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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长征路
１９３４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傍晚，金维映劳累一天刚回家，李维汉也进了门，他把帽子往墙上一挂，回头对金维映说：“阿金，今天博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告诉我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
“什么，中央红军要转移？”金维映停下手里的活儿，急切地问。
李维汉肯定地点点头说：“要转移了。”
这一段时间，李维汉也在领导着中组部全力投入扩红工作，所以夫妻二人在家里是基本碰不上面的。今天见了面，没想到他带回的竟是这样的消息。
这消息来得有些突然，让金维映感到意外，自担任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以来，她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今天她为扩充红军的工作仍在操心。现在看来，无论扩红还是征粮都是在为转移和突围作兵力和物资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在为苏维埃保存实力。这些人都将成为重振山河的火种。想到此，金维映释然地舒了一口气，进而为自己所做工作的重要而自豪。
这一夜，金维映没有合眼，她的脑子里浮现出她来到江西后的一件件事，浮现出这里人民的一张张脸。
参加长征的人很多，留下来的人也很多。金维映想，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呢？她满怀忧虑地问李维汉：“瞿秋白、项英和陈毅他们是走还是留？”
李维汉叹口气说：“他们几个的去留问题由不了我作主。”
其实，在中央高级干部的走留问题上，基本上是博古一人说了算，瞿秋白当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早在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王明一伙就将他赶出了中央领导机关，１９３３年９月，又以“莫须有”罪名在党内对他进行点名批评，瞿秋白曾当面向张闻天请求跟部队走，张闻天同意，但是没得到博古批准。毛泽东也提出让瞿秋白一起走，但是不顶事。瞿秋白感到莫大的痛苦，但是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临行前徐特立来看望他，他把自己的好马换给了徐特立，还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徐特立走。第二天，陈毅发现瞿秋白默默地站立在路口，久久凝望着通向于都的大路……
大多数留下来的人确实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或者是身体不好。而随军走的人也有着骨肉分离、生离死别的痛苦。陆定一和妻子唐义贞别离，唐义贞马上要分娩了，不能跟着走。
转移出发前每个女战士都领到一枝手枪。金维映是高级干部，分配到一匹马，还有一个放在马背上的箱子。
于都河是主力红军长征必须经过的第一条大河。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于都县委和县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来到于都河边，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为了解决架设浮桥的木材，沿河两岸的群众将自己家里所有可用的材料都贡献了出来。有的还拆下床板送到架桥工地上。县城居民把店铺门板和其他可用之材全部捐献出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８日，金维映踏上了长征之路。三四百米宽的于都河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渡。
太阳落尽了余辉，暮色苍茫中，片片梧桐落叶在肃杀的秋风里飞扬回旋。金维映身穿灰色的军装，打着绑腿，军帽上有树枝扎的头环。她手牵自己那匹枣红色的马伫立在于都河畔，不舍离去，马在清秋的于都河边发出令人心碎的嘶鸣声。
金维映与围在她身边的老乡一次又一次地握手、拥抱，然后依依不舍地向于都河浮桥走去。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走到桥心的她突然回过身来，向着这片红土地，向着红土地上的人民，放开喉咙大声喊出了这句话。
在特殊连队
长征途中干部休养连属第二纵队，有１００多人。连里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老体弱或病休的中央领导，如徐特立、谢觉哉等，还有患了严重肺病的邓颖超，怀有身孕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金维映受命调到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秘书。
