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鼎鼎有名的黑社会头子，后来在芝加哥被处决的阿尔·卡庞说：“我把一生当中最好的岁月用来为别人带来快乐，让大家有个好时光。可是我得到的却只是辱骂，这就是我变成亡命之徒的原因。”卡庞不曾自责过。事实上他自认为造福人民——只是社会误解他，不接受他而已。达奇·舒兹的情形也是一样，他是恶名昭彰的“纽约之鼠”，后来因江湖恩怨被歹徒杀死。他生前接受报社记者访问时，也自认为是在造福群众。
　　我曾和在纽约新新监狱担任过好几年典狱长的路易·罗斯就关于罪犯不曾自责的问题通过几次信，他表示：牢里的犯人很少自认为是坏蛋。他们和你一样，都是人，都会为自己辩解。他们告诉你，为什么要打破保险箱，为什么要开枪杀人。大多数人都能为自己的动机提出理由，不管有理无理，总要为自己破坏社会的行为辩解一番。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根本不应该被关进牢里。
　　假如阿尔·卡庞这帮歹徒，以及许多关在监狱里的其他亡命男女，他们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自责过，我们又如何强求日常所见的一般人？
　　心理学家史金诺经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因好行为受到奖赏的动物，其学习速度快，持续力也更久;因坏行为而受处罚的动物，则不论速度还是持续力都比较差。研究显示，这个原则用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结果。批评不但不会改变事实，反而只有招致愤恨。
　　另一位心理学家双斯·希尔也说：“更多的证据显示，我们都本能地抵触受人指责。”
　　因批评而引起的羞愤，常常使雇员、亲人和朋友的情绪大为低落，并且对应该矫正的事实状况，一点也没有好处。
　　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总统之间有段广为人知的争论——他们的不和睦导致共和党的分裂，而像伍德洛·威尔逊送进了白宫。让我们简单地回忆一下这段历史：1908年，罗斯福搬出白宫，共和党的塔夫脱当选为总统，然后，罗斯福到非洲去猎狮子。当他回到美国后，看到塔夫脱的保守作风，很是震怒。罗斯福除了公然抨击塔夫脱，还准备再度出来竞选总统，并打算另组“进步党”，这几乎导致老共和党瓦解。果然，紧接而来的那次选举，塔夫脱与共和党只赢得了两个区的选票——佛蒙特州和犹他州，这是共和党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
　　罗斯福谴责塔夫脱，但塔夫脱承认自己有错吗？他曾含着眼泪说道：“我不知道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对。”
　　俄克拉荷马州的乔治·约翰逊是一家营建公司的安全检查员，检查工地上的工人有没有戴上安全帽是约翰逊的职责之一。据他报告，每当发现工人在工作时不戴安全帽，他便用职位上的权威要求工人改正，其结果是：受指正的工人常显得不悦，而且等他一离开，便又常常把帽子拿掉。
　　后来，约翰逊决定改变方式。第二回他看见有工人不戴安全帽时，便问是否帽子戴起来不舒服，或是帽子尺寸不合适，并且用愉快的声调提醒工人戴安全帽的重要性，然后要求他们在工作时最好戴上。这样的效果果然比以前好得多，也没有工人显得不高兴了。
　　人就是这样，做错事的时候只会怨天尤人，就是不去责怪自己。明天你若是想责怪某人，请记住阿尔·卡庞等人的例子。让我们认清：批评就像家鸽，最后总会飞回家里。也让我们认清：我们想指责或纠正的对象，他们会为自己辩解，甚至反过来攻击我们，或是像塔夫脱所说：“我不知道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对。”
　　当林肯咽下最后一口气时，陆军部部长史丹顿说道：“这里躺着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统治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林肯找到了与人相处的秘诀——不为任何事指责任何人。而且，这个秘诀是林肯在差点丢了性命后获得的。
　　年轻时的林肯特别喜欢批评他人。林肯喜欢批评人吗？不错。他住在印第安纳州湾谷的时候，年纪尚轻，不仅喜欢评论是非，还写信、写诗讽刺别人。他常把写好的信丢在乡间路上，使当事人很容易发现。
　　1942年秋天，林肯写文章讽刺一位自视甚高的政客詹姆士·席尔斯，并在《春田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匿名信嘲弄席尔斯，全镇哄然引为笑料。自负而敏感的席尔斯当然愤怒不已，终于查出写信的人，他跃马追踪林肯，下战书要求决斗。林肯本不喜欢决斗，但迫于情势和为了维持荣誉，只好接受挑战。他有选择武器的权利，由于手臂长，他选择了骑兵的腰刀，并且向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学习了剑术。到了约定日期，林肯和席尔斯在密西西比河岸碰面，准备一决生死。幸好在最后一刻有人阻止他们，才终止了决斗。
　　这是林肯终生最惊心动魄的一桩事，也让他懂得了如何与人相处的艺术。从此以后，他不再写信骂人，也不再任意嘲弄人了。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不再为任何事指责任何人。
