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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上不少的人怕谈死亡。有一个故事：某君听说老友得病住院，便到医院看望。见老友病床空，便问，他哪去了？同室病友答，他走了。意思是，他出院了。可是某君却按如今的俗说，把“走了”理解成“死了”。于是，他回家后闹出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
一个人降生之后就伴随着死亡。即使是活过了耄耋之年，也总有死亡那一天。这种谁也绕不过去的生命终点，都知道谁也要去。可是如今人们变得避谈死亡，净说些故意让人肉麻的吉利话儿。我原以为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富足，人们对生死有了科学认识，会平静地视死如归。其实不然。怕死倒是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可是据我观察，人在堆起财富和握有权力之后，也同时潜蓄起对死亡的恐惧。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历代皇帝没有不怕死的。说古人不懂科学自然是情有可原。但是如今有些人越活越怕死，这却是一种对科学的悖逆。由死亡带来的厚葬死者，不但继承了埋葬多年的陈规陋习，而且发展了花样纷繁的“现代葬仪”。为此，不但浪费了大量钱财，而且已经毁掉了某些握有权柄的人们。问题是，虽然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天天有大量的人死亡，我们就要淡看死亡。
说到淡看死亡，必然要说到战争。前些年我见过一个统计说，人类有史记载的5560年的历史中，大小战争有14531次之多。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说，在这些战争中总共死亡了多少人。但是大小战争中必有军人的阵亡，十三亿中国人的幸福里流动着军人的血，这确是个不争的事实。预备死亡，这是古今中外军人必有的心理准备。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战前预计我军阵亡人数，有一个规划安排：
预计南北线伤亡五万人中，阵亡约占20%，共一万人（北线4000人，南线6000人），每人包尸布五丈（一尺二寸阔土布），共需土布五万丈（北线20000丈，南线30000丈）。另需准备10%的干部棺材，计1000口（北线400口，南线600口）。
这个史料中深含的战争悲壮，是如今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和无法理解的。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令人信服的是那个预备死亡人数，被战后的最终结果证明相差不多。因为南线国民党三个兵团未敢北援，双方基本上没有伤亡；而北线我军攻城部队阵亡3764人，比预算人数只少了二百多人。
多少年来我总是难以忘掉“白布裹尸”的悲壮场面。心中总在回荡那些描摹中国古战场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常把这种古代将士悲壮豪饮，与“马革裹尸”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中人”“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悲凉情感归并起来，去追溯“白布裹尸”的历史渊源，解释战争。
那时，人的生命很便宜。我所在的部队阵亡一个战士不是五丈白土布，而是一丈二尺或八尺。阵亡者的后事处理都是在匆忙中进行：白布一裹，往土里一埋，堆起一个小坟包，插上一块木牌，写上阵亡者的姓名、部队番号和家乡住址，之后，再往他的家乡发一份“阵亡通知书”。到这里，这位阵亡者的后事也就办完了。至于那些无名烈士的后事处理，也就更为简单了。“一丈二尺白布”原是战士死后的一种埋葬方式，我们也把它看作一种待遇。要打仗了，大家总要说些谁死谁活的玩笑话儿，“赚它一丈二尺白布”，则成了一种笑谈死亡的口头禅。这种看淡死亡的壮士豪情，默默地潜入我的心灵深处，悄悄地驱赶着我对死亡的恐惧。我也就在这种不惧死亡的笑谈中悄悄地成长。这年我16岁。
有一次战斗，我们连有两个战士在送炸药包去炸敌人地堡时，炸药包被敌人的子弹打响，他们的身体被炸飞了，收尸时无法分清谁是谁的。从这以后，大家都翻开自己的衣襟，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家乡住址。我学着老兵的样子，在自己的左腿右腿、左襟右襟上，都写上了“丛正里独立一团警通连战士山东省招远县第七区丛家村”。我之所以写这么多，因为怕自己的身体也被炸飞了，别人收我尸时分不清。这些预备死亡的想法和做法，是那时战争生活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军人几乎都在这种生死难卜中锻炼成长。这是我的军旅生涯中，十分珍视的一段永生难忘的历程。
当然，人都怕死，我也怕。“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珍惜生命这是人的本能属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战争中你要是怕死，大家会把你羞得无地自容。所以，大家都把不怕死作为炫耀自己的本钱，去挖苦戏弄胆小怕死的人。“越怕死，死得越快。”这种有点宿命观点的生死预测，还常被哪个怕死的人的死亡证明是对的。所以，那时我相信。
我们班里有个姓栾的战士，因为怕死跑回家了，这叫“逃亡”。国民党军队处置逃兵的办法常常是枪毙；而我们则是动员归队。因为我和小栾要好，连里就派排长带着我到他的家乡把他动员回来。巧的是他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打仗，小栾因为恐惧，跑进了我们自己的重机枪“射界”里，身中6颗子弹，死了。连长指导员理直气壮地说，他的死有力地证明了“越怕死，死得越快”的无比正确。而我哭小栾的眼泪中，却暗含了那么多的痛惜与悔恨。我当时或在此后多少年来，心里总在说，如果他不归队，抑或是晚一天归队，他就有可能躲过这次死亡。战争应该放过他，他太年轻，才16岁。这种心灵深处的痛楚，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走到今天。
