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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与国际市场的磨合，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得以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交易规模较小、交易法规缺失、配套服务不全等制约其发展的问题。本文总结了近年来西方国家碳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议定书》进入第二承诺期后的国际形势，从中国碳市场的现状出发，探究制度的改进措施。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金融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有益经验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新形势
（1）国际碳交易的主要制度与市场划分
《议定书》的签订，使国际碳交易市场走上了规模发展的道路。现今国际主要碳交易制度有：联合履行机制（JI）、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与清洁发展机制（CDM）。IET主要交易的是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即配额排放单位。该市场中，参与者通过“限额-交易制”进行交易，排放权成为配额，可自由买卖。目标排放量低于规定量的市场参与者，可获得配额作为资产，通过国际碳市场交易创汇，反之，实际排放量高于规定排放量的参与者，将被迫购买配额来抵消超额部分，使碳排放量达标。通过JI产生的减排量被称为减排单位，通过CDM产生的则被称为核证减排量。该市场通过“基线-交易制”交易，交易标的是各种从减排中获得CER的项目。基于以上两种交易类型，区域性减排机制、自愿配额交易机制、自愿项目减排交易制度等新制度都发展起来。
（2）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提供给政府的有益经验
第一，政府推行强制减排，加强碳交易市场联系。以EUETS为例，它将减排计划以比例分配给成员国，各国再将减排任务强制下达给企业，在前两个阶段，企业可得到一定的欧盟碳排放配额（EUA），超出所规定额而EUA不足，企业需进入市场购买以满足规定。EUETS进入第三阶段后，EUA只能通过拍卖获得，企业将倾向于升级减排技术，减排目标得以实现。
第二，政府引线牵头，融合碳交易场所，扩大市场规模。分散的交易所之间存在信息不畅、交易额受限等诸多制约因素，不利于市场扩张。融合后市场交易量将增加，产生集群效应，打破交易壁垒。以RGGI为例，其由美国东部十州的联合起来组成，其交易量在自愿减排体系里跃居重要地位。
第三，政府加强对碳交易的引导、监管与激励。迄今，美英等国已通过碳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的完善，利于碳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转。激励可增加企业投身碳交易的热情，其措施包括增加额外配额、减免稅收等。
第四，以碳金融带动碳交易发展。随着碳市场的扩大，与其相关的碳金融服务逐渐兴起，例如2002年IFC公司与荷兰银行共同推出贷款“赤道原则”。碳金融衍生品为碳市场的资金融通与风险管控起到积极作用，促进碳市场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
（3）《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为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做出政策性承诺，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将比2005年减少45%-50%。我国在第二承诺期拥有独特机遇：首先，国际法律暂未对我国有强制排放要求，碳汇存在创造空间；此外，可享受发达国家提供专项资金用于优化能源结构。但挑战仍存在：第一，我国碳市场属起步阶段，话语权弱；第二，部分国家提倡将第一承诺期剩余的碳资产继续沿袭，国际碳需求面临降低；第三，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强制减排的压力渐增，我国可出口的碳资产可能变为强制减排责任额。
我国碳市场制度存在的弱势和问题
（1）碳交易规模较小，市场参与度低。我国目前碳产品的成交量与成熟市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某些交易所甚至出现了“有场所无交易”的现象。我国碳交易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但目前，很多有碳资源的企业未及时更新减排技术，碳减排交易额无从获得，市场交易缺乏。
（2）碳市场建设不完善，交易区域性强。我国碳市场规模小，活跃度低，提供服务有限，受行政管理与经济管辖范围的影响，我国尚未出现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各交易所发展不均衡，碳资产流通受到阻碍。
（3）与碳市场配套的碳金融体系尚未成熟。现阶段我国在碳信贷、碳信托等金融领域有所尝试，但未成系统，供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较少。多数碳企业的融资方式仍局限于银行贷款，碳金融体系对碳市场缺少强力推动作用，导致交易者流失。
（4）我国碳交易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与市场机制。2011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颁布，但其仅为政策性规定，未站在法律的高度上明确交易方的权利与义务，也未将交易细则明晰化。由于我国碳市场处于成长期，政策对于交易行为选择的影响较大，市场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待完善。
改进我国碳交易市场与制度的建议
（1）建立全国统一交易市场，扩大交易规模。相关部门可在目前交易平台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探索跨区域交易，扩大碳排放权的流通范围与交易额。在市场统一的前提下，碳交易产品的定价标准趋同，便于打造我国碳品牌，把握定价权，避免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价格压抑现象。
（2）继续优化碳中介与碳金融服务。在当下碳金融萌芽的情况下，我国可借鉴经验，培育碳中介、碳核查机构，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碳交易提供便利。完善与碳市场相配套的绿色信贷、碳基金等碳金融服务，使碳金融产品多元化，培养碳金融的投融资渠道与氛围。
（3）完善法律制度与市场机制，加强监管。政府需要设定明确碳排放权的签发总量、合理化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规范碳交易过程中的行为，使得碳产品能有通用标准来衡量与定价。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体系的构建，争取改变我国作为碳资源供给大国却在国际碳交易中处于弱势的现状。
（4）积极引导企业使用低碳生产模式。政府可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促使高排放企业与投资者共同开发CDM项目，达到低碳标准。这将改善我国碳市场缺乏特种人才的局面，利于我国碳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
[1]魏芸.西部地区碳金融发展路径探析[J].西南金融，2013，（03）：69-71.
[2]陈晓春，施卓宏.论碳金融市场中的政府监管[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39-42.
