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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将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称为“激情澎湃的一代”，他们正值年富力强，又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及工作经验；接受过正统的启蒙教育；经历、目睹了国家历次自然灾害，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具备了与国家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和奉献精神，也确立了承担历史重任的社会责任感。
敖英芳教授便是其中的代表。
1974年，敖英芳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当时只有18岁，那时他就在生产大队担任副队长，带领大家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凌晨打场、脱粒、脱谷子；在最冷的隆冬季节进山伐树。历时近4年的艰苦环境锻炼了他的能力和意志，为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研究生期间，敖英芳担任了北医三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在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时连续4年担任支部书记职务，由于他努力的工作，使运动医学党支部多次受到北医党委的嘉奖和好评。
2005年6月，敖英芳教授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是目前中国运动医学领域里又一位集行政职务和科学研究于一身的领导干部；也是关节镜微创外科治疗关节运动损伤临床与基础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做人的信条是：务实，要脚踏实地工作；努力，要积极开拓进取。
“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
我真的没有回头之念。”
2002年6月，敖英芳教授担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职务，主管医疗工作。就在他任职不久的2003年3月，“SARS”病毒突袭北京，北医三院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北京市海淀区收治“SARS”病人的重点单位。那一时期里，北医三院累计收治“SARS”患者146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收治的病人以及疑似患者就达到了七八十人。在那样一种特殊情况的制约下，许多发热和待诊的病人无法转院，门诊楼里挤满了就医的患者。就在疫情险恶，情况危急的紧要关口，敖英芳教授坚定地走上“抗非”第一线。哪里有险情，敖英芳书记就到哪里去——他进入非典病房指挥战斗;他在夜间会诊，在现场指挥转移危重病人;他和医生们一起制定医疗方案、调配人员及设备……在严峻而残酷的考验面前，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危难之时，他就如同一线战场上的指挥官。事后他坦言：当时的疫情条件下“人说‘不怕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我真的没有回头之念。”
在敖英芳教授的指挥下，北医三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有效地阻止了疫情向医院周边的北医校园和家属区蔓延扩散。与此同时，北医三院还派出了专家组和医疗队，支持全国的防治工作。疫情过后的统计数字表明，北医三院医护人员SARS病毒的感染率相对较低。敖英芳教授获得了北京市防治“非典”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党建、学科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敖英芳书记在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曾经担任过两届党支部书记。源于党务、业务双肩挑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他强调“党建、学科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原则，积极营造党务与行政默契配合的工作氛围。敖英芳教授认为：思想基础和医疗、学术水平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应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在北京筹办“2008奥运会”期间，所里成立了由敖英芳教授等一批知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深入到国家运动队为运动员服务，并到训练基地为运动员义诊。运动医学研究所有6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22人是共产党员。敖英芳教授本着凝聚人心的指导思想，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努力，体现和发挥了基层党支部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位党政、业务双肩挑的干部，他付出了加倍的心血和劳动。敖英芳书记科学、合理地安排日常工作，从有限的时间中挤出休息时间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每晚6点钟下班后，敖书记便到病房查看病人。虽然工作繁忙，他依然坚持每周要有一个半天做手术，一个半天出门诊。
敖英芳书记通过工作实践体会到，做党委书记同时不放弃业务，可以使之较全面地了解医疗、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一线的情况，与大家密切接触，比听汇报好得多。中午他经常回到北医三院吃午饭，在饭桌上和大家聊聊工作，便能了解到许多基层情况。大家始终亲切地称他为敖大夫。
“运动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阶段，我们更要积极进取。”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从事体育运动后的运动保健越来越重视，因此运动伤的治疗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由于交通创伤所造成的骨折，以及肌肉、韧带、关节软骨的损伤一类疾病治疗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许多医院都瞄准了这一领域，相继开展学习。“纵观中国运动医学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面对现状，敖英芳教授感慨地说。
在建所初创阶段，床位很少，条件也差，创业阶段工作很艰苦。十年动乱期间，学科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后，运动医学研究所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1988年，尽管规模还比较小，但它的水平已经位于中国运动医学界的前列。改革开放后，研究所调整医疗工作思路，把为运动员服务的技术，扩大到为群众服务，受到了老百姓们的欢迎，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运动医学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已是两层病房，共有68张病床，年手术量达到3400台的规模。
敖英芳教授担任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后，对于考核、评价以及年轻人基金的申请、发表学术论文、做科研项目等管理方面做了进一步调整，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他认为，“运动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阶段，我们更要积极进取。