　　1863年7月1日到3日，盖茨堡战役展开，到了7月4日晚上，李将军开始向南方撤退。当时乌云密布，即使暴雨倾盆而至。李将军带着败兵逃到波多马克河边，只见前方是高涨的河水，后方是乘胜追击的政府军，李将军进退无据，真是陷入了绝境。林肯见了，知道是天降的大好良机，只要打败李将军的军队，战争很快就可以结束。于是，他满怀希望地下了一道命令给米地将军，要米地立刻出击李将军，不用通知“紧急军事会议”。林肯不但用电报下令，并且另派专差传讯，要米地马上行动。
　　米地将军有没有马上行动呢？正好相反。他完全违背林肯的命运，先行通知“紧急军事会议”。他迟疑不决，故意拖延时间，用尽了各种借口，拒绝攻打李将军。最后，水退了，李将军和军队越过波多马克河，顺利南逃。
　　林肯勃然大怒。“这是怎么一回事？”林肯对着儿子罗伯特咆哮：“老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只要我们伸出手，他们必定跑不掉的。难道我说的话不能让军队移动半步？像这种情况，什么人都可以打败李将军，就是我也可以让李将军俯首就擒。”
　　极端失望之余，林肯坐下来给米地写了一封信。记住，这时的林肯，言论措辞都比以前保守克制。所以，这封写于1863年的信，已相当表达了林肯内心的极端不满。
　　亲爱的将军：
　　我不相信你对李将军逃走一事会深感不幸。他就在我们伸手可及之處，而且，只要他一就擒，加上我们最近获得的胜利，战争即可结束。现在，战争势必延续下云，如果上星期一你不能顺利擒得李将军，如今他逃到波多马克河之南，你又如何能保证成功呢？期盼你会成功是不智的，而我也并不期盼你现在会做得更好。良机一去不再，我实在深感遗憾。 　　你以为米地将军读了这封信之后，会有什么表示？
　　米地将军从没有见过这封信，因为林肯并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去。这是他死后，别人在一堆文件中发现的。
　　我们的猜测是，林肯在写完这封信之后，望着窗外，左思右想，把信搁到一边。惨痛的经验告诉他：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所得到的效果都是零。
　　泰德·罗斯福说，在他当总统的时候，凡是遭遇到难解的问题，就会望着挂在墙上的林肯像自问：“如果林肯处于我的现况，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年轻时，总喜欢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写了一封可笑的信给理查·哈定·戴维斯。他当时方出现美国文坛，颇引人注意。那时，我正好帮一家杂志社撰文介绍作家，便写信给戴维斯，请他谈谈他的工作方式。在这之前，我收到某人寄来的信，信后附注：“此信乃口授，并未过目。”这话留给我极深印象，显示此人忙碌又具重要性。于是，我在给戴维斯的信后也加了这么一个附注：“此信乃口授，并未过目。”虽然，我当时一点也不忙，只是想给戴维斯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他根本不劳心费力写信给我，只把我寄给他的信退回来，并在信后潦草地写了一行字：“你恶劣的风格，只有更增添原本就恶劣的风格。”的确，我是弄巧成拙了，受这样的指责并没有错。但是，身为一个人，我觉得很恼羞成怒，甚至10年后我获悉戴维斯去世的消息时，第一个念头“我实在羞于承认——我受到的伤害”。
　　假如你想引起一场令人至死难忘的怨恨，只要发表一点刻薄的批评即可。
　　让我们记住：我们所相处的对象，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动物，而是充满了情绪变化、成见、自负和虚荣的东西。
　　本杰明·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并不圆滑，但后来却变得富有外交手腕，善与人应对，因而成了美国驻法大使。他的成功秘诀是：“我不说别人的坏话，只说大家的好处。”
　　只有不够聪明的人才批评、指责和抱怨别人——的确，很多愚蠢的人都这么做。
　　但是，善解人意和宽恕他人，需要修养和自制的功夫。
　　卡來尔说过：“伟人是从对待小人物的行为中，显示其伟大。”
　　鲍伯·胡佛是个有名的试飞驾驶员，时常表演空中特技。有一次，他从圣地亚哥表演完后，准备飞回洛杉机。根据《飞行作业杂志》所描述，胡佛在300英尺（约91米）高的地方时，刚好有两个引擎同时出故障。幸亏他反应灵敏，控制得当，飞机才得以降落。虽然无人伤亡，飞机却已面目全非。
　　胡佛在紧急降落之后，第一个工作是检查飞机用油。正如所料，那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螺旋桨飞机，装的是喷射机用油。
　　回到机场，胡佛要见那位负责保养的机械工。年轻的机械工早已为自己犯下的错误痛苦不堪，一见到胡佛，眼泪便沿着面颊流下。他不但毁了一架昂贵的飞机，甚至差点造成3人死亡。
　　你可以想象胡佛的愤怒。这位自负、严格的飞行员，显然要对不谨慎的维护工大发雷霆，痛责一番。但是，胡佛并没有责备那个机械工人，只是伸出手臂，围住工人的肩膀说道：“为了证明你不会再犯错，我要你明天帮我的F-51飞机做修护工作。”
　　记住：“如要采蜜，不可弄翻蜂巢。”让我们尽量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比起批评责怪还要有益、有趣得多，而且让人心生同情、忍耐和仁慈。
　　了解就是宽恕，尽可能地去了解别人，比批评责怪更有益、有趣。
　　千年书虫摘自《人性的弱点》（【美】戴尔·卡耐基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