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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在二元结构的社会空间中农民却经受着集体自卑的姿态困境，农民向市民的转身也受到社会的结构支持滞后，城市集体淡漠以及自身条件不足这三道藩篱的重重阻碍。由此，为尽快冲破藩篱最终实现彻底市民化，农民群体应扭转“卑躬屈膝”为“不卑不亢”的实践姿态。同时，农民也应对于市民化这一整体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具有完全的认同意识和客观的认识判断，分析自身优劣势，有的放矢地矫正行为提升自己，以合作心态主动融入城市。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新市民；农民转身；实践姿态扭转
1 二元结构下的农民转身：“卑躬屈膝”的姿态困境
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农民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攻坚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具体而言，农民市民化又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也是传统农民走向“终结”和现代新市民群体“ 再造” 的过程，即“农民转身”的过程。
农民的成功转身，不仅需要外在结构性制度的松动和结构的行动化，更需要农民自身的主观行动来不断缩小与市民在文化价值观、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别。学界对于农民向市民转身面临困境的讨论中，较多学者侧重于对城乡分治的结构分析和制度批判。诚然，制度主义的范式体现出社会学应有的对结构规定性的分析力和对制度的批判性，但是却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并且，倘若我们将城乡分治制度视为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反差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无疑会形成滑向制度决定主义的惯性，进而简单地认为只要改变了制度，一切就都会有希望，从而走进制度的迷宫，进入一个死循环。因此，笔者想跳出制度决定一切的固定研究思路，对农民自身的主体能动性进行探索，促使农民转身。
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專家巴里？诺顿所说：“在中国，城市与乡村似乎是两个不同世界，各自依据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技术条件组织与运行，并具有不同的生活水平”。 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 “城市”和“乡村”不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甚至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时代。因此，同为国家公民的“农民”与“市民”实际上一直是被置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权益群体中，甚至有些学者将“农民”称为中国的“二等公民”，构成了“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等一系列的二元结构问题。从笔者的多次新型社区的实地调研看，农民始终不能把自己的身份等同于城市人。事实是，中国的农民们无论在结构的实践分工上，还是在心理体验上，实际上正处于 “卑躬屈膝”的姿态。
因此，为了促使农民成功转身，必须实现转身姿态的扭转。通过重视农民的主观行动及其主体建构，鼓励其主动冲破社会空间的藩篱，加快转身的步伐。
2 溯因农民转身姿态困境：三大藩篱
笔者认为，当前阻碍农民转身的最大姿态困境正是集体自卑，并且这一困境形成由社会的结构支持滞后，城市集体淡漠以及农民条件不足这三道藩篱所致。
从学理角度看，深刻的社会理论根源隐藏于这三道藩篱的背后。一方面，结构是众多社会学家开展社会学研究时关注的核心，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和强制性。以结构分析范式的立场看来，农民在互动过程中，一定会受到既有结构的制约。因此，社会现实只能由抽象、普遍的本质加以说明，即社会结构，而不能够归结为个人因素。 与之相反，行动分析范式则更为强调个体及其行动，具有意向性和反思性，力图突破结构性力量的制约。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社会行动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指向性，“可以指向他人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预期的”；第二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主观意义，如果指向的是事务性对象，则不是“社会行动”，而必须“由内在的行为意念指向他人”。由此观之，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要素对农民市民化同时产生了影响。那么，从实证角度，这三道藩篱是如何阻碍农民转身的呢？
首先，从社会的结构支持来看，除了城市户籍以及与选举权等相关政治权利之外，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依然受到与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其他相关制度的限制。根据笔者在张家港某小区实地调查得知，“实事求是说，人不种地在体力上轻松一点。我们已经种惯了地，现在闲着心里很着急，以前粮食蔬菜自己种不用买，而且吃的也放心，现在只靠每月260元的粮食补贴，现在一罐煤气都要120元左右，物价那么贵根本不够用啊，虽然住上了新楼房，一点也不像城里人那么舒坦，经济上更紧张了。”可见，新市民们硬生生地经受着社会结构中制度不足带来的痛苦和烦恼。新市民们虽然“风光”地住上了干净整洁的小区房，甚至还有其余分配的几套房作为储备财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空间转移和居住形态更等带来的新鲜感终究会被现实的经济压力冲散，由此油然而生来源于经济等生活压力的自卑感，并且这种自卑感将在政府无法尽快出台合理政策的情况下日益加重。
