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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房子
当年，从广州市区到番禺县（1992年5月20日撤县设市，2000年5月21日撤市设区）万顷沙镇，要先从火车站坐公交车经人民桥到洪德路的番禺汽车站，再坐公汽经洛溪河船渡到大石镇，再坐面包车经沙湾河、横沥河船渡，一路颠簸走来，早上8点出发，到万顷沙已是下午4点了。
1988年3月，我开始在广东省国营珠江华侨农场（1989年6月改为广州市珠江华侨农场，1992年1月改为广州市珠江管理区，2008年10月30日改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办事处）珠江中学任教，直到1998年3月离开，有过10年的中学教师经历。
从来广州的那一天起，我一直住在城郊，确切地说是珠江华侨农场珠江中路，成为沙田水乡的一员，那年我22岁。
这城郊的珠江华侨农场，其规模就是一个小镇，在我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的那些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个范围内的最高建筑是五层楼的电信大楼，甚至连通番禺的横沥大桥、沙湾大桥也刚建好不久。满眼的香蕉地、甘蔗林，公交车在尘土飞扬、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如有需要到市区办事，必须先坐船到对面的南沙镇，或会花5元钱坐上高速快艇飞驰在狮子洋的海面。
年轻躁动的我，周末有许多地方可以去。要么与一帮同事骑单车到附近的中山市、番禺市游玩，要么带一群学生到肇庆、虎门春游。那时候总是任性，敢骑单车走100多公里，敢到河涌捉蟹捕虾煮着吃，敢开着房门睡大觉……
在我的身高停止增长的时候，城市却开始长高了。二三十层的房子一片一片如春笋般地冒出来，将我们穿过的小巷、走过的院落、玩过的田园一处处挤满，像一个个肥胖臃肿的怪兽，发出各种怪异的声音，喘着带油烟的粗气，每天制造出成堆恶臭的垃圾，等着环卫工人来清理。
36岁那年，我在番禺市区买了一套房子，便将家里的一部分东西从珠江农场珠江中路搬到番禺市的清河东路（现为亚运大道）。以为是住在地铁口、位于城市的中心区了，位置热闹，光线透亮，面积增加了一些，客厅除了可以吃火锅，还可以摆一桌麻将。单元门是对讲门铃，有保安、有车位，旁边就有配套小学，楼下就有公交车站，对面就是大型超市，吃、住、行都方便，这些都很让我兴奋了好几年。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房子后来竟成了我的快乐与困惑。乐的是交通方便，惑的是住六楼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感觉有些累人，特别是从一楼走到六楼，不像年轻时能东奔西跳。而对早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气喘吁吁，就像一个艰难的旅程。
亚运大道拓宽之后，南沙新区也成立了。这一带忽然喧嚣起来，整条大路车声鼎沸，特别是南来北往的各类型车昼夜不停地穿梭。满眼蠕动的曲线，红绿灯多了，塞车的时间也多了，饭后逛街、散步的习惯也就取消了。出门就是噪声、车流、人流，不如回家看电流（电视）。临街而居，烦恼的事还有家里的玻璃窗总是覆着灰尘，待在家里不敢开窗太久，内心渐渐开始抱怨起来。还有停车的事，不知从何时起，楼下的公用车位，竟然“此位有主”，并在水泥地面不知真假胡乱写上醒目的黄色数字。
于是，还得选择搬回南沙区珠江街来住。
房子在小镇的中心位置，一个十字路口。以前还是个安静的街口，但现在经济发展了，外地人大量涌入，每天夜里都能听见种种人间活剧。那些人，也许似曾相识，却熟视无睹。零点的时候，一些经过改装的摩托车“突——突——突”地发出巨大的噪声，在几个染发年轻人的驾驭下号啕着呼啸而过；凌晨1点，楼旁的肉联公司员工哼着小调、杵着金属的铁钩正在卸下已经宰杀好的赤裸裸的生猪，并叮叮当当地将其砍成块包装好再送往超市销售；早上5点，正对面的那家饮食店生意兴隆，习惯喝早茶的人们开始在议论国家大事了；早上7点，几十位老年人正在窗前不远处的公园门口叽喳着等候旅行社的大巴，他们正准备感受广州一日游；晚上6点，回家的人们正在寻找各自的归属，路口那些心急或不小心的人就会与车撞在一起，之后就纠缠着、吵嚷着等交警来处理。
这条路上的吵闹声总是家常便饭。比如夜晚几个男子喝醉酒了，就在路边撒野，要么污言秽语，要么大打出手；又如凌晨时分有女人疑因丈夫出轨而吵架，并伴有拳脚相加打在人身上的声响，在最寂静的时候分外刺耳。
每每夜里都被惊醒，尤其是砍猪肉还放音乐的那些缺德者，不堪骚扰的我，在多次警告无果的情况下，怒气冲冲地走向那台电脑，但理智又促使我不能下狠手，最后还是无奈地拨打110报警。斜对面的那家发廊，时常会有打情骂俏声，抑或是一个玻璃瓶子的掷地声，然后是一阵接一阵的撩妹声。城市发展了，人员增多，鱼龙混杂。2015年的夏天，一骑摩托车横冲直撞的男子被撞身亡，就在十字路口。同年的冬天，又有两辆小轿车相撞，尽管没人死伤，但还是叫来了交警。
城市还在不管不顾地继续长高加宽，住在城里时，总想起一个词“石屎森林”。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堵，汽车轰鸣声成了最扰人清梦的声音。而住在城郊，也避免不了同样的问题。我一天一天忍耐著，渐渐地，同事朋友们都开始搬出城里，一个个往山脚下、大海边迁徙。
