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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与艾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这两个人物形象比较，她们的两次逃离，第一次逃离父母大家庭，第二次逃离婚姻的牢笼。比较她们逃离后面对同样的女性生存困境：经济困境、爱情困境、自我困境等。各自文本中的两个宠物（阿随与弗洛拉）也隐喻着女性由逃离走向回归这一逃离模式。
关键词：女性 逃离 困境逃离 模式
“逃离”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重复的母题，是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共有选择方式之一：逃离现有困境，寻求新天地。而在众多的逃离故事中，关于女性逃离的故事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在近现代，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逃离”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多，如易卜生笔下娜拉的逃离，现实生活中萧红的逃离等，这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觉醒，并试图作出一些努力与尝试，以改变现有的女性困境。本文以鲁迅的《伤逝》与艾丽丝·门罗《逃离》中的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子君与卡拉为研究对象，探析她们在各自人生中的逃离，发现她们都只实现了逃，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离。
一.女性人生中的两次逃离
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中，女性大多居于从属地位。在西方，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在中国，女性作为父权与夫权的附属而存在。在中西方的一次次妇女解放运动中，促使女性在其思想上有觉醒的意识，从而跨出“逃离”的步伐，她们试图逃离生活中的困境，寻求新的自由天地。
（一）第一次逃离父母家庭的主动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第一次逃离：为了爱情，寄希望于逃离父母大家庭，从而获得一种爱情上的自由。为此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的逃离宣言，逃离父母大家庭，与涓生同居。卡拉也是如此，“她在桌上留了张纸条，清晨五点钟悄悄溜出了家，在街头的教堂停车场上与克拉克会合”[2]。她们二人为了愛情，决绝地逃离父母大家庭。但她们的第一次逃离的决绝，其实是有后盾支撑的，即爱情伴侣。子君与卡拉的逃离，实际是将女性的依附性，从一个男性（父亲）转换到另一个男性（丈夫）身上的，她们的自我是缺失的，她们的附属性使得她们完全不能够独自承担逃离的后果。
其次，她们逃离的对象是不同的。子君逃离的是父权制下的父亲、叔伯，她逃离的是中国封建式的传统包办婚姻，她逃离的是其母亲所处的婚姻命运。在子君逃离封建家长制的大家庭过程中，她的母亲始终是失语的，文本中没有出现任何其母亲对于她爱情或者婚姻的言论。自始至终都是子君的父亲与叔伯们在发声。作为子君母亲那一代的女性显然已完全从属于丈夫，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声音。而卡拉逃离的是父亲（继父）与母亲，以及一种现有的生活。卡拉的继父与母亲都对卡拉的爱情婚姻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并试图让卡拉意识到真实生活的残酷性。卡拉显然忽视了他们的忠告与劝解，义无反顾地逃离现有的安逸舒适，寻找爱情与未知的新鲜感。卡拉对于自己丢掉的东西是清楚的，在这一点上，她比起子君，其自我觉醒意识是更为强烈一点的。她不但为了爱情，也是为了对另一种未知的生活的追寻。对于卡拉，“她唯一真正想做的，从出生以来，唯一真正想做的，就是能够住在乡下和动物打交道。”[3]而克拉克的出现，恰巧满足了她的想法，既能给她爱情，也能实现她对未知生活的想象。
她们逃离父母，貌似得到了爱情上的自由，却重蹈了母亲的婚姻命运，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言：“受到双亲权威保护的少女，在反抗与希望中运用她的自由：她利用它来拒绝和超越他与此同时感到安全的境况;她正是从家庭的温暖中向婚姻超越;既然她结了婚，在她面前就再也没有别的未来。家庭的大门对着她重新关上：这将是她在人间的全部命运。她准确地知道，留给她的是什么任务：就是她母亲完成的同样任务，日复一日，要重复同样的仪式。”[4]子君和卡拉的第一次逃离都是想要反抗父母家庭，通过婚姻来获得自由。为此，她们决然的与父母、与过去割裂，由于她们自身独立性的缺乏，附属性的充斥，第一次逃离并没有让她们获得所想要的自由，反使她们陷入了婚姻困境，于是她们又开始了第二次逃离。
（二）第二次逃离婚姻牢笼的被动
她们的第二次逃离：逃离婚姻日常生活的琐碎。第二次的逃离对于她们来说显然是艰难与未知的，此时的她们是没有过多的后盾支持的，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她们的逃离相比第一次逃离，凸显出了被动性。子君在涓生没有决绝的说出那些不爱他的话之前，还始终不能意识到她与涓生的爱情已经在婚姻的琐碎中消磨殆尽了，在度过了一个极难忍受的冬天之后，她终于在父亲接她的时候，选择了逃离婚姻牢笼。她的第二次逃离是被动的，不是自己主动走出婚姻家庭，而是由作为父权中心代表的父亲接回了家。
