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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城乡倒挂是全球普遍现象。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挂形势严峻且持续时间较长，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负担将由农村承担，因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农村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应从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以应对村落调整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提供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大力开发低龄老人的养老服务潜力；为农村高龄农业劳动力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免费健康检查制度等方面调整社会政策，以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
〔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社会适应；公共政策；四川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97-05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都普遍地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点，即城乡老龄化水平倒挂明显。日本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4.5个百分点，韩国则超过13.8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乡村高于城市，200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高1.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提高到2.38个百分点。①研究表明，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状况才将会发生转变，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1〕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城市的主要驱动力是持续性的大规模农村年轻劳动力乡—城转移。
然而，我们既有的养老保险政策、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农村产业政策等并未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以及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的实情，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鸿沟凸显在老年人群体上。2012年城乡养老金收入差异达到24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不断加大，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不良后果将由农村来承担。〔2〕因而，正确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及时调整农村政策，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为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老龄人口的社会适应，探讨农村政策调整领域与方向。
一、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保持在900万左右，农村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1.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居西部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在全国则处于第四位（排在重庆、江苏、浙江之后），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与江苏、浙江不同，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人均经济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大大落后上述两省，乡村“未富先老”特征十分突出。从纵向来看，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十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同期2.56%的平均增长幅度。
2. 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2010年，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分别为：资阳市（15.07%）、眉山市（14.91%）和广安市（14.4%），①南充、绵阳、自贡、乐山等人口老龄化水平均也都超过了13%，成为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处于第二梯队有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等5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6%）。第三梯队成员有泸州、成都、巴中、宜宾和雅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全省但高于11%。第四梯队的攀枝花和阿坝州，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程度较低（10%以下）。处于第五梯队的甘孜和凉山是全省21个市（州）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
表1四川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特点
农村65+人口占比市（州）≥13%资阳、眉山、广安、南充、绵阳、自贡、乐山12%～13%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11%～12%泸州、成都、巴中、宜宾、雅安7%～10%攀枝花市、阿坝州≤7%甘孜州、凉山州 3.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基本同步。图1 是全省各市州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直观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影响，广安市等跨省转移劳动力较高的市同时也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眉山、资阳两市，尽管跨省劳动力转移水平不高但紧邻成都，农村劳动力向成都的转移同样形成了较高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成都、攀枝花等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对农村辐射带动能力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反而较低。随着跨省劳动力增量的逐年回落与存量劳动力的回流，因跨省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但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以及省内跨区域转移，将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老龄化形态。
四川所实施的劳务输出发展定位在成功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扶贫的同时，也铸成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四川流出人口总量达到890.5万人（位居全国第二位），流入人口只有112.9万人，净流出人口达777.7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位，排在安徽、河南之后）。从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居住地属性来看，无疑净流出人口的主力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来自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当年跨省转移劳动力为907.23万人，大于人口普查数据），与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叠加，进一步推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且，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年轻人还将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深。
二、四川农村老龄人口生存现状审视
1. 老年人口以高比例参与社会劳动且集中在传统农业领域。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口一般不参与社会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等活动，年轻人是农村社会劳动的主力军，老年人则退出一线生产而回归家务劳动，如照顾子孙、做饭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农村传统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老年人替代转移的农村年轻劳动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农业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而提高（表2）。在4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从事农业的比重也从81.2%（45-49岁年龄组）增加到97.6%（70-74岁年龄组）。分性别来看，男性50岁及以后年龄组从事农业的比重达到83.7%（50-54岁组）-97.5%（70-74岁组），女性为88.3%（45-49岁组）-98.4%（70-74岁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与女性化两大特征非常突出。 3. 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随年龄增加而减弱且城乡差距大。健康是老年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指标，也是能否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四川农村老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表4）。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在70岁以后急剧下降，70-74岁年龄组健康老人比重下降到不足两成，随着年龄增长农村健康老人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相反，城市同龄组的健康老人比重均高于农村，在70-74岁组两者相差达到22.2个百分点，最低也有10.6个百分点（百岁以上老人年龄组）。与城乡健康老人的比重差异不相适应的是，同龄组老人们养老资源中个人收入占比却呈现出农村远高于城市的反向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于城市但依靠个人收入来源满足自己的养老却是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选择，农村养老得靠自己，在自己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依靠家人，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