我几乎被房地产商一家比一家冠冕堂皇的广告词征服了，开始在南沙各大房地产楼盘间转悠。终于在国庆节放假的那几天，看上了区政府旁边一家依山傍水的楼盘。小区里有花园、健身路径，窗外是绿树、青山、河流，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可是当我与售楼小姐商谈付款细节的时候，我被限购了。有钱不能买，没钱更买不了。或许是我不懂政策，虽然曾经产生一些个大胆的想法，但还是未付诸行动。
每天就想着那房子。将就住着，还要继续忍受那嘈杂的吵闹声；卖了再买，就意味着要做新的房奴，更可恶的是不能用住房公积金还贷款。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既让我住得舒服，又可以不做房奴呢？
房顶上的天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沙，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岁月的洗礼，红砖的墙壁和红瓦的屋顶被雨水浸润染黑，瓦缝里生出瓦松和茅草，似乎不断散发出腐败的气息，我便在这气息中度过冉冉时光。 那些年，因为我任职的学校房子紧张，被安排住在华侨农场珠江路41号，那是一栋两户联体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子，里面住的基本是农场的职工。这些公用的房子，都建在大约2米宽的堤围路边，只能骑单车或摩托车过往。在这条宁静的小路上，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路两边的竹子、木棉、紫荆、香樟、榕树、苹婆、龙眼、荔枝跟我行注目礼，我被它们的坚强生长所感染，于是我也饶有兴致地活着。
尽管后来这条小路捣了水泥，还铺了沥青，我仍然怀疑它能否配得上“珠江路”这个气势傲然的称谓。
两家共用一个大门出入，睡一样的房，开一样的窗，冒一样的烟，困顿的生活抹去了一家一户的差异，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把日子迎来送往。
房子不是很大，楼上楼下各20平方米，楼上用三角形的大梁支撑屋顶，虽然简陋，但冬暖夏凉。我就在里面看电视、写作，或带着一天的劳累进入梦乡。夏天，最怕的是台风，不是吹进雨水灰尘，就是吹断电视天线。
几乎每家的房顶都装有一个带放大器的鱼骨天线，有的家庭还不只一个，密密麻麻，像蜘蛛织的网，也像鱼骨一样，接收着来自天空的信号，再传往家里的电视机。正如著名朦胧诗人舒婷在《黄昏星》诗中吟道：“烟囱、电缆、鱼骨天线/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
那时候，交通不畅、位置偏僻，在珠江华侨农场工作的外地人很少，说粤语的人比较多，所以大多数家庭爱看香港电视。我也受此影响，到市场买来了一根棍子、一条鱼骨天线、一个放大器，用铁丝固定竖在阳台上，再向香港方向调整天线，这样能让电视信号更好一些。有时想看中央台，就到阳台去扭动棍子换个方向，直到想看的台信号清楚为止。我家的电视天线大约有3米高，天高云淡，画面清晰。但大风吹来，摇摇晃晃，有时被大风吹断了，我又得找个梯子爬到高处去修理，或把绑好的棍子放下来，更换天线。
或许我会说广州话，与经常看香港电视和多跟学生交流有关。那时，没有多媒体、没有手机、没有卡拉OK、没有QQ微信，做人做事比较专一。所以，一有空闲，除了骑单车外出游玩外，最喜欢看港产片和听汪明荃的歌《万水千山总是情》，跟着唱觉得是一种时尚。
在这里住了三年多后，我买新房子搬走了。而那像鱼骨一样的天线呢？应新主人要求，我仍然让它在阳台那里坚定地竖立着，以继续它的使命。
消失的书店
在珠江街生活了20多年，走得最多的是珠江中路，以及珠江东一路和珠江东二路。
有时在路上走着，不经意间由远而近地传来一阵爆竹声，从悬于门楣的招牌中可看出，又一家书店开张了……
20世纪90年代，珠江农场（包括万顷沙镇）也就三四万人，但读书人多，书店也多，仔细数来也有10多家。虽然这些书店并不像广州市区北京路的新华书店那样豪华、气派，纯文学、通俗文学，甚至哲学、宗教之类的书籍比比皆是。若要购一些名作家如钱钟书、王蒙、贾平凹写的时下流行的畅销书，也决不会空手而回。就算暂时书店没有的，你只要向书商打个招呼预订，那么几天后你要的书就会如愿以偿。
我喜欢去的书店有两家：一家是位于现在珠江中路鸿成市场门口处的珠江书店；另一家是稍远点位于万顷沙镇内的万顷沙书店。之所以愿意去这两家书店，是因为它的规模大、品种多，书商热情、服务周到，有时进去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没电脑、没手机、没网络、没公交，可能是那个时候最能消磨时间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这些书店各有特色。有的专卖书报杂志，有的专卖种蕉种蔗的农事书，有的专卖儿童书籍，有的专卖香港、澳门走私过来的周易八卦，有的是综合性的什么都卖，有的是新华书店的分销点，有的是出租书籍的店铺。我在万顷沙书店买了一本香港版的《圣经》，黑皮封面，纸薄字小，只看了些篇章；还买了一套台湾版的《金瓶梅》，字体竖排，还说是绝版，但一直没有看过。那时我也只是个中学数学、物理教师而已，不会写文章发表，也没有想到写书出版，更不敢有做作家之类的奢望。
阴差阳错，到了1990年代末，我竟然也有自己出版的书籍在以上的书店销售了，我自己也兴奋了一阵子。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讀书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珍重。同时，我也让自己成了人类文明的创造者。
