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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岁时不懂事，经常扯着脖子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接下来又喊：“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
应该说，“苏联”二字，贯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平时不开火，总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饭，而吃饭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大圆桌上，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大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那几个。在我旁边总坐着个性格温和的叔叔，是个麻子，很难看，总是逗我，常问：达瓦力士（“同志”——俄语译音），你妈妈怎么不来？父亲有一次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王叔叔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惊愕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下子，那张脸也不麻了，他变得和我脑子里的苏联英雄一样高大。那时的国庆节，大人们几乎年年都去天安门观礼，在上车的地方我看见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军装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很软很细，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蚕丝的，更像绸子的。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这件事过去不久，学校忽然宣布选了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真的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由学校负责寄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拿这当回事。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学校忽然召开大队会，宣布有一个苏联小朋友来信了，并点名是寄给当时五年级一个女同学的，她是个大队委。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觉得那无异于天外的来信，那信是怎么寄来的呢，那肯定像电影《风筝》（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样，是绑在风筝上飘过来的吧。
小时候，对苏联最感性的认识莫过于书和电影。当然直到60年代初我们懂得人事、能看字书之前，还是小人书和电影最能入心入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本苏联小人书是《柯楚别依》（那本书记得很厚），最爱看的电影是《夏伯阳》。里面说的都是骑马挥刀的英雄，最后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别依，死得很惨，记得不是死在战场上，究竟怎么死的，好像当时就有点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不光我，同龄的男孩子都记得极清楚。电影记得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真正的人》《战斗的童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侦察员的功勋》……这些电影当时肯定看过，但情节大都记不得了。其中《侦察员的功勋》有一个情节：那个侦察员和一个女地下工作者接头时遇上敌人，突然假装恋人亲嘴，让我记得特清楚。
再大一点，学会看字书后，除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打仗的小说之外，如果你还想看外国小说的话，首选的就是一批苏联小说。记得其中就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那是本薄得恨人的书。那时候没听说过福尔摩斯，觉得《红色保险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极致。有些苏联小说都是早就看了电影或者小人书之后，再重温原著。比如小时候看过小人书《队旗》，记住了一个断了腿后又重上蓝天的飞行员，到大一点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来看，要比小人书过瘾多了。再如小人书《丹娘》里，丹娘理了一个男孩子的短发，被德国鬼子捆着，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裙子，英勇就义。后来看了《卓娅和舒拉》，知道了卓娅就是“丹娘”。可以说，苏联小说一直陪伴着这些孩子成长，无时不被老师、父母和整个社会提醒，要向苏联英雄学习。
记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卖票上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经能看到内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说，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化从小就影响着这群孩子，甚至苏联文化和中国文化掺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面包）和馒头一样，被他们捏在一起咽下去，营养着他们的思想。上初中时，我们一群浑孩子闯进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摆着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像发现了重大敌情，赶紧向当时每个部队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办公室”（是为防止子弟们没人管，调皮出问题成立的专门机构）汇报。结果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转眼间找不到了，这又成了新“敌情”。事隔几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钟偷偷告诉我，书让他趁乱给藏起来了，还问我想不想看。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一部几乎崭新的《静静的顿河》就到了我的手里。我还记得上册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部书里传递的苏联气息却让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我们撬图书馆时，从里面偷出的书里有一本让我对苏联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苏联小说中的一部。书中让人感到苏联真是块好地方，有那么蓝的天空和那么好的工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高级干部的女儿廖丽亚嫁给了工人季米特里，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对丈夫“不爱”孩子的愤怒那么可笑，还有阿尔莲采夫那个阴险的坏蛋。后来才知道，60年代这本书曾被广泛推荐阅读，还被改编为话剧，但我却无缘一睹。
