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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史料中，有一批具有“特殊身份”的档案，它们出自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笔下，记载着抗联英烈的卓著功勋，饱含着党和人民的无限深情。这些档案手迹的内容，绝大多数已作为党的历史文献公布，但这些珍贵墨迹本身，却长期“隐身”于档案馆内，很少为人所见，尤其是毛泽东的几件手迹，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
2013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在编写《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一书时，在院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带着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央档案馆，收集到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抗联的手迹。2015年，又向中央档案馆打报告，得到可以公开使用的批准，这些真迹终于可以展露真容。从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尚金州那里，笔者得知了真迹的“幕后故事”。
“大批人”和“大发展”
从“九一八”起，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但在严峻的形势下，特别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雨雪风霜，许多档案已经散失。现在记者看到的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有关的第一份档案，是他在1936年1月1日亲笔起草的致朱德电，电文中，毛泽东将“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列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取得的八大成就之一。
当时，经过遵义会议和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挺进到接近东北的华北抗日前沿，“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中国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已进入“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更加关注东北形势。
也是在那时，直接领导抗联斗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受党中央的派遣，陈云（化名史平或史宾）、陈潭秋（徐杰）、邓发（方林）、滕代远（李光）、曾山（唐古、唐谷）、孔原（陈铁铮）、潘汉年（白林、博林）等同志相继到代表团工作。自1935年10月2日起，陈云担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名主要负责人之一，排名居于王明之后、康生之前。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已确定了纠正“左”倾错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上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总方针，王明也已不再参加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因此陈云事实上掌握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权。也是在那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决策机关——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有陈云、曾山、孔原、潘汉年和抗联干部魏拯民（化名冯康或冯空，代表南满地区）、杨松（化名吴平，代表吉东地区）、赵毅敏（化名赵一民，代表北满地区）等。
在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代表团领导下，抗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经验为指导，结合东北实际，扩大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自1935年起，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历时两年半的全盛时期，据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援引日本数据，仅1935年一年，抗联即毙伤俘日本侵略军54766人，为“九一八”之后四年来最高。
了解了这一切，就不难想象，“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这句话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毛泽东怎样的兴奋和激情！
在以后的岁月里，代表团中的“大批人”继续为全东北、全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发展”而奋斗。陈云1937年底回到延安后，继续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东北工作，1941年8月27日被党中央政治局指定为东北工作三人小组（彭真、陈云、康生）成员之一，1945年对日大反攻中，陈云和彭真一起挺进东北，恢复了党中央和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联络，是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样留下了大量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的珍贵手迹。当年的另一位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孔原，则成为日本投降后第一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毛泽东两次手书赞抗联
在毛泽东关于抗联的手迹中，最为珍贵的是他1946年和1949年两次亲笔手书的全面评价。
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时，毛泽东将以“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段删去，亲笔手书：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贡献，肯定了东北抗联的作用，包括与主力部队一起配合苏军反攻的作用，肯定了东北人民的革命觉悟。”尚金州说。
1949年5月10日接见抗联主要领导人周保中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这一天，正在继续指挥向全国进军的毛泽东，拿出了4个小时和周保中详谈。
4天后，5月1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等的电报，为东北抗日联军做出了历史结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从中央档案馆的复制件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写下的两个“光荣”，还有在句尾特意加写的“尊重”。
领袖们笔下的杨靖宇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江泽民都曾为他留下手迹。
“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是杨靖宇在党内的最高职务。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杨靖宇和其他24位同志一起，被指定为准备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与会政治局委员亲笔签发了这个决议。会议对杨靖宇的贡献和能力作了高度评价，赞誉他是东北人民心目中的“诸葛孔明”。
七大准备委员会的25名成员中，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全部成员。1938年以后，杨靖宇被党中央指定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消息传入东北，抗联文件中就曾把“中共中央委员”作为他的首要职务。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印的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称杨靖宇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东北党最高领袖”。
在杨靖宇已经牺牲近两年后的1941年10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将他和毛泽东、朱德一起，提名为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名誉主席团3名中共委员候选人，经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代表一致通过。那时，党中央还不能确认杨靖宇已牺牲。
1957年7月15日，朱德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195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为杨靖宇举行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为杨靖宇献花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仅有的一次向烈士献花圈。1985年9月26日，年逾八旬的邓小平亲笔题写“民族英雄杨靖宇烈士纪念碑”。1995年1月12日，江泽民为杨靖宇家乡河南驻马店题写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