敖英芳教授坚持下队为运动员服务的方针。他曾负责国家冰上运动队、短道速滑项目运动员的保健、医疗和康复工作。2002年2月，在美国盐湖城第十九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杨扬获得短道速滑（1000米、500米）两枚金牌。而在这次比赛前的训练中，她的小腿部突然意外受伤，病情严重。大家都说她无法参加冬奥会比赛了，有人说加量训练跟腱就会发生骨折。敖英芳教授诊察后认为可以继续训练，并且可以参加冬奥会比赛。就这样，大杨扬不但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两项世界冠军。事后当人们问敖英芳教授的感受时，他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运动健儿们不再受伤病困扰，能够恢复竞技状态，夺取了金牌，那一刻我是最高兴的。”
敖英芳教授为病人诊断时，坚持每做一个结论都必须有根据。他说：关键时刻，若过于保守，会将伤情估计得过重，有可能断送一名世界冠军；但如果不够准确，比如跟腱已经发生部分断裂，还继续训练或参加比赛，就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后果。
“要完成一台手术，首先要用心，然后才是技术”
无论是做党委领导，还是做学科带头人，敖英芳教授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他勤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为运动医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技术领域，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伤外科与关节镜微创外科技术的诞生，扭转了关节病传统的手术切口大，病人痛苦，恢复时间长的局面。医生只需在手术的关节部位打一两个小眼，就能把里面的情况探查清楚。这一技术基本涵盖了以前开创手术的所有关键内容，达上百种。
抓住了机会，便是成功的开始。自1990年起，敖英芳教授承担了创伤外科与关节镜微创外科方面的研究工作，着手引入了全国第一台全新的关节镜微创手术设备，建全了研究所关节微创外科的医疗体系。起初由于经验不足，边干边摸索，工作开展得较慢。1994年，敖英芳教授出国学习期间，在向国外老师学习的同时，根据工作体会，研究总结出了新的工作方法，回国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在敖英芳教授的带领下，研究所克服了一个接一个手术难题，并且不盲从国际通行的手术方法，而是本着获得最佳治疗效果的原则，开创出一套新的疗法。
12年来，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完善，这项技术一步步走向了成熟。利用这一先进技术，研究所为国内100多名世界级的运动员，其中包括50多名世界冠军的伤病实施了手术治疗。由于手术的创伤小，损伤轻，有利于运动员和患者在短时间内康复这一特点，得到了运动员和广大患者的好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粗略统计，运动医学研究所已完成关节镜手术2万多例，仅关节镜下重建前交叉韧带一项就超过5000余例。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在微创外科手术方面得到了世界同行的好评。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潜心钻研的结果。而谈到工作成绩，敖英芳教授谦虚地说：“我属于小字辈，与众多的运动医学、骨科、膝关节专家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我的体会是：要完成一台手术，首先要用心，然后才是技术。”
从1998年开始，运动医学研究所便开始面向全国举办微创外科镜学习班。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有近千名科主任和专业技术人员前来进修学习、参加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会议以及各种讲座活动。使关节镜微创外科技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敖英芳书记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勇攀运动医学高峰，再创运动医学研究工作的辉煌——这，就是他的人生箴言。
敖英芳教授便是其中的代表。
1974年，敖英芳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当时只有18岁，那时他就在生产大队担任副队长，带领大家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凌晨打场、脱粒、脱谷子；在最冷的隆冬季节进山伐树。历时近4年的艰苦环境锻炼了他的能力和意志，为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读研究生期间，敖英芳担任了北医三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在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时连续4年担任支部书记职务，由于他努力的工作，使运动医学党支部多次受到北医党委的嘉奖和好评。
2005年6月，敖英芳教授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是目前中国运动医学领域里又一位集行政职务和科学研究于一身的领导干部；也是关节镜微创外科治疗关节运动损伤临床与基础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做人的信条是：务实，要脚踏实地工作；努力，要积极开拓进取。
“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
我真的没有回头之念。”
2002年6月，敖英芳教授担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职务，主管医疗工作。就在他任职不久的2003年3月，“SARS”病毒突袭北京，北医三院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北京市海淀区收治“SARS”病人的重点单位。那一时期里，北医三院累计收治“SARS”患者146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收治的病人以及疑似患者就达到了七八十人。在那样一种特殊情况的制约下，许多发热和待诊的病人无法转院，门诊楼里挤满了就医的患者。就在疫情险恶，情况危急的紧要关口，敖英芳教授坚定地走上“抗非”第一线。哪里有险情，敖英芳书记就到哪里去——他进入非典病房指挥战斗;他在夜间会诊，在现场指挥转移危重病人;他和医生们一起制定医疗方案、调配人员及设备……在严峻而残酷的考验面前，他把生死置之度外。危难之时，他就如同一线战场上的指挥官。事后他坦言：当时的疫情条件下“人说‘不怕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在当时那种危急情况下，我真的没有回头之念。”