卡拉的第二次逃离，也不是主动的自我意识觉醒，她是在与贾米森太太聊天中，抱怨克拉克，一开始她并没有想过真正地逃离，“出走吗？如果办得到的话我早就这样做了”[5]，“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6]在西尔维娅·贾米森的帮助下，她才开始走上逃离之路。
子君逃离婚姻的家庭，却再次回到了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以死结束。卡拉逃离婚姻的牢笼，却在大巴车还未抵达自由的国度，便忍不住给克拉克打了电话，要求她接自己回家，再次回到了婚姻的家庭。她们的第一次逃离是为了爱情逃离父母家庭，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婚姻的现实与琐碎，“家庭不再保护她对抗空洞的自由，她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和被抛弃的从属者。爱和习惯可能仍然是巨大的帮助，但不是拯救。”[7]为此，她们又不得不再次逃离现有的困境，但基于女性逃离之后面对的生存困境，她们只实现了逃，却不能真正的实现离。
二.女性逃离后的生活困境
女性的第一次逃离父母家庭困境，却陷入了另一种婚姻牢笼，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生活困境。
（一）经济困境：过度依附男性伴侣 卡拉在一开始逃离父母的信中说道：“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8]而卡拉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是“她把他看作是二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甘于当俘虏，她的顺从既是理所当然也是心悦诚服的”[9]从一开始卡拉便不是独立的，而“婚姻必须是两个自主的存在的联合，而不是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合并，一种逃遁，一种补救办法”[10]她的逃离仅仅是爱情意识的觉醒，是想要脱离自己固有的一种生活，是对新鲜生活和所谓“真实生活”的向往，真实生活回馈给她的是残酷。第一次逃离后，卡拉与卡拉克一开始的生活是爱情的甜蜜，他们会开着车在乡野间漫游，旅途是充满歌声与趣味的。但落实到婚姻现实中，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漫游不但浪费时间，还浪费金钱，他们开始感受到生活现实所带给他们的压力。他们的马术学校会因为天气不好的原因，学员少之又少，经济压力随之而来。她与克拉克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生活困境。于是卡拉需要去贾米森太太家做帮佣，尽管不情愿，却知晓她必须这么做。
子君的生活也是如此，在经济空间的狭窄里，她与涓生的爱情被消磨殆尽。子君第一次逃离之初，他们心甘情愿的蜗居在大院中小小的破屋中。他们在爱情的初始，逃离的初始同样是充满甜蜜与生机。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压力：子君依靠涓生的微薄薪水生活，一整个家庭的开销压力也是聚焦在涓生身上。现实生活让子君忙碌起来，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更不用说读书和散步了。她的生活困在了蒸馒头、做饭与洗衣服之中。而料理家务让女性远离了自身。
卡拉与子君在第一次逃离之后，面对最紧要的困境便是经济困境，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得到了爱情上的自由，但这个自由如同空中楼阁，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根基，漂浮着。“在经济上这个共同首脑是他（男人），因此，在社会看来，体现这个共同体的是他”[11]。卡拉与子君在经济上，依赖的是男性伴侣。当她们自依赖的那一刻起，她們也承认了自身的附属性，她们以男性为中心，建构自己的婚姻生活。
（二）爱情困境：爱情的消逝
卡拉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要随时忍受克拉克火爆的脾气与大男子主义。在克拉克的眼中，卡拉如同一只小宠物一般，是他的附属物一般。在克拉克的叙述中，多次称卡拉为“我老婆”，卡拉总是作为其附属物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独立个体而存在。克拉克甚至不在乎卡拉的尊严，企图威胁与敲诈贾米森太太，想要从她那里获得一笔钱来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从始至终，他没有明确说过他爱卡拉，卡拉对于其只是他老婆，被定义为他的一个附属物。自始至终，都是卡拉独自诉说对克拉克的爱情，对克拉克的依赖。而克拉克的爱情是模糊的。
