统产业丢了，而新兴战略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的双重风险，特别是要警惕日本印度全面经济合作以及持续扩容的TPP，对中国传统产业出口优势和转型升级的巨大冲击。
第二，以短期政策来稳定中国传统产业出口规模和长期改革来切实降低中国传统产业不合理成本负担的双重视角，作为针对做强中国传统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的基准框架。
从短期来看，面对人民币高估以及其他主要制造业大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导致中国传统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急剧下滑的压力，需要持续推进针对制造业企业的全面减税以及出口退税，大规模取消政府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不合理审批权力清单，加快出口便利化改革等措施，来守住中国传统产业的全球份额和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地位。
从长期来看，不要将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优势弱化的原因，全部归结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而是要扎实依靠合理压缩中国政府规模来降低税收水平、打破垄断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彻底取消政府不合理权力来规范政府权力清单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高额交易成本和制度扭曲成本负担，重塑中国传统产业的成本优势。
第三，加快构建与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需求相匹配的、金融风险可监管的新型系统性金融体系。
第四，加快构建与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对各层次的创新研发人才以及技术工人的现实需求相切合的教育培训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如何定位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认识，存在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不少地方政府忽略了传统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略了中国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保证中国制造业出口优势、维持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方面的极端重要性。相反，片面夸大新兴战略产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这在不少地方政府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以及相关产业规划中可见一斑。
第二个误区是过度强调服务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忽略了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密切联动性及相互支撑作用。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没有强大的传统制造业，没有依据条件变化而持续转型升级的传统制造业，无论是第三产业中的生活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均无法获得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支撑条件。
在这些认知误区的引导之下，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贯彻和落实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向方面，以及在应对当前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所面临发展困局的政策思路以及制定解困措施方面，在不同层面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带着短视的眼光和路径依赖式的既有发展思路，来看待传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完全不顾地方既有产业发展基础和自身禀赋条件，一窝蜂地将发展重点都放在抢夺有限的新兴战略产业方面。大量运用有限的政府财政补贴资金，依靠税收、土地等直线思维式的简单优惠政策，不切实际地一味要做大做强新兴战略产业，这些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模式以及对大项目的盲目偏好与扶持，既可能对既有传统产业造成了挤出效应，又有可能造成新一轮的新兴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泡沫化现象。
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政府对制约中国传统产业的关键短板和发力方向，存在普遍的认知和政策操作偏差。当前制约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短板是中国并未形成一个精益制造的生态体系，突出表现为“小而散”的制造业企业在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设计的基础能力普遍不足，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严重缺失，“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严重丧失。
对于中国多数地区的发展逻辑而言，不可能超越工业2.0和3.0阶段，而依靠所谓的“弯道超车”技巧一步跨越到工业4.0阶段。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要全面发展工业4.0，更重要的是要弥补工业3.0和2.0的短板。
因此，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应该落在扎实构筑精益制造生态体系以及相关核心支撑条件方面，切不可犯冒进主义，盲目追求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制造。
核心任务是做强传统产业
依据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条件来看，要充分认识到，强大的传统产业是建立优秀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基础和前提。传统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也必将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正在发生的区域性碎片化，由此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的大停滞以及全球化贸易投资体系面临的根本性重构，这对中国做强传统产业，既造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关键的机遇期。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多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中国多数传统优势产业的既有优势发生了问题，但全球对传统产品的世界需求仍然存在，这决定了中国传统产业在全球市场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决定了经过转型升级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经济增长支撑力量的客观事实。
在继续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的战略背景下，如果面对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中国既没有获得足够的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又守不住传统制造业的既有全球市场份额，把握不了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全球发展机会，过早过快地丧失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发展机遇期，这可能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们尤为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必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残酷的竞争和挤压，而传统产业所面对的竞争压力相对仍有回旋余地，这为中国传统产业的“脱胎换骨”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的消费需求结构正发生由低端需求向中高端升级的显著变化现象，这对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立足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设计多样化等高质量投资活动，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本土市场需求发展机会。
然而，中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以及品牌构建维护等方面所体现的基本精益制造能力，却严重滞后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国内消费者将迅速增长的巨大规模的高端需求，转移到对发达国家产品的需求方面，这就切断了中国情景下消费者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重大挑战。
反过来思考，如果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迅速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等基础能力，扎实做好精益制造生态体系，充分利用好中国国内消费者迅速增长且规模巨大的高端需求，这也就会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最为根本的支撑力量。
传统产业不再“传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既是中国高质量投资增长点的方向所在，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的基础所在。
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情形下，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已经不再传统，孕育着大量的创新创业机会和高质量投资机会。转型升级后的传统产业将不再是过剩产业或过时产业，仍然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最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支撑产业。
客观来看，当前中国新兴战略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还未形成足够的支撑力，2015年其对GDP增速的贡献也只有15%～20%，因此，当前的客观现实就是小马拉不了大车。 相反，中国制造业不仅仅在产品质量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在多数传统制造业的关键材料、核心零配件以及先进生产设备等方面的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当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依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2015年最新报告，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为只有4% 。
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关键设备研发生产、生产效率提升、综合成本降低等方面，蕴含着巨大的自主创新以及效率提升型的投资机会，这才是驱动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投资方向和改革重点方向所在。
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
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面临一系列突出的制约性因素，需要将之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综合配套范畴之内。
就如何破除当前束缚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出制约性因素而言，当下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应该落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做强中国的传统产业上升到供给侧改革的国家战略层面。对于中国在新常态下今后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来看，要愈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明确推进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做强中国传统产业，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努力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和产品设计基础能力，以及关键零配件和高端生产设备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工匠精神”和专业化精神提升精益制造生态体系，推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升为主要取向的供给侧改革。要高度警惕中国的传统产业丢了，而新兴战略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的双重风险，特别是要警惕日本印度全面经济合作以及持续扩容的TPP，对中国传统产业出口优势和转型升级的巨大冲击。
第二，以短期政策来稳定中国传统产业出口规模和长期改革来切实降低中国传统产业不合理成本负担的双重视角，作为针对做强中国传统产业的供给侧改革的基准框架。
从短期来看，面对人民币高估以及其他主要制造业大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导致中国传统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急剧下滑的压力，需要持续推进针对制造业企业的全面减税以及出口退税，大规模取消政府对实体经济部门的不合理审批权力清单，加快出口便利化改革等措施，来守住中国传统产业的全球份额和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地位。
从长期来看，不要将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优势弱化的原因，全部归结到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而是要扎实依靠合理压缩中国政府规模来降低税收水平、打破垄断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彻底取消政府不合理权力来规范政府权力清单等手段，大幅度降低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高额交易成本和制度扭曲成本负担，重塑中国传统产业的成本优势。
第三，加快构建与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需求相匹配的、金融风险可监管的新型系统性金融体系。
第四，加快构建与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活动对各层次的创新研发人才以及技术工人的现实需求相切合的教育培训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