其次，从城市的接纳程度来看，伴随着进城、冲击、适应这一漫长的过程，城市市民并没有接纳农民，而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倾向。比如，“我感觉自己终归算不上市民，我的女儿虽然到了市里读书，可是刚开始市里的小孩有时候玩都不带我女儿，她回来和我说还是喜欢和村里的一起玩。”一位老市民说，“农民再拿几套房还是农民，他们素质低，不懂得生活享受，只会死死的护着钱不花。住小区了还把那么多锄头放在过道里，走路都不好走。”农民与市民之间似乎总是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市民在看待农民时也基本采取远离与淡漠的态度。农民们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市民鄙夷的眼神、生冷的脸庞和拒绝的背影，虽然偶尔内心还颇为自己受到的进城“礼遇”感到忿忿不平，但终究还是沉默于浓浓的自卑之中。相对于社会结构排斥而言，这种“集体淡漠”行为对新市民群体的城市融入障碍更大，影响更为持久。可以说，农民市民化不仅面临着制度性的刚性障碍，更为艰难的是还必须挣裂城市原有居民的“集体淡漠”柔性枷锁。 第三，从农民的自身条件来看，进入城市的农民大多由于在文化水平、社会交往等方面有明显劣势，直接影响农民转身。首先在文化水平方面，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就发现新市民遇到这些实际问题，“这个月的水电费和前几个月比高出很多，我们家又没有特别用处，很可能是弄错了，或者故意多扣我们家钱。可是我不认识字，不知道去哪里查，就算查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汇报，哎！”“我们这些都是文盲，字不认识一个，年纪也大了，学也晚了，现在听说连保安都要会记录会写字，我哪里找工作去。”文化问题实际凸显了农民们的一个先天硬伤。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原本因自己高超农活得到的自豪感，一下就转为无力弥补文化要求的深深自卑感。另外，农民社会交往的惯常思维与习惯也为农民转身平添了一道屏障。在调查中，当新市民们被问及“你遇到困难时，通常找谁商量或帮忙？”时，94.3%的人回答 “家里人或亲戚”，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传统的差序格局，还是以血缘和地缘等初级关系为社会关系核心。长期以来，农民们形成了建立在血缘以及地缘基础上人际交往习惯，而这种习惯恰恰需要以聚居的生活环境为依托。然而一旦这种依托被抽离，再加之农民的社交心态趋于保守，很快他们的社交网络便会呈现紊乱甚至萎缩的情形，从而经受依赖关系抽离的痛苦。毋庸置疑，由原本拥有庞大熟人社交网络到如今再重结“隔壁邻居”关系网，农民在社会交往上面对的困难不敢想象。这种社会支持力量的长期缺失与充满不确定的关系再造，将造成农民们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从而加重集体自卑感，挫伤农民们主动转身的积极性。
总体来说，农民转身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碍，既有来自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的约束，也有来自个体素质和社会交往层面的制约。三重藩篱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农民紧紧限定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空间里。
3 农民实践姿态扭转：变卑躬屈膝为不卑不亢
理论上看，要超越社会空间的这三重藩篱实属不易，但也绝非不可能。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众多的社会学家将眼光投向“实践”。布迪厄在早年的一段人类学经历之后，开始反思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实践的逻辑毋宁说是一种‘实践感’” 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感”。他试图通过“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消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性，而以集结构与行动的双重运动为一体的“实践”。另外，吉登斯强调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即“结构”是行为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行为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能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并像一种回返效应模式，总是促使其在行为与后果之间反复。 因此，在行动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始终起核心作用的是“实践”，而农民转身也应着眼于实践，并以此冲破社会空间的层层藩篱。
这里的“实践”二字，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是指农民根据社会情境能动调整自身心理和行动策略，积极寻找和建构更符合自身利益以及能带来更多福利和效用的社会关系，将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再生产和再结构化的主观能动过程。在具体行动方面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这里，笔者就农民转身过程中的实践姿态进行初步讨论。
因而笔者以为，农民们在转身时应采取一种 “不卑不亢”的姿态，即既不过分强人，也不过分弱己，既保己长，又学他优的学习型姿态。具体来说，分为以下方面：
