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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德夫人的《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是19世纪众多介绍中国的作品中,以相对客观的态度介绍中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为一位英国商人的妻子,立德夫人既凌驾于当时的政治风潮之外又未完全脱离时政,具有较为客观的观察视角。同时,作为一位女性,她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关怀,由此研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所体现的中国形象是具有独特价值的。
关键词:女性视角 异国形象 社会总体想象物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的绝对性胜利,古老的东方帝国被迫打开了关闭百年的大门。自明清海禁以来一直徘徊门外不得其入的西方人——商人、官员、传教士……如潮水般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家,这个被他们在诗歌、小说中想象描绘过千百次的瓷器与丝绸的故乡。拨开缭绕其间的神秘,他们努力想要看清一个真正的中国。
一 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形象的描述有着相当有趣的变化:元代,由于蒙古铁蹄的西征震惊了当时被十字军东征搅得精疲力竭的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他们试图以宗教交流来缓和局势,于是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被分别派遣出访蒙古,虽未收到缓和时局的效果,但二人回国之后分别撰写了《蒙古史》和《东行记》。这两本书成了欧洲人最早的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书中的中国被烙上了残忍、勇猛的印记。其后的《马可·波罗游记》又使欧洲人将中国想象成一个铺满黄金的国度,生活其中的是一个极度文明、和平且繁荣的民族。随后的16、17世纪,或者是根据传教士的书信描述或是根据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作家们出于各自目的的“乌托邦”式想象,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高度文明、繁荣的东方圣地。直到19世纪,由于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惨败,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陡增。当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看到的不再是曾在书中读到过的太平盛世、繁华之地,而是狭窄不平、肮脏不堪的街道,麻木愚昧的人民,腐朽衰败的政府,贪婪自大的官员。目之所及的一切与欧洲的巨大反差让他们对所见的一切充满厌恶,开始用嘲讽、轻蔑的眼光打量中国。这一时期西方人所作的关于描述中国的游记、评论等大多带有殖民者特有的文化、种族的优越感,期间不乏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和观点,而这些作品在西方出版后影响较大,由此,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几乎停留在“三寸金莲”、男人的辫子、精美的鸦片烟枪……各种包含贬义的形象与词汇之中。
当然,在众多介绍中国的作品中也不乏力图以相对客观的态度介绍中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的明智之作。立德夫人的作品《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便是其中一部代表作。阿绮波德·立德穿着精致的欧式服装,随在中国经商的丈夫立德来到中国——这个已逐渐破败的帝国。这时的她,在英国已经是位知名的作家了。在中国生活的二十年中,立德夫人游遍了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福建以及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并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如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有交往。从东部海岸到西部山区,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员到平民,立德夫人接触到中国的各个方面,用女性的细腻眼光打量着这些穿着蓝色长袍的人们,并忠实记录下所到之处的见闻。她拥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并亲自游历中国各地与各阶层民众皆有接触。作为一位英国商人的妻子,她既凌驾于当时的政治风潮之外又未完全脱离时政,具有较为客观的观察视角。同时,作为一位女性,她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关怀。由此研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所体现的中国形象是具有独特价值的。
二 立德夫人眼中的中国
同大多数初次造访中国的西方人一样,对于立德夫人而言首先令她有着深刻印象的可能并不是穿着蓝色长袍,肤色与自己迥异的中国人而是她居住其中的中国式城市。立德夫人眼中的中国城市是肮脏灰暗的,没有任何公共卫生设施。大街上凌乱不堪,垃圾遍布。在这一点上,立德夫人与她的西方同伴们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马戛尔尼勋爵在《出使中国》中也抱怨过中国城市的卫生状况和厕所设施的简陋不堪。至于街道的狭窄拥挤,布莱森夫人曾在《马根济》中提到,该书写到街道狭窄以至于货车马车都无法通过,在中等街道上伸开双臂都能摸到两边的东西。对于立德夫人来说这些仿佛是中世纪才有的事物,她写道“我们感到恍若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街上的人群也让她觉得“就像中世纪或世界历史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人物一样”。城市的风貌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在这个来自生产力更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女性眼中中国是中世纪式的异域,她写道“在阿尔马非,我仿佛走进了中世纪。