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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治官定律
——官多则乱
——大官多者其世衰
——“省事”更重于“职官多寡”
治官，就是管理百官。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说：管理官吏，教化民众，关键在于君主。这就是所谓“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君臣上》）。这句话首先也说明了管理官吏和教化民众，是高层执政者的基本职责。西汉一位有声望的政治文化学者刘向也曾经指出帝王成功之道在于“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说苑·君道》）。“治官”是最高执政者的责任，也是能否取得政治成就的主要条件。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本人没有什么做官的经历，但是凭着对政治史的熟悉，凭着对历代官制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的深刻思考，也曾经对于“治官”提出了非常高明的认识。
历代政治危机形成的原因，大都包括官吏人数过多的问题。冗官，造成民众过于沉重的负担，也导致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往往也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隐患。有人把这样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表述，叫做“官多则民扰”。唐代名臣刘晏曾经指出“官多则民扰”的规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元成宗时代，一位大臣郑介夫上奏，也说过“官多则民扰”这样的话（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治道》）明代山东一位地方官杨茂仁在向皇帝提建议的时候，也强调“官多则民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四）的事实。清代学者胡文学在《甬上耆旧诗》卷一二中也说到这件事，故事的主人公却名叫杨茂元，字志仁。清代又有一位陆陇其，在他的《三鱼堂文集》外集卷四中，也重复过“官多则民扰”的说法。
明代有一位陆粲，曾作《担夫谣》，描写驿传兵卒服务于往来官员，不堪劳苦的情形：“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陆子余集》卷八）陆粲是嘉靖进士，由翰林改授负责稽察六部弊误，甚至对于皇帝制敕之违失有驳正之权的工科给事中。后来因上书论时政，下诏狱廷杖，又因疏劾权臣被贬谪，任贵州都匀驿丞，因此对社会下层驿卒的生活有真切的了解。所谓“焉用官员如许多”，透露出民众对官吏过于冗多的怨愤。
宋代学者黄震对于这种政治史上常见的现象，却用另一种形式揭示。他说：“官多则吏多，吏多则民扰。”（《黄氏日抄》卷七一）宋太宗时代，监察御史王齐上疏，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也涉及冗官扰民的情形：“官多则事繁，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极清净者，由官吏多之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他说，官多，则行政的事务繁多；吏多，则百姓受压迫惨重。要想避免政事的烦杂，最好就是裁减官员。要想减轻百姓的负担，最好就是裁减吏员。现在天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安定清平，就是因为官吏过多的缘故。
宋太祖有一句名言，也可以体现比较清醒的政治见解：“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他认识到，冗官对于政治管理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顾炎武综合历史上诸多开明人士的意见，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治官定律。他说：“官多则乱，将多则败。”（《日知录》卷五）
我们可以把这一见解看作顾炎武治官第一定律：官多则乱。
顾炎武在《医师》这一条写道：古代的庸医杀人，现在的庸医不杀人，但是也不活人，使他在不死不活之间，病情越来越重，最后终于死掉。今天的医师不能察知病源，于是只好多用药，好比打猎，不知道兔子在哪儿，“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疏矣！”《后汉书》说，神医华佗精于方药，所用的药不过数种而已。所以说，“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官僚多了会造成混乱，将军多了会导致战败，天下的事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又注意到顾炎武治官第二定律：大官多者其世衰。
在《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这个题目下，顾炎武写道，古来政治成功者，都重视基层管理。“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他说，天下之治，基点在于基层行政制度的健全，这是很明白的。从古到今，小官多的时代，都是盛世；大官多的时代，都是衰世。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这儿就是指示方向的路标啊。他认为，古今所以兴衰的部分原因，由政治管理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
顾炎武说“小官多者，其世盛”，认为官吏中做实事的人多，实际负责的人多，熟知民间疾苦的人多，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的。
他说“大官多者，其世衰”，是强调官吏中空受俸禄不做实事的人多，指手划脚不真正负责的人多，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人多，这样的政治局面，会导致衰亡。