在敖英芳教授的指挥下，北医三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有效地阻止了疫情向医院周边的北医校园和家属区蔓延扩散。与此同时，北医三院还派出了专家组和医疗队，支持全国的防治工作。疫情过后的统计数字表明，北医三院医护人员SARS病毒的感染率相对较低。敖英芳教授获得了北京市防治“非典”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党建、学科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敖英芳书记在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曾经担任过两届党支部书记。源于党务、业务双肩挑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他强调“党建、学科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原则，积极营造党务与行政默契配合的工作氛围。敖英芳教授认为：思想基础和医疗、学术水平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应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在北京筹办“2008奥运会”期间，所里成立了由敖英芳教授等一批知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深入到国家运动队为运动员服务，并到训练基地为运动员义诊。运动医学研究所有6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22人是共产党员。敖英芳教授本着凝聚人心的指导思想，朝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努力，体现和发挥了基层党支部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位党政、业务双肩挑的干部，他付出了加倍的心血和劳动。敖英芳书记科学、合理地安排日常工作，从有限的时间中挤出休息时间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每晚6点钟下班后，敖书记便到病房查看病人。虽然工作繁忙，他依然坚持每周要有一个半天做手术，一个半天出门诊。
敖英芳书记通过工作实践体会到，做党委书记同时不放弃业务，可以使之较全面地了解医疗、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一线的情况，与大家密切接触，比听汇报好得多。中午他经常回到北医三院吃午饭，在饭桌上和大家聊聊工作，便能了解到许多基层情况。大家始终亲切地称他为敖大夫。
“运动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阶段，我们更要积极进取。”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从事体育运动后的运动保健越来越重视，因此运动伤的治疗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由于交通创伤所造成的骨折，以及肌肉、韧带、关节软骨的损伤一类疾病治疗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许多医院都瞄准了这一领域，相继开展学习。“纵观中国运动医学的发展历史，我们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面对现状，敖英芳教授感慨地说。
在建所初创阶段，床位很少，条件也差，创业阶段工作很艰苦。十年动乱期间，学科发展受到了阻碍。直到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后，运动医学研究所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起色。1988年，尽管规模还比较小，但它的水平已经位于中国运动医学界的前列。改革开放后，研究所调整医疗工作思路，把为运动员服务的技术，扩大到为群众服务，受到了老百姓们的欢迎，产生了更好的社会效益。运动医学研究所发展到今天，已是两层病房，共有68张病床，年手术量达到3400台的规模。
敖英芳教授担任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后，对于考核、评价以及年轻人基金的申请、发表学术论文、做科研项目等管理方面做了进一步调整，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合理，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他认为，“运动医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良好的阶段，我们更要积极进取。
敖英芳教授坚持下队为运动员服务的方针。他曾负责国家冰上运动队、短道速滑项目运动员的保健、医疗和康复工作。2002年2月，在美国盐湖城第十九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大杨扬获得短道速滑（1000米、500米）两枚金牌。而在这次比赛前的训练中，她的小腿部突然意外受伤，病情严重。大家都说她无法参加冬奥会比赛了，有人说加量训练跟腱就会发生骨折。敖英芳教授诊察后认为可以继续训练，并且可以参加冬奥会比赛。就这样，大杨扬不但参加了这次比赛，而且还拿到了两项世界冠军。事后当人们问敖英芳教授的感受时，他说：“经过我们的努力，运动健儿们不再受伤病困扰，能够恢复竞技状态，夺取了金牌，那一刻我是最高兴的。”
敖英芳教授为病人诊断时，坚持每做一个结论都必须有根据。他说：关键时刻，若过于保守，会将伤情估计得过重，有可能断送一名世界冠军；但如果不够准确，比如跟腱已经发生部分断裂，还继续训练或参加比赛，就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后果。
“要完成一台手术，首先要用心，然后才是技术”
无论是做党委领导，还是做学科带头人，敖英芳教授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他勤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为运动医学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技术领域，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伤外科与关节镜微创外科技术的诞生，扭转了关节病传统的手术切口大，病人痛苦，恢复时间长的局面。医生只需在手术的关节部位打一两个小眼，就能把里面的情况探查清楚。这一技术基本涵盖了以前开创手术的所有关键内容，达上百种。
抓住了机会，便是成功的开始。自1990年起，敖英芳教授承担了创伤外科与关节镜微创外科方面的研究工作，着手引入了全国第一台全新的关节镜微创手术设备，建全了研究所关节微创外科的医疗体系。起初由于经验不足，边干边摸索，工作开展得较慢。1994年，敖英芳教授出国学习期间，在向国外老师学习的同时，根据工作体会，研究总结出了新的工作方法，回国后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在敖英芳教授的带领下，研究所克服了一个接一个手术难题，并且不盲从国际通行的手术方法，而是本着获得最佳治疗效果的原则，开创出一套新的疗法。
12年来，通过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完善，这项技术一步步走向了成熟。利用这一先进技术，研究所为国内100多名世界级的运动员，其中包括50多名世界冠军的伤病实施了手术治疗。由于手术的创伤小，损伤轻，有利于运动员和患者在短时间内康复这一特点，得到了运动员和广大患者的好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粗略统计，运动医学研究所已完成关节镜手术2万多例，仅关节镜下重建前交叉韧带一项就超过5000余例。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在微创外科手术方面得到了世界同行的好评。
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潜心钻研的结果。而谈到工作成绩，敖英芳教授谦虚地说：“我属于小字辈，与众多的运动医学、骨科、膝关节专家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我的体会是：要完成一台手术，首先要用心，然后才是技术。”
从1998年开始，运动医学研究所便开始面向全国举办微创外科镜学习班。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有近千名科主任和专业技术人员前来进修学习、参加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会议以及各种讲座活动。使关节镜微创外科技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当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敖英芳书记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在他看来，勇攀运动医学高峰，再创运动医学研究工作的辉煌——这，就是他的人生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