涓生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与经济生活的压力下，他对子君的爱也渐渐消淡。涓生开始躲避子君，躲避家庭，躲在图书馆中求得宁静与静谧。于是他开始对子君说出那些决绝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2]。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有一种不幸使他们（夫妻）很少摆脱得了的：这就是厌倦。不论丈夫成功地把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每个人龟缩在自己的天地里，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沟通的了。夫妇是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失去了自主，却不能摆脱孤独;他们静止地同化，而不是互相维持生活活跃的关系。”[13]
卡拉与子君为了爱情，逃离了父母家庭。可是逃到了婚姻家庭中，当爱情伴侣爱的消逝，她们面对的是更为真实的爱情与生活的现实。为了爱情而逃离，但当爱情也消失殆尽的时候她们一无所获，她们当初为了爱情的努力与逃离的决绝显得空洞而无力。
（三）自我困境：独立性的消失
在面对经济困境与爱情困境中一系列杂乱的事件中，卡拉崩溃了。卡拉终于说出“我再也受不了了。”受不了她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真实”的生活。于是卡拉在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决定开始她的第二次的逃离，但自她坐上大巴，便开始一边想象未来独自生活的艰辛，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克拉克。在她逃离克拉克以及他们婚姻的的旅途中，卡拉却不断地提到克拉克七次……于是她再也忍不住地喊出“让我下车”，并祈求克拉克来接自己回家。她的逃离彻底的失败了。
子君在生活的琐碎与伴侣的厌倦中，逃离了婚姻家庭，却只能再一次回到了父母大家庭。她没有留下任何字迹，徒留下了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但是子君作为已经与涓生同居过的女性，逃离之后，她在严威与冷眼中走着所谓的人生路，回到封建大家庭后的无处归属，使得子君最后选择了死亡。
卡拉与子君在逃离之后，由于过于在经济和爱情上依赖一个男性，生活的重心全部在一个男性身上，她们的自我独立也在逐渐消逝。作为女性，“附属性在她们身上已经内化了：即使当她们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是奴隶;男人本质上是自主的，他只是从外边被缚住。如果他感到他是一个受害者，是因为他承受的负担更为明显：女人像一个寄生者那样靠他供养，而一个寄生者不是一个获胜的主人。”[14]所以，尽管她们有着逃离的意识，但是却不能真正地离开男性。她们的逃离陷入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循环：逃离—回归。
三.女性逃离模式的隐喻与重复
（一）阿随与弗洛拉的隐喻
在这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互文性的隐喻对象：《伤逝》里子君的阿随，《逃离》里卡拉的弗洛拉。阿随与弗洛拉的逃离模式隐喻了女性的逃离模式的最终指向，即“逃离—回归”。
阿随是子君养的一只花白的叭儿狗，即使在饭菜不饱的境遇下，子君也是要先喂了阿随，甚至有时给阿随自己也不轻易吃的羊肉，可见阿随对于子君来说是重要的。在子君逃离婚姻家庭后的一天里，涓生在一个阴沉的上午，“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15]他发现那是阿随。它回来了。阿随的回归伴随着瘦弱与半死，显然它的逃离，意味着失去了子君的悉心照料，在饥饿与寒冷中选择了回归。 弗洛拉是卡拉养的一只白山羊。在弗洛拉丢失之后，她不断的梦见弗洛拉，弗洛拉的失踪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她的逃离意识，在琐碎的生活和暴脾气的克拉克的重压之下，她萌生了“逃离”的意识。在西尔维娅·贾米森的帮助下，她开始逃离。但真正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她退缩了。在大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她便要求下车，给克拉克打了电话让她来接自己。她回归到了婚姻生活中。在克拉克将衣物还给西尔维娅·贾米森太太的时候，弗洛拉出现了，弗洛拉的回归像一个幽灵一样。但是弗洛拉在日后又再一次的丢了（逃离），直至后来，“在干完一天的杂货后，她（卡拉）会作一次傍晚的散步，朝向树林的边缘，也就是秃鹫在哪里聚集的枯树的跟前。接下去就能见到草丛里肮脏、细小的骨头。那个头盖骨，说不定还粘连着几丝血迹至今尚未褪净的皮肤。这个头盖骨，她都可以像只茶杯似的用一只手捏着。”[16]这也许就是弗洛拉的头盖骨。弗洛拉失去了卡拉的庇护与精心照料，可能忍受着饥饿以及凶猛的野兽，在野外的生活中，丧失了生命。在弗洛拉在逃离之后的命运中，卡拉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倘若真的逃离之后的命运，于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17]
（二）“逃离—回归”的循环模式
逃，首先她们的逃离就是一种逃避，不能正视其所处的困境，因此她们所能实现的逃离也只是短暂的逃离，并不能长久实现自我的幸福与自由。子君如此，卡拉亦是如此。她们如果不能够解决生活困境：经济的独立性的缺乏、对男性的依附性、自我独立性的消逝等问题，她们的逃离只能陷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循环：逃离—回归。