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是指个人的观念、行为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就是指农村老年人的观念、生产行为、养老策略等随着农村年轻人大量乡——城转移后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老年人对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社会劳动、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家庭照料等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而逐步强化，老年人在养老观念、家庭劳动力资源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社区组织建设等方面均得到良好体现。
1. 养老观念适应：自养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传统农村老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60岁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并由子女承担养老是极正常的。但随着农村年轻人的大量外出，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自养成为低龄老人的首选策略，但高龄老人以及失能老人仍然依靠家庭养老。现实生活中，部分低龄老人还用自己的收入反补儿女。笔者在崇州市采访过多名7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他们不仅自己承担着看护园林的任务（常年独居在园林的护院房），还在园林下种植豆类等作物，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有一半的收入是给孙子交各类培训费与外出打工路费。老人们对子女、孙辈外出务工多持积极态度并主动承担了照顾孙辈、耕种承包地、协调邻里关系等任务。老人们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所需的数万元费用，也多来自自己的积蓄。有的老人将为子女带孩子戏称为“婚嫁服务”。
2. 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主体适应：老年人口挑大梁。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建组织）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明显，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较低。这种年龄结构是适应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结果，也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一种常态化趋势。目前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大学生村官对个人发展前景的担忧很难留住村官。因此，村级基层组织管理服务人员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边缘村落，村级服务者的年龄越大。不仅如此，农村广泛实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其参与主体大都是老年人。
3. 土地权属改变适应：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耕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民最后的保障。近年来，耕地流转速度在不断加速，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重要驱动力量之一，也是农村老龄人口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四川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从2010年的975.8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195.8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0.5%），合同流转面积也从2010年的527.7万亩增加到2012年的646.5万亩。①五分之一的农村家庭承包耕地实现了流转，其中一半以上是合同流转面积（也就是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形态）。以成都近郊的崇州市羊马镇为例，全镇农村承包耕地大部分被城市商业资本租赁而流转。此外，农户之间流转也比较多，流转形式各异，或转给亲戚朋友，或转给邻居。
4. 作物品种适应：商品作物取代传统大宗农作物。耕地不仅流转速度加快，利用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传统作物被商品作物所取代。流转后的土地，以商品作物为主；未流转土地的利用形态同样发生变化：园林绿化植物、水果蔬菜等大面积种植。笔者走访的一名农户，家里4.5亩地，一亩被租用（年租金2000元，另支付地内树木3.5万元），其余3.5亩全部改为种树，原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太累人，一家3口又吃不了那么多粮食，还不如种树，自己带着孙儿打工挣钱。当树的市价好时，就出售一些，市价不好就留着，反正也没有指望从地里赚钱。在大邑县的一些山村，农民也将坡耕地变成了园地，栽树种竹，成片的树林竹林犹如绿色银行，源源不断地为农民提供财富。笔者还了解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将竹子按一定规格劈成细条出售给香蜡厂赚取手工费，一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随着老年人身体精力的下降，季节性较强的大宗农作物种植受到抑制，耗时少又环保的园林（观赏树、竹子等）作物受到青睐。
四、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调整方向
1. 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达成共识。尽管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形成共识并提出了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政策，但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却缺少足够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重点依然保持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优先的思路，养老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城市优先，城乡差别巨大，农村承担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成本。正如前述，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老人生存状态更差，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口尽管在努力适应年轻人转移后的农村社会现状，但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养老产业以及医疗健康、居住分散等，农村养老政府投入较低，不仅养老保险未能全覆盖，而且养老资源（如养老机构的建设）严重不足，农村政府型机构养（敬）老院的养老对象为农村三无人员（五保户等），而设置在农村的市场化养老机构的定位对象又多为城市中产及以上老人服务，农村老人只能在家孤独地自我养老。因此，农村养老责任承担应有家庭与子女承担为主转向以政府与社会承担为主转变。〔3〕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养老资源分配，加大政府补贴型养老机构建设，主动承担起农村养老的托底责任。同时，通过多方渠道筹集农村养老资源，鼓励农村富裕阶层投资养老产业的发展。 2. 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以应对村落调整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据统计中国前十年已消亡90多万个村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年轻人流入城市而留守老人逐渐去世，还将有更多的村庄在未来20-40年消亡。面对村庄消亡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事实，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愉快地安度晚年。一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废弃设施如学校、活动室以及农户废弃的房屋等，将其加以改造建成村级养老服务中心，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与交流、娱乐服务；二是完善中心村与镇的规划，在中心村建设多功能活动场地（这种场所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在中心镇规划老年服务中心与养老中心，可开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
3. 提供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城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将农