小时候疯狂向往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转盘机枪，那小得像玩具似的、电影《长空比翼》里张雷驾驶的“歼5”飞机，都是苏联的。把这种感觉和几个“发小儿”交流，一个当年很细腻的女孩说得有点“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为你爱你的童年，或者说你的童年很幸福，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不管怎么说，长到现在50岁多了，苏联的事儿一直在关心着，甚至中国驻苏的历届大使我们在一块聊天一凑就凑齐：王稼祥、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刘新权、王幼平、杨守正……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爱看苏联小说的缘故，老钟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成了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前些日子在QQ上遇到他，他正在出差，我说咱俩聊聊。他说俩傻老爷们有什么好聊的，我说想写写“苏联老大哥”，让他说说50年代的苏联文学。他一张口“侃”了一堆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就不用说了，这些是当年只要识字的人都读的书。再有柯切托夫的另一本《茹尔宾一家》，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书。到了60年代，他还有一本《州委书记》，所有他的书我都喜欢。剩下的我有的读过，有的知道，有的干脆没听说过。像《小北斗村》《不平凡的夏天》《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成长吧，小子！》《快脚鹿》《第聂伯河上的灯火》《阿里泰到山里去》等等。我自叹不如，这小子还真读过不少书。 苏联的影子，那时在中国无处不在。5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关于苏联的记忆。1953年出生的姬民当时在新疆上幼儿园，他记得幼儿园里就有苏联小朋友。他们也会说中国话，和中国小朋友吃一样的饭，用一样的小毛巾。只是他们胆子很大，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一只大狗，中国小朋友们都怕它，但苏联小朋友就不怕，那只狗对黄头发的孩子都很友好。1951年出生的高娅记得，那是个六一儿童节，她们去给参加庆祝会的苏联专家戴红领巾。回来后互相比谁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更帅，结果让高娅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头发稀疏，她难过得直哭。
到了60年代，让大人们给吵的，孩子们脑子里开始知道赫鲁晓夫是坏蛋，外号“赫秃子”。但对斯大林的崇拜，孩子们丝毫不减。不仅孩子不减，大人们也不减，看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种树的形象一出现，无论大人孩子，满场都是掌声。
记得60年代初，一次学校请来吴运铎作报告。校长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作报告，同学们鼓掌欢迎！”大家立刻使劲鼓掌。一位同学过后说，吴运铎和保尔长得真像，也那么瘦。于是争论起吴运铎和保尔谁更棒。有人说是吴运铎，因为他能制造枪炮，并且多次受伤，还被炸瞎了一只眼；有人说是保尔，因为他也多次受伤，而且瞎了两只眼，还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说吴运铎也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最后有人说，保尔的伤比吴运铎重，他最后都牺牲了，但吴运铎还活着；一位男同学似乎要挺身保卫保尔的样子，争辩说，保尔没牺牲，反正书里他没牺牲！
由于从小的熏染，我们对苏联文化也有一种自然的亲和。苏联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人物我们都很熟悉，聚在一起一聊，就可以说出一大串。越早期的记得越清楚，像苏共前期的一些高级人物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加里宁、米高扬、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等；部队的孩子，对苏联元帅记得也清楚，像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这些人不少都在50年代来过中国，各种画报画册至今存世仍很多。像伏罗希洛夫1956年访华，新闻报导中就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至于文学家，孩子们通常会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混在一起，互相借书时，问是哪国的，回答一并是“苏联的”，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上学时，我和好友老刘同住一个宿舍，闲来他就朗诵普希金的散文《射击》、《驿站长》。他忘情地朗诵，我躺在床上听得着迷，感觉温暖而激动，还生怕走廊上有人偷听。他是个苏俄文学迷，把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渴睡》介绍给我。我已经很多年不读小说了，但《外套》里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和《渴睡》里那个劳困过度的小女孩，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上海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包括《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等。我还记得那是由“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读着那些“苏联味”十足的小说，里面的内容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那已经不是自己最熟悉的战争小说，已经没有了德国鬼子。那批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那时的记性就已经不如童年好了，这一堆书里我只记住了两个情节，还忘了是出自哪本书的。一个情节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你的屁股真漂亮。”当时正值青春期，又没人引导，这种描写让我大为惊异：屁股还有漂亮的？什么样的屁股才算漂亮？我自己问自己。还有一个情节很富于哲理，书中一个人说：“如果你进了电影院，发现只有一个座位，你会很安心很舒适地座下，如果有很多空位子，你会觉得哪个也不舒服，总想挪动。”
而当我读到与那些小说前后脚出版的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看到扉面上朱可夫满胸勋章、勋表，坚毅的眼神和嘴角时，充满心间的只有景仰。