他还提出了从另一思路进行考虑得到的认识。这就是顾炎武治官第三定律：“省事”更重于“职官多寡”。
《日知录》卷八有《省官》一条。顾炎武写道：刘秀实现了光武中兴，然而海内人口算一算，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二三十。国防设施严重破坏，边地郡县空设太守、县令县长，他们只能用心招还流民。刘秀笑着说：现在边地根本没有多少户口，设置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好比《春秋》“素王”一样。（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定贤》中写道：“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于是省并地方行政单位以及官僚职务岗位的设置，史书有不少记载。刘秀提出的原则是：“兵革即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说战争已经结束，应当减轻社会的负担，公文往来，劳役征发，都应当减省，最好保留原先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顾炎武于是说，“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说由此看来，正因为要“少事”，所以才做到了“省官”。他接着说，现在公文铺天盖地，官司泛滥成灾，主政的人因事情琐碎杂乱难以胜任。这种情形走到极点，又不得不增加官吏，于是难以实现效能的提高和政治的安定。
顾炎武又引录了晋代名臣荀勗的说法。荀勗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他说，精简官员不如精简事务，精简事务不如保持心境的清静。萧何和曹参作丞相时，就保持了心境的清静，使百姓也得到休养生息。而抑制空谈，减省公文政令，不深究细小的过失，有喜欢别出心裁节外生枝以谋求私利的，严厉治罪，这就是“省事”。顾炎武说：“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他同意荀勗的见解，赞赏道：这真是抓住了根本的见识啊。管理国家的人理解了这一点，就不必总是纠缠于职官究竟是应当多还是应当少，争论来争论去了。
这里所说的“省事”，其实和汉初推行的政治原则“无为而治”相当接近。汉文帝和汉景帝就是坚持这样的原则，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的。“无为而治”，就是“省事”，就是在政治上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烦扰民，否定过激和冒进，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无为而治”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的政治理念。我们赞同顾炎武的话，“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就是说，如果能够真正实践“无为而治”，作到“省事”，那么，“省官”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
——官多则乱
——大官多者其世衰
——“省事”更重于“职官多寡”
治官，就是管理百官。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说：管理官吏，教化民众，关键在于君主。这就是所谓“治官化民，其要在上”（《管子·君臣上》）。这句话首先也说明了管理官吏和教化民众，是高层执政者的基本职责。西汉一位有声望的政治文化学者刘向也曾经指出帝王成功之道在于“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说苑·君道》）。“治官”是最高执政者的责任，也是能否取得政治成就的主要条件。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本人没有什么做官的经历，但是凭着对政治史的熟悉，凭着对历代官制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的深刻思考，也曾经对于“治官”提出了非常高明的认识。
历代政治危机形成的原因，大都包括官吏人数过多的问题。冗官，造成民众过于沉重的负担，也导致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往往也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隐患。有人把这样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表述，叫做“官多则民扰”。唐代名臣刘晏曾经指出“官多则民扰”的规律（《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元成宗时代，一位大臣郑介夫上奏，也说过“官多则民扰”这样的话（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治道》）明代山东一位地方官杨茂仁在向皇帝提建议的时候，也强调“官多则民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四）的事实。清代学者胡文学在《甬上耆旧诗》卷一二中也说到这件事，故事的主人公却名叫杨茂元，字志仁。清代又有一位陆陇其，在他的《三鱼堂文集》外集卷四中，也重复过“官多则民扰”的说法。
明代有一位陆粲，曾作《担夫谣》，描写驿传兵卒服务于往来官员，不堪劳苦的情形：“归来息足未下坡，邮亭又报官员过。朝亦官员过，暮亦官员过。贵州都来手掌地，焉用官员如许多！”（《陆子余集》卷八）陆粲是嘉靖进士，由翰林改授负责稽察六部弊误，甚至对于皇帝制敕之违失有驳正之权的工科给事中。后来因上书论时政，下诏狱廷杖，又因疏劾权臣被贬谪，任贵州都匀驿丞，因此对社会下层驿卒的生活有真切的了解。所谓“焉用官员如许多”，透露出民众对官吏过于冗多的怨愤。
