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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我生长之地，离开它已半个世纪了，但当年的岁月，那早已成陈迹的一幅幅图景仍是那么清晰，常令我魂牵梦萦。
我拖着小木屐，拿着小饭碗，随着同伴到土丹顿街的一间木器店，等候师傅给我们派饭。这天是鲁班诞辰，木器店按惯例给附近的儿童派饭，说吃过此饭的儿童将会像鲁班那样心灵手巧，后来，这习俗随着木器业的解体而消失了。
在伊利近街，一幢新式的公寓楼，底层门前挂有养中女子平民免费义学的牌子。这是全日制的小学，是由设在坚道的私立养中女子中学校长邓少苏集资兴办，并得政府津贴的劳工子女学校。学成后可有如刺绣、缝纫、裁剪、衣帽制作等一技之长。每班仅有一班主任负责除音乐、手工艺外的全部课程。童年的我就读于此，在该校学习期间，有两事可一提：一是在三年级时，曾有汉文视学官来校检查工作，到我班上抽查学生作业，从一学生的译文作业本上发现老师的用字不妥，原来所谓译文是由老师在黑板上用本地方言写几句短文，学生抄下后将它改成文言，例如老师写：“我呢班细蚊仔”，我们将此改为“吾辈童稚”之类，恰巧是此句让视学官看到，他说，儿童是人，不宜用“蚊”字，要去虫字旁才合适，那时我认为他有点迂，现在才感到他是对人的尊重。
另一件事是在上四年级时，启读新课本《香港地理》。我们所读的课本是由香港教育司组织专人负责编写的，此时老师说：地理一书的第一课不上，上级通知，要从第二课开始。原来第一课的末句是，香港是中英鸦片战争后中方割让给英方的。这正是当局掩耳盗铃、弄巧反拙之举，但我还是感谢那撰写者与审查者，让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的真相。
小学毕业后我有幸考取奖学金，继续进入有名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这是官立的按英国模式办成的第一流中学，教图画的是法国人，教卫生的是英国人，中外籍教师济济一堂，有室内外大运动场等。这所学校是以捐献私宅给政府办学的英人的名字命名的，所读课本大都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编撰的。我们从小都享受公费医疗，对体检后发现有贫血的给予鱼肝油等补充。我在此就读两年即遇太平洋事变而暂告失学，在此就读期间有两事可提，一是那地理课本，The Round world，印刷精美，每章都附有从当地拍摄下来的风土人物图片，我翻到亚洲的中国一页时，看到附图是在一农舍中一家人围坐进膳，但男人的脑后是一条长辫子，此时已是1941年，距清朝被民国所代替已三十年了。
另一事也是约在1941年10月间，我们在教室中写作，忽然进入两人，是英文视学官领着一个绅士风度高个子的男人。两人低声与教师交谈，那视学官走到我前座的同学前提示：Your nose touch the paper．这同学听后才抬起头。两人很快便离去，我们没有起立迎送，两人走后老师在黑板上写：Sir Mark Young，此时我们才知那高个子是刚到香港上任的杨慕琦总督，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的一位高官，他的来去，我们处之淡然，学校也无任何迎送仪式，公务员例行公事，小事一宗。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后不久即占领香港，新上任总督成为战俘，入日人集中营。
扯旗山上的棋杆换上了太阳旗，香港从此写下最黑暗的一页。
出现我眼前的图景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摆在行人道上的是一具具如黑炭团般卷曲的烧焦尸体，是从被炸废墟中挖出来的。
趁火打劫的人们将大钢琴、大木柜等放入小巷，顷刻之间被拆得七零八落，人们只要木料及金属制品，因为可立即换钱，一件带血污皮夹克只要五块钱。
邻居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是个义勇队员，日军来后失踪了，她像祥林嫂那样向人诉说。
日军来后，传说杀了一些人，究竟抓了多少，杀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先前全港几十份报章杂志都消失了，只有军方办的一两份华文报，都是宣传一个调子，大东亚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街上饿殍开始出现，连续不断，饥民到处游荡，抢吃，为了整顿市容，当局将游荡饥民抓起来，关在牢中，滴水不给。这些饥民变得疯狂，饥渴交煎中相互咬啮死去，这是收殓工在收尸后出来对人们说的。当地报上是从不报道这些实情的，报上宣介是演出的盘丝洞，演蚌女的将身上的贝壳一开一闪的，露出三点式泳装似的扮相，一片娱乐升平。
