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诗经·驷铁》是一首描写秦襄公田间狩猎的诗。第一章云“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前人对“媚”、“媚子”有不同释义，善于溯源明流的钱锺书先生辨析“媚”的词性，指出媚子有分男女，既指能和合他人的贤才，又包括以色谄媚者。后世“便嬖”“佞幸”与“媚子”相承，对国家、社会具有极大危害。
关键词：钱锺书；《驷铁》；媚子；便嬖；佞幸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管锥编》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巨作，论述《毛诗正义》六十则，均为精辟新颖之见。其论《诗经·驷铁》一文，以媚子与佞幸为主题，总字数约1500字，文短而意丰。钱锺书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打通古今中外，善于发覆，具有常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功力，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阻碍，因此，笔者尝试对钱先生之文做一番初步疏解，以尝一脔。
一
与《管锥编》的基本体例一致，钱先生首先节引《驷铁》原文，
公之媚子，从公于狩。①
后承毛《传》、孔颖达《正义》的注释发端。毛《传》解为“能以道媚于上下者”；《正义》则凭据《卷阿》进一步解释“上下”之意乃“媚于天子”、“媚于庶人”。然后钱先生以一“按”字展开考察：
按陈奂《诗毛氏传疏》虽谓《正义》“失《传》旨”，所据亦即《卷阿》，并引《思齐》传：“媚，爱也”及《左传》昭七年“不媚不信”而已。
陈奂《诗毛氏传疏》虽言孔颖达未把握毛《传》的要旨，但陈氏也同样依据《卷阿》作解，并且援引《思齐》《左传》，显然，陈氏之意未脱前人（孔颖达）。
钱先生引《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郑玄《笺》“媚，爱也”。考郑玄《笺》原文：“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和合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媚子”不含贬义。汉唐时期，更相阐释，“媚子”专指贤能之才，“能和合他人，使之相爱”，于国家、社会是有用的人才，不同于后来的以色谄媚者。此“媚”含义庄重。这里钱先生实际上追溯了“媚子”的最初意义。
接下来，钱锺书先生引严粲、朱熹、钱大昕关于“媚”的不同看法进行阐述：
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卷三：“‘公之媚子’，朱氏《传》以为所亲爱之人，严华谷直以便嬖当之。田猎讲武，以便嬖扈从，诗人美君，殆不如是。‘媚子’之义，当从毛、郑。《诗》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兹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妇’，皆是美词。《论语》‘媚奥’、‘媚灶’，亦敬神之词，非有谄渎之意。唯伪古文《尚书》有‘便僻侧媚’字，而《传》训为谄谀之人”。钱氏意在尊经卫道，助汉儒张目，而拘挛于单文互训，未为得也；严氏《诗缉》之说，颇有见于前代之敝政邪风，亦未为失也。
通读这段文字，可得出几个认识。其一，历史上“媚子”之义有不同解释，朱熹《集传》认为是所亲爱之人，严粲认为“媚子”相当于“便嬖”。试问便嬖何意？便嬖即阿谀奉迎得到君主宠幸的近臣、亲信。钱大昕驳斥朱、严二人，以为“田猎讲武，以便嬖扈从，诗人美君，殆不如是”，“媚子”含义应遵从汉代毛、郑的解读。其二，钱大昕并举《诗》《论语》二例，认为“媚”的对象或贤明或有德，进一步指出“媚”是美词。兹考一例，“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出自《诗经·卷阿》，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即此一游，一时扈从贤臣，无非才德具备，与吉光瑞羽，互相辉映，故物瑞人材，双美并咏，……故又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1]此说恰与《正义》语相应和。其三，钱大昕举《尚书》例，提及“媚子”有谄谀之意，但由行文可看出，其并不重视“媚子”的不同意思。对此，钱锺书先生直言批评钱大昕考释“媚”字太过拘挛于尊经卫道，肯定严氏诗评针对前代“敝政邪风”的正确性。可见，钱先生引钱大昕例，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钱氏酒杯指出“媚”还具有谄谀献媚之意，以发现“媚子”的全部真实，启示后人做学问不可一叶障目。