一种文化一旦沁入了孩子的精神，就会像他从小在国外学了那国的语言，是无法用命令删除的，他混杂着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囫囵吞枣地吃进肚里，糊里糊涂地被消化吸收，融入血液中，变成了一种像是记忆又高于记忆的东西，伴随着你，直到永远。就像那首那代人谁都知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说它有多好听，并不见得，但它成了一种符号，嵌在身上，只要一听到，就会捎带出很多别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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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苏联”二字，贯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平时不开火，总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饭，而吃饭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大圆桌上，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大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那几个。在我旁边总坐着个性格温和的叔叔，是个麻子，很难看，总是逗我，常问：达瓦力士（“同志”——俄语译音），你妈妈怎么不来？父亲有一次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王叔叔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惊愕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下子，那张脸也不麻了，他变得和我脑子里的苏联英雄一样高大。那时的国庆节，大人们几乎年年都去天安门观礼，在上车的地方我看见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军装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很软很细，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蚕丝的，更像绸子的。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这件事过去不久，学校忽然宣布选了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真的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由学校负责寄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拿这当回事。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学校忽然召开大队会，宣布有一个苏联小朋友来信了，并点名是寄给当时五年级一个女同学的，她是个大队委。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觉得那无异于天外的来信，那信是怎么寄来的呢，那肯定像电影《风筝》（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样，是绑在风筝上飘过来的吧。
小时候，对苏联最感性的认识莫过于书和电影。当然直到60年代初我们懂得人事、能看字书之前，还是小人书和电影最能入心入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本苏联小人书是《柯楚别依》（那本书记得很厚），最爱看的电影是《夏伯阳》。里面说的都是骑马挥刀的英雄，最后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别依，死得很惨，记得不是死在战场上，究竟怎么死的，好像当时就有点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不光我，同龄的男孩子都记得极清楚。电影记得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真正的人》《战斗的童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侦察员的功勋》……这些电影当时肯定看过，但情节大都记不得了。其中《侦察员的功勋》有一个情节：那个侦察员和一个女地下工作者接头时遇上敌人，突然假装恋人亲嘴，让我记得特清楚。
再大一点，学会看字书后，除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打仗的小说之外，如果你还想看外国小说的话，首选的就是一批苏联小说。记得其中就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那是本薄得恨人的书。那时候没听说过福尔摩斯，觉得《红色保险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极致。有些苏联小说都是早就看了电影或者小人书之后，再重温原著。比如小时候看过小人书《队旗》，记住了一个断了腿后又重上蓝天的飞行员，到大一点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来看，要比小人书过瘾多了。再如小人书《丹娘》里，丹娘理了一个男孩子的短发，被德国鬼子捆着，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裙子，英勇就义。后来看了《卓娅和舒拉》，知道了卓娅就是“丹娘”。可以说，苏联小说一直陪伴着这些孩子成长，无时不被老师、父母和整个社会提醒，要向苏联英雄学习。
记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卖票上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经能看到内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说，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化从小就影响着这群孩子，甚至苏联文化和中国文化掺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面包）和馒头一样，被他们捏在一起咽下去，营养着他们的思想。上初中时，我们一群浑孩子闯进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摆着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像发现了重大敌情，赶紧向当时每个部队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办公室”（是为防止子弟们没人管，调皮出问题成立的专门机构）汇报。结果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转眼间找不到了，这又成了新“敌情”。事隔几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钟偷偷告诉我，书让他趁乱给藏起来了，还问我想不想看。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一部几乎崭新的《静静的顿河》就到了我的手里。我还记得上册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部书里传递的苏联气息却让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我们撬图书馆时，从里面偷出的书里有一本让我对苏联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苏联小说中的一部。书中让人感到苏联真是块好地方，有那么蓝的天空和那么好的工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高级干部的女儿廖丽亚嫁给了工人季米特里，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对丈夫“不爱”孩子的愤怒那么可笑，还有阿尔莲采夫那个阴险的坏蛋。后来才知道，60年代这本书曾被广泛推荐阅读，还被改编为话剧，但我却无缘一睹。
