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20年欧洲面临的内外挑战持续，总体形势仍不乐观。欧洲正遭遇第二波疫情袭击，疫情防控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对比年初的第一波疫情，欧洲国家对第二波疫情的准备更充分，重视程度也更高，一些国家采取了较严密的防控措施，但医疗体系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小。略感欣慰的是，当前疫苗研发取得的进展让各国看到了克服疫情的希望，欧盟已开始大规模采购并宣布将于今年底获得首批疫苗。疫情还对欧洲形势产生了多重影响，新旧矛盾有叠加之势。
欧洲内部安全风险如反恐、难民等问题尽管在疫情下受到一定抑制，但孕育风险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近期法国和奥地利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表明，虽然疫情减少了人群聚集、限制了恐怖分子活动，但疫情防控的需要也分散了反恐资源，疫情冲击下社会心理对恐怖袭击的承受力也会下降。与恐怖主义问题有关联的难民/移民问题则转向疫情冲击下的社会融入方面。目前法奥正联合其他国家着力推进欧盟形成系统的去宗教极端化措施，欧盟也推出“旨在促进外来移民融入欧洲社会”的多年计划，这些动向将对未来欧洲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态产生影响。此外，欧洲民众对疫情持续和防疫措施的来回切换普遍产生倦怠感，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疫情给欧洲经济造成的打击程度深、范围大，让2009年以来一直不振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疫情的持续蔓延重创欧洲经济，尤其是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支柱的国家。据预测，2020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10%左右，来年复苏前景也不乐观。为助力疫后经济复苏，欧盟克服内部障碍推出了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原有的“东西南北”等内部矛盾仍将反复发作，限制其落实程度、推高其落地成本。
疫情打乱了欧洲的政治布局和政策设计。今年本是欧盟新机构上任后准备大展宏图的一年，在疫情袭来之前，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涉及产业发展和地缘政治的顶层规划和战略。疫情及其负面影响不仅迫使欧盟调整其政策，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其落实各项战略和规划的资源和能力，将进一步放大欧洲政治意愿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
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欧洲还不得不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原本作为各大力量“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正成为断裂带甚至冲突带，欧洲周边的安全威胁持续上升，成为欧洲当前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除已经形成的东部乌克兰和俄罗斯方向、南部西亚北非方向的安全挑战以外，2020年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矛盾导致的“东地中海危机”成为欧洲安全的新热点，土耳其强势介入北非地区冲突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争端，更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危机不仅有向环地中海区域扩散的风险，還可能激化欧洲内外的宗教和族群纷争。土耳其被欧洲认为是继俄罗斯之后新的“麻烦制造者”，如何在安全、难民以及政治领域处理好与土耳其关系成为欧洲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了助力疫情后复苏，欧盟于2020年7月推出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图为7月19日，欧洲领导人正在就“复苏基金”进行磋商。
在不乐观的形势中，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对欧洲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美传统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受到剧烈冲击。欧洲多数国家希望拜登当选能开启一个“去特朗普化”进程。曾经作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副手的拜登当选，也让欧洲产生了欧美关系重回“奥巴马时代”的期待。因此欧洲多数国家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时间就急不可待地向拜登表示祝贺。拜登上台后如果调整美国外交政策，最直接、收效也最快的将是对欧政策。拜登团队已经公布的对外政策主张中，“重新重视盟友关系”“回归多边主义”“使用经贸工具”等承诺都与欧洲国家的诉求相契合。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拜登上台后欧美在短期内将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强化意识形态色彩。欧美在缓解双边经贸摩擦的同时，会加强经贸规则制定和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内部对于欧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存在分歧，亲美派希望“重回美国怀抱”，但也有“自主派”坚持要适当地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经贸领域，尽管欧洲内部的“大西洋派”很希望欧美能重拾奥巴马时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但特朗普时期欧美在经贸上的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放弃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主张，比如通过加强制造业增加美国竞争力等，因此短期内欧美自贸和投资谈判更可能采取折中方案。欧美也会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但落实到能源领域，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新能源转型和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会继续与美国侧重页岩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开发的政策方向发生冲突。
欧洲形势和欧美关系的变化会对中欧关系产生直接影响。欧洲提倡的宣示“欧洲主权”、坚持“战略自主”道路会体现为加强市场保护和部分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政治分歧难解的同时，欧洲也不会轻易放弃与中国在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中欧关系将进入合作与竞争并行、共识与分歧共存的复杂时期。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中欧美三方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复杂多变。中国与欧美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和矛盾将继续显现甚至被放大，但在绿色环保、数字等经贸领域和气候变化等多边事务中的合作也会有更大合作空间，三方关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局面。值得关注的是，欧洲部分国家追随美国搞“印太战略”的动向日益显著，在亚太地区“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明显。今后的中欧关系运筹需要在双边、三边、区域和全球层面同时展开，需要我们具有更广阔的战略视野和更高的战略智慧。
