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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潮州笔架山窑是粤东最重要的窑场。其窑业之兴衰，与宋代粤东地区的拓展和对外贸易的兴盛密切相关。从上世纪30年代罗原觉先生刊布潮州城西羊皮岗发现水东窑（笔架山窑）释迦牟尼塑像始，先后有西方人麦康（Malcolm F·Ferly）及我国著名潮籍学者饶宗颐、陶瓷学者陈万里等对笔架山窑进行过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成果。上世纪50至80年代，广东省博物馆等机构对笔架山窑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清理出多座窑炉遗迹，发现大量瓷器、窑具等标本，为该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此后，除饶宗颐、曾广亿等人的几篇重要文章及李炳炎编著的《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一书外，该窑新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仍有诸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鉴于此，本文拟就笔者关注的与潮州笔架山窑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探索，以期对推进该窑研究有所裨益。
笔架山窑之兴衰
关于笔架山窑之兴衰，已有多位前辈作过探讨。饶宗颐先生认为笔架山窑盛于宋，并推测水东瓷业可能因元兵来潮中落。李辉柄先生认为该窑上限至少在治平四年，而下限则依据窑址发现的刻菊瓣纹的青釉折沿浅盘，定在元代。曾广亿先生认为该窑的上限为北宋初年，北宋是其盛期，大约到北宋徽宗政和年间才因故停烧废弃。
显然，对潮州笔架山窑盛于北宋的观点，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对该窑兴废的具体时间节点，仍存分歧。因笔架山窑是一处主要受海外贸易需求影响而兴起的窑场，故需将该窑出土实物资料，结合宋代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作出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1.潮州老城近郊北宋窑场的初兴
潮州境内的瓷器生产始于唐。潮州老城近郊和梅县发现多处唐代窑址，其产品除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外，还远销东南亚等地。从潮州老城南郊洪厝埠唐宋时期窑业堆积来看，唐与北宋地层中间有一包含唐代瓦当的坚硬堆积层，表明该窑瓷业生产，受晚唐五代战乱影响，可能曾趋于衰落并一度停烧。不过，从潮州老城北郊象鼻山出土刻有“皇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张兴”铭文的压锤来看，至迟在宋仁宗皇祐年间，该窑在唐代已有的瓷业生产基础上，已重燃窑火。另从窑址发现的宋英宗“治平□□□□年三月造”、宋神宗“熙宁五年九月□许□”压锤可知，潮州老城近郊的北宋窑火，至少在神宗熙宁年间还未熄灭。只不过随着海外瓷器贸易需求的激增，潮州老城近郊的瓷业生产已无法满足空前旺盛的外贸需求，至迟从英宗朝始，潮州的瓷业生产的重心已转移至韩江以东的笔架山一侧。
与笔架山窑相比，潮州老城近郊的窑场生产规模并不大。在北宋大规模海外贸易展开之前，这些窑场可能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虽不排除已有少量瓷器销往海外的可能，但潮州老城近郊的窑场，均位于韩江西岸的潮州老城一侧，其地理位置更便于本地市场的营销。
2. 英宗、神宗朝笔架山窑的空前兴盛
从英宗朝之前的海外贸易环境来看，当时的笔架山窑可能还不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仁宗朝之前，广东海上丝路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因朝廷外贸政策失误、官吏贪污索贿或战乱等原因，海外贸易进展不甚顺利，总的来说，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发展态势。如这一阶段广州外贸就经历了三次低点。有史为证：
（真宗景德间，马亮）以右谏议大夫知广州……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
又，仁宗天圣六年二月，虞部员外郎苏寿言：
近年少有舶船到广州，其管押香药纲使臣端坐请给，欲乞抽归三班院别于差使。
此外，仁宗皇祐年间，侬智高在广西发动和领导暴动，于皇祐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围攻广州五十七日之久。时值海舶陆续到港月份，市舶亭及珠江面都发生激烈战斗。七月间一次战斗“会飓风夜起，纵火焚贼船，烟焰属天”，海外贸易遭受惨重打击。
尽管如此，因朝廷重视而很快纠正外贸政策的偏差，清除障碍，所以总的来说，从宋初到仁宗朝，外贸总的趋势还是向上发展的。
由上可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想必潮州瓷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与潮州老城隔江相望的笔架山窑范围非常大，南北长约三公里，瓷窑分布非常密集，可以想见当时瓷业生产之盛。规模如此庞大的一处窑场，一定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通过对宋代海外贸易历史背景的考察，推测笔架山窑兴起的年代，可能较潮州老城近郊的北宋窑场略晚，其应是英宗、神宗朝海上贸易大发展背景下，受空前旺盛的海外贸易需求刺激下的产物。具体分析举证如下：
首先，从海外贸易的背景来看，神宗朝是海上丝绸之路货物流通量骤然扩大的一个时期，货物流通量的剧增反映出当时贸易需求的空前旺盛。如英宗治平年间朝廷“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料之类”收入，首次突破六十三万贯。又据《广东通志》卷22载：“宋元丰间商税三万贯以下广（广州）十一四务，潮（潮州）十务，万贯以下康（康州）十务，南雄州六务至八务。”可知，潮州商税仅次于广州而居其他各州之上，足证当时潮州商业之繁荣。而这一繁荣的背后，必然有陶瓷业生产兴盛的因素。
其次，从北宋潮州人口的发展来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潮州有3万户（《三阳志》），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增至74682户（《元丰九域志》），一百一十年间，户口翻了一番半。人口的剧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神宗时潮州经济的繁盛。不仅如此，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韩君揭阳居，戚磋与死邻。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一诗，以强烈对比的手法，衬托出了神宗朝潮州的繁荣。