然而，使我的心灵稍安的是，小栾的父亲在到部队来认尸拉灵时，所表现的看淡儿子死亡的凛然大度。这位父亲在极度悲伤中，对部队没有提任何要求，只说了句：叫孩子回家吧！团里派运输连的胶轮马车，由我和排长赶夜路送小栾回家。马车在山路上颠簸，马灯在细雨中摇荡，那位父亲一直那么轻声地喊着：孩子，回家吧！
我终生不忘这个细雨中的悲凉夜晚，也终生不忘我也可以称他父亲的那个伟大的父亲。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我们连二排的姚排长。令人特别伤心的是，姚排长年轻的妻子从家乡到部队来探亲，她刚赶到，姚排长的尸体也从战场上抬下来了。姚排长的妻子扑到丈夫身上那撕心裂肺的痛哭，把我们一连人，把我们驻地一村人哭得泪流不止。等到团里来人问排长的妻子有什么要求时，这位年轻的军人妻子也说：叫他回家吧！
如今，我每闻生命赔偿的要价高得吓人时，眼前总会显现出那遥远年代的悲哀情景和小栾父亲、排长妻子的崇高形象。如今是人的生命价值高了？还是社会的道德贬值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万语千言。但是高扬道德旗帜，并守住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精华——道德，这道最后防线而不被污泥浊水冲垮，这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舍生取义，为国献身，是古今中外伟大品格的最高境界。荆轲刺秦上路时，当然知道“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他决然赴秦；谭嗣同在知道反清失败，自己必死时，并不求生，而是慷慨就义；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在明知自己的生命将不再存在时，毅然举起了炸药包和扑向抢眼。在淡看死亡甚至傲视死亡上，我们的先辈和先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又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吉鸿昌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等等，都成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教化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后人，曾经向哪里索取过什么生命赔偿。我知道，要求所有国人都成为我之所列中华英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求所有国人，学习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高风亮节，却不为过。
科学地对待人的生命，淡看自己的死亡，在世界范围内，早就有人走在了人类的前锋位置。一百年前一位英国妇女要求“安乐死”。近几年一些国家已经出台法律，使“安乐死”成为合法的生命归宿。据《青年报》报道，西安9名尿毒症患者，集体要求“安乐死”。他们不堪忍受长期病痛折磨，不希望“灰色化”的生活再继续下去，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另据报载，上海一位妇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用笔记下了她在即将离世的分分秒秒的生命体验。如今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研究人的“濒死体验”，已经成为许多学科的一项热点。在德国曾进行过一次“死亡实验”，参加实验的有42名年轻力壮的男女志愿者。在濒死的22秒钟内，他们都看到了气象万千的世界。有一项被命名为“阿尔法3号”的“濒死体验”，在日本东京悄然进行。来自美国、日本、瑞士的16名志愿参加者，年龄从19岁到75岁不等，都是濒临死亡的垂危病人。一个名叫佛迪的试验者，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测试他的电脑收到他的信息：我是佛迪，告诉你们，我很快乐，没有痛苦……这几个字重复了20多遍突然停止。一个23岁的白血病患者，在死亡后的第二天，电脑便收到了他的信息：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此间经常阳光充足。很多人与我在一起，我很爱他们，我将会……
我把这些志愿参加“死亡实验”的人，统统称为勇敢的人，高尚的人。他们正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穿越死亡的“黑洞”，打破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每个人都能平静地理智地也就是科学地看待人的死亡。
我经历过很多癌症患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也不愿承认或不愿说出面临的残酷真实。那种夫妻相对，泪眼相视，各自心知，却还在强装笑脸的“相互欺骗”，实在是太痛苦了。如果能淡看死亡，坦荡地接受这种自然的生命安排，反倒可能延长生命的时日。
毛泽东笑谈死亡的话，说得那么精彩、有趣，对世人是那么有教育意义。他常说，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多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什么样子呢！他曾对护士长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上就装不下了。”他还多次对王海容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扔到大海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我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上，品尝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幸运，但没有体验过死而复生的滋味。战争给我留下了生命，但如今看到了我生命的终点，在并不遥远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那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只是去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