首先，挣脱第一道藩篱要求农民对于市民化这一整体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具有完全的认同意识和客观的认识判断。实践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而认同则来源于意识的转变与提升。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固然给农民转身留下了诸多绊脚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的存在完全切断了市民化的道路。因此，第一，农民们应从一个国家公民的角度，在意识上对变成市民这一未来既定事实进行多面认可，并且运用长远眼光看这一转变过程，对其过渡期产生的困境及问题抱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其次，农民们当从一个亲身参与者的角度，对自身当前与未来的状况有客观的认识，相信“未来的农民与市民只有职业分工和工作地域的不同，而在社会地位、权益保障、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等方面将不仅没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完全可能是一致的。” 同时又要对自己转身过程中将遇到困难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以“好事多磨”的积极心态对待困难，避免因畏难情绪而停住自己转身的脚步。
其次，挣脱第二道藩篱要求农民应以合作的心态主动融入城市。这里特用“合作”二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农民在对城乡区别有全面判断的情况下，学其所长，补己所短，克服“闭乡抵城”或“全然学城”的极端认识和做法。第二层意思是指农民与市民同为公民，共为城乡一体化的贡献者，没有必要以附屬者的姿态高高仰望市民，更没有必要因自身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足而否定自己。将来“农民”就如同“教师”、“医生”等一样，只是一种职业的名称，并也必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总之，农民们应以不卑不亢的实践姿态完成转身。在如何合作的问题上，新市民加强与旧市民的互动与交往，通过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信任机制。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中国人行为具有关系特殊主义的特点，据此，可以认为通过群际之间的交往，建立社会关系是建立信任机制，促使新市民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再次，挣脱第三道藩篱要求农民分析自身优劣势，有的放矢地矫正行为提升自己。其实，改变个人与改造环境都是帮助个人获得良好适应的途径。农民原有的自在生活作息使其不习惯于严格精确的生活节奏。农民进入城镇后，应该学习新的技能、树立新的“根”意识，而不应体现出如“不准时到班”、“不遵守上班规定”等自由散漫的习性。城市化发展对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民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可造之处，比如，“在日企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害怕学不会，都是日文啊，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现在可以了，虽然读不出来，但我认得出来。我在的部门共一百多个人，我的工作就我一个人会做。”“刚刚失去土地时，自己没有工作，就用6000元钱去苏州学开车，后来在锦丰镇介绍所找到了现在的驾驶工作。”、“我订了《花卉报》、《扬子晚报》、《张家港日报》，学习养花技术、了解市场信息，还到外面走走看看，以前到市区花鸟市场参观、还请教了专业师傅。”一部分新市民在“洗脚离田”后能根据情景定义，积极主动学习新技术与知识，进行知识化、再社会化，适应新环境，开展新行动。从积极的角度看，失去土地给了农民们自我成长的机会。他们的主动学习新技能和积极适应新环境。在知识化过程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解构原有角色，建构新的自我，努力为成功转身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农民向市民的转身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农民自身是否积极发挥主观能动，跨越社会空间的障碍。 农民是否向市民全面转身将成为衡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要使农民成功转身，又必须为农民创造出更有利的结构性条件，以提升农民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行动能力，真正使社会客观结构与农民主观行动协调起来，早日迎接城乡一体繁荣发展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张继焦：《城市的适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2] 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吴业苗：《需求冷漠、供给失误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困境》，《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6] 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 期。
[7]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8] 吕青：《新市民的信任：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同心圆——以无锡市广瑞一村为实证对象》，《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9] 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0] 吴业苗：《矫正与塑造农民理性行动的一般路径》，《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66期。
[1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2] 文军：《农民市民化》，《开放时代》，2009 年第8期。