１９３５年３月的一天下午，部队来到贵州盘县，金维映在干部休养连刚吃过中午饭，正坐在一片树林的高坎上休息，突然隐隐约约听见天边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随着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重，司号员吹响了分散隐蔽的军号，金维映和大家立即分散到路边的沟里隐蔽。不一会儿，她看见数架敌机从云缝里钻了出来。
敌机围绕着树林盘旋，发现里边有人，便向着红军隐蔽的地方俯冲过来。敌机先是用机关枪猛烈扫射，紧接着投下了大批炸弹。刹时间，炸弹把高坎炸得坎崩土掀，四周气浪滚滚，烟尘弥漫，树木都被烧焦了一大片。
等敌机狂轰滥炸一阵离开后，金维映抖掉压在身上的土块，从沟里一跃而起，她惦记着那些伤病员。
在她起身望的一刹那，听到远处传来痛哭声，她知道有人在这次轰炸中遭难了。
她向那边奔去，到跟前一看，竟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
“子珍，子珍！”金维映呼喊着血泊中的贺子珍，心里一阵阵发疼。
原来贺子珍是为搭救不远处的一位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麟伤。
这时，总卫生部的医生赶来，先为贺子珍打了一针，然后检查了她的受伤处，一数竟有１７处之多。
看着昏迷不醒、满身血污的贺子珍，金维映哭了起来。
长征前贺子珍已怀了孕。在长征中怀孕是女战士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真是苦不堪言，骑在马背上也同样受罪。金维映当时在地方工作部，每到一个地方就找房子首先让贺子珍住下。四渡赤水到达贵州时，贺子珍在一个叫白苗的村寨里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金维映和休养连的女战士们手忙脚乱地把婴儿接了下来。邓颖超还为这个漂亮的女孩起了名叫双凤。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
但是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的行动，因而根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带孩子行军，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办法携带这样一个娇弱的小生命，因为连维护她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最后贺子珍叫来钱希钧，将这个刚出世的孩子送给当地的一个瞎老太太。
长征中出世的婴儿几乎没有能活下来的，贺子珍的这个女儿是死是活，谁都不知道。
金维映想，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想着想着，她的眼泪越发流得凶了。
这时，毛泽东的弟媳钱希钧也赶来了，看着贺子珍，也和金维映一样哭起来。
她悉心护理着贺子珍，毛泽东因为前线忙，直到第二天才赶来，当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要求留下不拖累大部队时，毛泽东噙着泪说，“不行，我背也要把你背到目的地。”
金维映在旁边对贺子珍说：“子珍，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你的伤早日好起来。”
６月中旬，红军来到夹金山下。
夹金山下是暖和的六月，山上却是冰天雪地，犹如寒冬。上山的人必须穿棉衣过山，但是红军却没有御寒的衣物。
面对这种情况，在过雪山前，部队给大家讲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告诉大家上了雪山就不要停下来，再难过也要坚持向前走，否则一坐下来就永远起不来了。
金维映把这个注意事项向休养连每一个人讲了又讲，直到每人会背为止。
雪山上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阳光经冰雪的反射，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时而大雾弥漫，笼罩整个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弄得身强力壮的人也疲惫不堪，更何况休养连里这些人了。金维映一边走，一边还得瞻前顾后地关心那些老人，对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四位老人最不放心，时不时要停下来，扶这个一把，拉那个一下。
金维映的马让一个病号骑着，自己手扶着另一个病号一步一步往上爬。走在没过膝盖的雪地上，开始还好，到后来，她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这时，金维映的警卫兼马夫摇晃着要倒下去了，金维映连忙大声叫他：“快拉住马尾巴！千万不要松手。”自己则走到马前去牵缰绳。
走不多远，金维映看到前面的蔡畅扶着她的警卫员艰难地往上走，因为那个警卫员长得很秀气，平日两颊总是绯红绯红的，大家都叫他“红桃”。红桃已经病了好几天，刚才又下了一场雨雪，挨了一阵冰雹，病更加重了。
走着走着，突然金维映听到了蔡畅的哭声，她来到跟前一看，原来红桃倒在雪地上牺牲了。
金维映流着泪帮蔡畅埋葬了红桃，又向前走去，走了不远，看见远远站着一群人，周恩来、朱德也低着头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他们的面前有一大堆刚刚堆起来的雪坟。
到了雪山顶后，大家再也不一步一步地走了，金维映和大家一样，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找准地方往下滑。这样大大加快了下山的速度。但也有不少人因此摔断了手臂和腿，更有人跌入深渊而牺牲了。