记得1988年初刚到珠江农场的时候，不要说10多家书店，就连万顷沙仅有的一间书店也只卖些阴阳八卦、耕田种地之类的书籍，甚至连一张报纸都很难买到，说万顷沙是“文化沙漠”一点也不夸张。那时，不管是珠江华侨农场还是万顷沙镇，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没有像样的水泥路，也就没有公交车了。整个经济以种养业为主，没有工业，发展严重滞后。难怪，从贴在路边墙上的那些红纸黑字的标语中可知，人们刚从“番新公路”建成通车（之前是靠船舶过渡）的喜悦中得到点慰藉，谁还会认识钱钟书，谁又会知道《围城》？后来经济发展了，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外来文化渗透到每个角落，各种层次的人才对书籍的需求不一样，在工作之余，到书店购买几本书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于是便有了这种书店繁荣的景象。
那时有一种现象，就算有的人很少买书看报，并不意味着他们懂得很少，必要时也会跟你谈古论今。他们的知识是通过看香港电视得到的，一个鱼骨天线架在屋顶就可以了解国内外新闻，可以说比内地人知道得更多更快。
时过境迁，人去物非。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中：手机的普及、多媒体的应用、电视节目的多样化，所接触到的文字，大多是一次性消费，谁还会有心情、有时间到书店去买书看书呢？当年书店那种繁荣的景象没有了。反之，有的倒闭，有的改行，即便是存活下来的，很少有经营图书，大多是卖些文具、玩具、笔墨纸张罢了。
曾经的龙穴岛
“戈船横跨海门东，苍莽坤维积气通。万里潮升龙穴雨，四周山响虎门风。长旗拂断垂天翼，飞炮惊回饮涧虹。谁与沦溟争尘块，直从呼吸见神工。”
这是邓廷桢赠给当时任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诗句。诗中提到的龙穴，就是位于珠江口蕉门、虎门水道出口处的一个岛屿，与附近的铜鼓山、爻杯山相连，传说是南海龙王住的洞穴，由此得名。据《东莞县志》记载，龙穴洲（龙穴岛）在县南大海中，常有龙出没其间。春波澄霁，蜃气结为楼观城堞，人物车盖往来之状，人常见之。由此可见，龙穴岛的神秘难于言表。 上述说的龙穴岛，位于伶仃洋上，就是现在的南沙区龙穴街。
20世纪80年代末，龙穴岛面积2平方公里，200多住户，曾是一个旅游、休闲的好地方。工作之余，我们约上学校的几个同事到龙穴岛去游玩、烧烤。从珠江农场出发，到万顷沙镇码头，要是等不到每天一班的客船，就花5元钱坐高速快艇颠簸在伶仃洋上，大约20分钟就可到达目的地。上到岸边，满眼望去，整个岛屿绿树成荫，沙滩洁静，水草摇曳，海浪拍岸，海鸥飞翔。这让初来乍到的我，带着稚气的眼神不断钦佩大自然的美丽。
漫步龙穴岛上，我们一路欣赏了铁索桥、九曲亭、观日亭、古井、龙窝、大榕树、穿云洞等；也参观了张保仔洞、三圣宫庙和三个奇观：奇井、奇洞和奇榕。夏日炎炎，白天穿行在岛上的洞穴、沙滩，夜晚倚亭远望，任凭海风吹拂，聆听涛声拍岸，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沿着海滨浴场，一路走去便可接近望江亭。望江亭位于铜鼓山的悬崖上，是观赏珠江口景色万千的最佳处。站在亭上望去，阳光下的海水湛蓝清澈，远处的白帆点点，在轻柔海风的梳理下时东时西，像一群呢喃低飞的海鸥。当黄昏到来，夕阳像千万支蜡烛挂在山冈上燃烧，好一幅美丽的水天秀色。潮起，如倾听蓝色大海歌吟的旋律；潮落，则在沙滩拾起一枚枚色彩斑斓的贝壳，寄给远方的朋友。
登上铜鼓山的“九九云梯”，一路朝上就可到达观日亭。若是朗日，立于亭上，可望伶仃洋烟波浩渺，环顾四周，群峰起伏，波涛千里，朵朵白云伸手可摘；若晨曦登亭，一轮红日跃然海上，霞光万道；若是傍晚远眺落日，却是苍山似海，残阳如血。于是，遥想当年的鸦片战争，从虎门到龙穴岛这一带海域，曾是硝烟弥漫的古战场，不由凭吊那些顶天立地并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
在铜鼓山脚下，有个张保仔洞。相传它是清朝道光年间（1842年），绿林豪杰张保仔贮藏劫富济贫得来的金银财宝的地方。
有个动人的传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丧权辱国地与英方签订不平等条约，张保仔激发义愤，聚众反清抗英，率领部下72人袭击一艘英国与清政府合营的商船，获得大量财物。在回归途中，有官兵追来，在走投无路之际，逃至龙穴岛，急用宝剑往铜鼓山一挥，随即出现一个山洞，于是入洞继续抵抗。在奋战了七天七夜后，终因弹尽粮绝而屈死洞中。数年后，附近海上的渔民感觉洞内有操兵练武的声音，于是有个人进洞想看个究竟。到了最深处，发现有石台、石凳、兵器、兵书、金银珠宝，还有一本放在石台上的花名册。于是他打开花名册细声读起来，谁料每念一个名字，立即站出一个人，当他念到第10个名字时，面前站出10个人，吓得他连滚带爬逃出了洞口。从此，再也没人敢进到洞里去了。
来龙穴岛的人都会去叩拜三圣宫，它位于码头边，始建于明代末年。中间经过几次复建，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被拆毁。传说明代有三位书生赴京应考，途经南海时遇难，遗体漂至此庙前的海滩上，有渔民发现了这三具遗体，其上爬满苍蝇，分别形成周、林、罗三字。渔民认为，这是三位圣神公，便把遗体葬于岛上。之后，这位渔民每次出海都满载而归，赚了大钱，遂建此庙让人瞻供。多年来，港澳及内地渔民纷纷要求重建“三圣宫”庙。于是，从1984年9月开始，由港澳渔民以及内地部分群众集资筹款，在原来的位置上重建了“三圣宫”。建成后，每年都有唱戏表演，吸引了不少港澳及内地游客。