卡拉与子君的逃离是希望摆脱一种现有的困境，寻求幸福与自由，但显然她们的逃离是让自己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她们又不得不再次选择逃离，于是他们的逃离模式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逃离—回归—逃离—回归。两次逃离的结局都是只能逃，却不能离，由于切实的生存困境始终得不到解决，因此她们的逃离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指向回归。
中西方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为子君与卡拉的逃离提供了现实土壤与可能性。子君与卡拉所象征的女性是有其心灵上的觉醒意识，也迈出了实践的步伐：逃离。但是基于逃离之后，她们作为女性的一些生存困境：经济空间的狭窄、爱情伴侣爱的消退、自我独立性的缺乏等原因，她们的逃离陷入了一种“逃离—回归”循环。而要想实现真正的逃离，实现自我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以及自我獨立性精神的建构。且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解放，更需要一种集体的解放，去建构一种解放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1]鲁迅.伤逝.鲁迅：彷徨[M].上海：中华书局，2013，142.
[2][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2.
[3][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7.
[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57.
[5][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2.
[6][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2.
[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97.
[8][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3.
[9][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2，33.
[10][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98.
[1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04.
[12]鲁迅.伤逝.鲁迅：彷徨[M].上海：中华书局，2013，154.
[13][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84.
[1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1.
[15]鲁迅.伤逝.鲁迅：彷徨[M].上海：中华书局，2013，159.
[16][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8.
[17][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8.
（作者单位：武警士官学校文化教研室）
关键词：女性 逃离 困境逃离 模式
“逃离”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重复的母题，是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共有选择方式之一：逃离现有困境，寻求新天地。而在众多的逃离故事中，关于女性逃离的故事更是引人注目，尤其在近现代，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逃离”的女性形象越来越多，如易卜生笔下娜拉的逃离，现实生活中萧红的逃离等，这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觉醒，并试图作出一些努力与尝试，以改变现有的女性困境。本文以鲁迅的《伤逝》与艾丽丝·门罗《逃离》中的两位女性人物形象：子君与卡拉为研究对象，探析她们在各自人生中的逃离，发现她们都只实现了逃，并没有真正地实现离。
一.女性人生中的两次逃离
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中，女性大多居于从属地位。在西方，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而存在，在中国，女性作为父权与夫权的附属而存在。在中西方的一次次妇女解放运动中，促使女性在其思想上有觉醒的意识，从而跨出“逃离”的步伐，她们试图逃离生活中的困境，寻求新的自由天地。
（一）第一次逃离父母家庭的主动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第一次逃离：为了爱情，寄希望于逃离父母大家庭，从而获得一种爱情上的自由。为此子君发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的逃离宣言，逃离父母大家庭，与涓生同居。卡拉也是如此，“她在桌上留了张纸条，清晨五点钟悄悄溜出了家，在街头的教堂停车场上与克拉克会合”[2]。她们二人为了愛情，决绝地逃离父母大家庭。但她们的第一次逃离的决绝，其实是有后盾支撑的，即爱情伴侣。子君与卡拉的逃离，实际是将女性的依附性，从一个男性（父亲）转换到另一个男性（丈夫）身上的，她们的自我是缺失的，她们的附属性使得她们完全不能够独自承担逃离的后果。
