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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序志》是《文心雕龙》的最后一篇，不像以前的四十九篇是文学理论专论，它是此书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系统地透露了作者的四种观点：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唯务折衷。这些文学思想奠定了他文学批评的基调，使这部著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美中不足的是，有的观点也给作者的理论造成了局限。
《文心雕龙·序志》是《文心雕龙》的一篇序言，“序”，就是叙述，“志”，就是想法。在这篇序言里，作者对自己的创作目的、方法、态度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尤其是指导思想和内容安排，为后面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调和框架。全文大体分五个部分：一是解释书名的含义和写作此书的动力；二是指出写作目的“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奠定儒家经典的指导思想基础，“尼父陈训，恶乎异端”，批评当时文坛上过分注重形式、文辞浮华的风气；三是对魏晋以来的文论进行评点；四是明确《文心雕龙》的写作体例——“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五是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态度“唯务折衷”。文章目的明确，结构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后面内容的框架。下面，笔者将对序言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
一、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
雕，就是雕绘；缛，指繁密的花纹和彩饰，引申为繁琐。用在这里，“雕缛”指文章的辞采和技巧。在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例如，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晋代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赞陆机、潘岳：“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曰：“文成笔下，芬藻丽春。”由此看来，狭义的文学概念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相比以上几人，陆机的表述更精炼，更抓住问题的实质：“诗缘情而绮靡”。对这句话，学者刘运好曾有过精到的解释：“诗缘情”是从诗歌发生的角度描述诗歌的特征，“绮”本指文缯，此指文辞的华美；“靡”本指细好，此指音调的圆润连贯。可惜的是，他对这个问题论述太过简略。刘勰则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美问题进行了详细而精到的论述，尤其《丽辞》《夸饰》《事类》《声律》等篇，更是列专章对文学作品的辞采和声律进行精辟分析，可见刘勰对文章的辞采和声律也同样重视。他在《定势》里的论述，也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
从这些篇章来看，刘勰认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并重，并不反对作品的形式美，他对文学作品的特质——审美怡情这方面有充分的认识。
二、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相比于文章的形式，刘勰更注重的是内容，更注重的是儒家经典作为文章的指导思想，写文章只是在“敷讚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的情况下的选择，这就明确了刘勰在以后论述中的基本立场。所以，《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就是《原道》，接着作者又以《征圣》《宗经》继之。作者认为写文章应该原哪一家的“道”呢？“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当然是儒家。在《宗经》篇，刘勰对儒家经典的指导地位又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推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刘勰的这种文学思想，是有原因的。人们可以先看看齐梁时代的几首诗歌作品。齐徐孝嗣《白雪歌》：“风闺晚翻霭，月殿夜凝明。愿君早流眄，无令春草生。”梁何逊《拟轻薄篇》：“城东美少年，重身轻万亿。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饰。长安九逵上，青槐荫道植。毂系晨已喧，肩排暝不息。走狗通西望，牵牛亘南直。相期百戏旁，去来三市侧。象床杳绣被，玉盘传绮食。倡女掩扇歌，小妇开帘织。相看独隐笑，见人还敛色。黄鹤悲故群，山枝咏新诗。乌飞过客尽，雀聚行龙匿。酌羽方厌厌，此时欢未极。”从这两首诗来看，它们的语言都比较有文采，富有表现力，尤其是第二首称得上华丽绮靡，的确注意到文学作品的形式之美。内容上，如果说第一首写闺中思念还算得上人之常情的话（境界稍显狭窄，已经初具齐梁诗的特色），那么第二首“象床杳绣被，玉盘传绮食。倡女掩扇歌，小妇开帘织。相看独隐笑，见人还敛色”就已经完全具备齐梁诗的绮靡香软特色，它把倡女的神态、心理、动作描述得惟妙惟肖。很明显，这种风气充斥诗坛，已经说明文学的发展已经在文与质的和谐方面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忽视了文学另一方面的特质：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刘勰对这问题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人们再仔细研读一下他的《乐府》和《才略》两篇，便不难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例如，《乐府》曰：“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词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身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很明显，刘勰对这一倾向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当时文学创作竞相绮靡香软的大背景下，刘勰坚持文学的宗经观点，同时注重文章的社会功利价值。