第三，从目前笔架山窑发现的纪年瓷器及相关遗存来看，其年代也主要集中在英宗、神宗两朝。如笔架山8号窑出土的英宗“治平三年”铭佛像残座；又如羊皮岗小石室出土的四尊佛造像分别为“治平四年”一件、“熙宁元年”两件、“熙宁二年”一件；此外，五号窑中部窑床遗物堆积层中出土“元丰通宝”1枚。
第四，从海外出土的笔架山窑瓷器遗存来看，其年代也集中在11世纪后半。据日本学者森达也先生《从陶瓷看宋元时期福建与日本贸易路线》一文介绍，11世纪后半叶，日本博多开始居住大量中国人，从事宋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这一时期进口到日本的中国陶瓷器有龙泉窑、景德镇窑、越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但数量有限，而福建白瓷和广东白瓷占压倒性多数。11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博多大量发现广东白瓷，也正与英宗、神宗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的时间相合。 3.笔架山窑于哲宗朝的衰落
关于笔架山窑衰落的时间，饶宗颐先生推测水东瓷业可能与元兵来潮中落有关。庄义青先生也认为，把潮州宋窑彻底毁弃的时间，推断为南宋末到宋元之交那段时期，似更合理。但是，因至今在潮州都未能发现南宋时期的瓷业遗存，故知饶宗颐和庄义青先生的推测，显然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那么，笔架山窑究竟是何时趋于衰落的呢？从北宋海外贸易发展的历史来看，推测其可能于哲宗朝就已走向没落一途，这应与哲宗时海上丝路贸易急剧萎缩密切相关。元祐元年至绍圣四年十二年间，各口岸外贸总收入平均每年不及五十万贯，仅为熙宁十年的四分之一弱，甚至低于仁宗皇祐时的水平。哲宗时贸易的迅速衰落，一是因为哲宗继位后，熙丰新法被废；二是因为神宗年间进口的香药、象牙积压，这些过剩货物大大超出了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最终结果只能将海外贸易陷入无法挽救的衰落一途。曾广亿先生所举被徽宗时期的宋墓打破的五号窑的情况，似可说明此时笔架山窑已趋于衰落，部分昔日兴盛的窑场已沦落为荒凉的墓地。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笔架山窑经过哲宗朝之后，已渐趋衰落，进入南宋便销声匿迹了。如果说，是哲宗朝的贸易急剧萎缩导致了笔架山窑由盛转衰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该窑最终走向停烧绝境的呢？据笔者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原因：
其一，与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及由此带来的以泉州港为中心的外销陶瓷生产的全面兴盛有关。随着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市舶司的设立，泉州海外交通的日益繁荣，陶瓷业获得空前发展，从沿海到山区，烧窑作坊迅速分布于泉州各县。至今泉州七邑发现有宋元时期的窑场达160多处，窑址密集度堪与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同期窑场匹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瓷产地。而此时的潮州瓷商南下要经过广州市舶司，北上要经过泉州市舶司登记，方能领取公凭引目（许可），以备查验和收税。回航时，必须在原发港“住舶”（停船），由市舶司给予“回引”（回航证明）才能放行。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加了笔架山窑产品的营销成本，从而失去了与泉州周边窑场产品竞争的优势。“南海一号”沉船中以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福建诸窑瓷器为主要的外销产品的组成，便是南宋瓷业格局变化的真实写照。
其二，笔架山窑最终毁弃的时间不会晚于南宋初年。曾广亿先生曾以一座被推定为徽宗年间的墓葬打破5号窑为依据，推测笔架山窑停烧废弃的时间大约在北宋徽宗政和年间。不过，孤证难立，曾广亿先生的立论，还需寻求更多的证据。此外，还有人依据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现存的，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铸大铜钟上“白瓷窑住弟子刘竞、王满、王长，慎德邝一娘各舍钱五贯文各祈平安”的铭文，认为铸此钟的徽宗时期笔架山窑还在经营。事实上，许多历史上的瓷窑地名，在瓷窑废弃后沿用时间非常长，仅据北宋徽宗年间大钟上的瓷窑铭文，并不能为笔架山窑在徽宗年间仍然烧造瓷器提供任何证据。由此看来，北宋末年笔架山窑是否已经停烧废弃，还无法得以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南宋初年，笔架山窑已遭彻底毁弃。这或与南宋初年，潮州城曾遭受毁灭性破坏的一段历史背景有关。宋洪迈《夷坚甲志》甲卷十载：
绍兴二年……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毁甚众。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一也有类似的记载：
绍兴三年，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其城而去。盛登开元寺塔，望吴氏故居问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民赖以免者甚众。
又，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四载：
绍兴五年，正月，朱聪“以舟师自潮州入广东，焚掠诸县”。
必须指出的是，李辉柄先生把笔架山窑下限定在元代的依据——一件窑址采集的青釉刻菊瓣纹折沿浅盘，很可能是属于窑址中发现的“客货”一类，不能作为笔架山窑下限的依据。
外销开城的笔架山窑瓷器 及历史背景
1.外销开城的笔架山窑瓷器
朝鲜开城（高丽时代的都城）的古墓中，曾出土大量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主要收录于《韩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陶瓷》一书。该书收录的中国瓷器，大多是1908年至1912年间，由李王家博物馆在开城购入的。据有关记录可知，这些瓷器是从开城等地的古坟中被盗掘后流入市场的。这些瓷器包含了耀州窑、定窑、越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的产品。其中一件精美的青白瓷人形注子（原始编号德寿1914，图1），与笔架山窑出土的一件所谓 “麻姑进酒壶”颇为相近（图2），被韩国学者认定为笔架山窑产品。另有一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青白瓷刻花花卉纹四系罐（图3），据传也系高丽古坟出土，可与笔架山窑出土同类标本完全对应，被日本学者确认为潮州窑制品。