……北京只是更大规模的阿尔马非,并且属于一个更野蛮的时代。”中国的形象是与伦敦相对立的,然而与西方人普遍的鄙视和厌恶态度稍有不同的是,她认为“伦敦以及充斥伦敦的玩意儿——美学、卫生社会经济学,使我十分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感的人来说,去北京旅游是最令人振奋的了。”或许是出于女性天生的敏感于富有浪漫的想象力,中国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远离发达繁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蛮荒之地,是一个未开化的乌托邦。这一点在作者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乡村的风貌体现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状况,作者对乡村的印象明显较城市好得多,她笔下的农人生活努力认真的生活,虽昼夜劳苦但健康平和。乡村的一切是安静平和、充满活力的。她写道:我们乘汽船沿长江离开芜湖,棕黄的长江两岸种着小米和高粱,绿树环抱着宁静的农庄,岸边的庙雕梁画栋,远处是黛色的群山,帆船来来往往。这与同时代的西方人著作中凡提到中国乡村总是与贫穷、辛劳、愚昧、落后相连有所不同。
人的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立德夫人笔下的中国人遍及中国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平民、商人、文人、妇女,也有官员、绅士、僧侣……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中国人性格中的忍耐、顺从,她写道“我们混迹在这些最安分的人群中,他们如此顺从,随时准备为乘坐八抬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在中国的西方人往往惊讶于中国人对恶劣环境及极端贫乏的生存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忍耐力。一些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甚至将中国人视为特殊种族,尤其对生活在缺乏医疗条件的环境中的中国人对于病痛的抵抗能力和自愈能力大感惊叹。但在这惊叹背后隐含着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优越感和对待中国人的冷漠。美国人罗斯在其作品《变化中的中国人》对此有一段描写“中国人能够忍受异常疼痛的外科手术,而我们白种人如果不使用麻醉药是不能做手术的。而在中国很多手术就是在不适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黄种人)不像白种人那样对吃饭穿衣十分讲究,他们能够容忍变质的食物、破烂的衣物、污浊的空气、噪音、炎热、污物、痛苦以及细菌。”而作为女性的立德夫人对于这一切的理解似乎更加人性化,更加善意。她写道“中国人,要求极其有限的中国人,只要活着就对一切没有抱怨。”对于中国人的极强忍耐力的形成,作者报以怜悯和善意的同情,其立意高出同一时期的西方人很多。虽有同情,然在立德夫人笔下中国人仍是未教化的种族,这个民族正沉溺于鸦片的泥沼,男人们留着可笑的辫子,女人们裹着畸形的小脚。中国人并没有虔诚信奉的宗教,对于宗教怀着功利之心,没有超越的意义。至于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则是多为愚昧与排外相混杂。在书中,作者记录了1895年四川发生的反对外国人的暴动,对于暴动发生原因的叙写与当时大部分西方人的著作相似,认为是由于当地民众毫无缘由的挑衅与滋事。由此中国人的形象中又添加了野蛮、非人道和傲慢。他们如物品般对待妻子和女儿,冷漠而残忍,缺乏人类正常的情感,或者说缺乏西方人眼中的人类情感。
在立德夫人的笔下,中国是一个需要教化的国家,在物质上需要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精神上则需要西方宗教的救赎。在谈及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改变时,她以一个150年前就信奉天主教的村庄为例,这个村子的人们比周围其他不信奉天主教的村子更干净有序,村民们也更加健康和善。而中国的宗教往往被认为并无任何教导人向善的功用,甚至是人们堕落的根源。由此所显示的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倾向。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在对待他族文化时有着先入为主的咄咄逼人的居高临下。在将中国视为异教国家的同时视中国为未开化的异教徒,将中国人定位在需要被西方式的文明教化的位置。
三 女性的关注
作为女性的立德夫人对于中国的妇女问题尤其关注,在书中她用了两个章节专门对此进行论述。与西方人普遍的审美观一致,在立德夫人的眼中,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是畸形的、怪异的、不人道的产物。不同于西方男性单纯地将小脚视为异趣的扭曲和东方式的野蛮神秘审美,同样身为女性立德夫人考虑得更多的则是裹脚对女性身体及精神的摧残,以及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影响。她甚至亲自参加了在中国的反对裹脚运动,并组织了“天足会”四处演讲。她还找到“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为“天足运动”题字。与其他作为旁观者的西方作家不同,她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成为了历史的亲历者。
法国形象学家莫哈提出了“社会总体想象物”的概念,认为社会想象物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它是这个形象在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和哲学的层面的深化。作为注视者的立德夫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现实呢?作为较少虚构情节的游记《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是否完全摆脱了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因循?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立德夫人在其文本中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东方,而非因建构而异变了的东方?