当然，那时的龙穴岛，还有许多好去处，如爻杯山的圣母娘娘庙、幽静深远的龙宫、让人心跳的铁索桥。然而，我喜欢的却是吃鲜美荔枝、拾海边贝壳、骑水上单车、开快艇兜风、游泳嬉戏、享受日光浴……
现在的龙穴岛，成了南沙区属下的龙穴街。经过围海造地，面积已经扩展到128.9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49.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79.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万人。包括10万吨船舶出入的南沙港、中船龙穴造船基地、南沙保税港区等，这些资源丰富、优势突出的经济发展规模项目，已在珠江出海口傲然屹立，将承载起历史的重托。
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曾经大海中的龙穴洲，有谁会想到它今天会成为南沙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而且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上呢？
在2路公共汽车上
橘黄色的2路公共汽车按部就班地在珠江街与南沙街这条路上穿梭。
油门声、喇叭声、刹车声交织不断。除小轿车、公交车外，货柜车、泥头车卷起尘土飞扬，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曾被遗忘的乡村在都市之外掀起了一派繁忙的景象。人流和车流，田野与高楼的身影迅速掠过麻木的眼神，禁锢在车厢内的人们互不理会，也不在意别人的态度，大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都市就是这样，忙忙碌碌，我行我素，汽车毫不犹豫继续履行它的职责。
前上后下，人们鱼贯而入。行色匆匆，摩肩接踵，车内除了闷热的空气，依旧是南腔北调的一片。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谁说什么并不重要。即便是那个小巧玲珑青春靓丽口若悬河每天在固定路口等车的年轻女子，总是跟司机唠叨不停，他甚至还会为她违章停车。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也就无人过多理会。
汽车靠站了，車厢里陌生的面孔，从后门的扶手柱上按响铃声后便消失在视线范围内。然而，在汽车的前门，又出乎意料地涌上来一群比原来还要不熟悉的陌生人，除了其中拎着大包小包的打工族和几个本地模样的生人外，我找不出其他人的特征了。坐着的并不一定按先来后到，站着的不分男女老少。特别是周一及周五，真是难得的一挤，仿佛不是置身于清静的小镇，却挤出了都市的味道，挤出了生活的气息。
汽车依然逶迤爬行，但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安静。“车门夹住我的衣服了！” “你又撞到我了。”“哎，你这人怎么搞的，乱踩人家的脚。”……愤愤不平的抱怨声在一个本来不算平静的车上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嘈杂声的分贝在沸沸扬扬中不断上升，这里不再是城市的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乡村版闹市。想想这条线路刚开通时那种空无一人的车况真是令人回味。
一车一世界，一人一表情。一个忙着赶去坐地铁四号线的年轻母亲，来不及喂奶孩子，婴儿忍无可忍地哭了起来，车厢像着了魔般鸦雀无声。母亲嘴上哼着儿歌，双手不停拍打着小孩的后背，可小生命始终不肯合上自己的小嘴，发泄般地号啕。这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姑娘站了起来，在母亲坐下的位置，伸出纤纤玉手抚摸着婴儿柔嫩的小脸，微启朱唇咿咿呀呀微笑着逗他开心，孩子终于露出了笑容，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人们都看着这个姑娘，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但大多数仍是面无表情。
“下一站是终点站……请各位乘客带好你的行李从后门下车……”普通话广州话英语从车载喇叭轮流播出。汽车终于缓缓停下它疲惫的身躯，乘客们一个个走下汽车。互不相识的人们，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匆匆度过了短短的30分钟后，大家又各奔前程，消失在拥挤的茫茫人流中，谁也不认识谁。
冬天的傍晚，夜色似乎顷刻间笼罩下来，刚走出办公室时还是暮色阑珊，半个小时不到天就完全黑了。清点一天的记忆，身子却不由得又挤在了2路公共汽车上。物是人非，终点变成了起点，这是个枯燥憋闷的空间。当车窗外那熟悉的景物滑过脸颊，我的思绪已经定格在那座温馨的小屋中……
这是数年前的身体力行，也是切身感受。如今有了私家车，很少坐公交车上班了，也就难体会那方天地的众生相。
责任编辑：刘妍
作者简介：