事实上，开城古墓出土的瓷器中，还有不少精美的潮州笔架山窑青白瓷，但多被韩国学者误认为景德镇窑产品，而开城出土的这批高质量笔架山窑青白瓷的真实情况，也很少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如其中一件青白瓷刻花水波纹注子（德寿4232，图4），其口部和腹部主要特征，与笔架山窑址出土标本可完全对应。又如其中编号为德寿3416、2574、1337、4949的浮雕莲瓣纹炉，均可在笔架山窑址中找到相同的标本（图5-8）。此外编号为德寿2311的瓜腹注子（图9）、青白瓷钵（图10），亦可在笔架山窑瓷器中找到对应的器物。还有一些青白瓷，虽然在窑址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资料，但从其胎质、釉面、装饰等特征来看，也可能是潮州窑产品。如青白瓷刻花缠枝花卉纹盖碗（德寿2430）、青白瓷瓜腹瓶（德寿684）、青白瓷狮钮盖注子（德寿2572）、青白瓷刻花缠枝花卉纹葫芦形注子（德寿4575），青白瓷狮形枕（德寿3653）等（图11-15）。特别是其中的高浮雕莲瓣纹香炉、人形注子等，为海外发现笔架山窑瓷器中所仅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泉州南安南坑窑也发现一处与潮州窑产品面貌类似的窑场，特别是该窑的高浮雕莲瓣纹香炉，与笔架山窑产品颇为相近，但总体质量逊于潮州窑产品。因此，不排除以上潮州窑风格的产品，包含有个别福建南安南坑窑或邻近其他窑场的产品。此外，惠州北宋东平窑也生产类似笔架山窑的高浮雕莲瓣纹香炉，但釉色多为青釉或黄釉，工艺较粗，与笔架山产品容易区分。 2.外销开城笔架山窑瓷器的历史背景
为何在高丽时代的开城古坟中，大量发现笔架山窑瓷器，这似应与北宋时期，泉州港与高丽贸易往来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
据陈高华先生的研究，进入北宋时期，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泉州与高丽之间的贸易较其他港口重要的多。陈高华引用《高丽史》的记载，其中十多条提及北宋泉州人赴高丽献方物、土物，最多时一年达数百人。详情记载如下：
高丽显宗八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来献方物”。
高丽显宗十年（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七月，“宋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方物”。
高丽显宗十一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二月，“宋泉州人怀贽等献方物”。
高丽显宗十九年（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宋泉州人李颠等三十余人来献方物”。
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七月，“宋泉州人卢遵来献方物”。
高丽德宗二年（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泉州商都纲林蔼等五十五人来献土物”。
高丽端宗十一年（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五月，“大宋泉州商林禧等来献土物”。
高丽文宗三年（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来献珍宝”。
高丽文宗十二年（北宋英宗嘉祐五年，1060）八月，“宋商黄文景等来献土物”。
高丽文宗十七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宁、黄文景来献方物”。
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宋人黄慎来见……（宋发运使罗拯）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
高丽文宗二十四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
高丽宣宗五年（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刘载），大宋泉州温陵人也……慨然拂衣至于海东，时宣宗大安五年也”。
高丽宣宗六年（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月，“宋商徐成等五十九人来献土物”。
高丽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三月，“宋商徐成等一百五十人来献土物”。
从以上文献可知，“来献方物（或土物）”者，多为商人。另据《宋史·高丽传》得知，北宋后期，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陈高华还指出，当时明州也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其建立市舶司在泉州之前。从地理位置上看，明州距高丽较近，与泉、广相比，应该与高丽往来更多。但在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显然不及泉州。《高丽史》明确记载的明州商人不过三起。哲宗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杭州，杭州地方官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在发遣寿介等动身去明州后，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这个例子和《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反映出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的情形。
此外，从宋代其他文献史料中也可看出当时福建商人赴高丽贸易的盛况。如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
以上文献表明，从北宋真宗至哲宗年间，泉州商人与高丽保持着密切来往。而且，福建商人最擅长与高丽的贸易。据此，推测韩国开城发现的大量精美潮州瓷器，很可能正与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商人与高丽的来往有关。
之所以做出以上推论，是因为唐代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入潮州，特别是泉州周边的移民，如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移民的迁入，使得潮州与福建有着天然的联系。潮汕俗语“潮州福建祖”，及南宋《方舆胜览·潮州》 中“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便反映了这一情况。正因如此，泉州作为潮州北上海上贸易的必经之路，以及其与高丽人贸易之间的独特优势，才会被与泉州人同根同祖的潮州人所利用。
“麻姑进酒壶”之正名