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自我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正如张隆溪所言“任何作品中初看时异己的非我者,到头来却正是自己的自我。”立德夫人力图将自己所见、所感的真实记录于笔端,然而,作为外国人的她在描写异国形象时必然会受到其自身的文化潜在的影响。在文化身份上立德夫人是代表西方文化的注视者,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难免产生文化误读。例如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祭祀先人的文化习俗,包括立德夫人在内的许多西方人都报以不解与轻视,并将其作为迷信看待。对于借住的农家所供奉的神龛,立德夫人更是厌恶至极,并由此总结出中国人是愚昧盲目的。作者以西方文化为认同的基点且心怀一丝傲慢和不言自明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女性作家,立德夫人除了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的风土人情外,更因其优选择性地构建中国形象而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她更多地关注底层人物、服饰、食物,儿童的教育,与妇女们交谈。中国女性的服饰很令她赞赏,并将其与英国女性的服饰作以比较认为:英国人穿衣脱衣时,挺胸缩肩,又拉又拽,甚是费事,而中国人却知道如何做宽大的衣服,并且认为英国的妇女在服饰方面应该向中国妇女学习。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引申到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这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女性之于男性而言更加客观而细致的表现。
女性的身份本是作为弱势的存在,而立德夫人来自强势的西方国家由此受到的待遇自与中国妇女不同。她可以自由旅行于中国各处,甚至出入官员府邸。她关注中国妇女的解放,为推动反对裹脚运动勇敢地寻求李鸿章等中国官员支持,并从女性的角度评价这位一代肱骨之臣。她欣喜于中国女性对接受教育的渴望,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她们并尊敬那些获得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写道:60多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子,欢快优雅,难道不赏心悦目?上课前,姑娘们或踢毽子或是跳房子,看到姑娘们这么活泼,我非常高兴。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灰暗、腐败形象的中国,一个有着健康的新生与活力的中国形象,孑然挺立于19世纪西方文字中灰暗的蓝色袍子间。
参考文献:
[1] [英] 阿绮波德·立德,刘云浩 王成东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2006年。
[2] [美] E·A·罗斯,公茂虹、张皓译:《变化中的中国人》,2006年。
作者简介:敬沁竹,女,1984—,四川射洪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8级比较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诗学。
关键词:女性视角 异国形象 社会总体想象物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的绝对性胜利,古老的东方帝国被迫打开了关闭百年的大门。自明清海禁以来一直徘徊门外不得其入的西方人——商人、官员、传教士……如潮水般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家,这个被他们在诗歌、小说中想象描绘过千百次的瓷器与丝绸的故乡。拨开缭绕其间的神秘,他们努力想要看清一个真正的中国。
一 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形象的描述有着相当有趣的变化:元代,由于蒙古铁蹄的西征震惊了当时被十字军东征搅得精疲力竭的罗马教皇和欧洲各国。他们试图以宗教交流来缓和局势,于是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被分别派遣出访蒙古,虽未收到缓和时局的效果,但二人回国之后分别撰写了《蒙古史》和《东行记》。这两本书成了欧洲人最早的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书中的中国被烙上了残忍、勇猛的印记。其后的《马可·波罗游记》又使欧洲人将中国想象成一个铺满黄金的国度,生活其中的是一个极度文明、和平且繁荣的民族。随后的16、17世纪,或者是根据传教士的书信描述或是根据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作家们出于各自目的的“乌托邦”式想象,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高度文明、繁荣的东方圣地。直到19世纪,由于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惨败,西方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陡增。当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被允许进入中国,他们看到的不再是曾在书中读到过的太平盛世、繁华之地,而是狭窄不平、肮脏不堪的街道,麻木愚昧的人民,腐朽衰败的政府,贪婪自大的官员。目之所及的一切与欧洲的巨大反差让他们对所见的一切充满厌恶,开始用嘲讽、轻蔑的眼光打量中国。这一时期西方人所作的关于描述中国的游记、评论等大多带有殖民者特有的文化、种族的优越感,期间不乏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和观点,而这些作品在西方出版后影响较大,由此,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几乎停留在“三寸金莲”、男人的辫子、精美的鸦片烟枪……各种包含贬义的形象与词汇之中。