抗联史料中，有一批具有“特殊身份”的档案，它们出自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笔下，记载着抗联英烈的卓著功勋，饱含着党和人民的无限深情。这些档案手迹的内容，绝大多数已作为党的历史文献公布，但这些珍贵墨迹本身，却长期“隐身”于档案馆内，很少为人所见，尤其是毛泽东的几件手迹，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
2013年，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在编写《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一书时，在院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带着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央档案馆，收集到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抗联的手迹。2015年，又向中央档案馆打报告，得到可以公开使用的批准，这些真迹终于可以展露真容。从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尚金州那里，笔者得知了真迹的“幕后故事”。
“大批人”和“大发展”
从“九一八”起，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但在严峻的形势下，特别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雨雪风霜，许多档案已经散失。现在记者看到的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有关的第一份档案，是他在1936年1月1日亲笔起草的致朱德电，电文中，毛泽东将“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列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取得的八大成就之一。
当时，经过遵义会议和北上抗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挺进到接近东北的华北抗日前沿，“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中国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已进入“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更加关注东北形势。
也是在那时，直接领导抗联斗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受党中央的派遣，陈云（化名史平或史宾）、陈潭秋（徐杰）、邓发（方林）、滕代远（李光）、曾山（唐古、唐谷）、孔原（陈铁铮）、潘汉年（白林、博林）等同志相继到代表团工作。自1935年10月2日起，陈云担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名主要负责人之一，排名居于王明之后、康生之前。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已确定了纠正“左”倾错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原则上不再干预各国共产党自身工作的总方针，王明也已不再参加中共代表团的日常工作，因此陈云事实上掌握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权。也是在那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决策机关——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有陈云、曾山、孔原、潘汉年和抗联干部魏拯民（化名冯康或冯空，代表南满地区）、杨松（化名吴平，代表吉东地区）、赵毅敏（化名赵一民，代表北满地区）等。
在以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代表团领导下，抗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井冈山、中央苏区和长征经验为指导，结合东北实际，扩大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自1935年起，东北抗日斗争进入了历时两年半的全盛时期，据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援引日本数据，仅1935年一年，抗联即毙伤俘日本侵略军54766人，为“九一八”之后四年来最高。
了解了这一切，就不难想象，“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这句话的字里行间，渗透着毛泽东怎样的兴奋和激情！
在以后的岁月里，代表团中的“大批人”继续为全东北、全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发展”而奋斗。陈云1937年底回到延安后，继续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东北工作，1941年8月27日被党中央政治局指定为东北工作三人小组（彭真、陈云、康生）成员之一，1945年对日大反攻中，陈云和彭真一起挺进东北，恢复了党中央和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联络，是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样留下了大量有关东北抗日联军的珍贵手迹。当年的另一位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孔原，则成为日本投降后第一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毛泽东两次手书赞抗联
在毛泽东关于抗联的手迹中，最为珍贵的是他1946年和1949年两次亲笔手书的全面评价。
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时，毛泽东将以“我们在东北人民中的影响还很小很浅”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段删去，亲笔手书：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贡献，肯定了东北抗联的作用，包括与主力部队一起配合苏军反攻的作用，肯定了东北人民的革命觉悟。”尚金州说。
1949年5月10日接见抗联主要领导人周保中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来了！”这一天，正在继续指挥向全国进军的毛泽东，拿出了4个小时和周保中详谈。
4天后，5月1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等的电报，为东北抗日联军做出了历史结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从中央档案馆的复制件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写下的两个“光荣”，还有在句尾特意加写的“尊重”。
领袖们笔下的杨靖宇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的代表性人物。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江泽民都曾为他留下手迹。
“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是杨靖宇在党内的最高职务。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正式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杨靖宇和其他24位同志一起，被指定为准备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与会政治局委员亲笔签发了这个决议。会议对杨靖宇的贡献和能力作了高度评价，赞誉他是东北人民心目中的“诸葛孔明”。
七大准备委员会的25名成员中，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全部成员。1938年以后，杨靖宇被党中央指定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的消息传入东北，抗联文件中就曾把“中共中央委员”作为他的首要职务。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编印的绝密文件《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称杨靖宇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东北党最高领袖”。
在杨靖宇已经牺牲近两年后的1941年10月26日，党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将他和毛泽东、朱德一起，提名为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名誉主席团3名中共委员候选人，经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代表一致通过。那时，党中央还不能确认杨靖宇已牺牲。
1957年7月15日，朱德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195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吉林通化为杨靖宇举行公祭安葬大会，毛泽东为杨靖宇献花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仅有的一次向烈士献花圈。1985年9月26日，年逾八旬的邓小平亲笔题写“民族英雄杨靖宇烈士纪念碑”。1995年1月12日，江泽民为杨靖宇家乡河南驻马店题写了“杨靖宇将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