何 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广州市南沙区作家协会主席，《南沙文学》杂志主编。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0多篇（首）。曾获广州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广州文艺奖二等奖，全国及各级协会举办的征文比赛一、二、三等奖近百次。出版文学作品专著9部。
当年，从广州市区到番禺县（1992年5月20日撤县设市，2000年5月21日撤市设区）万顷沙镇，要先从火车站坐公交车经人民桥到洪德路的番禺汽车站，再坐公汽经洛溪河船渡到大石镇，再坐面包车经沙湾河、横沥河船渡，一路颠簸走来，早上8点出发，到万顷沙已是下午4点了。
1988年3月，我开始在广东省国营珠江华侨农场（1989年6月改为广州市珠江华侨农场，1992年1月改为广州市珠江管理区，2008年10月30日改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办事处）珠江中学任教，直到1998年3月离开，有过10年的中学教师经历。
从来广州的那一天起，我一直住在城郊，确切地说是珠江华侨农场珠江中路，成为沙田水乡的一员，那年我22岁。
这城郊的珠江华侨农场，其规模就是一个小镇，在我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的那些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个范围内的最高建筑是五层楼的电信大楼，甚至连通番禺的横沥大桥、沙湾大桥也刚建好不久。满眼的香蕉地、甘蔗林，公交车在尘土飞扬、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如有需要到市区办事，必须先坐船到对面的南沙镇，或会花5元钱坐上高速快艇飞驰在狮子洋的海面。
年轻躁动的我，周末有许多地方可以去。要么与一帮同事骑单车到附近的中山市、番禺市游玩，要么带一群学生到肇庆、虎门春游。那时候总是任性，敢骑单车走100多公里，敢到河涌捉蟹捕虾煮着吃，敢开着房门睡大觉……
在我的身高停止增长的时候，城市却开始长高了。二三十层的房子一片一片如春笋般地冒出来，将我们穿过的小巷、走过的院落、玩过的田园一处处挤满，像一个个肥胖臃肿的怪兽，发出各种怪异的声音，喘着带油烟的粗气，每天制造出成堆恶臭的垃圾，等着环卫工人来清理。
36岁那年，我在番禺市区买了一套房子，便将家里的一部分东西从珠江农场珠江中路搬到番禺市的清河东路（现为亚运大道）。以为是住在地铁口、位于城市的中心区了，位置热闹，光线透亮，面积增加了一些，客厅除了可以吃火锅，还可以摆一桌麻将。单元门是对讲门铃，有保安、有车位，旁边就有配套小学，楼下就有公交车站，对面就是大型超市，吃、住、行都方便，这些都很让我兴奋了好几年。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房子后来竟成了我的快乐与困惑。乐的是交通方便，惑的是住六楼没有电梯。
没有电梯，感觉有些累人，特别是从一楼走到六楼，不像年轻时能东奔西跳。而对早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气喘吁吁，就像一个艰难的旅程。
亚运大道拓宽之后，南沙新区也成立了。这一带忽然喧嚣起来，整条大路车声鼎沸，特别是南来北往的各类型车昼夜不停地穿梭。满眼蠕动的曲线，红绿灯多了，塞车的时间也多了，饭后逛街、散步的习惯也就取消了。出门就是噪声、车流、人流，不如回家看电流（电视）。临街而居，烦恼的事还有家里的玻璃窗总是覆着灰尘，待在家里不敢开窗太久，内心渐渐开始抱怨起来。还有停车的事，不知从何时起，楼下的公用车位，竟然“此位有主”，并在水泥地面不知真假胡乱写上醒目的黄色数字。
于是，还得选择搬回南沙区珠江街来住。
房子在小镇的中心位置，一个十字路口。以前还是个安静的街口，但现在经济发展了，外地人大量涌入，每天夜里都能听见种种人间活剧。那些人，也许似曾相识，却熟视无睹。零点的时候，一些经过改装的摩托车“突——突——突”地发出巨大的噪声，在几个染发年轻人的驾驭下号啕着呼啸而过；凌晨1点，楼旁的肉联公司员工哼着小调、杵着金属的铁钩正在卸下已经宰杀好的赤裸裸的生猪，并叮叮当当地将其砍成块包装好再送往超市销售；早上5点，正对面的那家饮食店生意兴隆，习惯喝早茶的人们开始在议论国家大事了；早上7点，几十位老年人正在窗前不远处的公园门口叽喳着等候旅行社的大巴，他们正准备感受广州一日游；晚上6点，回家的人们正在寻找各自的归属，路口那些心急或不小心的人就会与车撞在一起，之后就纠缠着、吵嚷着等交警来处理。
这条路上的吵闹声总是家常便饭。比如夜晚几个男子喝醉酒了，就在路边撒野，要么污言秽语，要么大打出手；又如凌晨时分有女人疑因丈夫出轨而吵架，并伴有拳脚相加打在人身上的声响，在最寂静的时候分外刺耳。
每每夜里都被惊醒，尤其是砍猪肉还放音乐的那些缺德者，不堪骚扰的我，在多次警告无果的情况下，怒气冲冲地走向那台电脑，但理智又促使我不能下狠手，最后还是无奈地拨打110报警。斜对面的那家发廊，时常会有打情骂俏声，抑或是一个玻璃瓶子的掷地声，然后是一阵接一阵的撩妹声。城市发展了，人员增多，鱼龙混杂。2015年的夏天，一骑摩托车横冲直撞的男子被撞身亡，就在十字路口。同年的冬天，又有两辆小轿车相撞，尽管没人死伤，但还是叫来了交警。
城市还在不管不顾地继续长高加宽，住在城里时，总想起一个词“石屎森林”。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堵，汽车轰鸣声成了最扰人清梦的声音。而住在城郊，也避免不了同样的问题。我一天一天忍耐著，渐渐地，同事朋友们都开始搬出城里，一个个往山脚下、大海边迁徙。