潮州博物馆收藏一件早年在笔架山窑采集的青白瓷人形注子（图2）。其造型为一单腿跪姿女性，头顶圆孔为壶口，双手怀抱一带温碗的小注子，怀中的小注子的流被巧妙地设计成人形注子的出水口，人像背后原有扁条状壶柄，已缺失。此注子最早被定名为佛像，之后又有研究者认为是“麻姑进酒壶”。前文所提在朝鲜开城（高丽时代的都城）发现的笔架山窑瓷器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人形注子，工艺颇为精致（图1），其背后的壶柄亦缺失。类似的人形注子，笔架山窑还发现多件（图16-19），形体均较小，工艺更为简略。其中一件因双手所抱注壶残损，被误认为奏乐女像。
从以上发现的多件笔架山窑女性人像注子来看，可知其是该窑的流行设计。那么，这类女性人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人物？其流行的社会背景又如何呢？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笔架山窑女性人像注子的形象既非佛像也非麻姑，而是取材于汉至唐宋以来文学中的颇为流行的“胡姬（或吴姬）劝酒”形象。理据如下：
首先，双手捧酒壶的形象与佛像无关。前文提及的笔架山窑采集的女性人像注子，其怀中所抱器物为宋代典型酒具——带温碗的注子（图2）。因酒是佛门戒律之一，故知怀抱酒具的女性形象，与佛像无关。
其次，其装扮也与麻姑形象特点不符。据东晋葛洪著《神仙传》所记“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的内容可知，麻姑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年轻、顶中作髻和发垂至腰。而且，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麻姑仙像》来看（图20），其特点与《神仙传》的描述完全相合，而与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 第三，其形象与著名汉代诗人辛延年《羽林郎》一诗中描绘的胡姬特点完全相合。诗中曰：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该诗对胡姬的职业、年龄、装扮等特征，描写得极为具体、细腻。诗中描绘胡姬“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的特征，竟与以上几件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细节上一一对应，完全相合。
先来看“长裾连理带”。“长裾”，即长袍。从以上所见笔架山人形注子来看，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全部为覆盖脚面的长袍，正与所谓“长裾”特点相合（图1、2、16、17）；另据苏轼《江城子》“连理带头双飞燕，留待与、个中人”之句可知，“连理带”应是两条连在一起的带饰。巧合的是，在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塑像上，有一系于背后衣领之下的带饰，中间结节分两条垂下，是难得的“连理带”形象资料（图1、2）。
再来看“广袖合欢襦”。所谓“襦”，指短衣。“广袖合欢襦”即宽袖短衣。这一特点，也与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长袖及背后的齐腰短装特征毫无二致（图1、2、16）。
此外，“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的特征，也见于笔架山窑女性人像额头上的“明珠”、耳饰的精细刻画（图1、2、16、17、19）。
最具人物鲜明形象特征的是，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女性，其头部两侧均塑造环形发髻（图1、2、16、17、18、19）。因“鬟”意指古代妇女的环形发髻，故“两鬟何窈窕”一语，为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女性“两鬟”环形发髻的塑造找到了原型。
不仅如此，笔架山窑人形注子对胡姬“丝绳提玉壶”的细节也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将其替换为具有宋代特点的温碗、注子罢了（图1、2、16、17）。
此外，需指出的是，因“胡姬”是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故笔架山窑的“胡姬”五官多被刻画成高鼻、大眼、深目的形象，以至于笔架山窑出土的几件所谓西洋人头像，被发掘者误认为是为了针对海外市场的设计，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胡姬劝酒”注子的残件而已。
综上所考，笔架山窑的女性人像注子表现的是“胡姬劝酒”的形象无疑，所谓的“麻姑进酒壶”，应正名为“胡姬劝酒”注子。
“胡姬劝酒”注子流行的历史背景，当与唐宋以来，以外来西域女性“胡姬”为特色的酒肆的流行，以及唐宋文人间普遍流行的吟咏“胡姬”的风气有关。大量存世的吟咏唐宋文人与“胡姬”之间独特情艺生活的诗词便是明证。仅李白一人就有大量吟咏“胡姬”诗作传世， 举例如下：
《前有一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白鼻騧》：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少年行二首》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李白之外，唐代还有大量吟咏“胡姬”诗作传世，如唐张枯《横吹曲辞·白鼻騧 》：
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 。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
又，贺朝《赠酒店胡姬》：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以上诗作说明，唐代的胡姬酒肆对文人墨客、年轻士子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也使唐宋文人与胡姬之间的情艺生活，成为当时独特的社会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胡姬”作为一个职业在宋代已悄然消失了，但宋代的诗词中仍然不乏吟咏“胡姬”的作品，只不过“胡姬”已成为文人怀旧和抒发情感的文学符号了。替代“胡姬”而起的，是“吴姬”的流行。事实上，从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一诗可知，早在唐代“吴姬”就已出现，她们虽与“胡姬”有着共同的职业特点，但她们并非来自西域，而是一群江南玲珑秀美的年轻女子。另从宋代文献来看，晚起的“吴姬”，在当时一度还充作“胡姬”的代称。如北宋郑仅十二首《调笑令》：“翠盖银鞍冯子都。寻芳调笑酒家胡。吴姬十五夭桃色，巧笑春风当酒垆。玉壶丝络临朱户。结就罗裙表情素。红裙不惜裂香罗，区区私爱徒相慕。”一诗，其内容完全取自辛延年《羽林郎》一诗，男主角仍为“冯子都”，只不过将女主角“胡姬”之称替换成了“吴姬”而已。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时俗的变迁，“胡姬”这一西域女性的特殊职业，逐渐被江南玲珑秀美、能歌擅舞的“吴姬”所取代，但吴姬劝酒延客、侍酒助兴的侍者身份，并无大的变化。宋代诗词中关于“吴姬压酒”、“吴姬劝酒”的诗句广为流行，便是这一独特社会生活现象的真实写照。