接下来，钱先生开始以退为进，假设“媚”为美词，旁征博引孟子、焦循等例证以批驳钱氏的“美词”说。《孟子》云“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朱熹注“阉，如奄人之奄，闭藏之意……孟子言此深自闭藏，以求亲媚于世，是乡原之行也。”[2]乡愿即曲意逢迎、随波逐流的一群人。孟子用“媚”来指斥乡愿，显然“媚”可解为恶词。但在《诗经·思齐》篇中，“媚”并非恶词。笔者以为钱先生文短而意丰。《思齐》原文：“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毛传》谓“齐，庄”，端庄貌。《思齐》行文结构一致，不论此“媚”具体意思，亦知其词性色彩与“齐（庄）”一致，即“媚”可视为美词。寥寥数字，钱先生为梳理出“媚”实际上有两种感情色彩。以“爱”解释“媚”，“媚”即恶词。而朱熹《集传》中释“思媚周姜”之“媚”為爱，知“爱”却非恶词。钱先生行文随兴所至，恣意申发，再引《孟子》叩问“爱”的美恶说。指出“爱”非恶词，但缺乏真诚的敬畏、不平等仁爱、不讲究礼之“爱”并非美词。这说明“爱”字的语义色彩也因使用条件而有所变化。实际上，钱先生并非简单梳理古今词义的使用变化，而是在脉脉温存语中蕴含深沉的人文关怀。
钱先生又引《战国策》楚王射兕云梦，安陵君缠泣敷行一事，进一步驳斥钱大昕便嬖不宜从君田猎之说，并针对“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提出自己的认识：是田猎而以便嬖扈从，时习之常，诗人亦据实赋咏而已。
接下来，钱先生笔锋仍在“便嬖”，引叔虎、韩嫣二例，直指便嬖者“未必不孔武有力”，这是就便嬖之徒的外在形貌与身体素质而言的，既是对前面结论的补充说明，又与下文紧密联系。
二
溯源明源流是《管锥编》的惯用之法，每一论述能做到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以上钱锺书先生梳理了历史上有关“媚子”阐释，但其未就此止步，而是博征“媚子乱政成风”的史实，进一步申发。 王符《潜夫论·忠贵》谓董贤乃“主以为忠，天以为盗”者，倚仗自己的美姿容献宠于帝王，其家族亦骄矜荣极一时，帝王死而董贤亦被逼罢官自杀。“媚子”不在一人或一世，历史上媚子者数不胜数，此说颇为钱先生赞同，并认为如董贤者以色谄君即为“媚子”。钱先生又节引《汲冢周书》例，考《汲冢周书》原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毁也。”清人朱右曾云“美男，外宠。老，老成人也。”[3]美男、美女都是谄谀之顽童，造成国家动乱[4]。《战国策·秦策》中记载荀息曾援引之，以说服晋献公用“美人计”，成功离间了舟之侨与郭国、宫之奇与虞国。可见，媚子有分男宠、女宠，均能使帝王疏离贤能之人，具有很大危害。因此古今中外“丁宁儆戒，必非无故”。
接下来，博学多涉的钱先生援引先秦典籍映发印证之，但其文精要，此处恐怕需稍作释读，如下：
《礼记·缁衣》：“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郑玄注：“嬖御人，爱妾也；嬖御士，爱臣也。”意思是不要因为宠爱妾而嫉恨皇后，不要宠爱臣而憎恨严肃正派的士大夫和卿士。內宠并后，外宠二政，考原文为“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意思是妾媵并同于王后，宠臣相等于正卿，庶子和嫡子同等，大城和国都相同，此即祸乱的根本。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据《战国策》载，当时燕惠公有很多宠爱的人，想要去除大夫们而立姬宋为大夫，但大夫反倒勾结共同诛杀了姬宋，燕惠公害怕的逃奔齐国。《国语·晋语》一狐突曰：“国君好艾，大夫殆。”考其原文为“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适子殆。”韦昭注：“艾，当为外，声相似误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5]《国策·赵策》四客见赵王曰：“所谓柔痈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那些受宠幸的近臣、夫人、艺人、年轻美女都是“柔痈”，是“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6]，于国家有害。