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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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高赛,女,1989年生,山东省淄博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2011级金融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给危机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学界对货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对货币危机的传统理论及其最新进展做一综述,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综述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始于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Paul Krugman 早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早期理论模型是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关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在Krugman的理论框架下,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改进、修正了这一模型,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化会造成本币供应量增加,本币继而贬值,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投资者会选择持有外币;此时央行在固定汇率制下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随着赤字的货币化,央行的外汇储备将不断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此时货币危机发生。若是存在投机者时,当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投机者就会对本币发起冲击,耗掉央行的最后外汇储备,导致汇率崩溃。在Krugman的工作基础上,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模型: Flood和Garber(1984)将随机因素引入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强调了汇率崩溃前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分析蠕动盯住汇率体制,指出了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构成了著名的第一代模型,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墨西哥危机、1978~1981阿根廷危机。第一代模型主要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即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实际汇率升值、经常项目恶化等。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必须保证政策间的一致性,不断强化宏观经济基础变量。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代模型的全盛时期,然而第一代模型中,政府的政策具有外生性,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该模型认为: 一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存在多重目标,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导致了多重均衡,因此政府既会捍卫汇率稳定也有可能放弃汇率稳定。外汇市场存在着中央银行和广大的市场投资者,根据对方的行为和掌握的信息,双方会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这种修正又影响着对方的下一次修正,形成了一种自促成。随着公众的预期和信心的偏差不断累积,维持稳定汇率的成本大于放弃稳定汇率的成本时,中央银行就会选择放弃,此时货币危机就会发生。以Obstfeld为代表的学者在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时,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公众的预期在一国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比较好就不会发生大的偏差,危机可以避免发生。同时,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可能纯粹由投机者的攻击导致,与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无关。市场上的广大投资者的情绪、预期在投机者的攻击下发生了变化,出现“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推动危机的爆发。这些模型强调了即使不存在不断恶化的经济基础,危机也可能发生。
  第二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所谓的“欧洲型”货币危机,如欧洲1992~1993货币危机和墨西哥1994~1995比索危机。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都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然而二者是有区别的:第一代模型认为过多的国内信贷创造造成了中央银行进行货币贬值或汇率浮动;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以前并不存在实际政策上的不一致,而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危机是自我证实的。
  三、新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二代模型尽管较好地解释了大量的货币危机现象,但它们却很难解释以1997年亚洲危机为代表的这些金融危机。许多主流理论分析逐渐开始着眼于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方面,跳出汇率机制、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机模型。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分析了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低、缺乏谨慎监管的信用过度扩张而导致银行业危机并诱发的货币危机,并且危机的自强化作用进一步促成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下面对这些模型作简单介绍:
  1.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是指借款人从事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贷款发生损失的风险。在金融中介具有免费保险且又监管不严的情况下,Krugman(1998)认为经纪人的理性选择的逻辑是“赚了归自己,赔了归纳税人”。这样,金融中介机构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主要将目光放在扩张上,整个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同样的道理应用于经济体系。在从国际资本市场国内机构无法融资时,国内投资需求过度只会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而不至于引发投资过度。在资本项目放开的条件下,国内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自由融资,政府担保的道德风险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当国外贷款人拒绝再为其国内机构债务提供资金的时政府被迫介入,为其国内部门的未偿外债提供担保。政府可能不得不求助于铸币收益,预期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2.金融恐慌危机模型
  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银行挤提现象时提出了金融恐慌模型。该模型指出,金融中介的重要经济职能就是以短贷长、期限转换。当银行的贷款可以支持长期经济投资,经济正常运转,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这就实现了经济中的好的平衡点。然而当大量的存款人从银行提款时,银行的流动资金紧张,银行就不得不迫使停止其贷款支持的长期经济投资项目,这将导致银行贷款的损失,此时银行也不可能全额支付所有存款人的本金和利息。这样率先提款的存款人损失很小,而最后提款的存款人损失最大。因而,如果确信他人将会提款,则每一个存款人的合乎逻辑的选择是立刻从银行提款,结果导致所有的人都受到较大损失,出现经济中的坏的平衡点。通常称这种现象为“金融恐慌”。   3.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
  Krugman认为,在用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释东南亚危机时,忽略了下面几个因素: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决定其在投资方面的作用以及资本流动在影响实际汇率方面的作用。为此,他和Aghion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他们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认为这是自我实现的一种过程,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才发放贷款。这样从总量来讲,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就应该取决于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当企业持有大量外债,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被国外的债权人悲观地看待,对这个国家的企业的贷款也会减少,继而本币贬值,企业的财富下降,能申请到的贷款下降,造成全社会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逐步萧条。第四代危机模型尚待完善,对于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有待进一步考察。
  4.货币危机的羊群行为理论
  “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造成的一种行为方式,在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Banerjee等认为,羊群行为一般发生在投资者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下。在每个投资者拥有一些私人信息且也知道其他投资者也拥有私人信息,如果不能有效地分享他人的信息,观察他人的行动便可以获得有用线索,此时模仿他人的行为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Krugman(1998)认为金融市场上发生羊群行为的另一个原因是,委托代理的问题,因为大部分投资在一些易于发生危机国家的资金通常是由代理人来代为管理的。如果当外资涌入某个新兴市场化国家利用利差赚取大量收益时,即使基金管理者觉得资本流入国的实际经济基础并不如投资者预期的那样乐观,他也会倾向于跟进,因为如同“法不责众”的道理,如果其他投资者从中获利巨大而自己空手而回的话,就会被委托人指责为判断失误,错过了好的行情。反之,如果跟进之后遭受损失,一方面会由于众多的投资者一同承担损失而使自己损失不至过大,在委托人面前也不至于显得自己无能。
  5.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因为这次的金融危机在传染的广度、深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货币危机。他认为一个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帐户的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在这个理论中,Krugman 引入了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概念,即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时,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同时,他也提到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尤其是在东南业国家,存在政府对金融企业和大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现象,由此导致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1]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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