过了雪山后，金维映和大家得到一个极大的喜讯，红四方面军的人在雪山脚下接应中央红军。
两军会师，总兵力达到１０万，士气大振，但张国焘后来分裂红军，使中央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
（侍续）
１９３４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傍晚，金维映劳累一天刚回家，李维汉也进了门，他把帽子往墙上一挂，回头对金维映说：“阿金，今天博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告诉我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
“什么，中央红军要转移？”金维映停下手里的活儿，急切地问。
李维汉肯定地点点头说：“要转移了。”
这一段时间，李维汉也在领导着中组部全力投入扩红工作，所以夫妻二人在家里是基本碰不上面的。今天见了面，没想到他带回的竟是这样的消息。
这消息来得有些突然，让金维映感到意外，自担任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以来，她没日没夜地工作，直到今天她为扩充红军的工作仍在操心。现在看来，无论扩红还是征粮都是在为转移和突围作兵力和物资上的准备，最重要的是在为苏维埃保存实力。这些人都将成为重振山河的火种。想到此，金维映释然地舒了一口气，进而为自己所做工作的重要而自豪。
这一夜，金维映没有合眼，她的脑子里浮现出她来到江西后的一件件事，浮现出这里人民的一张张脸。
参加长征的人很多，留下来的人也很多。金维映想，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呢？她满怀忧虑地问李维汉：“瞿秋白、项英和陈毅他们是走还是留？”
李维汉叹口气说：“他们几个的去留问题由不了我作主。”
其实，在中央高级干部的走留问题上，基本上是博古一人说了算，瞿秋白当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早在１９３１年１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王明一伙就将他赶出了中央领导机关，１９３３年９月，又以“莫须有”罪名在党内对他进行点名批评，瞿秋白曾当面向张闻天请求跟部队走，张闻天同意，但是没得到博古批准。毛泽东也提出让瞿秋白一起走，但是不顶事。瞿秋白感到莫大的痛苦，但是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临行前徐特立来看望他，他把自己的好马换给了徐特立，还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徐特立走。第二天，陈毅发现瞿秋白默默地站立在路口，久久凝望着通向于都的大路……
大多数留下来的人确实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或者是身体不好。而随军走的人也有着骨肉分离、生离死别的痛苦。陆定一和妻子唐义贞别离，唐义贞马上要分娩了，不能跟着走。
转移出发前每个女战士都领到一枝手枪。金维映是高级干部，分配到一匹马，还有一个放在马背上的箱子。
于都河是主力红军长征必须经过的第一条大河。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于都县委和县政府动员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来到于都河边，帮助红军架设浮桥。为了解决架设浮桥的木材，沿河两岸的群众将自己家里所有可用的材料都贡献了出来。有的还拆下床板送到架桥工地上。县城居民把店铺门板和其他可用之材全部捐献出去。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８日，金维映踏上了长征之路。三四百米宽的于都河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第一渡。
太阳落尽了余辉，暮色苍茫中，片片梧桐落叶在肃杀的秋风里飞扬回旋。金维映身穿灰色的军装，打着绑腿，军帽上有树枝扎的头环。她手牵自己那匹枣红色的马伫立在于都河畔，不舍离去，马在清秋的于都河边发出令人心碎的嘶鸣声。
金维映与围在她身边的老乡一次又一次地握手、拥抱，然后依依不舍地向于都河浮桥走去。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走到桥心的她突然回过身来，向着这片红土地，向着红土地上的人民，放开喉咙大声喊出了这句话。
在特殊连队
长征途中干部休养连属第二纵队，有１００多人。连里基本上都是一些年老体弱或病休的中央领导，如徐特立、谢觉哉等，还有患了严重肺病的邓颖超，怀有身孕的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金维映受命调到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秘书。
１９３５年３月的一天下午，部队来到贵州盘县，金维映在干部休养连刚吃过中午饭，正坐在一片树林的高坎上休息，突然隐隐约约听见天边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随着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重，司号员吹响了分散隐蔽的军号，金维映和大家立即分散到路边的沟里隐蔽。不一会儿，她看见数架敌机从云缝里钻了出来。