钱先生简括《墨子·尚贤》“王公大人”偏宠“面目佼好”之人，说明那些无故而富贵、相貌美好的治理国家人，不一定有知识、聪慧，易造成国家的混乱。《韩非子·八奸》篇曰：“一曰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孺子是古代太子及高官的妾的名目。便僻，即便嬖，意思是偏宠。《韩非子》指明“同床”即重视夫人，溺爱姬妾，善于宠爱好色，这对国君是有害的。钱先生经过如上一番对春秋战国史料的梳理勾爬，作出严谨的判断：
盖古之女宠多仅于帷中屏后，发踪指示，而男宠均得出入内外，深闱广廷，无适不可，是以宫邻金虎，为患更甚。
发踪指示，典自《史记·萧相国世家》，喻指幕后操纵指挥。宫邻金虎，出汉应劭《汉官仪》，指小人在位，接近帝王，贪婪如坚金，凶恶如猛虎。在钱先生看来，古之女宠不过是隐于幕后进行操纵，不及男宠之危害。无论是深宫还是广阔的社会，男宠出入自由，权势滔天，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历史上，在位者大多偏爱臣子的美色而重用他们，正是媚子以乱天下。此恰恰与前文论述以“爱”解“媚”，“媚”即为“恶词”相印证。然笔者以为，其责不在色，而在于好色者不知用。
钱先生善于溯源明流之法，才力不凡，至此宕开一笔，申明后世之“佞幸”与“媚子”的相承。信手拈出司马迁《史记》首创《佞幸列传》，其开宗明义“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钱锺书先生认为此乃“征心所谓危”，说明汉人已经对男色擅权之害有所重视。又引李贺二诗，《秦宫诗》咏秦宫“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的美少年形象，因此成为梁冀的嬖奴，气焰嚣张，奢靡无度；梁冀是汉顺帝的宠臣，《荣华乐》塑造了唇红齿白的美少年梁冀巧言令色，极享荣华后一夕颠覆。钱先生将《荣华乐》的梁冀形象与《后汉书》相对照，考证谬差，得出自己的看法：
倘亦深有感于嬖幸之窃权最易、擅权最专，故不惜凭空杜撰，以寓论世之识乎？
以审慎的语气指出，李贺诗将梁冀丑貌写美，凭空杜撰，盖乃有为而发，寄寓对时世的看法。也可见钱先生做学问之质疑、求实的严谨态度。
再引阮籍《咏怀》赋与《晋书》实现文史印证。钱先生联系魏晋时期男色之风盛行的社会现状，赞叹阮籍诗用明快语调于赞颂中讥刺那些趋炎谄媚的臣子，乃隐辞曲笔，“不失为见霜而知冰者”。此语乃化用“履霜知冰”，语出《易·坤》：“履霜之戒”。霜是冰之先兆，喻见事物的征兆可预知其严重后果。亦可见钱先生确实博学多涉。
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小序谓‘美襄公’，然未知为何公。其曰‘媚子从狩’，恐亦未必为美也。”[7]此说有别于毛、郑的一家之言。笔者以为，钱先生论《驷铁》一文亦不囿于前人，犹老吏断案，自有精见，实为不独为解原诗，而是于说《诗》之中并论史与讥世，有为而发。此外，钱先生信手拈出便是几则西文引证，阐明谄事君主、男宠擅权害国之事不独中国，中外皆有丁宁儆戒语、讥讽男宠为祸之诗文，实可与《驷铁》相说以解矣。钱先生融通古今中外的治学之道实际上又启示了后人读书的方法，是《管锥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
注释：
①本文所引《管锥编》论《驷铁》文字除注明者外，均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5—207页。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上[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522.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1.
[3]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3.
[4]二十五别史1·国语[M].鲍思陶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253，254.
[5]二十五别史1·国语[M].鲍思陶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36，137.