张炎《踏莎行·清气崖深》：清气崖深，斜阳木末。松风泉水声相答。光浮碗面啜先春，何须美酒吴姬压。头上乌巾，鬓边白发。数间破屋从芜没。山中有此玉川人，相思一夜梅花发。
洪瑹《菩萨蛮》：吴姬压酒浮红蚁，少年未饮心先醉。驻马绿阳阴，酒楼三月春。相看成一笑，遗恨知多少。回首欲魂销，长桥连断桥。
郑仅《调笑令》：楼上青帘映绿杨。江波千里对微茫。潮平越贾催船发，酒熟吴姬唤客尝。吴姬绰约开金盏。的的娇波流美盼。秋风一曲采菱歌，行云不度人肠断。
戴复古《减字木兰花·天台狂客》：天台狂客，醉里不知秋鬓白。应接风光，忆在江亭醉几场。吴姬劝酒，唱得廉颇能饭否。西雨东晴。人道无情又有情。
刘辰翁《摸鱼儿》：正何须，阳关肠断，吴姬苦劝人酒。
综上所考，所谓“麻姑进酒壶”表现的是“胡姬劝酒”的形象无疑。因宋代，“胡姬”又被称为“吴姬”，加之宋代有关“吴姬劝酒”、“吴姬压酒”诗词的流行，故将笔架山窑注子的“胡姬劝酒”形象，称之为“吴姬劝酒”，可能更符合宋人的称谓习惯。
笔架山窑之兴衰
关于笔架山窑之兴衰，已有多位前辈作过探讨。饶宗颐先生认为笔架山窑盛于宋，并推测水东瓷业可能因元兵来潮中落。李辉柄先生认为该窑上限至少在治平四年，而下限则依据窑址发现的刻菊瓣纹的青釉折沿浅盘，定在元代。曾广亿先生认为该窑的上限为北宋初年，北宋是其盛期，大约到北宋徽宗政和年间才因故停烧废弃。
显然，对潮州笔架山窑盛于北宋的观点，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对该窑兴废的具体时间节点，仍存分歧。因笔架山窑是一处主要受海外贸易需求影响而兴起的窑场，故需将该窑出土实物资料，结合宋代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作出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1.潮州老城近郊北宋窑场的初兴
潮州境内的瓷器生产始于唐。潮州老城近郊和梅县发现多处唐代窑址，其产品除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外，还远销东南亚等地。从潮州老城南郊洪厝埠唐宋时期窑业堆积来看，唐与北宋地层中间有一包含唐代瓦当的坚硬堆积层，表明该窑瓷业生产，受晚唐五代战乱影响，可能曾趋于衰落并一度停烧。不过，从潮州老城北郊象鼻山出土刻有“皇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张兴”铭文的压锤来看，至迟在宋仁宗皇祐年间，该窑在唐代已有的瓷业生产基础上，已重燃窑火。另从窑址发现的宋英宗“治平□□□□年三月造”、宋神宗“熙宁五年九月□许□”压锤可知，潮州老城近郊的北宋窑火，至少在神宗熙宁年间还未熄灭。只不过随着海外瓷器贸易需求的激增，潮州老城近郊的瓷业生产已无法满足空前旺盛的外贸需求，至迟从英宗朝始，潮州的瓷业生产的重心已转移至韩江以东的笔架山一侧。
与笔架山窑相比，潮州老城近郊的窑场生产规模并不大。在北宋大规模海外贸易展开之前，这些窑场可能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虽不排除已有少量瓷器销往海外的可能，但潮州老城近郊的窑场，均位于韩江西岸的潮州老城一侧，其地理位置更便于本地市场的营销。
2. 英宗、神宗朝笔架山窑的空前兴盛
从英宗朝之前的海外贸易环境来看，当时的笔架山窑可能还不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仁宗朝之前，广东海上丝路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因朝廷外贸政策失误、官吏贪污索贿或战乱等原因，海外贸易进展不甚顺利，总的来说，呈现出曲折起伏的发展态势。如这一阶段广州外贸就经历了三次低点。有史为证：
（真宗景德间，马亮）以右谏议大夫知广州……海舶久不至，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
又，仁宗天圣六年二月，虞部员外郎苏寿言：
近年少有舶船到广州，其管押香药纲使臣端坐请给，欲乞抽归三班院别于差使。
此外，仁宗皇祐年间，侬智高在广西发动和领导暴动，于皇祐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围攻广州五十七日之久。时值海舶陆续到港月份，市舶亭及珠江面都发生激烈战斗。七月间一次战斗“会飓风夜起，纵火焚贼船，烟焰属天”，海外贸易遭受惨重打击。
尽管如此，因朝廷重视而很快纠正外贸政策的偏差，清除障碍，所以总的来说，从宋初到仁宗朝，外贸总的趋势还是向上发展的。
由上可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想必潮州瓷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与潮州老城隔江相望的笔架山窑范围非常大，南北长约三公里，瓷窑分布非常密集，可以想见当时瓷业生产之盛。规模如此庞大的一处窑场，一定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通过对宋代海外贸易历史背景的考察，推测笔架山窑兴起的年代，可能较潮州老城近郊的北宋窑场略晚，其应是英宗、神宗朝海上贸易大发展背景下，受空前旺盛的海外贸易需求刺激下的产物。具体分析举证如下：
首先，从海外贸易的背景来看，神宗朝是海上丝绸之路货物流通量骤然扩大的一个时期，货物流通量的剧增反映出当时贸易需求的空前旺盛。如英宗治平年间朝廷“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料之类”收入，首次突破六十三万贯。又据《广东通志》卷22载：“宋元丰间商税三万贯以下广（广州）十一四务，潮（潮州）十务，万贯以下康（康州）十务，南雄州六务至八务。”可知，潮州商税仅次于广州而居其他各州之上，足证当时潮州商业之繁荣。而这一繁荣的背后，必然有陶瓷业生产兴盛的因素。
其次，从北宋潮州人口的发展来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潮州有3万户（《三阳志》），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增至74682户（《元丰九域志》），一百一十年间，户口翻了一番半。人口的剧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神宗时潮州经济的繁盛。不仅如此，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送潮州吕使君》：“韩君揭阳居，戚磋与死邻。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一诗，以强烈对比的手法，衬托出了神宗朝潮州的繁荣。
第三，从目前笔架山窑发现的纪年瓷器及相关遗存来看，其年代也主要集中在英宗、神宗两朝。如笔架山8号窑出土的英宗“治平三年”铭佛像残座；又如羊皮岗小石室出土的四尊佛造像分别为“治平四年”一件、“熙宁元年”两件、“熙宁二年”一件；此外，五号窑中部窑床遗物堆积层中出土“元丰通宝”1枚。