[13] 张宇，郎福臣：《城镇新居民的自我心理调适与政府应对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4] 潘泽泉：《社會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5] 郭星华、姜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1 期。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新市民；农民转身；实践姿态扭转
1 二元结构下的农民转身：“卑躬屈膝”的姿态困境
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农民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攻坚阶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具体而言，农民市民化又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也是传统农民走向“终结”和现代新市民群体“ 再造” 的过程，即“农民转身”的过程。
农民的成功转身，不仅需要外在结构性制度的松动和结构的行动化，更需要农民自身的主观行动来不断缩小与市民在文化价值观、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差别。学界对于农民向市民转身面临困境的讨论中，较多学者侧重于对城乡分治的结构分析和制度批判。诚然，制度主义的范式体现出社会学应有的对结构规定性的分析力和对制度的批判性，但是却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并且，倘若我们将城乡分治制度视为农村发展落后、城乡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反差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无疑会形成滑向制度决定主义的惯性，进而简单地认为只要改变了制度，一切就都会有希望，从而走进制度的迷宫，进入一个死循环。因此，笔者想跳出制度决定一切的固定研究思路，对农民自身的主体能动性进行探索，促使农民转身。
正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專家巴里？诺顿所说：“在中国，城市与乡村似乎是两个不同世界，各自依据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技术条件组织与运行，并具有不同的生活水平”。 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 “城市”和“乡村”不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甚至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时代。因此，同为国家公民的“农民”与“市民”实际上一直是被置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权益群体中，甚至有些学者将“农民”称为中国的“二等公民”，构成了“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等一系列的二元结构问题。从笔者的多次新型社区的实地调研看，农民始终不能把自己的身份等同于城市人。事实是，中国的农民们无论在结构的实践分工上，还是在心理体验上，实际上正处于 “卑躬屈膝”的姿态。
因此，为了促使农民成功转身，必须实现转身姿态的扭转。通过重视农民的主观行动及其主体建构，鼓励其主动冲破社会空间的藩篱，加快转身的步伐。
2 溯因农民转身姿态困境：三大藩篱
笔者认为，当前阻碍农民转身的最大姿态困境正是集体自卑，并且这一困境形成由社会的结构支持滞后，城市集体淡漠以及农民条件不足这三道藩篱所致。
从学理角度看，深刻的社会理论根源隐藏于这三道藩篱的背后。一方面，结构是众多社会学家开展社会学研究时关注的核心，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和强制性。以结构分析范式的立场看来，农民在互动过程中，一定会受到既有结构的制约。因此，社会现实只能由抽象、普遍的本质加以说明，即社会结构，而不能够归结为个人因素。 与之相反，行动分析范式则更为强调个体及其行动，具有意向性和反思性，力图突破结构性力量的制约。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社会行动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指向性，“可以指向他人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预期的”；第二是行动者赋予行动主观意义，如果指向的是事务性对象，则不是“社会行动”，而必须“由内在的行为意念指向他人”。由此观之，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要素对农民市民化同时产生了影响。那么，从实证角度，这三道藩篱是如何阻碍农民转身的呢？
首先，从社会的结构支持来看，除了城市户籍以及与选举权等相关政治权利之外，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依然受到与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其他相关制度的限制。根据笔者在张家港某小区实地调查得知，“实事求是说，人不种地在体力上轻松一点。我们已经种惯了地，现在闲着心里很着急，以前粮食蔬菜自己种不用买，而且吃的也放心，现在只靠每月260元的粮食补贴，现在一罐煤气都要120元左右，物价那么贵根本不够用啊，虽然住上了新楼房，一点也不像城里人那么舒坦，经济上更紧张了。”可见，新市民们硬生生地经受着社会结构中制度不足带来的痛苦和烦恼。新市民们虽然“风光”地住上了干净整洁的小区房，甚至还有其余分配的几套房作为储备财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空间转移和居住形态更等带来的新鲜感终究会被现实的经济压力冲散，由此油然而生来源于经济等生活压力的自卑感，并且这种自卑感将在政府无法尽快出台合理政策的情况下日益加重。