[6]（汉）刘向.战国策[M].王华宝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268.
[7]（清）姚际恒.诗经通论[M].顾颉刚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58：139.
关键词：钱锺书；《驷铁》；媚子；便嬖；佞幸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管锥编》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巨作，论述《毛诗正义》六十则，均为精辟新颖之见。其论《诗经·驷铁》一文，以媚子与佞幸为主题，总字数约1500字，文短而意丰。钱锺书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打通古今中外，善于发覆，具有常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功力，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阻碍，因此，笔者尝试对钱先生之文做一番初步疏解，以尝一脔。
一
与《管锥编》的基本体例一致，钱先生首先节引《驷铁》原文，
公之媚子，从公于狩。①
后承毛《传》、孔颖达《正义》的注释发端。毛《传》解为“能以道媚于上下者”；《正义》则凭据《卷阿》进一步解释“上下”之意乃“媚于天子”、“媚于庶人”。然后钱先生以一“按”字展开考察：
按陈奂《诗毛氏传疏》虽谓《正义》“失《传》旨”，所据亦即《卷阿》，并引《思齐》传：“媚，爱也”及《左传》昭七年“不媚不信”而已。
陈奂《诗毛氏传疏》虽言孔颖达未把握毛《传》的要旨，但陈氏也同样依据《卷阿》作解，并且援引《思齐》《左传》，显然，陈氏之意未脱前人（孔颖达）。
钱先生引《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郑玄《笺》“媚，爱也”。考郑玄《笺》原文：“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和合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媚子”不含贬义。汉唐时期，更相阐释，“媚子”专指贤能之才，“能和合他人，使之相爱”，于国家、社会是有用的人才，不同于后来的以色谄媚者。此“媚”含义庄重。这里钱先生实际上追溯了“媚子”的最初意义。
接下来，钱锺书先生引严粲、朱熹、钱大昕关于“媚”的不同看法进行阐述：
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卷三：“‘公之媚子’，朱氏《传》以为所亲爱之人，严华谷直以便嬖当之。田猎讲武，以便嬖扈从，诗人美君，殆不如是。‘媚子’之义，当从毛、郑。《诗》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兹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妇’，皆是美词。《论语》‘媚奥’、‘媚灶’，亦敬神之词，非有谄渎之意。唯伪古文《尚书》有‘便僻侧媚’字，而《传》训为谄谀之人”。钱氏意在尊经卫道，助汉儒张目，而拘挛于单文互训，未为得也；严氏《诗缉》之说，颇有见于前代之敝政邪风，亦未为失也。
通读这段文字，可得出几个认识。其一，历史上“媚子”之义有不同解释，朱熹《集传》认为是所亲爱之人，严粲认为“媚子”相当于“便嬖”。试问便嬖何意？便嬖即阿谀奉迎得到君主宠幸的近臣、亲信。钱大昕驳斥朱、严二人，以为“田猎讲武，以便嬖扈从，诗人美君，殆不如是”，“媚子”含义应遵从汉代毛、郑的解读。其二，钱大昕并举《诗》《论语》二例，认为“媚”的对象或贤明或有德，进一步指出“媚”是美词。兹考一例，“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出自《诗经·卷阿》，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即此一游，一时扈从贤臣，无非才德具备，与吉光瑞羽，互相辉映，故物瑞人材，双美并咏，……故又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1]此说恰与《正义》语相应和。其三，钱大昕举《尚书》例，提及“媚子”有谄谀之意，但由行文可看出，其并不重视“媚子”的不同意思。对此，钱锺书先生直言批评钱大昕考释“媚”字太过拘挛于尊经卫道，肯定严氏诗评针对前代“敝政邪风”的正确性。可见，钱先生引钱大昕例，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钱氏酒杯指出“媚”还具有谄谀献媚之意，以发现“媚子”的全部真实，启示后人做学问不可一叶障目。
