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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忠
“很振奋！”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立忠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关于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等“干货”政策让他对民营企业的未来更有信心。
“特别是推动高水平的开放，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这个阶段非常及时，也非常有必要，是我们培育新产业、新动能的关键。”戴立忠说。
营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确定了七大新兴产业，戴立忠所在的生物产业为其中之一。他深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4个要素，即人才、资本、市场、政策。
“人才和资本相对来说是流动的，哪儿能够做事、哪儿环境好、哪儿的市场大，就往哪儿跑。”戴立忠说。
他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在市场要素方面，中国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增速最快的市场。
此外便是政策了。戴立忠认为，政策要素方面我们确实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次提出的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就是补齐政策要素的关键。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跟人家竞争，必须要有相应的环境。
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逐步优化。去年10月3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显示，在消除国内私营部门面临的官僚障碍方面，中国的排名上升了32位，位于世界第46位，进入世界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
期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减税
“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確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减税内容让戴立忠尤为高兴。
生物医药产业，前期的研发投入非常大，而且周期长、风险高，它的资本需求量大，但回报的时间比较长，融资能力相对比较弱，再加上固定资产不多，主要是智力资产，企业能从银行获得的贷款相对较少。而企业的产品主要是智力性的产品，可以抵扣的进项很少，所以增值税就成了这些新兴产业较大的负担。有的公司从公司创办到实现盈利，税负负担与研发投入的比例接近1：1。在这个税负里，增值税占了3/4。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税负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力，因为新兴产业，像生物医药产业，最困难的就是前面那些年，那时候负担是最重的，投入很大，风险很高，又很难借得到钱。”戴立忠说。
在他看来，今年中国在增值税改革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对于像生物医药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有待更加精准减税。因为在国际上竞争，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税负负担明显更重。对于新兴产业来说，前期是一个死亡高风险期，这个负担就使它的失败率更高了。
“如果企业初创期税负适当低一点，公司发展速度可能要快几年。新兴产业企业的成长性好，增长速度快，其实发展到后面，税收贡献会越来越大。像今年我们可以交很多税了，前面交的税跟现在的比起来是小数字，但是这些小数字影响大事情。”戴立忠感叹。
他认为，纳税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个责任的担负要看企业处在什么时期。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风险期，税负还是应该尽量轻一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要放水养鱼，不能涸泽而渔。”
实际上，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收上去的税又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还给你，但企业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拿到这些钱，而且这些经费的返还还存在精准性不强的问题。”戴立忠说。
他建议进一步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负结构，跟国际对标，考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周期，在他们最困难、最需要资金、风险最高的时期，减轻负担，并且支持方面不要做得太复杂，让税负结构简单化、便利化。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改革全面深化。而《外商投资法》已于3月8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中国的投资环境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戴立忠认为，这体现了国家加大开放力度的决心。但他也指出，“在国际化方面，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外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戴立忠发现，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额较大的外资项目或总部项目，仍存在着一些以不符合经济学规律的手段变相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现象。此外，他所在的生物医药行业，外商品牌产品和民族品牌产品同质不同价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对民族产业形成一定的不公平竞争和冲击。
“这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这些产业，我们国家的底子本来就比较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在一些点上，可以说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国际巨头企业了，如果给外商企业一个超国民待遇，等于是变相地限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积累的成果的有效释放。”戴立忠说。
他希望能形成一个平等的、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外资品牌产品和民族品牌产品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让客户自己去选择。“如果我们的营商环境能真正跟国际接轨，那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我是非常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