我几乎被房地产商一家比一家冠冕堂皇的广告词征服了，开始在南沙各大房地产楼盘间转悠。终于在国庆节放假的那几天，看上了区政府旁边一家依山傍水的楼盘。小区里有花园、健身路径，窗外是绿树、青山、河流，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可是当我与售楼小姐商谈付款细节的时候，我被限购了。有钱不能买，没钱更买不了。或许是我不懂政策，虽然曾经产生一些个大胆的想法，但还是未付诸行动。
每天就想着那房子。将就住着，还要继续忍受那嘈杂的吵闹声；卖了再买，就意味着要做新的房奴，更可恶的是不能用住房公积金还贷款。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既让我住得舒服，又可以不做房奴呢？
房顶上的天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南沙，大多是砖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岁月的洗礼，红砖的墙壁和红瓦的屋顶被雨水浸润染黑，瓦缝里生出瓦松和茅草，似乎不断散发出腐败的气息，我便在这气息中度过冉冉时光。 那些年，因为我任职的学校房子紧张，被安排住在华侨农场珠江路41号，那是一栋两户联体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子，里面住的基本是农场的职工。这些公用的房子，都建在大约2米宽的堤围路边，只能骑单车或摩托车过往。在这条宁静的小路上，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有路两边的竹子、木棉、紫荆、香樟、榕树、苹婆、龙眼、荔枝跟我行注目礼，我被它们的坚强生长所感染，于是我也饶有兴致地活着。
尽管后来这条小路捣了水泥，还铺了沥青，我仍然怀疑它能否配得上“珠江路”这个气势傲然的称谓。
两家共用一个大门出入，睡一样的房，开一样的窗，冒一样的烟，困顿的生活抹去了一家一户的差异，大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把日子迎来送往。
房子不是很大，楼上楼下各20平方米，楼上用三角形的大梁支撑屋顶，虽然简陋，但冬暖夏凉。我就在里面看电视、写作，或带着一天的劳累进入梦乡。夏天，最怕的是台风，不是吹进雨水灰尘，就是吹断电视天线。
几乎每家的房顶都装有一个带放大器的鱼骨天线，有的家庭还不只一个，密密麻麻，像蜘蛛织的网，也像鱼骨一样，接收着来自天空的信号，再传往家里的电视机。正如著名朦胧诗人舒婷在《黄昏星》诗中吟道：“烟囱、电缆、鱼骨天线/在残缺不全的空中置网”。
那时候，交通不畅、位置偏僻，在珠江华侨农场工作的外地人很少，说粤语的人比较多，所以大多数家庭爱看香港电视。我也受此影响，到市场买来了一根棍子、一条鱼骨天线、一个放大器，用铁丝固定竖在阳台上，再向香港方向调整天线，这样能让电视信号更好一些。有时想看中央台，就到阳台去扭动棍子换个方向，直到想看的台信号清楚为止。我家的电视天线大约有3米高，天高云淡，画面清晰。但大风吹来，摇摇晃晃，有时被大风吹断了，我又得找个梯子爬到高处去修理，或把绑好的棍子放下来，更换天线。
或许我会说广州话，与经常看香港电视和多跟学生交流有关。那时，没有多媒体、没有手机、没有卡拉OK、没有QQ微信，做人做事比较专一。所以，一有空闲，除了骑单车外出游玩外，最喜欢看港产片和听汪明荃的歌《万水千山总是情》，跟着唱觉得是一种时尚。
在这里住了三年多后，我买新房子搬走了。而那像鱼骨一样的天线呢？应新主人要求，我仍然让它在阳台那里坚定地竖立着，以继续它的使命。
消失的书店
在珠江街生活了20多年，走得最多的是珠江中路，以及珠江东一路和珠江东二路。
有时在路上走着，不经意间由远而近地传来一阵爆竹声，从悬于门楣的招牌中可看出，又一家书店开张了……
20世纪90年代，珠江农场（包括万顷沙镇）也就三四万人，但读书人多，书店也多，仔细数来也有10多家。虽然这些书店并不像广州市区北京路的新华书店那样豪华、气派，纯文学、通俗文学，甚至哲学、宗教之类的书籍比比皆是。若要购一些名作家如钱钟书、王蒙、贾平凹写的时下流行的畅销书，也决不会空手而回。就算暂时书店没有的，你只要向书商打个招呼预订，那么几天后你要的书就会如愿以偿。
我喜欢去的书店有两家：一家是位于现在珠江中路鸿成市场门口处的珠江书店；另一家是稍远点位于万顷沙镇内的万顷沙书店。之所以愿意去这两家书店，是因为它的规模大、品种多，书商热情、服务周到，有时进去就是一个多小时。那时没电脑、没手机、没网络、没公交，可能是那个时候最能消磨时间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这些书店各有特色。有的专卖书报杂志，有的专卖种蕉种蔗的农事书，有的专卖儿童书籍，有的专卖香港、澳门走私过来的周易八卦，有的是综合性的什么都卖，有的是新华书店的分销点，有的是出租书籍的店铺。我在万顷沙书店买了一本香港版的《圣经》，黑皮封面，纸薄字小，只看了些篇章；还买了一套台湾版的《金瓶梅》，字体竖排，还说是绝版，但一直没有看过。那时我也只是个中学数学、物理教师而已，不会写文章发表，也没有想到写书出版，更不敢有做作家之类的奢望。
阴差阳错，到了1990年代末，我竟然也有自己出版的书籍在以上的书店销售了，我自己也兴奋了一阵子。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讀书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珍重。同时，我也让自己成了人类文明的创造者。