接下来，钱先生开始以退为进，假设“媚”为美词，旁征博引孟子、焦循等例证以批驳钱氏的“美词”说。《孟子》云“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朱熹注“阉，如奄人之奄，闭藏之意……孟子言此深自闭藏，以求亲媚于世，是乡原之行也。”[2]乡愿即曲意逢迎、随波逐流的一群人。孟子用“媚”来指斥乡愿，显然“媚”可解为恶词。但在《诗经·思齐》篇中，“媚”并非恶词。笔者以为钱先生文短而意丰。《思齐》原文：“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毛传》谓“齐，庄”，端庄貌。《思齐》行文结构一致，不论此“媚”具体意思，亦知其词性色彩与“齐（庄）”一致，即“媚”可视为美词。寥寥数字，钱先生为梳理出“媚”实际上有两种感情色彩。以“爱”解释“媚”，“媚”即恶词。而朱熹《集传》中释“思媚周姜”之“媚”為爱，知“爱”却非恶词。钱先生行文随兴所至，恣意申发，再引《孟子》叩问“爱”的美恶说。指出“爱”非恶词，但缺乏真诚的敬畏、不平等仁爱、不讲究礼之“爱”并非美词。这说明“爱”字的语义色彩也因使用条件而有所变化。实际上，钱先生并非简单梳理古今词义的使用变化，而是在脉脉温存语中蕴含深沉的人文关怀。
钱先生又引《战国策》楚王射兕云梦，安陵君缠泣敷行一事，进一步驳斥钱大昕便嬖不宜从君田猎之说，并针对“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提出自己的认识：是田猎而以便嬖扈从，时习之常，诗人亦据实赋咏而已。
接下来，钱先生笔锋仍在“便嬖”，引叔虎、韩嫣二例，直指便嬖者“未必不孔武有力”，这是就便嬖之徒的外在形貌与身体素质而言的，既是对前面结论的补充说明，又与下文紧密联系。
二
溯源明源流是《管锥编》的惯用之法，每一论述能做到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以上钱锺书先生梳理了历史上有关“媚子”阐释，但其未就此止步，而是博征“媚子乱政成风”的史实，进一步申发。 王符《潜夫论·忠贵》谓董贤乃“主以为忠，天以为盗”者，倚仗自己的美姿容献宠于帝王，其家族亦骄矜荣极一时，帝王死而董贤亦被逼罢官自杀。“媚子”不在一人或一世，历史上媚子者数不胜数，此说颇为钱先生赞同，并认为如董贤者以色谄君即为“媚子”。钱先生又节引《汲冢周书》例，考《汲冢周书》原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毁也。”清人朱右曾云“美男，外宠。老，老成人也。”[3]美男、美女都是谄谀之顽童，造成国家动乱[4]。《战国策·秦策》中记载荀息曾援引之，以说服晋献公用“美人计”，成功离间了舟之侨与郭国、宫之奇与虞国。可见，媚子有分男宠、女宠，均能使帝王疏离贤能之人，具有很大危害。因此古今中外“丁宁儆戒，必非无故”。
接下来，博学多涉的钱先生援引先秦典籍映发印证之，但其文精要，此处恐怕需稍作释读，如下：
《礼记·缁衣》：“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郑玄注：“嬖御人，爱妾也；嬖御士，爱臣也。”意思是不要因为宠爱妾而嫉恨皇后，不要宠爱臣而憎恨严肃正派的士大夫和卿士。內宠并后，外宠二政，考原文为“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适，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意思是妾媵并同于王后，宠臣相等于正卿，庶子和嫡子同等，大城和国都相同，此即祸乱的根本。昭公三年“燕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据《战国策》载，当时燕惠公有很多宠爱的人，想要去除大夫们而立姬宋为大夫，但大夫反倒勾结共同诛杀了姬宋，燕惠公害怕的逃奔齐国。《国语·晋语》一狐突曰：“国君好艾，大夫殆。”考其原文为“国君好艾，大夫殆；好内，适子殆。”韦昭注：“艾，当为外，声相似误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5]《国策·赵策》四客见赵王曰：“所谓柔痈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那些受宠幸的近臣、夫人、艺人、年轻美女都是“柔痈”，是“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6]，于国家有害。钱先生简括《墨子·尚贤》“王公大人”偏宠“面目佼好”之人，说明那些无故而富贵、相貌美好的治理国家人，不一定有知识、聪慧，易造成国家的混乱。《韩非子·八奸》篇曰：“一曰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孺子是古代太子及高官的妾的名目。便僻，即便嬖，意思是偏宠。《韩非子》指明“同床”即重视夫人，溺爱姬妾，善于宠爱好色，这对国君是有害的。钱先生经过如上一番对春秋战国史料的梳理勾爬，作出严谨的判断：