一个人降生之后就伴随着死亡。即使是活过了耄耋之年，也总有死亡那一天。这种谁也绕不过去的生命终点，都知道谁也要去。可是如今人们变得避谈死亡，净说些故意让人肉麻的吉利话儿。我原以为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富足，人们对生死有了科学认识，会平静地视死如归。其实不然。怕死倒是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可是据我观察，人在堆起财富和握有权力之后，也同时潜蓄起对死亡的恐惧。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历代皇帝没有不怕死的。说古人不懂科学自然是情有可原。但是如今有些人越活越怕死，这却是一种对科学的悖逆。由死亡带来的厚葬死者，不但继承了埋葬多年的陈规陋习，而且发展了花样纷繁的“现代葬仪”。为此，不但浪费了大量钱财，而且已经毁掉了某些握有权柄的人们。问题是，虽然我们的生活中几乎天天有大量的人死亡，我们就要淡看死亡。
说到淡看死亡，必然要说到战争。前些年我见过一个统计说，人类有史记载的5560年的历史中，大小战争有14531次之多。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说，在这些战争中总共死亡了多少人。但是大小战争中必有军人的阵亡，十三亿中国人的幸福里流动着军人的血，这确是个不争的事实。预备死亡，这是古今中外军人必有的心理准备。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战前预计我军阵亡人数，有一个规划安排：
预计南北线伤亡五万人中，阵亡约占20%，共一万人（北线4000人，南线6000人），每人包尸布五丈（一尺二寸阔土布），共需土布五万丈（北线20000丈，南线30000丈）。另需准备10%的干部棺材，计1000口（北线400口，南线600口）。
这个史料中深含的战争悲壮，是如今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和无法理解的。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令人信服的是那个预备死亡人数，被战后的最终结果证明相差不多。因为南线国民党三个兵团未敢北援，双方基本上没有伤亡；而北线我军攻城部队阵亡3764人，比预算人数只少了二百多人。
多少年来我总是难以忘掉“白布裹尸”的悲壮场面。心中总在回荡那些描摹中国古战场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常把这种古代将士悲壮豪饮，与“马革裹尸”和“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中人”“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悲凉情感归并起来，去追溯“白布裹尸”的历史渊源，解释战争。
那时，人的生命很便宜。我所在的部队阵亡一个战士不是五丈白土布，而是一丈二尺或八尺。阵亡者的后事处理都是在匆忙中进行：白布一裹，往土里一埋，堆起一个小坟包，插上一块木牌，写上阵亡者的姓名、部队番号和家乡住址，之后，再往他的家乡发一份“阵亡通知书”。到这里，这位阵亡者的后事也就办完了。至于那些无名烈士的后事处理，也就更为简单了。“一丈二尺白布”原是战士死后的一种埋葬方式，我们也把它看作一种待遇。要打仗了，大家总要说些谁死谁活的玩笑话儿，“赚它一丈二尺白布”，则成了一种笑谈死亡的口头禅。这种看淡死亡的壮士豪情，默默地潜入我的心灵深处，悄悄地驱赶着我对死亡的恐惧。我也就在这种不惧死亡的笑谈中悄悄地成长。这年我16岁。
有一次战斗，我们连有两个战士在送炸药包去炸敌人地堡时，炸药包被敌人的子弹打响，他们的身体被炸飞了，收尸时无法分清谁是谁的。从这以后，大家都翻开自己的衣襟，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家乡住址。我学着老兵的样子，在自己的左腿右腿、左襟右襟上，都写上了“丛正里独立一团警通连战士山东省招远县第七区丛家村”。我之所以写这么多，因为怕自己的身体也被炸飞了，别人收我尸时分不清。这些预备死亡的想法和做法，是那时战争生活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军人几乎都在这种生死难卜中锻炼成长。这是我的军旅生涯中，十分珍视的一段永生难忘的历程。
当然，人都怕死，我也怕。“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珍惜生命这是人的本能属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战争中你要是怕死，大家会把你羞得无地自容。所以，大家都把不怕死作为炫耀自己的本钱，去挖苦戏弄胆小怕死的人。“越怕死，死得越快。”这种有点宿命观点的生死预测，还常被哪个怕死的人的死亡证明是对的。所以，那时我相信。
我们班里有个姓栾的战士，因为怕死跑回家了，这叫“逃亡”。国民党军队处置逃兵的办法常常是枪毙；而我们则是动员归队。因为我和小栾要好，连里就派排长带着我到他的家乡把他动员回来。巧的是他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打仗，小栾因为恐惧，跑进了我们自己的重机枪“射界”里，身中6颗子弹，死了。连长指导员理直气壮地说，他的死有力地证明了“越怕死，死得越快”的无比正确。而我哭小栾的眼泪中，却暗含了那么多的痛惜与悔恨。我当时或在此后多少年来，心里总在说，如果他不归队，抑或是晚一天归队，他就有可能躲过这次死亡。战争应该放过他，他太年轻，才16岁。这种心灵深处的痛楚，一直伴随着我的生命走到今天。
然而，使我的心灵稍安的是，小栾的父亲在到部队来认尸拉灵时，所表现的看淡儿子死亡的凛然大度。这位父亲在极度悲伤中，对部队没有提任何要求，只说了句：叫孩子回家吧！团里派运输连的胶轮马车，由我和排长赶夜路送小栾回家。马车在山路上颠簸，马灯在细雨中摇荡，那位父亲一直那么轻声地喊着：孩子，回家吧！