其次，她们逃离的对象是不同的。子君逃离的是父权制下的父亲、叔伯，她逃离的是中国封建式的传统包办婚姻，她逃离的是其母亲所处的婚姻命运。在子君逃离封建家长制的大家庭过程中，她的母亲始终是失语的，文本中没有出现任何其母亲对于她爱情或者婚姻的言论。自始至终都是子君的父亲与叔伯们在发声。作为子君母亲那一代的女性显然已完全从属于丈夫，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声音。而卡拉逃离的是父亲（继父）与母亲，以及一种现有的生活。卡拉的继父与母亲都对卡拉的爱情婚姻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见解，并试图让卡拉意识到真实生活的残酷性。卡拉显然忽视了他们的忠告与劝解，义无反顾地逃离现有的安逸舒适，寻找爱情与未知的新鲜感。卡拉对于自己丢掉的东西是清楚的，在这一点上，她比起子君，其自我觉醒意识是更为强烈一点的。她不但为了爱情，也是为了对另一种未知的生活的追寻。对于卡拉，“她唯一真正想做的，从出生以来，唯一真正想做的，就是能够住在乡下和动物打交道。”[3]而克拉克的出现，恰巧满足了她的想法，既能给她爱情，也能实现她对未知生活的想象。
她们逃离父母，貌似得到了爱情上的自由，却重蹈了母亲的婚姻命运，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言：“受到双亲权威保护的少女，在反抗与希望中运用她的自由：她利用它来拒绝和超越他与此同时感到安全的境况;她正是从家庭的温暖中向婚姻超越;既然她结了婚，在她面前就再也没有别的未来。家庭的大门对着她重新关上：这将是她在人间的全部命运。她准确地知道，留给她的是什么任务：就是她母亲完成的同样任务，日复一日，要重复同样的仪式。”[4]子君和卡拉的第一次逃离都是想要反抗父母家庭，通过婚姻来获得自由。为此，她们决然的与父母、与过去割裂，由于她们自身独立性的缺乏，附属性的充斥，第一次逃离并没有让她们获得所想要的自由，反使她们陷入了婚姻困境，于是她们又开始了第二次逃离。
（二）第二次逃离婚姻牢笼的被动
她们的第二次逃离：逃离婚姻日常生活的琐碎。第二次的逃离对于她们来说显然是艰难与未知的，此时的她们是没有过多的后盾支持的，在没有任何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她们的逃离相比第一次逃离，凸显出了被动性。子君在涓生没有决绝的说出那些不爱他的话之前，还始终不能意识到她与涓生的爱情已经在婚姻的琐碎中消磨殆尽了，在度过了一个极难忍受的冬天之后，她终于在父亲接她的时候，选择了逃离婚姻牢笼。她的第二次逃离是被动的，不是自己主动走出婚姻家庭，而是由作为父权中心代表的父亲接回了家。
卡拉的第二次逃离，也不是主动的自我意识觉醒，她是在与贾米森太太聊天中，抱怨克拉克，一开始她并没有想过真正地逃离，“出走吗？如果办得到的话我早就这样做了”[5]，“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6]在西尔维娅·贾米森的帮助下，她才开始走上逃离之路。
子君逃离婚姻的家庭，却再次回到了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以死结束。卡拉逃离婚姻的牢笼，却在大巴车还未抵达自由的国度，便忍不住给克拉克打了电话，要求她接自己回家，再次回到了婚姻的家庭。她们的第一次逃离是为了爱情逃离父母家庭，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婚姻的现实与琐碎，“家庭不再保护她对抗空洞的自由，她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和被抛弃的从属者。爱和习惯可能仍然是巨大的帮助，但不是拯救。”[7]为此，她们又不得不再次逃离现有的困境，但基于女性逃离之后面对的生存困境，她们只实现了逃，却不能真正的实现离。
二.女性逃离后的生活困境
女性的第一次逃离父母家庭困境，却陷入了另一种婚姻牢笼，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生活困境。
（一）经济困境：过度依附男性伴侣 卡拉在一开始逃离父母的信中说道：“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8]而卡拉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是“她把他看作是二人未来生活的设计师，她自己则甘于当俘虏，她的顺从既是理所当然也是心悦诚服的”[9]从一开始卡拉便不是独立的，而“婚姻必须是两个自主的存在的联合，而不是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合并，一种逃遁，一种补救办法”[10]她的逃离仅仅是爱情意识的觉醒，是想要脱离自己固有的一种生活，是对新鲜生活和所谓“真实生活”的向往，真实生活回馈给她的是残酷。第一次逃离后，卡拉与卡拉克一开始的生活是爱情的甜蜜，他们会开着车在乡野间漫游，旅途是充满歌声与趣味的。但落实到婚姻现实中，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漫游不但浪费时间，还浪费金钱，他们开始感受到生活现实所带给他们的压力。他们的马术学校会因为天气不好的原因，学员少之又少，经济压力随之而来。她与克拉克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生活困境。于是卡拉需要去贾米森太太家做帮佣，尽管不情愿，却知晓她必须这么做。
