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瑞典的阿斯托普市。一天，一名警察正在街上巡逻，发现一个小偷偷走了电器商店的两台收录机。警察见状，大喊一声，撒腿就追。小偷在前面拼命地跑，警察在后面拼命地追，演出了一场真正的警察抓小偷的游戏。眼看就要抓住小偷，突然，教堂的大钟敲了11下，警察戛然止步，悠闲地看着小偷在自己的面前慢慢地消失。
　　原来，在这个城市有这样一条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加班加点工作。11点是警察下班的时间，如果这名警察再追下去，他就触犯了法律。
　　我们不去探讨阿斯托普市制定这条法律是否恰当，只想研究一下这名警察此刻的行为是否恰当。警察抓小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警察的天职。按着国人的习惯只要抓住小偷，超出一点下班时间总是小事，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何况与小偷只是咫尺之遥。可瑞典的这名警察却没有这么做，在他看来，他不会违反法律去抓一个小偷一这也许就是中西方法治文化的差异。
　　在履行职务的时候，什么最重要?按照西方文化的观点，依法履行最重要。而我们的执法者却常常对此不以为然。尽管我们在尽力纠正，但并不理想。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司法干警为了寻求事情真相，不惜以身试法，办案中出现刑讯逼供、非法拘禁、非法搜查，以至致死人命。江西四个农民1995年被控故意杀人，经过5年的审理最终认定无罪。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四个人的有罪供述，但由此而衍生的证据却矛盾百出，根本达不到定案的标准。为什么四个人做了有罪供述?尽管我们不知道详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四个人不会故意供述自己有罪!还有如昆明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故意杀人错案，湖北吴鹤声入狱八载错案，已被错杀的聂树斌错案，“杀妻”服刑11年的余祥林错案等等，从中折射出来的东西真正值得每一个执法者静下心来，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灵做一次彻底的检讨。
　　司法官员首先应该是守法的楷模。司法官员的执法本身就是法治的最好教材，它最直接地作用于大众的感官，进而影响人们对法治的理解和尊重。司法官员不守法，可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也许在一个个的司法官员违法办案被查处以后，会是一脸的委屈和无奈，认为自己抓坏人，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头来自己反到挨处分，或者身陷囹圄，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就是一个执法观念的问题，或者说是对法治的粗浅理解使然。
　　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我们的法治之路还很漫长，社会的许多违法、犯罪和形形色色的丑恶还需要我们去匡正。越是这个时候，执法者的执法形象就显得越发重要，它有一个导向的作用。
　　学一学瑞典的警察，对我们的执法者不无教益——当然学的是本质，而不是形式。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