记得1988年初刚到珠江农场的时候，不要说10多家书店，就连万顷沙仅有的一间书店也只卖些阴阳八卦、耕田种地之类的书籍，甚至连一张报纸都很难买到，说万顷沙是“文化沙漠”一点也不夸张。那时，不管是珠江华侨农场还是万顷沙镇，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没有像样的水泥路，也就没有公交车了。整个经济以种养业为主，没有工业，发展严重滞后。难怪，从贴在路边墙上的那些红纸黑字的标语中可知，人们刚从“番新公路”建成通车（之前是靠船舶过渡）的喜悦中得到点慰藉，谁还会认识钱钟书，谁又会知道《围城》？后来经济发展了，外来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外来文化渗透到每个角落，各种层次的人才对书籍的需求不一样，在工作之余，到书店购买几本书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于是便有了这种书店繁荣的景象。
那时有一种现象，就算有的人很少买书看报，并不意味着他们懂得很少，必要时也会跟你谈古论今。他们的知识是通过看香港电视得到的，一个鱼骨天线架在屋顶就可以了解国内外新闻，可以说比内地人知道得更多更快。
时过境迁，人去物非。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中：手机的普及、多媒体的应用、电视节目的多样化，所接触到的文字，大多是一次性消费，谁还会有心情、有时间到书店去买书看书呢？当年书店那种繁荣的景象没有了。反之，有的倒闭，有的改行，即便是存活下来的，很少有经营图书，大多是卖些文具、玩具、笔墨纸张罢了。
曾经的龙穴岛
“戈船横跨海门东，苍莽坤维积气通。万里潮升龙穴雨，四周山响虎门风。长旗拂断垂天翼，飞炮惊回饮涧虹。谁与沦溟争尘块，直从呼吸见神工。”
这是邓廷桢赠给当时任钦差大臣林则徐的诗句。诗中提到的龙穴，就是位于珠江口蕉门、虎门水道出口处的一个岛屿，与附近的铜鼓山、爻杯山相连，传说是南海龙王住的洞穴，由此得名。据《东莞县志》记载，龙穴洲（龙穴岛）在县南大海中，常有龙出没其间。春波澄霁，蜃气结为楼观城堞，人物车盖往来之状，人常见之。由此可见，龙穴岛的神秘难于言表。 上述说的龙穴岛，位于伶仃洋上，就是现在的南沙区龙穴街。
20世纪80年代末，龙穴岛面积2平方公里，200多住户，曾是一个旅游、休闲的好地方。工作之余，我们约上学校的几个同事到龙穴岛去游玩、烧烤。从珠江农场出发，到万顷沙镇码头，要是等不到每天一班的客船，就花5元钱坐高速快艇颠簸在伶仃洋上，大约20分钟就可到达目的地。上到岸边，满眼望去，整个岛屿绿树成荫，沙滩洁静，水草摇曳，海浪拍岸，海鸥飞翔。这让初来乍到的我，带着稚气的眼神不断钦佩大自然的美丽。
漫步龙穴岛上，我们一路欣赏了铁索桥、九曲亭、观日亭、古井、龙窝、大榕树、穿云洞等；也参观了张保仔洞、三圣宫庙和三个奇观：奇井、奇洞和奇榕。夏日炎炎，白天穿行在岛上的洞穴、沙滩，夜晚倚亭远望，任凭海风吹拂，聆听涛声拍岸，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沿着海滨浴场，一路走去便可接近望江亭。望江亭位于铜鼓山的悬崖上，是观赏珠江口景色万千的最佳处。站在亭上望去，阳光下的海水湛蓝清澈，远处的白帆点点，在轻柔海风的梳理下时东时西，像一群呢喃低飞的海鸥。当黄昏到来，夕阳像千万支蜡烛挂在山冈上燃烧，好一幅美丽的水天秀色。潮起，如倾听蓝色大海歌吟的旋律；潮落，则在沙滩拾起一枚枚色彩斑斓的贝壳，寄给远方的朋友。
登上铜鼓山的“九九云梯”，一路朝上就可到达观日亭。若是朗日，立于亭上，可望伶仃洋烟波浩渺，环顾四周，群峰起伏，波涛千里，朵朵白云伸手可摘；若晨曦登亭，一轮红日跃然海上，霞光万道；若是傍晚远眺落日，却是苍山似海，残阳如血。于是，遥想当年的鸦片战争，从虎门到龙穴岛这一带海域，曾是硝烟弥漫的古战场，不由凭吊那些顶天立地并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
在铜鼓山脚下，有个张保仔洞。相传它是清朝道光年间（1842年），绿林豪杰张保仔贮藏劫富济贫得来的金银财宝的地方。
有个动人的传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丧权辱国地与英方签订不平等条约，张保仔激发义愤，聚众反清抗英，率领部下72人袭击一艘英国与清政府合营的商船，获得大量财物。在回归途中，有官兵追来，在走投无路之际，逃至龙穴岛，急用宝剑往铜鼓山一挥，随即出现一个山洞，于是入洞继续抵抗。在奋战了七天七夜后，终因弹尽粮绝而屈死洞中。数年后，附近海上的渔民感觉洞内有操兵练武的声音，于是有个人进洞想看个究竟。到了最深处，发现有石台、石凳、兵器、兵书、金银珠宝，还有一本放在石台上的花名册。于是他打开花名册细声读起来，谁料每念一个名字，立即站出一个人，当他念到第10个名字时，面前站出10个人，吓得他连滚带爬逃出了洞口。从此，再也没人敢进到洞里去了。
来龙穴岛的人都会去叩拜三圣宫，它位于码头边，始建于明代末年。中间经过几次复建，1969年“文化大革命”时被拆毁。传说明代有三位书生赴京应考，途经南海时遇难，遗体漂至此庙前的海滩上，有渔民发现了这三具遗体，其上爬满苍蝇，分别形成周、林、罗三字。渔民认为，这是三位圣神公，便把遗体葬于岛上。之后，这位渔民每次出海都满载而归，赚了大钱，遂建此庙让人瞻供。多年来，港澳及内地渔民纷纷要求重建“三圣宫”庙。于是，从1984年9月开始，由港澳渔民以及内地部分群众集资筹款，在原来的位置上重建了“三圣宫”。建成后，每年都有唱戏表演，吸引了不少港澳及内地游客。
当然，那时的龙穴岛，还有许多好去处，如爻杯山的圣母娘娘庙、幽静深远的龙宫、让人心跳的铁索桥。然而，我喜欢的却是吃鲜美荔枝、拾海边贝壳、骑水上单车、开快艇兜风、游泳嬉戏、享受日光浴……