①2012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http：//www.snsc.gov.cn/scnq/2661.jhtml。村公共服务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各地都实施了医疗卫生、教育、乡村市场、乡村图书室、活动室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大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更多是着眼于农村正常的人口结构，是以农村整体人口为主的，缺乏人口年龄结构的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乡村人口老龄化意识，老年人不能分享到这些基本的服务。对此，应针对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的农村人口主体特性，提供与老年人口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养老机构建设、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社区农资服务、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应该体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倾向，帮助农村社区建立老年人自助组织，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大力开发低龄老人的养老服务潜力。农村低龄老年人口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低龄老人主要是指70岁及以下老年人口（男性为60-70岁，女性为55-70岁），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劳动参与率较高，是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随着农村耕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这部分群体的农村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具有参与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一是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相应的护理与照料服务。他们自身也是老人，对老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熟悉老人需求，是养老服务中心最为理想的员工。二是成为农村养老产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村养老产业不仅是养老服务中心，还包括老年人的医疗、陪护等服务型产业，也有文化、娱乐、餐饮、食品、保健等系列产业，农村低龄老人均能参与这些产业的发展。三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在居住空间上出现分离，老人的日渐陪护照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政府则对低龄老人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既可增加低龄老人收入又可减少农村高龄失能老人负担。
5. 为农村高龄农业劳动力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农业生产劳动者高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年轻人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极少有农业情结并留在农村务农，即使是现在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也都年龄偏大。高龄农业生产者面临着文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不足、现代科技（电脑等）认知障碍等。据统计，四川省农业劳动力中有8.6%未上过学，48.3%的仅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占39%，高中文化占3.7%，大专及以上只占0.4%。①鉴于此，农业部门应针对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提供图文并茂的技术综合服务，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开展技术培训，在服务时间、培训内容与形式上，更多体现年龄与性别特点，帮助老年农业劳动力改善农业生产技能。
6.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免费健康检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法》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60岁以上的老人有获得社会养老资源的基本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自养与家庭养老特点突出。2010年，四川农村65岁以上人口中，有低保的老人仅占农村同龄老人的4.8%，有55.7%的同龄老人靠家庭，34%的同龄老人靠自己。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城流动，依靠家庭养老将面临养老生存危机。政府应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给予农村更多倾斜，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金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在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应逐年提高高龄老人的经济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也可以减轻流动人口的家庭供养压力。同时，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健康检查制度，为农村老人提供免费隔年体检。
〔参考文献〕
〔1〕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
〔2〕 唐钧.农村“留守家庭”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长白学刊，2008，（2）.
〔3〕 陈友华.社会变迁与老年文化重构〔J〕.人口与发展，2013，（5）.
【责任编辑：朱凤霞】
〔关键词〕农村老龄人口；社会适应；公共政策；四川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97-05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都普遍地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点，即城乡老龄化水平倒挂明显。日本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4.5个百分点，韩国则超过13.8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乡村高于城市，200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高1.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提高到2.38个百分点。①研究表明，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状况才将会发生转变，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1〕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城市的主要驱动力是持续性的大规模农村年轻劳动力乡—城转移。
然而，我们既有的养老保险政策、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农村产业政策等并未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以及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的实情，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鸿沟凸显在老年人群体上。2012年城乡养老金收入差异达到24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不断加大，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不良后果将由农村来承担。〔2〕因而，正确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及时调整农村政策，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为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老龄人口的社会适应，探讨农村政策调整领域与方向。
一、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保持在900万左右，农村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1.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居西部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在全国则处于第四位（排在重庆、江苏、浙江之后），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与江苏、浙江不同，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人均经济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大大落后上述两省，乡村“未富先老”特征十分突出。从纵向来看，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十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同期2.56%的平均增长幅度。
2. 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2010年，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分别为：资阳市（15.07%）、眉山市（14.91%）和广安市（14.4%），①南充、绵阳、自贡、乐山等人口老龄化水平均也都超过了13%，成为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处于第二梯队有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等5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6%）。第三梯队成员有泸州、成都、巴中、宜宾和雅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全省但高于11%。第四梯队的攀枝花和阿坝州，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程度较低（10%以下）。处于第五梯队的甘孜和凉山是全省21个市（州）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