当然,在众多介绍中国的作品中也不乏力图以相对客观的态度介绍中国,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的明智之作。立德夫人的作品《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便是其中一部代表作。阿绮波德·立德穿着精致的欧式服装,随在中国经商的丈夫立德来到中国——这个已逐渐破败的帝国。这时的她,在英国已经是位知名的作家了。在中国生活的二十年中,立德夫人游遍了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福建以及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并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如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有交往。从东部海岸到西部山区,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员到平民,立德夫人接触到中国的各个方面,用女性的细腻眼光打量着这些穿着蓝色长袍的人们,并忠实记录下所到之处的见闻。她拥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并亲自游历中国各地与各阶层民众皆有接触。作为一位英国商人的妻子,她既凌驾于当时的政治风潮之外又未完全脱离时政,具有较为客观的观察视角。同时,作为一位女性,她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女性关怀。由此研究《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所体现的中国形象是具有独特价值的。
二 立德夫人眼中的中国
同大多数初次造访中国的西方人一样,对于立德夫人而言首先令她有着深刻印象的可能并不是穿着蓝色长袍,肤色与自己迥异的中国人而是她居住其中的中国式城市。立德夫人眼中的中国城市是肮脏灰暗的,没有任何公共卫生设施。大街上凌乱不堪,垃圾遍布。在这一点上,立德夫人与她的西方同伴们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马戛尔尼勋爵在《出使中国》中也抱怨过中国城市的卫生状况和厕所设施的简陋不堪。至于街道的狭窄拥挤,布莱森夫人曾在《马根济》中提到,该书写到街道狭窄以至于货车马车都无法通过,在中等街道上伸开双臂都能摸到两边的东西。对于立德夫人来说这些仿佛是中世纪才有的事物,她写道“我们感到恍若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街上的人群也让她觉得“就像中世纪或世界历史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人物一样”。城市的风貌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在这个来自生产力更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女性眼中中国是中世纪式的异域,她写道“在阿尔马非,我仿佛走进了中世纪。……北京只是更大规模的阿尔马非,并且属于一个更野蛮的时代。”中国的形象是与伦敦相对立的,然而与西方人普遍的鄙视和厌恶态度稍有不同的是,她认为“伦敦以及充斥伦敦的玩意儿——美学、卫生社会经济学,使我十分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感的人来说,去北京旅游是最令人振奋的了。”或许是出于女性天生的敏感于富有浪漫的想象力,中国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远离发达繁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蛮荒之地,是一个未开化的乌托邦。这一点在作者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乡村的风貌体现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状况,作者对乡村的印象明显较城市好得多,她笔下的农人生活努力认真的生活,虽昼夜劳苦但健康平和。乡村的一切是安静平和、充满活力的。她写道:我们乘汽船沿长江离开芜湖,棕黄的长江两岸种着小米和高粱,绿树环抱着宁静的农庄,岸边的庙雕梁画栋,远处是黛色的群山,帆船来来往往。这与同时代的西方人著作中凡提到中国乡村总是与贫穷、辛劳、愚昧、落后相连有所不同。
人的形象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立德夫人笔下的中国人遍及中国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平民、商人、文人、妇女,也有官员、绅士、僧侣……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中国人性格中的忍耐、顺从,她写道“我们混迹在这些最安分的人群中,他们如此顺从,随时准备为乘坐八抬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让路。”在中国的西方人往往惊讶于中国人对恶劣环境及极端贫乏的生存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忍耐力。一些在中国生活过的西方人甚至将中国人视为特殊种族,尤其对生活在缺乏医疗条件的环境中的中国人对于病痛的抵抗能力和自愈能力大感惊叹。但在这惊叹背后隐含着对自身生活环境的优越感和对待中国人的冷漠。美国人罗斯在其作品《变化中的中国人》对此有一段描写“中国人能够忍受异常疼痛的外科手术,而我们白种人如果不使用麻醉药是不能做手术的。而在中国很多手术就是在不适用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黄种人)不像白种人那样对吃饭穿衣十分讲究,他们能够容忍变质的食物、破烂的衣物、污浊的空气、噪音、炎热、污物、痛苦以及细菌。”而作为女性的立德夫人对于这一切的理解似乎更加人性化,更加善意。她写道“中国人,要求极其有限的中国人,只要活着就对一切没有抱怨。”对于中国人的极强忍耐力的形成,作者报以怜悯和善意的同情,其立意高出同一时期的西方人很多。虽有同情,然在立德夫人笔下中国人仍是未教化的种族,这个民族正沉溺于鸦片的泥沼,男人们留着可笑的辫子,女人们裹着畸形的小脚。中国人并没有虔诚信奉的宗教,对于宗教怀着功利之心,没有超越的意义。至于中国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则是多为愚昧与排外相混杂。在书中,作者记录了1895年四川发生的反对外国人的暴动,对于暴动发生原因的叙写与当时大部分西方人的著作相似,认为是由于当地民众毫无缘由的挑衅与滋事。由此中国人的形象中又添加了野蛮、非人道和傲慢。他们如物品般对待妻子和女儿,冷漠而残忍,缺乏人类正常的情感,或者说缺乏西方人眼中的人类情感。