现在的龙穴岛，成了南沙区属下的龙穴街。经过围海造地，面积已经扩展到128.9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49.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79.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万人。包括10万吨船舶出入的南沙港、中船龙穴造船基地、南沙保税港区等，这些资源丰富、优势突出的经济发展规模项目，已在珠江出海口傲然屹立，将承载起历史的重托。
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曾经大海中的龙穴洲，有谁会想到它今天会成为南沙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而且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上呢？
在2路公共汽车上
橘黄色的2路公共汽车按部就班地在珠江街与南沙街这条路上穿梭。
油门声、喇叭声、刹车声交织不断。除小轿车、公交车外，货柜车、泥头车卷起尘土飞扬，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曾被遗忘的乡村在都市之外掀起了一派繁忙的景象。人流和车流，田野与高楼的身影迅速掠过麻木的眼神，禁锢在车厢内的人们互不理会，也不在意别人的态度，大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都市就是这样，忙忙碌碌，我行我素，汽车毫不犹豫继续履行它的职责。
前上后下，人们鱼贯而入。行色匆匆，摩肩接踵，车内除了闷热的空气，依旧是南腔北调的一片。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谁说什么并不重要。即便是那个小巧玲珑青春靓丽口若悬河每天在固定路口等车的年轻女子，总是跟司机唠叨不停，他甚至还会为她违章停车。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也就无人过多理会。
汽车靠站了，車厢里陌生的面孔，从后门的扶手柱上按响铃声后便消失在视线范围内。然而，在汽车的前门，又出乎意料地涌上来一群比原来还要不熟悉的陌生人，除了其中拎着大包小包的打工族和几个本地模样的生人外，我找不出其他人的特征了。坐着的并不一定按先来后到，站着的不分男女老少。特别是周一及周五，真是难得的一挤，仿佛不是置身于清静的小镇，却挤出了都市的味道，挤出了生活的气息。
汽车依然逶迤爬行，但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安静。“车门夹住我的衣服了！” “你又撞到我了。”“哎，你这人怎么搞的，乱踩人家的脚。”……愤愤不平的抱怨声在一个本来不算平静的车上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嘈杂声的分贝在沸沸扬扬中不断上升，这里不再是城市的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乡村版闹市。想想这条线路刚开通时那种空无一人的车况真是令人回味。
一车一世界，一人一表情。一个忙着赶去坐地铁四号线的年轻母亲，来不及喂奶孩子，婴儿忍无可忍地哭了起来，车厢像着了魔般鸦雀无声。母亲嘴上哼着儿歌，双手不停拍打着小孩的后背，可小生命始终不肯合上自己的小嘴，发泄般地号啕。这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姑娘站了起来，在母亲坐下的位置，伸出纤纤玉手抚摸着婴儿柔嫩的小脸，微启朱唇咿咿呀呀微笑着逗他开心，孩子终于露出了笑容，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人们都看着这个姑娘，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但大多数仍是面无表情。
“下一站是终点站……请各位乘客带好你的行李从后门下车……”普通话广州话英语从车载喇叭轮流播出。汽车终于缓缓停下它疲惫的身躯，乘客们一个个走下汽车。互不相识的人们，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匆匆度过了短短的30分钟后，大家又各奔前程，消失在拥挤的茫茫人流中，谁也不认识谁。
冬天的傍晚，夜色似乎顷刻间笼罩下来，刚走出办公室时还是暮色阑珊，半个小时不到天就完全黑了。清点一天的记忆，身子却不由得又挤在了2路公共汽车上。物是人非，终点变成了起点，这是个枯燥憋闷的空间。当车窗外那熟悉的景物滑过脸颊，我的思绪已经定格在那座温馨的小屋中……
这是数年前的身体力行，也是切身感受。如今有了私家车，很少坐公交车上班了，也就难体会那方天地的众生相。
责任编辑：刘妍
作者简介：
何 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广州市南沙区作家协会主席，《南沙文学》杂志主编。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0多篇（首）。曾获广州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广州文艺奖二等奖，全国及各级协会举办的征文比赛一、二、三等奖近百次。出版文学作品专著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