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最先是梵语对中国的发音，早期还写成至那、脂那、震旦、真旦、振旦等。从发音上分析，大概与秦（ｃｈｉｎ）有关。最早用“支那”一词称中国是在空海诗集《性灵集》中，里面有“支那台狱曼殊庐”一句，以后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的说法。
　　其实日本人对中国最多的称谓是唐、宋、汉或中国、中华、中土、华夏，偶尔也用支那。明治初年以后，由于提出蔑视中国的主张，日本舆论多用支那、清国称谓中国。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日本无论是政府文书、报章杂志，还是百姓的口语，对中国用得最多的称呼是“支那”。１８６８年底，日本外国官役所（当时的外务省）给长崎华侨的布告中，首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支那”一词。日本出兵台湾以后，日本人基本上都用“支那”代替唐、汉称谓中国。
　　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没有充分的认识，梁启超在《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曾写到：“我支那四千年之大梦初醒，实自中日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宋教仁１９０５年１月在日本东京创立的宣传革命的杂志，刊名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直到１９１５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留日学生首先提出“支那”一词存有对中国的轻侮之意，坚决反对日本人将中国称“支那”。
　　１９２０年，王拱壁著的《东游挥记录》在北京出版，书中认为：“支那”的日语读音与“将死”“物件（或东西）”音同，还与“雏”及“泥木偶”音近，是对中国污蔑之称谓。“支那式”“支那人”也常被日本人当作笑柄使用。此外，“支”是支配的“支”，“那”则是把第三者称作“彼奴”，即被人驱使的意思。在日语中，“支”又是“支店”的“支”，中国即是“支店”，日本人从中找到了支配中国人的满足感。显然，此时的“支那”用语已和原初的意思大相径庭了。
　　１９３０年５月，中华民国政府令外交部，今后凡使用“支那”的日本公文概不接受。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再次重申日本不得使用“支那”称谓中国。对此，日本外务省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７日以总务局长冈崎胜男的名义，向各省次官发布了《关于回避支那称谓的文件》，要求停止使用该词；７月３日，文部省也向各大学和高等学校下达了同样的通知。与此同时，报纸、杂志、广播等也都正式启用中国这个名称。此后，“支那”一词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