宋代学者黄震对于这种政治史上常见的现象，却用另一种形式揭示。他说：“官多则吏多，吏多则民扰。”（《黄氏日抄》卷七一）宋太宗时代，监察御史王齐上疏，曾经有这样一段话，也涉及冗官扰民的情形：“官多则事繁，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极清净者，由官吏多之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他说，官多，则行政的事务繁多；吏多，则百姓受压迫惨重。要想避免政事的烦杂，最好就是裁减官员。要想减轻百姓的负担，最好就是裁减吏员。现在天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安定清平，就是因为官吏过多的缘故。
宋太祖有一句名言，也可以体现比较清醒的政治见解：“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他认识到，冗官对于政治管理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顾炎武综合历史上诸多开明人士的意见，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治官定律。他说：“官多则乱，将多则败。”（《日知录》卷五）
我们可以把这一见解看作顾炎武治官第一定律：官多则乱。
顾炎武在《医师》这一条写道：古代的庸医杀人，现在的庸医不杀人，但是也不活人，使他在不死不活之间，病情越来越重，最后终于死掉。今天的医师不能察知病源，于是只好多用药，好比打猎，不知道兔子在哪儿，“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疏矣！”《后汉书》说，神医华佗精于方药，所用的药不过数种而已。所以说，“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官僚多了会造成混乱，将军多了会导致战败，天下的事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又注意到顾炎武治官第二定律：大官多者其世衰。
在《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这个题目下，顾炎武写道，古来政治成功者，都重视基层管理。“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途，罔不由此。”他说，天下之治，基点在于基层行政制度的健全，这是很明白的。从古到今，小官多的时代，都是盛世；大官多的时代，都是衰世。走向兴盛，还是走向衰亡，这儿就是指示方向的路标啊。他认为，古今所以兴衰的部分原因，由政治管理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到认识和理解。
顾炎武说“小官多者，其世盛”，认为官吏中做实事的人多，实际负责的人多，熟知民间疾苦的人多，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的。
他说“大官多者，其世衰”，是强调官吏中空受俸禄不做实事的人多，指手划脚不真正负责的人多，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人多，这样的政治局面，会导致衰亡。
他还提出了从另一思路进行考虑得到的认识。这就是顾炎武治官第三定律：“省事”更重于“职官多寡”。
《日知录》卷八有《省官》一条。顾炎武写道：刘秀实现了光武中兴，然而海内人口算一算，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二三十。国防设施严重破坏，边地郡县空设太守、县令县长，他们只能用心招还流民。刘秀笑着说：现在边地根本没有多少户口，设置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好比《春秋》“素王”一样。（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定贤》中写道：“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于是省并地方行政单位以及官僚职务岗位的设置，史书有不少记载。刘秀提出的原则是：“兵革即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说战争已经结束，应当减轻社会的负担，公文往来，劳役征发，都应当减省，最好保留原先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顾炎武于是说，“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说由此看来，正因为要“少事”，所以才做到了“省官”。他接着说，现在公文铺天盖地，官司泛滥成灾，主政的人因事情琐碎杂乱难以胜任。这种情形走到极点，又不得不增加官吏，于是难以实现效能的提高和政治的安定。
顾炎武又引录了晋代名臣荀勗的说法。荀勗以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有好变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他说，精简官员不如精简事务，精简事务不如保持心境的清静。萧何和曹参作丞相时，就保持了心境的清静，使百姓也得到休养生息。而抑制空谈，减省公文政令，不深究细小的过失，有喜欢别出心裁节外生枝以谋求私利的，严厉治罪，这就是“省事”。顾炎武说：“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他同意荀勗的见解，赞赏道：这真是抓住了根本的见识啊。管理国家的人理解了这一点，就不必总是纠缠于职官究竟是应当多还是应当少，争论来争论去了。
这里所说的“省事”，其实和汉初推行的政治原则“无为而治”相当接近。汉文帝和汉景帝就是坚持这样的原则，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的。“无为而治”，就是“省事”，就是在政治上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烦扰民，否定过激和冒进，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无为而治”是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的政治理念。我们赞同顾炎武的话，“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就是说，如果能够真正实践“无为而治”，作到“省事”，那么，“省官”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