第四，从海外出土的笔架山窑瓷器遗存来看，其年代也集中在11世纪后半。据日本学者森达也先生《从陶瓷看宋元时期福建与日本贸易路线》一文介绍，11世纪后半叶，日本博多开始居住大量中国人，从事宋和日本之间的贸易。这一时期进口到日本的中国陶瓷器有龙泉窑、景德镇窑、越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但数量有限，而福建白瓷和广东白瓷占压倒性多数。11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博多大量发现广东白瓷，也正与英宗、神宗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的时间相合。 3.笔架山窑于哲宗朝的衰落
关于笔架山窑衰落的时间，饶宗颐先生推测水东瓷业可能与元兵来潮中落有关。庄义青先生也认为，把潮州宋窑彻底毁弃的时间，推断为南宋末到宋元之交那段时期，似更合理。但是，因至今在潮州都未能发现南宋时期的瓷业遗存，故知饶宗颐和庄义青先生的推测，显然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那么，笔架山窑究竟是何时趋于衰落的呢？从北宋海外贸易发展的历史来看，推测其可能于哲宗朝就已走向没落一途，这应与哲宗时海上丝路贸易急剧萎缩密切相关。元祐元年至绍圣四年十二年间，各口岸外贸总收入平均每年不及五十万贯，仅为熙宁十年的四分之一弱，甚至低于仁宗皇祐时的水平。哲宗时贸易的迅速衰落，一是因为哲宗继位后，熙丰新法被废；二是因为神宗年间进口的香药、象牙积压，这些过剩货物大大超出了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最终结果只能将海外贸易陷入无法挽救的衰落一途。曾广亿先生所举被徽宗时期的宋墓打破的五号窑的情况，似可说明此时笔架山窑已趋于衰落，部分昔日兴盛的窑场已沦落为荒凉的墓地。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笔架山窑经过哲宗朝之后，已渐趋衰落，进入南宋便销声匿迹了。如果说，是哲宗朝的贸易急剧萎缩导致了笔架山窑由盛转衰的话，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该窑最终走向停烧绝境的呢？据笔者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原因：
其一，与泉州市舶司设立，以及由此带来的以泉州港为中心的外销陶瓷生产的全面兴盛有关。随着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市舶司的设立，泉州海外交通的日益繁荣，陶瓷业获得空前发展，从沿海到山区，烧窑作坊迅速分布于泉州各县。至今泉州七邑发现有宋元时期的窑场达160多处，窑址密集度堪与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同期窑场匹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瓷产地。而此时的潮州瓷商南下要经过广州市舶司，北上要经过泉州市舶司登记，方能领取公凭引目（许可），以备查验和收税。回航时，必须在原发港“住舶”（停船），由市舶司给予“回引”（回航证明）才能放行。这样一来，无形中增加了笔架山窑产品的营销成本，从而失去了与泉州周边窑场产品竞争的优势。“南海一号”沉船中以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福建诸窑瓷器为主要的外销产品的组成，便是南宋瓷业格局变化的真实写照。
其二，笔架山窑最终毁弃的时间不会晚于南宋初年。曾广亿先生曾以一座被推定为徽宗年间的墓葬打破5号窑为依据，推测笔架山窑停烧废弃的时间大约在北宋徽宗政和年间。不过，孤证难立，曾广亿先生的立论，还需寻求更多的证据。此外，还有人依据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现存的，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铸大铜钟上“白瓷窑住弟子刘竞、王满、王长，慎德邝一娘各舍钱五贯文各祈平安”的铭文，认为铸此钟的徽宗时期笔架山窑还在经营。事实上，许多历史上的瓷窑地名，在瓷窑废弃后沿用时间非常长，仅据北宋徽宗年间大钟上的瓷窑铭文，并不能为笔架山窑在徽宗年间仍然烧造瓷器提供任何证据。由此看来，北宋末年笔架山窑是否已经停烧废弃，还无法得以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南宋初年，笔架山窑已遭彻底毁弃。这或与南宋初年，潮州城曾遭受毁灭性破坏的一段历史背景有关。宋洪迈《夷坚甲志》甲卷十载：
绍兴二年……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毁甚众。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一也有类似的记载：
绍兴三年，海寇黎盛犯潮州，焚民居，毁其城而去。盛登开元寺塔，望吴氏故居问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民赖以免者甚众。
又，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四载：
绍兴五年，正月，朱聪“以舟师自潮州入广东，焚掠诸县”。
必须指出的是，李辉柄先生把笔架山窑下限定在元代的依据——一件窑址采集的青釉刻菊瓣纹折沿浅盘，很可能是属于窑址中发现的“客货”一类，不能作为笔架山窑下限的依据。
外销开城的笔架山窑瓷器 及历史背景
1.外销开城的笔架山窑瓷器
朝鲜开城（高丽时代的都城）的古墓中，曾出土大量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主要收录于《韩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陶瓷》一书。该书收录的中国瓷器，大多是1908年至1912年间，由李王家博物馆在开城购入的。据有关记录可知，这些瓷器是从开城等地的古坟中被盗掘后流入市场的。这些瓷器包含了耀州窑、定窑、越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窑口的产品。其中一件精美的青白瓷人形注子（原始编号德寿1914，图1），与笔架山窑出土的一件所谓 “麻姑进酒壶”颇为相近（图2），被韩国学者认定为笔架山窑产品。另有一件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青白瓷刻花花卉纹四系罐（图3），据传也系高丽古坟出土，可与笔架山窑出土同类标本完全对应，被日本学者确认为潮州窑制品。事实上，开城古墓出土的瓷器中，还有不少精美的潮州笔架山窑青白瓷，但多被韩国学者误认为景德镇窑产品，而开城出土的这批高质量笔架山窑青白瓷的真实情况，也很少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如其中一件青白瓷刻花水波纹注子（德寿4232，图4），其口部和腹部主要特征，与笔架山窑址出土标本可完全对应。又如其中编号为德寿3416、2574、1337、4949的浮雕莲瓣纹炉，均可在笔架山窑址中找到相同的标本（图5-8）。此外编号为德寿2311的瓜腹注子（图9）、青白瓷钵（图10），亦可在笔架山窑瓷器中找到对应的器物。还有一些青白瓷，虽然在窑址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资料，但从其胎质、釉面、装饰等特征来看，也可能是潮州窑产品。如青白瓷刻花缠枝花卉纹盖碗（德寿2430）、青白瓷瓜腹瓶（德寿684）、青白瓷狮钮盖注子（德寿2572）、青白瓷刻花缠枝花卉纹葫芦形注子（德寿4575），青白瓷狮形枕（德寿3653）等（图11-15）。特别是其中的高浮雕莲瓣纹香炉、人形注子等，为海外发现笔架山窑瓷器中所仅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泉州南安南坑窑也发现一处与潮州窑产品面貌类似的窑场，特别是该窑的高浮雕莲瓣纹香炉，与笔架山窑产品颇为相近，但总体质量逊于潮州窑产品。因此，不排除以上潮州窑风格的产品，包含有个别福建南安南坑窑或邻近其他窑场的产品。此外，惠州北宋东平窑也生产类似笔架山窑的高浮雕莲瓣纹香炉，但釉色多为青釉或黄釉，工艺较粗，与笔架山产品容易区分。 2.外销开城笔架山窑瓷器的历史背景