小时候疯狂向往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转盘机枪，那小得像玩具似的、电影《长空比翼》里张雷驾驶的“歼5”飞机，都是苏联的。把这种感觉和几个“发小儿”交流，一个当年很细腻的女孩说得有点“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为你爱你的童年，或者说你的童年很幸福，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不管怎么说，长到现在50岁多了，苏联的事儿一直在关心着，甚至中国驻苏的历届大使我们在一块聊天一凑就凑齐：王稼祥、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刘新权、王幼平、杨守正……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爱看苏联小说的缘故，老钟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成了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前些日子在QQ上遇到他，他正在出差，我说咱俩聊聊。他说俩傻老爷们有什么好聊的，我说想写写“苏联老大哥”，让他说说50年代的苏联文学。他一张口“侃”了一堆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就不用说了，这些是当年只要识字的人都读的书。再有柯切托夫的另一本《茹尔宾一家》，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书。到了60年代，他还有一本《州委书记》，所有他的书我都喜欢。剩下的我有的读过，有的知道，有的干脆没听说过。像《小北斗村》《不平凡的夏天》《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成长吧，小子！》《快脚鹿》《第聂伯河上的灯火》《阿里泰到山里去》等等。我自叹不如，这小子还真读过不少书。 苏联的影子，那时在中国无处不在。5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关于苏联的记忆。1953年出生的姬民当时在新疆上幼儿园，他记得幼儿园里就有苏联小朋友。他们也会说中国话，和中国小朋友吃一样的饭，用一样的小毛巾。只是他们胆子很大，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一只大狗，中国小朋友们都怕它，但苏联小朋友就不怕，那只狗对黄头发的孩子都很友好。1951年出生的高娅记得，那是个六一儿童节，她们去给参加庆祝会的苏联专家戴红领巾。回来后互相比谁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更帅，结果让高娅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头发稀疏，她难过得直哭。
到了60年代，让大人们给吵的，孩子们脑子里开始知道赫鲁晓夫是坏蛋，外号“赫秃子”。但对斯大林的崇拜，孩子们丝毫不减。不仅孩子不减，大人们也不减，看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种树的形象一出现，无论大人孩子，满场都是掌声。
记得60年代初，一次学校请来吴运铎作报告。校长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作报告，同学们鼓掌欢迎！”大家立刻使劲鼓掌。一位同学过后说，吴运铎和保尔长得真像，也那么瘦。于是争论起吴运铎和保尔谁更棒。有人说是吴运铎，因为他能制造枪炮，并且多次受伤，还被炸瞎了一只眼；有人说是保尔，因为他也多次受伤，而且瞎了两只眼，还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说吴运铎也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最后有人说，保尔的伤比吴运铎重，他最后都牺牲了，但吴运铎还活着；一位男同学似乎要挺身保卫保尔的样子，争辩说，保尔没牺牲，反正书里他没牺牲！
由于从小的熏染，我们对苏联文化也有一种自然的亲和。苏联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人物我们都很熟悉，聚在一起一聊，就可以说出一大串。越早期的记得越清楚，像苏共前期的一些高级人物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加里宁、米高扬、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等；部队的孩子，对苏联元帅记得也清楚，像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这些人不少都在50年代来过中国，各种画报画册至今存世仍很多。像伏罗希洛夫1956年访华，新闻报导中就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至于文学家，孩子们通常会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混在一起，互相借书时，问是哪国的，回答一并是“苏联的”，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上学时，我和好友老刘同住一个宿舍，闲来他就朗诵普希金的散文《射击》、《驿站长》。他忘情地朗诵，我躺在床上听得着迷，感觉温暖而激动，还生怕走廊上有人偷听。他是个苏俄文学迷，把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渴睡》介绍给我。我已经很多年不读小说了，但《外套》里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和《渴睡》里那个劳困过度的小女孩，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上海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包括《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等。我还记得那是由“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读着那些“苏联味”十足的小说，里面的内容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那已经不是自己最熟悉的战争小说，已经没有了德国鬼子。那批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那时的记性就已经不如童年好了，这一堆书里我只记住了两个情节，还忘了是出自哪本书的。一个情节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你的屁股真漂亮。”当时正值青春期，又没人引导，这种描写让我大为惊异：屁股还有漂亮的？什么样的屁股才算漂亮？我自己问自己。还有一个情节很富于哲理，书中一个人说：“如果你进了电影院，发现只有一个座位，你会很安心很舒适地座下，如果有很多空位子，你会觉得哪个也不舒服，总想挪动。”
而当我读到与那些小说前后脚出版的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看到扉面上朱可夫满胸勋章、勋表，坚毅的眼神和嘴角时，充满心间的只有景仰。
一种文化一旦沁入了孩子的精神，就会像他从小在国外学了那国的语言，是无法用命令删除的，他混杂着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囫囵吞枣地吃进肚里，糊里糊涂地被消化吸收，融入血液中，变成了一种像是记忆又高于记忆的东西，伴随着你，直到永远。就像那首那代人谁都知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说它有多好听，并不见得，但它成了一种符号，嵌在身上，只要一听到，就会捎带出很多别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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