其次，从城市的接纳程度来看，伴随着进城、冲击、适应这一漫长的过程，城市市民并没有接纳农民，而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倾向。比如，“我感觉自己终归算不上市民，我的女儿虽然到了市里读书，可是刚开始市里的小孩有时候玩都不带我女儿，她回来和我说还是喜欢和村里的一起玩。”一位老市民说，“农民再拿几套房还是农民，他们素质低，不懂得生活享受，只会死死的护着钱不花。住小区了还把那么多锄头放在过道里，走路都不好走。”农民与市民之间似乎总是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市民在看待农民时也基本采取远离与淡漠的态度。农民们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市民鄙夷的眼神、生冷的脸庞和拒绝的背影，虽然偶尔内心还颇为自己受到的进城“礼遇”感到忿忿不平，但终究还是沉默于浓浓的自卑之中。相对于社会结构排斥而言，这种“集体淡漠”行为对新市民群体的城市融入障碍更大，影响更为持久。可以说，农民市民化不仅面临着制度性的刚性障碍，更为艰难的是还必须挣裂城市原有居民的“集体淡漠”柔性枷锁。 第三，从农民的自身条件来看，进入城市的农民大多由于在文化水平、社会交往等方面有明显劣势，直接影响农民转身。首先在文化水平方面，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就发现新市民遇到这些实际问题，“这个月的水电费和前几个月比高出很多，我们家又没有特别用处，很可能是弄错了，或者故意多扣我们家钱。可是我不认识字，不知道去哪里查，就算查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汇报，哎！”“我们这些都是文盲，字不认识一个，年纪也大了，学也晚了，现在听说连保安都要会记录会写字，我哪里找工作去。”文化问题实际凸显了农民们的一个先天硬伤。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原本因自己高超农活得到的自豪感，一下就转为无力弥补文化要求的深深自卑感。另外，农民社会交往的惯常思维与习惯也为农民转身平添了一道屏障。在调查中，当新市民们被问及“你遇到困难时，通常找谁商量或帮忙？”时，94.3%的人回答 “家里人或亲戚”，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传统的差序格局，还是以血缘和地缘等初级关系为社会关系核心。长期以来，农民们形成了建立在血缘以及地缘基础上人际交往习惯，而这种习惯恰恰需要以聚居的生活环境为依托。然而一旦这种依托被抽离，再加之农民的社交心态趋于保守，很快他们的社交网络便会呈现紊乱甚至萎缩的情形，从而经受依赖关系抽离的痛苦。毋庸置疑，由原本拥有庞大熟人社交网络到如今再重结“隔壁邻居”关系网，农民在社会交往上面对的困难不敢想象。这种社会支持力量的长期缺失与充满不确定的关系再造，将造成农民们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从而加重集体自卑感，挫伤农民们主动转身的积极性。
总体来说，农民转身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阻碍，既有来自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的约束，也有来自个体素质和社会交往层面的制约。三重藩篱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农民紧紧限定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空间里。
3 农民实践姿态扭转：变卑躬屈膝为不卑不亢
理论上看，要超越社会空间的这三重藩篱实属不易，但也绝非不可能。进入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众多的社会学家将眼光投向“实践”。布迪厄在早年的一段人类学经历之后，开始反思社会学理论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实践的逻辑毋宁说是一种‘实践感’” 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感”。他试图通过“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消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对立性，而以集结构与行动的双重运动为一体的“实践”。另外，吉登斯强调结构与行动的二重性，即“结构”是行为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行为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能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并像一种回返效应模式，总是促使其在行为与后果之间反复。 因此，在行动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始终起核心作用的是“实践”，而农民转身也应着眼于实践，并以此冲破社会空间的层层藩篱。
这里的“实践”二字，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行动，是指农民根据社会情境能动调整自身心理和行动策略，积极寻找和建构更符合自身利益以及能带来更多福利和效用的社会关系，将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再生产和再结构化的主观能动过程。在具体行动方面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这里，笔者就农民转身过程中的实践姿态进行初步讨论。
因而笔者以为，农民们在转身时应采取一种 “不卑不亢”的姿态，即既不过分强人，也不过分弱己，既保己长，又学他优的学习型姿态。具体来说，分为以下方面：
首先，挣脱第一道藩篱要求农民对于市民化这一整体社会结构变动趋势具有完全的认同意识和客观的认识判断。实践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而认同则来源于意识的转变与提升。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固然给农民转身留下了诸多绊脚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的存在完全切断了市民化的道路。因此，第一，农民们应从一个国家公民的角度，在意识上对变成市民这一未来既定事实进行多面认可，并且运用长远眼光看这一转变过程，对其过渡期产生的困境及问题抱以宽容开放的态度。其次，农民们当从一个亲身参与者的角度，对自身当前与未来的状况有客观的认识，相信“未来的农民与市民只有职业分工和工作地域的不同，而在社会地位、权益保障、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等方面将不仅没有本质性的差别，而且完全可能是一致的。” 同时又要对自己转身过程中将遇到困难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以“好事多磨”的积极心态对待困难，避免因畏难情绪而停住自己转身的脚步。