表1四川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特点
农村65+人口占比市（州）≥13%资阳、眉山、广安、南充、绵阳、自贡、乐山12%～13%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11%～12%泸州、成都、巴中、宜宾、雅安7%～10%攀枝花市、阿坝州≤7%甘孜州、凉山州 3.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基本同步。图1 是全省各市州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直观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影响，广安市等跨省转移劳动力较高的市同时也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眉山、资阳两市，尽管跨省劳动力转移水平不高但紧邻成都，农村劳动力向成都的转移同样形成了较高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成都、攀枝花等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对农村辐射带动能力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反而较低。随着跨省劳动力增量的逐年回落与存量劳动力的回流，因跨省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但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以及省内跨区域转移，将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老龄化形态。
四川所实施的劳务输出发展定位在成功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扶贫的同时，也铸成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四川流出人口总量达到890.5万人（位居全国第二位），流入人口只有112.9万人，净流出人口达777.7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位，排在安徽、河南之后）。从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居住地属性来看，无疑净流出人口的主力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来自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当年跨省转移劳动力为907.23万人，大于人口普查数据），与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叠加，进一步推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且，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年轻人还将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深。
二、四川农村老龄人口生存现状审视
1. 老年人口以高比例参与社会劳动且集中在传统农业领域。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口一般不参与社会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等活动，年轻人是农村社会劳动的主力军，老年人则退出一线生产而回归家务劳动，如照顾子孙、做饭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农村传统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老年人替代转移的农村年轻劳动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农业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而提高（表2）。在4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从事农业的比重也从81.2%（45-49岁年龄组）增加到97.6%（70-74岁年龄组）。分性别来看，男性50岁及以后年龄组从事农业的比重达到83.7%（50-54岁组）-97.5%（70-74岁组），女性为88.3%（45-49岁组）-98.4%（70-74岁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与女性化两大特征非常突出。 3. 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随年龄增加而减弱且城乡差距大。健康是老年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指标，也是能否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四川农村老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表4）。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在70岁以后急剧下降，70-74岁年龄组健康老人比重下降到不足两成，随着年龄增长农村健康老人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相反，城市同龄组的健康老人比重均高于农村，在70-74岁组两者相差达到22.2个百分点，最低也有10.6个百分点（百岁以上老人年龄组）。与城乡健康老人的比重差异不相适应的是，同龄组老人们养老资源中个人收入占比却呈现出农村远高于城市的反向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于城市但依靠个人收入来源满足自己的养老却是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选择，农村养老得靠自己，在自己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依靠家人，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
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是指个人的观念、行为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就是指农村老年人的观念、生产行为、养老策略等随着农村年轻人大量乡——城转移后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老年人对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社会劳动、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家庭照料等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而逐步强化，老年人在养老观念、家庭劳动力资源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社区组织建设等方面均得到良好体现。
1. 养老观念适应：自养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传统农村老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60岁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并由子女承担养老是极正常的。但随着农村年轻人的大量外出，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自养成为低龄老人的首选策略，但高龄老人以及失能老人仍然依靠家庭养老。现实生活中，部分低龄老人还用自己的收入反补儿女。笔者在崇州市采访过多名7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他们不仅自己承担着看护园林的任务（常年独居在园林的护院房），还在园林下种植豆类等作物，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有一半的收入是给孙子交各类培训费与外出打工路费。老人们对子女、孙辈外出务工多持积极态度并主动承担了照顾孙辈、耕种承包地、协调邻里关系等任务。老人们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所需的数万元费用，也多来自自己的积蓄。有的老人将为子女带孩子戏称为“婚嫁服务”。
2. 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主体适应：老年人口挑大梁。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建组织）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明显，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较低。这种年龄结构是适应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结果，也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一种常态化趋势。目前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大学生村官对个人发展前景的担忧很难留住村官。因此，村级基层组织管理服务人员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边缘村落，村级服务者的年龄越大。不仅如此，农村广泛实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其参与主体大都是老年人。
3. 土地权属改变适应：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耕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民最后的保障。近年来，耕地流转速度在不断加速，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重要驱动力量之一，也是农村老龄人口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四川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从2010年的975.8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195.8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0.5%），合同流转面积也从2010年的527.7万亩增加到2012年的646.5万亩。①五分之一的农村家庭承包耕地实现了流转，其中一半以上是合同流转面积（也就是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形态）。以成都近郊的崇州市羊马镇为例，全镇农村承包耕地大部分被城市商业资本租赁而流转。此外，农户之间流转也比较多，流转形式各异，或转给亲戚朋友，或转给邻居。