子君的生活也是如此，在经济空间的狭窄里，她与涓生的爱情被消磨殆尽。子君第一次逃离之初，他们心甘情愿的蜗居在大院中小小的破屋中。他们在爱情的初始，逃离的初始同样是充满甜蜜与生机。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压力：子君依靠涓生的微薄薪水生活，一整个家庭的开销压力也是聚焦在涓生身上。现实生活让子君忙碌起来，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更不用说读书和散步了。她的生活困在了蒸馒头、做饭与洗衣服之中。而料理家务让女性远离了自身。
卡拉与子君在第一次逃离之后，面对最紧要的困境便是经济困境，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得到了爱情上的自由，但这个自由如同空中楼阁，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根基，漂浮着。“在经济上这个共同首脑是他（男人），因此，在社会看来，体现这个共同体的是他”[11]。卡拉与子君在经济上，依赖的是男性伴侣。当她们自依赖的那一刻起，她們也承认了自身的附属性，她们以男性为中心，建构自己的婚姻生活。
（二）爱情困境：爱情的消逝
卡拉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要随时忍受克拉克火爆的脾气与大男子主义。在克拉克的眼中，卡拉如同一只小宠物一般，是他的附属物一般。在克拉克的叙述中，多次称卡拉为“我老婆”，卡拉总是作为其附属物的存在，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独立个体而存在。克拉克甚至不在乎卡拉的尊严，企图威胁与敲诈贾米森太太，想要从她那里获得一笔钱来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从始至终，他没有明确说过他爱卡拉，卡拉对于其只是他老婆，被定义为他的一个附属物。自始至终，都是卡拉独自诉说对克拉克的爱情，对克拉克的依赖。而克拉克的爱情是模糊的。
涓生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与经济生活的压力下，他对子君的爱也渐渐消淡。涓生开始躲避子君，躲避家庭，躲在图书馆中求得宁静与静谧。于是他开始对子君说出那些决绝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12]。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有一种不幸使他们（夫妻）很少摆脱得了的：这就是厌倦。不论丈夫成功地把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每个人龟缩在自己的天地里，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沟通的了。夫妇是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失去了自主，却不能摆脱孤独;他们静止地同化，而不是互相维持生活活跃的关系。”[13]
卡拉与子君为了爱情，逃离了父母家庭。可是逃到了婚姻家庭中，当爱情伴侣爱的消逝，她们面对的是更为真实的爱情与生活的现实。为了爱情而逃离，但当爱情也消失殆尽的时候她们一无所获，她们当初为了爱情的努力与逃离的决绝显得空洞而无力。
（三）自我困境：独立性的消失
在面对经济困境与爱情困境中一系列杂乱的事件中，卡拉崩溃了。卡拉终于说出“我再也受不了了。”受不了她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真实”的生活。于是卡拉在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决定开始她的第二次的逃离，但自她坐上大巴，便开始一边想象未来独自生活的艰辛，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克拉克。在她逃离克拉克以及他们婚姻的的旅途中，卡拉却不断地提到克拉克七次……于是她再也忍不住地喊出“让我下车”，并祈求克拉克来接自己回家。她的逃离彻底的失败了。
子君在生活的琐碎与伴侣的厌倦中，逃离了婚姻家庭，却只能再一次回到了父母大家庭。她没有留下任何字迹，徒留下了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但是子君作为已经与涓生同居过的女性，逃离之后，她在严威与冷眼中走着所谓的人生路，回到封建大家庭后的无处归属，使得子君最后选择了死亡。
卡拉与子君在逃离之后，由于过于在经济和爱情上依赖一个男性，生活的重心全部在一个男性身上，她们的自我独立也在逐渐消逝。作为女性，“附属性在她们身上已经内化了：即使当她们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是奴隶;男人本质上是自主的，他只是从外边被缚住。如果他感到他是一个受害者，是因为他承受的负担更为明显：女人像一个寄生者那样靠他供养，而一个寄生者不是一个获胜的主人。”[14]所以，尽管她们有着逃离的意识，但是却不能真正地离开男性。她们的逃离陷入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循环：逃离—回归。
三.女性逃离模式的隐喻与重复
（一）阿随与弗洛拉的隐喻
在这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互文性的隐喻对象：《伤逝》里子君的阿随，《逃离》里卡拉的弗洛拉。阿随与弗洛拉的逃离模式隐喻了女性的逃离模式的最终指向，即“逃离—回归”。