敌机围绕着树林盘旋，发现里边有人，便向着红军隐蔽的地方俯冲过来。敌机先是用机关枪猛烈扫射，紧接着投下了大批炸弹。刹时间，炸弹把高坎炸得坎崩土掀，四周气浪滚滚，烟尘弥漫，树木都被烧焦了一大片。
等敌机狂轰滥炸一阵离开后，金维映抖掉压在身上的土块，从沟里一跃而起，她惦记着那些伤病员。
在她起身望的一刹那，听到远处传来痛哭声，她知道有人在这次轰炸中遭难了。
她向那边奔去，到跟前一看，竟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
“子珍，子珍！”金维映呼喊着血泊中的贺子珍，心里一阵阵发疼。
原来贺子珍是为搭救不远处的一位伤员而被炸得遍体麟伤。
这时，总卫生部的医生赶来，先为贺子珍打了一针，然后检查了她的受伤处，一数竟有１７处之多。
看着昏迷不醒、满身血污的贺子珍，金维映哭了起来。
长征前贺子珍已怀了孕。在长征中怀孕是女战士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真是苦不堪言，骑在马背上也同样受罪。金维映当时在地方工作部，每到一个地方就找房子首先让贺子珍住下。四渡赤水到达贵州时，贺子珍在一个叫白苗的村寨里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金维映和休养连的女战士们手忙脚乱地把婴儿接了下来。邓颖超还为这个漂亮的女孩起了名叫双凤。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
但是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的行动，因而根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带孩子行军，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办法携带这样一个娇弱的小生命，因为连维护她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最后贺子珍叫来钱希钧，将这个刚出世的孩子送给当地的一个瞎老太太。
长征中出世的婴儿几乎没有能活下来的，贺子珍的这个女儿是死是活，谁都不知道。
金维映想，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想着想着，她的眼泪越发流得凶了。
这时，毛泽东的弟媳钱希钧也赶来了，看着贺子珍，也和金维映一样哭起来。
她悉心护理着贺子珍，毛泽东因为前线忙，直到第二天才赶来，当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要求留下不拖累大部队时，毛泽东噙着泪说，“不行，我背也要把你背到目的地。”
金维映在旁边对贺子珍说：“子珍，你放心，我一定要让你的伤早日好起来。”
６月中旬，红军来到夹金山下。
夹金山下是暖和的六月，山上却是冰天雪地，犹如寒冬。上山的人必须穿棉衣过山，但是红军却没有御寒的衣物。
面对这种情况，在过雪山前，部队给大家讲了需要注意的事项，告诉大家上了雪山就不要停下来，再难过也要坚持向前走，否则一坐下来就永远起不来了。
金维映把这个注意事项向休养连每一个人讲了又讲，直到每人会背为止。
雪山上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阳光经冰雪的反射，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时而大雾弥漫，笼罩整个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弄得身强力壮的人也疲惫不堪，更何况休养连里这些人了。金维映一边走，一边还得瞻前顾后地关心那些老人，对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四位老人最不放心，时不时要停下来，扶这个一把，拉那个一下。
金维映的马让一个病号骑着，自己手扶着另一个病号一步一步往上爬。走在没过膝盖的雪地上，开始还好，到后来，她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这时，金维映的警卫兼马夫摇晃着要倒下去了，金维映连忙大声叫他：“快拉住马尾巴！千万不要松手。”自己则走到马前去牵缰绳。
走不多远，金维映看到前面的蔡畅扶着她的警卫员艰难地往上走，因为那个警卫员长得很秀气，平日两颊总是绯红绯红的，大家都叫他“红桃”。红桃已经病了好几天，刚才又下了一场雨雪，挨了一阵冰雹，病更加重了。
走着走着，突然金维映听到了蔡畅的哭声，她来到跟前一看，原来红桃倒在雪地上牺牲了。
金维映流着泪帮蔡畅埋葬了红桃，又向前走去，走了不远，看见远远站着一群人，周恩来、朱德也低着头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他们的面前有一大堆刚刚堆起来的雪坟。
到了雪山顶后，大家再也不一步一步地走了，金维映和大家一样，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找准地方往下滑。这样大大加快了下山的速度。但也有不少人因此摔断了手臂和腿，更有人跌入深渊而牺牲了。
过了雪山后，金维映和大家得到一个极大的喜讯，红四方面军的人在雪山脚下接应中央红军。
两军会师，总兵力达到１０万，士气大振，但张国焘后来分裂红军，使中央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
（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