我终生不忘这个细雨中的悲凉夜晚，也终生不忘我也可以称他父亲的那个伟大的父亲。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我们连二排的姚排长。令人特别伤心的是，姚排长年轻的妻子从家乡到部队来探亲，她刚赶到，姚排长的尸体也从战场上抬下来了。姚排长的妻子扑到丈夫身上那撕心裂肺的痛哭，把我们一连人，把我们驻地一村人哭得泪流不止。等到团里来人问排长的妻子有什么要求时，这位年轻的军人妻子也说：叫他回家吧！
如今，我每闻生命赔偿的要价高得吓人时，眼前总会显现出那遥远年代的悲哀情景和小栾父亲、排长妻子的崇高形象。如今是人的生命价值高了？还是社会的道德贬值了？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万语千言。但是高扬道德旗帜，并守住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精华——道德，这道最后防线而不被污泥浊水冲垮，这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舍生取义，为国献身，是古今中外伟大品格的最高境界。荆轲刺秦上路时，当然知道“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他决然赴秦；谭嗣同在知道反清失败，自己必死时，并不求生，而是慷慨就义；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在明知自己的生命将不再存在时，毅然举起了炸药包和扑向抢眼。在淡看死亡甚至傲视死亡上，我们的先辈和先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又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吉鸿昌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等等，都成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教化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后人，曾经向哪里索取过什么生命赔偿。我知道，要求所有国人都成为我之所列中华英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求所有国人，学习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高风亮节，却不为过。
科学地对待人的生命，淡看自己的死亡，在世界范围内，早就有人走在了人类的前锋位置。一百年前一位英国妇女要求“安乐死”。近几年一些国家已经出台法律，使“安乐死”成为合法的生命归宿。据《青年报》报道，西安9名尿毒症患者，集体要求“安乐死”。他们不堪忍受长期病痛折磨，不希望“灰色化”的生活再继续下去，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另据报载，上海一位妇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己用笔记下了她在即将离世的分分秒秒的生命体验。如今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研究人的“濒死体验”，已经成为许多学科的一项热点。在德国曾进行过一次“死亡实验”，参加实验的有42名年轻力壮的男女志愿者。在濒死的22秒钟内，他们都看到了气象万千的世界。有一项被命名为“阿尔法3号”的“濒死体验”，在日本东京悄然进行。来自美国、日本、瑞士的16名志愿参加者，年龄从19岁到75岁不等，都是濒临死亡的垂危病人。一个名叫佛迪的试验者，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测试他的电脑收到他的信息：我是佛迪，告诉你们，我很快乐，没有痛苦……这几个字重复了20多遍突然停止。一个23岁的白血病患者，在死亡后的第二天，电脑便收到了他的信息：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此间经常阳光充足。很多人与我在一起，我很爱他们，我将会……
我把这些志愿参加“死亡实验”的人，统统称为勇敢的人，高尚的人。他们正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穿越死亡的“黑洞”，打破人们对死亡的恐惧，让每个人都能平静地理智地也就是科学地看待人的死亡。
我经历过很多癌症患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也不愿承认或不愿说出面临的残酷真实。那种夫妻相对，泪眼相视，各自心知，却还在强装笑脸的“相互欺骗”，实在是太痛苦了。如果能淡看死亡，坦荡地接受这种自然的生命安排，反倒可能延长生命的时日。
毛泽东笑谈死亡的话，说得那么精彩、有趣，对世人是那么有教育意义。他常说，人有生必有死，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多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什么样子呢！他曾对护士长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可以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上就装不下了。”他还多次对王海容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扔到大海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
我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上，品尝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幸运，但没有体验过死而复生的滋味。战争给我留下了生命，但如今看到了我生命的终点，在并不遥远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那个非去不可的地方，只是去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