阿随是子君养的一只花白的叭儿狗，即使在饭菜不饱的境遇下，子君也是要先喂了阿随，甚至有时给阿随自己也不轻易吃的羊肉，可见阿随对于子君来说是重要的。在子君逃离婚姻家庭后的一天里，涓生在一个阴沉的上午，“偶然看到地面，却盘旋着一匹小小的动物，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15]他发现那是阿随。它回来了。阿随的回归伴随着瘦弱与半死，显然它的逃离，意味着失去了子君的悉心照料，在饥饿与寒冷中选择了回归。 弗洛拉是卡拉养的一只白山羊。在弗洛拉丢失之后，她不断的梦见弗洛拉，弗洛拉的失踪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她的逃离意识，在琐碎的生活和暴脾气的克拉克的重压之下，她萌生了“逃离”的意识。在西尔维娅·贾米森的帮助下，她开始逃离。但真正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她退缩了。在大巴还未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她便要求下车，给克拉克打了电话让她来接自己。她回归到了婚姻生活中。在克拉克将衣物还给西尔维娅·贾米森太太的时候，弗洛拉出现了，弗洛拉的回归像一个幽灵一样。但是弗洛拉在日后又再一次的丢了（逃离），直至后来，“在干完一天的杂货后，她（卡拉）会作一次傍晚的散步，朝向树林的边缘，也就是秃鹫在哪里聚集的枯树的跟前。接下去就能见到草丛里肮脏、细小的骨头。那个头盖骨，说不定还粘连着几丝血迹至今尚未褪净的皮肤。这个头盖骨，她都可以像只茶杯似的用一只手捏着。”[16]这也许就是弗洛拉的头盖骨。弗洛拉失去了卡拉的庇护与精心照料，可能忍受着饥饿以及凶猛的野兽，在野外的生活中，丧失了生命。在弗洛拉在逃离之后的命运中，卡拉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倘若真的逃离之后的命运，于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17]
（二）“逃离—回归”的循环模式
逃，首先她们的逃离就是一种逃避，不能正视其所处的困境，因此她们所能实现的逃离也只是短暂的逃离，并不能长久实现自我的幸福与自由。子君如此，卡拉亦是如此。她们如果不能够解决生活困境：经济的独立性的缺乏、对男性的依附性、自我独立性的消逝等问题，她们的逃离只能陷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循环：逃离—回归。
卡拉与子君的逃离是希望摆脱一种现有的困境，寻求幸福与自由，但显然她们的逃离是让自己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她们又不得不再次选择逃离，于是他们的逃离模式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逃离—回归—逃离—回归。两次逃离的结局都是只能逃，却不能离，由于切实的生存困境始终得不到解决，因此她们的逃离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指向回归。
中西方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思想启蒙运动，为子君与卡拉的逃离提供了现实土壤与可能性。子君与卡拉所象征的女性是有其心灵上的觉醒意识，也迈出了实践的步伐：逃离。但是基于逃离之后，她们作为女性的一些生存困境：经济空间的狭窄、爱情伴侣爱的消退、自我独立性的缺乏等原因，她们的逃离陷入了一种“逃离—回归”循环。而要想实现真正的逃离，实现自我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以及自我獨立性精神的建构。且不仅仅是个体的自我解放，更需要一种集体的解放，去建构一种解放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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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2，33.
[10][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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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鲁迅.伤逝.鲁迅：彷徨[M].上海：中华书局，201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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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1.
[15]鲁迅.伤逝.鲁迅：彷徨[M].上海：中华书局，2013，159.
[16][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8.
[17][加]艾丽丝·门罗.逃离.李文俊译.艾丽丝·门罗.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8.
（作者单位：武警士官学校文化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