有人偷听反法西斯同盟军的战况报道，把日军大败的消息传播出来，若是让当局发现是会招致杀身之祸的。
封锁与愚民，是法西斯的专政手段。
当我看到人们围观那躺在海军船坞附近的行人道的一具尸体时，人们说那是个日本人，被揪出打死的，我才知道日本投降，听人说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是法西斯，我们也用法西斯手段去报复么，我记起那位身经拿破仑滑铁卢之役又遇巴黎公社的流血经历而写出《九三年》、《悲惨世界》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他要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上：我们祈求未来的是正义，不是复仇。
1946年，前总督杨慕琦重回香港任职，此时人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似的来欢迎他，场面空前热烈。他于日军战俘营中关押三年八个月，停战才获释，他对战争并无丰功伟绩，可人们却如此热烈盛情。其实在法西斯的铁蹄统治之下，人们面对非人之境，是很难忍受的，而身在法西斯集中营的战俘们饱受饥寒和沉重的苦役，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我曾看过摄于1942年间香港日军战俘营中一排立着的英官兵之集体照片，个个都裸露上身，筋骨清晰可见，如同木乃伊似的干瘦。法西斯是不会履行国际战俘公约的，能存活下来极为不易。正如一西方学者所说，如果生存比死亡更难忍受，那么，敢于生存，是真正的勇气。
人们对战俘的尊重和爱戴，正基于此。英国法律规定，在战争期间，被俘的官兵在被俘期间薪俸照发，还有所增加。香港各界人士欢迎曾是战俘的总督归来，正是表现一个文明社会健康公民的心态，一个社会的文明，主要是看对于人的爱护与关怀。
香港是如何由一个破落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的现代化都市，跻身世界名城之列，香港人又是如何从仇英、抗英到后来的和谐共处，共同建筑今天的香港。其中有不少正反的经验值得人们去汲取、借鉴的，可惜见诸笔墨的不多。
著名作家叶灵凤长期生活于香港，曾留下《香港掌故》等多卷文集，有人称之为开创香港学之先河。但愿后继有人，续写篇章。
我拖着小木屐，拿着小饭碗，随着同伴到土丹顿街的一间木器店，等候师傅给我们派饭。这天是鲁班诞辰，木器店按惯例给附近的儿童派饭，说吃过此饭的儿童将会像鲁班那样心灵手巧，后来，这习俗随着木器业的解体而消失了。
在伊利近街，一幢新式的公寓楼，底层门前挂有养中女子平民免费义学的牌子。这是全日制的小学，是由设在坚道的私立养中女子中学校长邓少苏集资兴办，并得政府津贴的劳工子女学校。学成后可有如刺绣、缝纫、裁剪、衣帽制作等一技之长。每班仅有一班主任负责除音乐、手工艺外的全部课程。童年的我就读于此，在该校学习期间，有两事可一提：一是在三年级时，曾有汉文视学官来校检查工作，到我班上抽查学生作业，从一学生的译文作业本上发现老师的用字不妥，原来所谓译文是由老师在黑板上用本地方言写几句短文，学生抄下后将它改成文言，例如老师写：“我呢班细蚊仔”，我们将此改为“吾辈童稚”之类，恰巧是此句让视学官看到，他说，儿童是人，不宜用“蚊”字，要去虫字旁才合适，那时我认为他有点迂，现在才感到他是对人的尊重。
另一件事是在上四年级时，启读新课本《香港地理》。我们所读的课本是由香港教育司组织专人负责编写的，此时老师说：地理一书的第一课不上，上级通知，要从第二课开始。原来第一课的末句是，香港是中英鸦片战争后中方割让给英方的。这正是当局掩耳盗铃、弄巧反拙之举，但我还是感谢那撰写者与审查者，让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的真相。
小学毕业后我有幸考取奖学金，继续进入有名的庇理罗士女子中学，这是官立的按英国模式办成的第一流中学，教图画的是法国人，教卫生的是英国人，中外籍教师济济一堂，有室内外大运动场等。这所学校是以捐献私宅给政府办学的英人的名字命名的，所读课本大都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编撰的。我们从小都享受公费医疗，对体检后发现有贫血的给予鱼肝油等补充。我在此就读两年即遇太平洋事变而暂告失学，在此就读期间有两事可提，一是那地理课本，The Round world，印刷精美，每章都附有从当地拍摄下来的风土人物图片，我翻到亚洲的中国一页时，看到附图是在一农舍中一家人围坐进膳，但男人的脑后是一条长辫子，此时已是1941年，距清朝被民国所代替已三十年了。