对于纠正齐梁时期重文轻质的创作倾向来说，这无疑是一剂清新剂，应该说他的反对是积极而有建设性作用的。遗憾的是，刘勰对宋齐梁时期的文学创作没有加以客观的分析，只看到此时代诗歌的缺点而忽略了其創作实绩，他注意到文学的审美特质却没有把这一特质放到应有的地位。在《明诗》篇，刘勰对陶渊明的诗只字未提。谢眺的山水诗，鲍照、江淹“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赋，五言诗在齐梁时期声律技巧的发展和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味之者无极”的意境之美的体悟，刘义庆志人小说的实绩，他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述，从而带来一定的理论缺失：他对文学的独立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凡是无关政教的作品，他给予的评价都不高。
三、尼父陈训，恶乎异端
刘勰对宋齐梁创作实绩忽略的原因，《序志》中的这句话表露得最清楚。他认为这些时期的创作，异端占主流。笔者认为，刘勰所认为的异端应该有这样三点。
（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作品 这类作品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是“摇荡性情”之作，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不甚紧密。这类作品如陶渊明的诗，鲍照的诗《拟行路难十八首》，文如《登大雷岸与妹书》，江淹的《恨赋》《别赋》等。在刘勰看来，这些作品不是来自于经典，而只是发自人的内心，多表达个人的哀怨、相思等情怀，而且相当强烈，设色绮艳，尤其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和江淹的《别赋》，它们违背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毋庸置疑的是，恰恰这些作品，取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语言、内容上“标新立异”的作品
刘宋齐梁时代，作家积极向民歌学习，为了传达自己内心奇特的感受，有的作家便自造了一些词语，或者表达上大胆创新，这种倾向以刘宋时的鲍照为代表。《文心雕龙·通变》有这样一段描述：“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这“讹而新”中的“讹”，据范文澜的解释，一是内容的新奇，二是颠倒文句。就内容的新奇来说，如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一：“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诗歌的内容不外是表达时光易逝、及时行乐的主题，但诗歌的开头给人排山倒海般的视觉冲击，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其诗势之险，情感之喷薄而出，强烈激荡读者的心灵。再看第二种，颠倒文句的新奇：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祗心载惕”当是“想彼君子”，这一颠倒，句子是新奇了，但也大大增加了理解的难度。除这种情况以外，使用奇字致使文意难通者，在鲍照的作品中也不鲜见：《园葵赋》之“甃壶援醢，曲瓢卷浆”中的“甃”究竟何意，的确令人费解。还有《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泉源首安流，川末澄远波”中的“首”首字，用在这里明显意思不通，有人说是导的误字，也有说是别的动词，众说纷纭。“长城非壑险，峻阻似荆芽”，用“荆芽”比喻山的险峻，倒给人全新的感觉冲击。此外，江淹也有类似的作品，如《萧拜太尉扬州牧表》中的“若陨若殡”中的“殡”等，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
仔细揣摩刘勰的本意，应当是书写自己对以上这些创作倾向的不满。实事求是地说，以上几种创作倾向，是很容易产生流弊的，尤其是第二种创作倾向。这种求险求奇的做法，如果大肆扩展，会使文学失去社会功利价值，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也是一种伤害，因为这样很容易使文学沦为文字游戏。但是，如果人们根据《序志》的这一观点，认为刘勰也是反对民间文学的，就像以前的许多论文中认为的那样，笔者认为这也是不客观的。《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刘勰对谐辞隐言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意归义正。这对于刘勰这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文论家来说，已经难能可贵。他所反对的是“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这类民间文学形式的流弊，只是在理论阐述中，他把这种流弊扩大化，所有吸收民间文学营养的作品，都给予了较低的评价，包括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三这样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和其五这样抒情浓烈的作品。另外，还有陶渊明和江淹等大家。这样一来，刘勰没能完全客观地认识由晋到齐的创作实绩，现在看来，这确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四、唯务折衷
《序志》曰：“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一点应该说是最能体现刘勰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闪光的地方。