欧洲内部安全风险如反恐、难民等问题尽管在疫情下受到一定抑制，但孕育风险的土壤和环境依然存在。近期法国和奥地利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表明，虽然疫情减少了人群聚集、限制了恐怖分子活动，但疫情防控的需要也分散了反恐资源，疫情冲击下社会心理对恐怖袭击的承受力也会下降。与恐怖主义问题有关联的难民/移民问题则转向疫情冲击下的社会融入方面。目前法奥正联合其他国家着力推进欧盟形成系统的去宗教极端化措施，欧盟也推出“旨在促进外来移民融入欧洲社会”的多年计划，这些动向将对未来欧洲的社会、宗教和文化形态产生影响。此外，欧洲民众对疫情持续和防疫措施的来回切换普遍产生倦怠感，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疫情给欧洲经济造成的打击程度深、范围大，让2009年以来一直不振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疫情的持续蔓延重创欧洲经济，尤其是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支柱的国家。据预测，2020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10%左右，来年复苏前景也不乐观。为助力疫后经济复苏，欧盟克服内部障碍推出了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原有的“东西南北”等内部矛盾仍将反复发作，限制其落实程度、推高其落地成本。
疫情打乱了欧洲的政治布局和政策设计。今年本是欧盟新机构上任后准备大展宏图的一年，在疫情袭来之前，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涉及产业发展和地缘政治的顶层规划和战略。疫情及其负面影响不仅迫使欧盟调整其政策，而且进一步削弱了其落实各项战略和规划的资源和能力，将进一步放大欧洲政治意愿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
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欧洲还不得不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随着大国竞争加剧，原本作为各大力量“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正成为断裂带甚至冲突带，欧洲周边的安全威胁持续上升，成为欧洲当前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除已经形成的东部乌克兰和俄罗斯方向、南部西亚北非方向的安全挑战以外，2020年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矛盾导致的“东地中海危机”成为欧洲安全的新热点，土耳其强势介入北非地区冲突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争端，更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危机不仅有向环地中海区域扩散的风险，還可能激化欧洲内外的宗教和族群纷争。土耳其被欧洲认为是继俄罗斯之后新的“麻烦制造者”，如何在安全、难民以及政治领域处理好与土耳其关系成为欧洲必须面对的难题。
在不乐观的形势中，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对欧洲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欧美传统的“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受到剧烈冲击。欧洲多数国家希望拜登当选能开启一个“去特朗普化”进程。曾经作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副手的拜登当选，也让欧洲产生了欧美关系重回“奥巴马时代”的期待。因此欧洲多数国家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时间就急不可待地向拜登表示祝贺。拜登上台后如果调整美国外交政策，最直接、收效也最快的将是对欧政策。拜登团队已经公布的对外政策主张中，“重新重视盟友关系”“回归多边主义”“使用经贸工具”等承诺都与欧洲国家的诉求相契合。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拜登上台后欧美在短期内将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强化意识形态色彩。欧美在缓解双边经贸摩擦的同时，会加强经贸规则制定和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内部对于欧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存在分歧，亲美派希望“重回美国怀抱”，但也有“自主派”坚持要适当地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经贸领域，尽管欧洲内部的“大西洋派”很希望欧美能重拾奥巴马时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但特朗普时期欧美在经贸上的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拜登上台后也不会放弃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主张，比如通过加强制造业增加美国竞争力等，因此短期内欧美自贸和投资谈判更可能采取折中方案。欧美也会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但落实到能源领域，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新能源转型和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会继续与美国侧重页岩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开发的政策方向发生冲突。
欧洲形势和欧美关系的变化会对中欧关系产生直接影响。欧洲提倡的宣示“欧洲主权”、坚持“战略自主”道路会体现为加强市场保护和部分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政治分歧难解的同时，欧洲也不会轻易放弃与中国在具体领域的务实合作，中欧关系将进入合作与竞争并行、共识与分歧共存的复杂时期。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中欧美三方之间的互动也会更加复杂多变。中国与欧美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和矛盾将继续显现甚至被放大，但在绿色环保、数字等经贸领域和气候变化等多边事务中的合作也会有更大合作空间，三方关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局面。值得关注的是，欧洲部分国家追随美国搞“印太战略”的动向日益显著，在亚太地区“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意图明显。今后的中欧关系运筹需要在双边、三边、区域和全球层面同时展开，需要我们具有更广阔的战略视野和更高的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