[3]陆静.后京都时代碳金融发展的法律路径[J].国际金融研究，2010，（08）：34-42.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金融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有益经验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新形势
（1）国际碳交易的主要制度与市场划分
《议定书》的签订，使国际碳交易市场走上了规模发展的道路。现今国际主要碳交易制度有：联合履行机制（JI）、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与清洁发展机制（CDM）。IET主要交易的是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即配额排放单位。该市场中，参与者通过“限额-交易制”进行交易，排放权成为配额，可自由买卖。目标排放量低于规定量的市场参与者，可获得配额作为资产，通过国际碳市场交易创汇，反之，实际排放量高于规定排放量的参与者，将被迫购买配额来抵消超额部分，使碳排放量达标。通过JI产生的减排量被称为减排单位，通过CDM产生的则被称为核证减排量。该市场通过“基线-交易制”交易，交易标的是各种从减排中获得CER的项目。基于以上两种交易类型，区域性减排机制、自愿配额交易机制、自愿项目减排交易制度等新制度都发展起来。
（2）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提供给政府的有益经验
第一，政府推行强制减排，加强碳交易市场联系。以EUETS为例，它将减排计划以比例分配给成员国，各国再将减排任务强制下达给企业，在前两个阶段，企业可得到一定的欧盟碳排放配额（EUA），超出所规定额而EUA不足，企业需进入市场购买以满足规定。EUETS进入第三阶段后，EUA只能通过拍卖获得，企业将倾向于升级减排技术，减排目标得以实现。
第二，政府引线牵头，融合碳交易场所，扩大市场规模。分散的交易所之间存在信息不畅、交易额受限等诸多制约因素，不利于市场扩张。融合后市场交易量将增加，产生集群效应，打破交易壁垒。以RGGI为例，其由美国东部十州的联合起来组成，其交易量在自愿减排体系里跃居重要地位。
第三，政府加强对碳交易的引导、监管与激励。迄今，美英等国已通过碳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的完善，利于碳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转。激励可增加企业投身碳交易的热情，其措施包括增加额外配额、减免稅收等。
第四，以碳金融带动碳交易发展。随着碳市场的扩大，与其相关的碳金融服务逐渐兴起，例如2002年IFC公司与荷兰银行共同推出贷款“赤道原则”。碳金融衍生品为碳市场的资金融通与风险管控起到积极作用，促进碳市场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
（3）《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为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009年，我国做出政策性承诺，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将比2005年减少45%-50%。我国在第二承诺期拥有独特机遇：首先，国际法律暂未对我国有强制排放要求，碳汇存在创造空间；此外，可享受发达国家提供专项资金用于优化能源结构。但挑战仍存在：第一，我国碳市场属起步阶段，话语权弱；第二，部分国家提倡将第一承诺期剩余的碳资产继续沿袭，国际碳需求面临降低；第三，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强制减排的压力渐增，我国可出口的碳资产可能变为强制减排责任额。
我国碳市场制度存在的弱势和问题
（1）碳交易规模较小，市场参与度低。我国目前碳产品的成交量与成熟市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某些交易所甚至出现了“有场所无交易”的现象。我国碳交易市场开发潜力巨大，但目前，很多有碳资源的企业未及时更新减排技术，碳减排交易额无从获得，市场交易缺乏。
（2）碳市场建设不完善，交易区域性强。我国碳市场规模小，活跃度低，提供服务有限，受行政管理与经济管辖范围的影响，我国尚未出现全国范围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各交易所发展不均衡，碳资产流通受到阻碍。
（3）与碳市场配套的碳金融体系尚未成熟。现阶段我国在碳信贷、碳信托等金融领域有所尝试，但未成系统，供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较少。多数碳企业的融资方式仍局限于银行贷款，碳金融体系对碳市场缺少强力推动作用，导致交易者流失。
（4）我国碳交易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与市场机制。2011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颁布，但其仅为政策性规定，未站在法律的高度上明确交易方的权利与义务，也未将交易细则明晰化。由于我国碳市场处于成长期，政策对于交易行为选择的影响较大，市场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待完善。
改进我国碳交易市场与制度的建议
（1）建立全国统一交易市场，扩大交易规模。相关部门可在目前交易平台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探索跨区域交易，扩大碳排放权的流通范围与交易额。在市场统一的前提下，碳交易产品的定价标准趋同，便于打造我国碳品牌，把握定价权，避免市场分割所带来的价格压抑现象。
（2）继续优化碳中介与碳金融服务。在当下碳金融萌芽的情况下，我国可借鉴经验，培育碳中介、碳核查机构，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碳交易提供便利。完善与碳市场相配套的绿色信贷、碳基金等碳金融服务，使碳金融产品多元化，培养碳金融的投融资渠道与氛围。
（3）完善法律制度与市场机制，加强监管。政府需要设定明确碳排放权的签发总量、合理化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方式、规范碳交易过程中的行为，使得碳产品能有通用标准来衡量与定价。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体系的构建，争取改变我国作为碳资源供给大国却在国际碳交易中处于弱势的现状。
（4）积极引导企业使用低碳生产模式。政府可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促使高排放企业与投资者共同开发CDM项目，达到低碳标准。这将改善我国碳市场缺乏特种人才的局面，利于我国碳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
[1]魏芸.西部地区碳金融发展路径探析[J].西南金融，2013，（03）：69-71.
[2]陈晓春，施卓宏.论碳金融市场中的政府监管[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39-42.
[3]陆静.后京都时代碳金融发展的法律路径[J].国际金融研究，2010，（08）：3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