另一事也是约在1941年10月间，我们在教室中写作，忽然进入两人，是英文视学官领着一个绅士风度高个子的男人。两人低声与教师交谈，那视学官走到我前座的同学前提示：Your nose touch the paper．这同学听后才抬起头。两人很快便离去，我们没有起立迎送，两人走后老师在黑板上写：Sir Mark Young，此时我们才知那高个子是刚到香港上任的杨慕琦总督，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的一位高官，他的来去，我们处之淡然，学校也无任何迎送仪式，公务员例行公事，小事一宗。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后不久即占领香港，新上任总督成为战俘，入日人集中营。
扯旗山上的棋杆换上了太阳旗，香港从此写下最黑暗的一页。
出现我眼前的图景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摆在行人道上的是一具具如黑炭团般卷曲的烧焦尸体，是从被炸废墟中挖出来的。
趁火打劫的人们将大钢琴、大木柜等放入小巷，顷刻之间被拆得七零八落，人们只要木料及金属制品，因为可立即换钱，一件带血污皮夹克只要五块钱。
邻居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是个义勇队员，日军来后失踪了，她像祥林嫂那样向人诉说。
日军来后，传说杀了一些人，究竟抓了多少，杀了多少，谁也不知道。
先前全港几十份报章杂志都消失了，只有军方办的一两份华文报，都是宣传一个调子，大东亚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街上饿殍开始出现，连续不断，饥民到处游荡，抢吃，为了整顿市容，当局将游荡饥民抓起来，关在牢中，滴水不给。这些饥民变得疯狂，饥渴交煎中相互咬啮死去，这是收殓工在收尸后出来对人们说的。当地报上是从不报道这些实情的，报上宣介是演出的盘丝洞，演蚌女的将身上的贝壳一开一闪的，露出三点式泳装似的扮相，一片娱乐升平。
有人偷听反法西斯同盟军的战况报道，把日军大败的消息传播出来，若是让当局发现是会招致杀身之祸的。
封锁与愚民，是法西斯的专政手段。
当我看到人们围观那躺在海军船坞附近的行人道的一具尸体时，人们说那是个日本人，被揪出打死的，我才知道日本投降，听人说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是法西斯，我们也用法西斯手段去报复么，我记起那位身经拿破仑滑铁卢之役又遇巴黎公社的流血经历而写出《九三年》、《悲惨世界》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他要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上：我们祈求未来的是正义，不是复仇。
1946年，前总督杨慕琦重回香港任职，此时人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似的来欢迎他，场面空前热烈。他于日军战俘营中关押三年八个月，停战才获释，他对战争并无丰功伟绩，可人们却如此热烈盛情。其实在法西斯的铁蹄统治之下，人们面对非人之境，是很难忍受的，而身在法西斯集中营的战俘们饱受饥寒和沉重的苦役，还有精神上的折磨。我曾看过摄于1942年间香港日军战俘营中一排立着的英官兵之集体照片，个个都裸露上身，筋骨清晰可见，如同木乃伊似的干瘦。法西斯是不会履行国际战俘公约的，能存活下来极为不易。正如一西方学者所说，如果生存比死亡更难忍受，那么，敢于生存，是真正的勇气。
人们对战俘的尊重和爱戴，正基于此。英国法律规定，在战争期间，被俘的官兵在被俘期间薪俸照发，还有所增加。香港各界人士欢迎曾是战俘的总督归来，正是表现一个文明社会健康公民的心态，一个社会的文明，主要是看对于人的爱护与关怀。
香港是如何由一个破落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的现代化都市，跻身世界名城之列，香港人又是如何从仇英、抗英到后来的和谐共处，共同建筑今天的香港。其中有不少正反的经验值得人们去汲取、借鉴的，可惜见诸笔墨的不多。
著名作家叶灵凤长期生活于香港，曾留下《香港掌故》等多卷文集，有人称之为开创香港学之先河。但愿后继有人，续写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