首先，看刘勰文论之“同乎旧谈”者。这主要体现了刘勰对前代文论的继承，表现了他“通”的思想。仔细研读《文赋》，人们就会发现：《文心雕龙》有许多继承《文赋》的地方。例如，《文赋》有这样一段阐述：“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此本陆机论为文关键之一：以特出的句子济文之庸音，刘勰则在《隐秀》中进一步申而明之：“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陆机的观点，《隐秀》若非残篇，估计后面会有更加详细精彩的论述。对“隐”的论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这也和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味之者无极”的意境之美的体悟不谋而合。《文赋》“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鲜。”《文心雕龍·声律》则有“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之论，《文赋》“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的问题在《文心雕龙·风骨》篇则有“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之说等。另外，刘勰在文体的分类方面也对以往的文论家如曹丕、挚虞等多有继承。
再看“异乎前论”者。从文体上看，刘勰对文体的分类，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发展创造。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到刘勰的二十篇文体专论，这说明刘勰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在对文学特质的认识上，刘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构思到辞采、遣词造句、常见问题，乃至个人修养等，都做了异乎前人的精到论述。例如，《程器》篇：“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盖人秉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这里就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对以前社会对文人不公正的讥诮，进行了不同于前人的驳斥，以中肯的立场，澄清了事实发生的形势，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健康的基调。还有在文学发生原因的问题上，陆机曾言“诗缘情而绮靡”，对这一观点，学者刘运好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主体之情潜生于心，因外物而感发，物乃触发感情之媒介，非物可移情感人。”陆机强调情为主，物为末，境缘情生。《文心雕龙·物色》则这样论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认为，情随外物而变，物为主而情则居于次。人们姑且不论谁的理论更贴近创作实际，单单这种观点，无疑充分显示了文论家的独立思考和卓识。
五、结语
《序志》作为《文心雕龙》的提纲，规定了这部文学批评巨著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从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为文之规范，在反对齐梁重文轻质的创作倾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稍有回避，但并不影响它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地位。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心雕龙》以它卓越的理论建树，将长期指导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安徽亳州谯城区第十六中学）
作者简介：房召义（1978-），男，安徽亳州人，教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文心雕龙·序志》是《文心雕龙》的一篇序言，“序”，就是叙述，“志”，就是想法。在这篇序言里，作者对自己的创作目的、方法、态度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尤其是指导思想和内容安排，为后面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调和框架。全文大体分五个部分：一是解释书名的含义和写作此书的动力；二是指出写作目的“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奠定儒家经典的指导思想基础，“尼父陈训，恶乎异端”，批评当时文坛上过分注重形式、文辞浮华的风气；三是对魏晋以来的文论进行评点；四是明确《文心雕龙》的写作体例——“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五是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态度“唯务折衷”。文章目的明确，结构清晰地向人们展示了后面内容的框架。下面，笔者将对序言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
一、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
雕，就是雕绘；缛，指繁密的花纹和彩饰，引申为繁琐。用在这里，“雕缛”指文章的辞采和技巧。在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已经被社会所接受。例如，曹丕《典论·论文》曰：“诗赋欲丽”；晋代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称赞陆机、潘岳：“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曰：“文成笔下，芬藻丽春。”由此看来，狭义的文学概念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
相比以上几人，陆机的表述更精炼，更抓住问题的实质：“诗缘情而绮靡”。对这句话，学者刘运好曾有过精到的解释：“诗缘情”是从诗歌发生的角度描述诗歌的特征，“绮”本指文缯，此指文辞的华美；“靡”本指细好，此指音调的圆润连贯。可惜的是，他对这个问题论述太过简略。刘勰则对文学作品的形式美问题进行了详细而精到的论述，尤其《丽辞》《夸饰》《事类》《声律》等篇，更是列专章对文学作品的辞采和声律进行精辟分析，可见刘勰对文章的辞采和声律也同样重视。他在《定势》里的论述，也可以作为很好的说明：“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