在立德夫人的笔下,中国是一个需要教化的国家,在物质上需要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精神上则需要西方宗教的救赎。在谈及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改变时,她以一个150年前就信奉天主教的村庄为例,这个村子的人们比周围其他不信奉天主教的村子更干净有序,村民们也更加健康和善。而中国的宗教往往被认为并无任何教导人向善的功用,甚至是人们堕落的根源。由此所显示的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倾向。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在对待他族文化时有着先入为主的咄咄逼人的居高临下。在将中国视为异教国家的同时视中国为未开化的异教徒,将中国人定位在需要被西方式的文明教化的位置。
三 女性的关注
作为女性的立德夫人对于中国的妇女问题尤其关注,在书中她用了两个章节专门对此进行论述。与西方人普遍的审美观一致,在立德夫人的眼中,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是畸形的、怪异的、不人道的产物。不同于西方男性单纯地将小脚视为异趣的扭曲和东方式的野蛮神秘审美,同样身为女性立德夫人考虑得更多的则是裹脚对女性身体及精神的摧残,以及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地位的影响。她甚至亲自参加了在中国的反对裹脚运动,并组织了“天足会”四处演讲。她还找到“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为“天足运动”题字。与其他作为旁观者的西方作家不同,她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并成为了历史的亲历者。
法国形象学家莫哈提出了“社会总体想象物”的概念,认为社会想象物代表了异国形象的历史层面,它是这个形象在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和哲学的层面的深化。作为注视者的立德夫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现实呢?作为较少虚构情节的游记《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是否完全摆脱了传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因循?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立德夫人在其文本中描述了一个真实的东方,而非因建构而异变了的东方?
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自我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正如张隆溪所言“任何作品中初看时异己的非我者,到头来却正是自己的自我。”立德夫人力图将自己所见、所感的真实记录于笔端,然而,作为外国人的她在描写异国形象时必然会受到其自身的文化潜在的影响。在文化身份上立德夫人是代表西方文化的注视者,在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中难免产生文化误读。例如对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祭祀先人的文化习俗,包括立德夫人在内的许多西方人都报以不解与轻视,并将其作为迷信看待。对于借住的农家所供奉的神龛,立德夫人更是厌恶至极,并由此总结出中国人是愚昧盲目的。作者以西方文化为认同的基点且心怀一丝傲慢和不言自明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女性作家,立德夫人除了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的风土人情外,更因其优选择性地构建中国形象而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她更多地关注底层人物、服饰、食物,儿童的教育,与妇女们交谈。中国女性的服饰很令她赞赏,并将其与英国女性的服饰作以比较认为:英国人穿衣脱衣时,挺胸缩肩,又拉又拽,甚是费事,而中国人却知道如何做宽大的衣服,并且认为英国的妇女在服饰方面应该向中国妇女学习。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引申到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这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女性之于男性而言更加客观而细致的表现。
女性的身份本是作为弱势的存在,而立德夫人来自强势的西方国家由此受到的待遇自与中国妇女不同。她可以自由旅行于中国各处,甚至出入官员府邸。她关注中国妇女的解放,为推动反对裹脚运动勇敢地寻求李鸿章等中国官员支持,并从女性的角度评价这位一代肱骨之臣。她欣喜于中国女性对接受教育的渴望,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她们并尊敬那些获得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写道:60多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子,欢快优雅,难道不赏心悦目?上课前,姑娘们或踢毽子或是跳房子,看到姑娘们这么活泼,我非常高兴。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灰暗、腐败形象的中国,一个有着健康的新生与活力的中国形象,孑然挺立于19世纪西方文字中灰暗的蓝色袍子间。
参考文献:
[1] [英] 阿绮波德·立德,刘云浩 王成东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2006年。
[2] [美] E·A·罗斯,公茂虹、张皓译:《变化中的中国人》,2006年。
作者简介:敬沁竹,女,1984—,四川射洪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8级比较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