盖古之女宠多仅于帷中屏后，发踪指示，而男宠均得出入内外，深闱广廷，无适不可，是以宫邻金虎，为患更甚。
发踪指示，典自《史记·萧相国世家》，喻指幕后操纵指挥。宫邻金虎，出汉应劭《汉官仪》，指小人在位，接近帝王，贪婪如坚金，凶恶如猛虎。在钱先生看来，古之女宠不过是隐于幕后进行操纵，不及男宠之危害。无论是深宫还是广阔的社会，男宠出入自由，权势滔天，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历史上，在位者大多偏爱臣子的美色而重用他们，正是媚子以乱天下。此恰恰与前文论述以“爱”解“媚”，“媚”即为“恶词”相印证。然笔者以为，其责不在色，而在于好色者不知用。
钱先生善于溯源明流之法，才力不凡，至此宕开一笔，申明后世之“佞幸”与“媚子”的相承。信手拈出司马迁《史记》首创《佞幸列传》，其开宗明义“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钱锺书先生认为此乃“征心所谓危”，说明汉人已经对男色擅权之害有所重视。又引李贺二诗，《秦宫诗》咏秦宫“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的美少年形象，因此成为梁冀的嬖奴，气焰嚣张，奢靡无度；梁冀是汉顺帝的宠臣，《荣华乐》塑造了唇红齿白的美少年梁冀巧言令色，极享荣华后一夕颠覆。钱先生将《荣华乐》的梁冀形象与《后汉书》相对照，考证谬差，得出自己的看法：
倘亦深有感于嬖幸之窃权最易、擅权最专，故不惜凭空杜撰，以寓论世之识乎？
以审慎的语气指出，李贺诗将梁冀丑貌写美，凭空杜撰，盖乃有为而发，寄寓对时世的看法。也可见钱先生做学问之质疑、求实的严谨态度。
再引阮籍《咏怀》赋与《晋书》实现文史印证。钱先生联系魏晋时期男色之风盛行的社会现状，赞叹阮籍诗用明快语调于赞颂中讥刺那些趋炎谄媚的臣子，乃隐辞曲笔，“不失为见霜而知冰者”。此语乃化用“履霜知冰”，语出《易·坤》：“履霜之戒”。霜是冰之先兆，喻见事物的征兆可预知其严重后果。亦可见钱先生确实博学多涉。
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小序谓‘美襄公’，然未知为何公。其曰‘媚子从狩’，恐亦未必为美也。”[7]此说有别于毛、郑的一家之言。笔者以为，钱先生论《驷铁》一文亦不囿于前人，犹老吏断案，自有精见，实为不独为解原诗，而是于说《诗》之中并论史与讥世，有为而发。此外，钱先生信手拈出便是几则西文引证，阐明谄事君主、男宠擅权害国之事不独中国，中外皆有丁宁儆戒语、讥讽男宠为祸之诗文，实可与《驷铁》相说以解矣。钱先生融通古今中外的治学之道实际上又启示了后人读书的方法，是《管锥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之一。
注释：
①本文所引《管锥编》论《驷铁》文字除注明者外，均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5—207页。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上[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522.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1.
[3]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13.
[4]二十五别史1·国语[M].鲍思陶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253，254.
[5]二十五别史1·国语[M].鲍思陶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136，137.
[6]（汉）刘向.战国策[M].王华宝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268.
[7]（清）姚际恒.诗经通论[M].顾颉刚标点，北京：中华书局，195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