其次，挣脱第二道藩篱要求农民应以合作的心态主动融入城市。这里特用“合作”二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农民在对城乡区别有全面判断的情况下，学其所长，补己所短，克服“闭乡抵城”或“全然学城”的极端认识和做法。第二层意思是指农民与市民同为公民，共为城乡一体化的贡献者，没有必要以附屬者的姿态高高仰望市民，更没有必要因自身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足而否定自己。将来“农民”就如同“教师”、“医生”等一样，只是一种职业的名称，并也必定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总之，农民们应以不卑不亢的实践姿态完成转身。在如何合作的问题上，新市民加强与旧市民的互动与交往，通过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信任机制。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者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中国人行为具有关系特殊主义的特点，据此，可以认为通过群际之间的交往，建立社会关系是建立信任机制，促使新市民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
再次，挣脱第三道藩篱要求农民分析自身优劣势，有的放矢地矫正行为提升自己。其实，改变个人与改造环境都是帮助个人获得良好适应的途径。农民原有的自在生活作息使其不习惯于严格精确的生活节奏。农民进入城镇后，应该学习新的技能、树立新的“根”意识，而不应体现出如“不准时到班”、“不遵守上班规定”等自由散漫的习性。城市化发展对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民来说是一大挑战。但是，在实地调查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可造之处，比如，“在日企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害怕学不会，都是日文啊，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现在可以了，虽然读不出来，但我认得出来。我在的部门共一百多个人，我的工作就我一个人会做。”“刚刚失去土地时，自己没有工作，就用6000元钱去苏州学开车，后来在锦丰镇介绍所找到了现在的驾驶工作。”、“我订了《花卉报》、《扬子晚报》、《张家港日报》，学习养花技术、了解市场信息，还到外面走走看看，以前到市区花鸟市场参观、还请教了专业师傅。”一部分新市民在“洗脚离田”后能根据情景定义，积极主动学习新技术与知识，进行知识化、再社会化，适应新环境，开展新行动。从积极的角度看，失去土地给了农民们自我成长的机会。他们的主动学习新技能和积极适应新环境。在知识化过程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解构原有角色，建构新的自我，努力为成功转身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农民向市民的转身不是不可能，关键在于农民自身是否积极发挥主观能动，跨越社会空间的障碍。 农民是否向市民全面转身将成为衡量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而要使农民成功转身，又必须为农民创造出更有利的结构性条件，以提升农民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行动能力，真正使社会客观结构与农民主观行动协调起来，早日迎接城乡一体繁荣发展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 张继焦：《城市的适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2] 卡尔？波兰尼，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5] 吴业苗：《需求冷漠、供给失误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困境》，《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6] 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 期。
[7] 文军：《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8] 吕青：《新市民的信任：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同心圆——以无锡市广瑞一村为实证对象》，《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9] 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0] 吴业苗：《矫正与塑造农民理性行动的一般路径》，《经济研究参考》，2007年第66期。
[1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2] 文军：《农民市民化》，《开放时代》，2009 年第8期。
[13] 张宇，郎福臣：《城镇新居民的自我心理调适与政府应对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4] 潘泽泉：《社會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5] 郭星华、姜华：《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几种理论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