从这些篇章来看，刘勰认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并重，并不反对作品的形式美，他对文学作品的特质——审美怡情这方面有充分的认识。
二、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相比于文章的形式，刘勰更注重的是内容，更注重的是儒家经典作为文章的指导思想，写文章只是在“敷讚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的情况下的选择，这就明确了刘勰在以后论述中的基本立场。所以，《文心雕龙》的第一篇就是《原道》，接着作者又以《征圣》《宗经》继之。作者认为写文章应该原哪一家的“道”呢？“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当然是儒家。在《宗经》篇，刘勰对儒家经典的指导地位又进行了无以复加的推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刘勰的这种文学思想，是有原因的。人们可以先看看齐梁时代的几首诗歌作品。齐徐孝嗣《白雪歌》：“风闺晚翻霭，月殿夜凝明。愿君早流眄，无令春草生。”梁何逊《拟轻薄篇》：“城东美少年，重身轻万亿。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饰。长安九逵上，青槐荫道植。毂系晨已喧，肩排暝不息。走狗通西望，牵牛亘南直。相期百戏旁，去来三市侧。象床杳绣被，玉盘传绮食。倡女掩扇歌，小妇开帘织。相看独隐笑，见人还敛色。黄鹤悲故群，山枝咏新诗。乌飞过客尽，雀聚行龙匿。酌羽方厌厌，此时欢未极。”从这两首诗来看，它们的语言都比较有文采，富有表现力，尤其是第二首称得上华丽绮靡，的确注意到文学作品的形式之美。内容上，如果说第一首写闺中思念还算得上人之常情的话（境界稍显狭窄，已经初具齐梁诗的特色），那么第二首“象床杳绣被，玉盘传绮食。倡女掩扇歌，小妇开帘织。相看独隐笑，见人还敛色”就已经完全具备齐梁诗的绮靡香软特色，它把倡女的神态、心理、动作描述得惟妙惟肖。很明显，这种风气充斥诗坛，已经说明文学的发展已经在文与质的和谐方面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忽视了文学另一方面的特质：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刘勰对这问题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人们再仔细研读一下他的《乐府》和《才略》两篇，便不难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例如，《乐府》曰：“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词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身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很明显，刘勰对这一倾向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当时文学创作竞相绮靡香软的大背景下，刘勰坚持文学的宗经观点，同时注重文章的社会功利价值。对于纠正齐梁时期重文轻质的创作倾向来说，这无疑是一剂清新剂，应该说他的反对是积极而有建设性作用的。遗憾的是，刘勰对宋齐梁时期的文学创作没有加以客观的分析，只看到此时代诗歌的缺点而忽略了其創作实绩，他注意到文学的审美特质却没有把这一特质放到应有的地位。在《明诗》篇，刘勰对陶渊明的诗只字未提。谢眺的山水诗，鲍照、江淹“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赋，五言诗在齐梁时期声律技巧的发展和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味之者无极”的意境之美的体悟，刘义庆志人小说的实绩，他都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述，从而带来一定的理论缺失：他对文学的独立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凡是无关政教的作品，他给予的评价都不高。
三、尼父陈训，恶乎异端
刘勰对宋齐梁创作实绩忽略的原因，《序志》中的这句话表露得最清楚。他认为这些时期的创作，异端占主流。笔者认为，刘勰所认为的异端应该有这样三点。
（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作品 这类作品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是“摇荡性情”之作，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不甚紧密。这类作品如陶渊明的诗，鲍照的诗《拟行路难十八首》，文如《登大雷岸与妹书》，江淹的《恨赋》《别赋》等。在刘勰看来，这些作品不是来自于经典，而只是发自人的内心，多表达个人的哀怨、相思等情怀，而且相当强烈，设色绮艳，尤其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和江淹的《别赋》，它们违背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毋庸置疑的是，恰恰这些作品，取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语言、内容上“标新立异”的作品
刘宋齐梁时代，作家积极向民歌学习，为了传达自己内心奇特的感受，有的作家便自造了一些词语，或者表达上大胆创新，这种倾向以刘宋时的鲍照为代表。《文心雕龙·通变》有这样一段描述：“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这“讹而新”中的“讹”，据范文澜的解释，一是内容的新奇，二是颠倒文句。就内容的新奇来说，如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一：“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葡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诗歌的内容不外是表达时光易逝、及时行乐的主题，但诗歌的开头给人排山倒海般的视觉冲击，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其诗势之险，情感之喷薄而出，强烈激荡读者的心灵。再看第二种，颠倒文句的新奇：鲍照《石帆铭》“君子彼想，祗心载惕”当是“想彼君子”，这一颠倒，句子是新奇了，但也大大增加了理解的难度。除这种情况以外，使用奇字致使文意难通者，在鲍照的作品中也不鲜见：《园葵赋》之“甃壶援醢，曲瓢卷浆”中的“甃”究竟何意，的确令人费解。还有《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泉源首安流，川末澄远波”中的“首”首字，用在这里明显意思不通，有人说是导的误字，也有说是别的动词，众说纷纭。“长城非壑险，峻阻似荆芽”，用“荆芽”比喻山的险峻，倒给人全新的感觉冲击。此外，江淹也有类似的作品，如《萧拜太尉扬州牧表》中的“若陨若殡”中的“殡”等，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