为何在高丽时代的开城古坟中，大量发现笔架山窑瓷器，这似应与北宋时期，泉州港与高丽贸易往来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
据陈高华先生的研究，进入北宋时期，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泉州与高丽之间的贸易较其他港口重要的多。陈高华引用《高丽史》的记载，其中十多条提及北宋泉州人赴高丽献方物、土物，最多时一年达数百人。详情记载如下：
高丽显宗八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来献方物”。
高丽显宗十年（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七月，“宋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方物”。
高丽显宗十一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二月，“宋泉州人怀贽等献方物”。
高丽显宗十九年（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宋泉州人李颠等三十余人来献方物”。
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七月，“宋泉州人卢遵来献方物”。
高丽德宗二年（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泉州商都纲林蔼等五十五人来献土物”。
高丽端宗十一年（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五月，“大宋泉州商林禧等来献土物”。
高丽文宗三年（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来献珍宝”。
高丽文宗十二年（北宋英宗嘉祐五年，1060）八月，“宋商黄文景等来献土物”。
高丽文宗十七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宁、黄文景来献方物”。
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宋人黄慎来见……（宋发运使罗拯）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
高丽文宗二十四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
北宋神宗熙宁八年（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
高丽宣宗五年（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刘载），大宋泉州温陵人也……慨然拂衣至于海东，时宣宗大安五年也”。
高丽宣宗六年（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月，“宋商徐成等五十九人来献土物”。
高丽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三月，“宋商徐成等一百五十人来献土物”。
从以上文献可知，“来献方物（或土物）”者，多为商人。另据《宋史·高丽传》得知，北宋后期，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陈高华还指出，当时明州也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其建立市舶司在泉州之前。从地理位置上看，明州距高丽较近，与泉、广相比，应该与高丽往来更多。但在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显然不及泉州。《高丽史》明确记载的明州商人不过三起。哲宗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杭州，杭州地方官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在发遣寿介等动身去明州后，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这个例子和《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反映出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的情形。
此外，从宋代其他文献史料中也可看出当时福建商人赴高丽贸易的盛况。如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
以上文献表明，从北宋真宗至哲宗年间，泉州商人与高丽保持着密切来往。而且，福建商人最擅长与高丽的贸易。据此，推测韩国开城发现的大量精美潮州瓷器，很可能正与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商人与高丽的来往有关。
之所以做出以上推论，是因为唐代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入潮州，特别是泉州周边的移民，如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移民的迁入，使得潮州与福建有着天然的联系。潮汕俗语“潮州福建祖”，及南宋《方舆胜览·潮州》 中“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的记载，便反映了这一情况。正因如此，泉州作为潮州北上海上贸易的必经之路，以及其与高丽人贸易之间的独特优势，才会被与泉州人同根同祖的潮州人所利用。
“麻姑进酒壶”之正名
潮州博物馆收藏一件早年在笔架山窑采集的青白瓷人形注子（图2）。其造型为一单腿跪姿女性，头顶圆孔为壶口，双手怀抱一带温碗的小注子，怀中的小注子的流被巧妙地设计成人形注子的出水口，人像背后原有扁条状壶柄，已缺失。此注子最早被定名为佛像，之后又有研究者认为是“麻姑进酒壶”。前文所提在朝鲜开城（高丽时代的都城）发现的笔架山窑瓷器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人形注子，工艺颇为精致（图1），其背后的壶柄亦缺失。类似的人形注子，笔架山窑还发现多件（图16-19），形体均较小，工艺更为简略。其中一件因双手所抱注壶残损，被误认为奏乐女像。
从以上发现的多件笔架山窑女性人像注子来看，可知其是该窑的流行设计。那么，这类女性人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人物？其流行的社会背景又如何呢？
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笔架山窑女性人像注子的形象既非佛像也非麻姑，而是取材于汉至唐宋以来文学中的颇为流行的“胡姬（或吴姬）劝酒”形象。理据如下：