4. 作物品种适应：商品作物取代传统大宗农作物。耕地不仅流转速度加快，利用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传统作物被商品作物所取代。流转后的土地，以商品作物为主；未流转土地的利用形态同样发生变化：园林绿化植物、水果蔬菜等大面积种植。笔者走访的一名农户，家里4.5亩地，一亩被租用（年租金2000元，另支付地内树木3.5万元），其余3.5亩全部改为种树，原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太累人，一家3口又吃不了那么多粮食，还不如种树，自己带着孙儿打工挣钱。当树的市价好时，就出售一些，市价不好就留着，反正也没有指望从地里赚钱。在大邑县的一些山村，农民也将坡耕地变成了园地，栽树种竹，成片的树林竹林犹如绿色银行，源源不断地为农民提供财富。笔者还了解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将竹子按一定规格劈成细条出售给香蜡厂赚取手工费，一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随着老年人身体精力的下降，季节性较强的大宗农作物种植受到抑制，耗时少又环保的园林（观赏树、竹子等）作物受到青睐。
四、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调整方向
1. 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达成共识。尽管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形成共识并提出了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政策，但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却缺少足够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重点依然保持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优先的思路，养老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城市优先，城乡差别巨大，农村承担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成本。正如前述，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老人生存状态更差，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口尽管在努力适应年轻人转移后的农村社会现状，但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养老产业以及医疗健康、居住分散等，农村养老政府投入较低，不仅养老保险未能全覆盖，而且养老资源（如养老机构的建设）严重不足，农村政府型机构养（敬）老院的养老对象为农村三无人员（五保户等），而设置在农村的市场化养老机构的定位对象又多为城市中产及以上老人服务，农村老人只能在家孤独地自我养老。因此，农村养老责任承担应有家庭与子女承担为主转向以政府与社会承担为主转变。〔3〕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养老资源分配，加大政府补贴型养老机构建设，主动承担起农村养老的托底责任。同时，通过多方渠道筹集农村养老资源，鼓励农村富裕阶层投资养老产业的发展。 2. 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以应对村落调整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据统计中国前十年已消亡90多万个村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年轻人流入城市而留守老人逐渐去世，还将有更多的村庄在未来20-40年消亡。面对村庄消亡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事实，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愉快地安度晚年。一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废弃设施如学校、活动室以及农户废弃的房屋等，将其加以改造建成村级养老服务中心，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与交流、娱乐服务；二是完善中心村与镇的规划，在中心村建设多功能活动场地（这种场所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在中心镇规划老年服务中心与养老中心，可开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
3. 提供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城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将农
①2012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http：//www.snsc.gov.cn/scnq/2661.jhtml。村公共服务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各地都实施了医疗卫生、教育、乡村市场、乡村图书室、活动室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大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更多是着眼于农村正常的人口结构，是以农村整体人口为主的，缺乏人口年龄结构的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乡村人口老龄化意识，老年人不能分享到这些基本的服务。对此，应针对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的农村人口主体特性，提供与老年人口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养老机构建设、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社区农资服务、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应该体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倾向，帮助农村社区建立老年人自助组织，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大力开发低龄老人的养老服务潜力。农村低龄老年人口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低龄老人主要是指70岁及以下老年人口（男性为60-70岁，女性为55-70岁），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劳动参与率较高，是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随着农村耕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这部分群体的农村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具有参与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一是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相应的护理与照料服务。他们自身也是老人，对老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熟悉老人需求，是养老服务中心最为理想的员工。二是成为农村养老产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村养老产业不仅是养老服务中心，还包括老年人的医疗、陪护等服务型产业，也有文化、娱乐、餐饮、食品、保健等系列产业，农村低龄老人均能参与这些产业的发展。三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在居住空间上出现分离，老人的日渐陪护照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政府则对低龄老人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既可增加低龄老人收入又可减少农村高龄失能老人负担。
5. 为农村高龄农业劳动力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农业生产劳动者高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年轻人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极少有农业情结并留在农村务农，即使是现在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也都年龄偏大。高龄农业生产者面临着文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不足、现代科技（电脑等）认知障碍等。据统计，四川省农业劳动力中有8.6%未上过学，48.3%的仅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占39%，高中文化占3.7%，大专及以上只占0.4%。①鉴于此，农业部门应针对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提供图文并茂的技术综合服务，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开展技术培训，在服务时间、培训内容与形式上，更多体现年龄与性别特点，帮助老年农业劳动力改善农业生产技能。
6.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免费健康检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法》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60岁以上的老人有获得社会养老资源的基本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自养与家庭养老特点突出。2010年，四川农村65岁以上人口中，有低保的老人仅占农村同龄老人的4.8%，有55.7%的同龄老人靠家庭，34%的同龄老人靠自己。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城流动，依靠家庭养老将面临养老生存危机。政府应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给予农村更多倾斜，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金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在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应逐年提高高龄老人的经济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也可以减轻流动人口的家庭供养压力。同时，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健康检查制度，为农村老人提供免费隔年体检。
〔参考文献〕
〔1〕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
〔2〕 唐钧.农村“留守家庭”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长白学刊，2008，（2）.
〔3〕 陈友华.社会变迁与老年文化重构〔J〕.人口与发展，2013，（5）.
【责任编辑：朱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