仔细揣摩刘勰的本意，应当是书写自己对以上这些创作倾向的不满。实事求是地说，以上几种创作倾向，是很容易产生流弊的，尤其是第二种创作倾向。这种求险求奇的做法，如果大肆扩展，会使文学失去社会功利价值，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也是一种伤害，因为这样很容易使文学沦为文字游戏。但是，如果人们根据《序志》的这一观点，认为刘勰也是反对民间文学的，就像以前的许多论文中认为的那样，笔者认为这也是不客观的。《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刘勰对谐辞隐言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意归义正。这对于刘勰这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文论家来说，已经难能可贵。他所反对的是“本体不雅，其流易弊”的这类民间文学形式的流弊，只是在理论阐述中，他把这种流弊扩大化，所有吸收民间文学营养的作品，都给予了较低的评价，包括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三这样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和其五这样抒情浓烈的作品。另外，还有陶渊明和江淹等大家。这样一来，刘勰没能完全客观地认识由晋到齐的创作实绩，现在看来，这确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四、唯务折衷
《序志》曰：“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一点应该说是最能体现刘勰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闪光的地方。
首先，看刘勰文论之“同乎旧谈”者。这主要体现了刘勰对前代文论的继承，表现了他“通”的思想。仔细研读《文赋》，人们就会发现：《文心雕龙》有许多继承《文赋》的地方。例如，《文赋》有这样一段阐述：“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此本陆机论为文关键之一：以特出的句子济文之庸音，刘勰则在《隐秀》中进一步申而明之：“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陆机的观点，《隐秀》若非残篇，估计后面会有更加详细精彩的论述。对“隐”的论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这也和钟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味之者无极”的意境之美的体悟不谋而合。《文赋》“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鲜。”《文心雕龍·声律》则有“迂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之论，《文赋》“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的问题在《文心雕龙·风骨》篇则有“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之说等。另外，刘勰在文体的分类方面也对以往的文论家如曹丕、挚虞等多有继承。
再看“异乎前论”者。从文体上看，刘勰对文体的分类，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发展创造。从曹丕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到刘勰的二十篇文体专论，这说明刘勰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在对文学特质的认识上，刘勰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构思到辞采、遣词造句、常见问题，乃至个人修养等，都做了异乎前人的精到论述。例如，《程器》篇：“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盖人秉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这里就从个人修养的角度，对以前社会对文人不公正的讥诮，进行了不同于前人的驳斥，以中肯的立场，澄清了事实发生的形势，为后面的论述奠定了健康的基调。还有在文学发生原因的问题上，陆机曾言“诗缘情而绮靡”，对这一观点，学者刘运好有过精到的论述。他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主体之情潜生于心，因外物而感发，物乃触发感情之媒介，非物可移情感人。”陆机强调情为主，物为末，境缘情生。《文心雕龙·物色》则这样论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认为，情随外物而变，物为主而情则居于次。人们姑且不论谁的理论更贴近创作实际，单单这种观点，无疑充分显示了文论家的独立思考和卓识。
五、结语
《序志》作为《文心雕龙》的提纲，规定了这部文学批评巨著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从各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为文之规范，在反对齐梁重文轻质的创作倾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稍有回避，但并不影响它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地位。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心雕龙》以它卓越的理论建树，将长期指导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安徽亳州谯城区第十六中学）
作者简介：房召义（1978-），男，安徽亳州人，教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