首先，双手捧酒壶的形象与佛像无关。前文提及的笔架山窑采集的女性人像注子，其怀中所抱器物为宋代典型酒具——带温碗的注子（图2）。因酒是佛门戒律之一，故知怀抱酒具的女性形象，与佛像无关。
其次，其装扮也与麻姑形象特点不符。据东晋葛洪著《神仙传》所记“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至腰”的内容可知，麻姑形象最突出的特点是年轻、顶中作髻和发垂至腰。而且，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麻姑仙像》来看（图20），其特点与《神仙传》的描述完全相合，而与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 第三，其形象与著名汉代诗人辛延年《羽林郎》一诗中描绘的胡姬特点完全相合。诗中曰：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该诗对胡姬的职业、年龄、装扮等特征，描写得极为具体、细腻。诗中描绘胡姬“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的特征，竟与以上几件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细节上一一对应，完全相合。
先来看“长裾连理带”。“长裾”，即长袍。从以上所见笔架山人形注子来看，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全部为覆盖脚面的长袍，正与所谓“长裾”特点相合（图1、2、16、17）；另据苏轼《江城子》“连理带头双飞燕，留待与、个中人”之句可知，“连理带”应是两条连在一起的带饰。巧合的是，在笔架山窑人形注子所塑造的女性塑像上，有一系于背后衣领之下的带饰，中间结节分两条垂下，是难得的“连理带”形象资料（图1、2）。
再来看“广袖合欢襦”。所谓“襦”，指短衣。“广袖合欢襦”即宽袖短衣。这一特点，也与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长袖及背后的齐腰短装特征毫无二致（图1、2、16）。
此外，“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的特征，也见于笔架山窑女性人像额头上的“明珠”、耳饰的精细刻画（图1、2、16、17、19）。
最具人物鲜明形象特征的是，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女性，其头部两侧均塑造环形发髻（图1、2、16、17、18、19）。因“鬟”意指古代妇女的环形发髻，故“两鬟何窈窕”一语，为笔架山窑人形注子的女性“两鬟”环形发髻的塑造找到了原型。
不仅如此，笔架山窑人形注子对胡姬“丝绳提玉壶”的细节也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将其替换为具有宋代特点的温碗、注子罢了（图1、2、16、17）。
此外，需指出的是，因“胡姬”是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故笔架山窑的“胡姬”五官多被刻画成高鼻、大眼、深目的形象，以至于笔架山窑出土的几件所谓西洋人头像，被发掘者误认为是为了针对海外市场的设计，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胡姬劝酒”注子的残件而已。
综上所考，笔架山窑的女性人像注子表现的是“胡姬劝酒”的形象无疑，所谓的“麻姑进酒壶”，应正名为“胡姬劝酒”注子。
“胡姬劝酒”注子流行的历史背景，当与唐宋以来，以外来西域女性“胡姬”为特色的酒肆的流行，以及唐宋文人间普遍流行的吟咏“胡姬”的风气有关。大量存世的吟咏唐宋文人与“胡姬”之间独特情艺生活的诗词便是明证。仅李白一人就有大量吟咏“胡姬”诗作传世， 举例如下：
《前有一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白鼻騧》：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
《少年行二首》其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李白之外，唐代还有大量吟咏“胡姬”诗作传世，如唐张枯《横吹曲辞·白鼻騧 》：
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 。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
又，贺朝《赠酒店胡姬》：
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
以上诗作说明，唐代的胡姬酒肆对文人墨客、年轻士子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也使唐宋文人与胡姬之间的情艺生活，成为当时独特的社会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胡姬”作为一个职业在宋代已悄然消失了，但宋代的诗词中仍然不乏吟咏“胡姬”的作品，只不过“胡姬”已成为文人怀旧和抒发情感的文学符号了。替代“胡姬”而起的，是“吴姬”的流行。事实上，从唐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一诗可知，早在唐代“吴姬”就已出现，她们虽与“胡姬”有着共同的职业特点，但她们并非来自西域，而是一群江南玲珑秀美的年轻女子。另从宋代文献来看，晚起的“吴姬”，在当时一度还充作“胡姬”的代称。如北宋郑仅十二首《调笑令》：“翠盖银鞍冯子都。寻芳调笑酒家胡。吴姬十五夭桃色，巧笑春风当酒垆。玉壶丝络临朱户。结就罗裙表情素。红裙不惜裂香罗，区区私爱徒相慕。”一诗，其内容完全取自辛延年《羽林郎》一诗，男主角仍为“冯子都”，只不过将女主角“胡姬”之称替换成了“吴姬”而已。但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时俗的变迁，“胡姬”这一西域女性的特殊职业，逐渐被江南玲珑秀美、能歌擅舞的“吴姬”所取代，但吴姬劝酒延客、侍酒助兴的侍者身份，并无大的变化。宋代诗词中关于“吴姬压酒”、“吴姬劝酒”的诗句广为流行，便是这一独特社会生活现象的真实写照。
张炎《踏莎行·清气崖深》：清气崖深，斜阳木末。松风泉水声相答。光浮碗面啜先春，何须美酒吴姬压。头上乌巾，鬓边白发。数间破屋从芜没。山中有此玉川人，相思一夜梅花发。
洪瑹《菩萨蛮》：吴姬压酒浮红蚁，少年未饮心先醉。驻马绿阳阴，酒楼三月春。相看成一笑，遗恨知多少。回首欲魂销，长桥连断桥。
郑仅《调笑令》：楼上青帘映绿杨。江波千里对微茫。潮平越贾催船发，酒熟吴姬唤客尝。吴姬绰约开金盏。的的娇波流美盼。秋风一曲采菱歌，行云不度人肠断。
戴复古《减字木兰花·天台狂客》：天台狂客，醉里不知秋鬓白。应接风光，忆在江亭醉几场。吴姬劝酒，唱得廉颇能饭否。西雨东晴。人道无情又有情。
刘辰翁《摸鱼儿》：正何须，阳关肠断，吴姬苦劝人酒。
综上所考，所谓“麻姑进酒壶”表现的是“胡姬劝酒”的形象无疑。因宋代，“胡姬”又被称为“吴姬”，加之宋代有关“吴姬劝酒”、“吴姬压酒”诗词的流行，故将笔架山窑注子的“胡姬劝酒”形象，称之为“吴姬劝酒”，可能更符合宋人的称谓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