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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终结了香港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近代百年来的历史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香港特区成立,“一国两制”成为现实,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是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的里程碑。
祖国要过六十岁生日了,这是我今年最高兴也最期待的事。香港回归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41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兴衰更替和风云变幻,而最令我刻骨铭心和感怀的片段,却都与香港回归有关。我今天已经75岁了,我一直坚持,就是想为国家、为香港多作一点贡献。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2年前的那一天。香港回归交接仪式,整个会场4000多人,原本严肃而安静。凌晨之前,英国国旗降下来,然后零时零分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和区旗,刹那间,大家都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完全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手,大喊一声“祖国万岁”。当时惊到不少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夫人在旁边悄悄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大家都在看你呢,要注意场合。可是,我能不激动吗?
为了那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回望回归协议签署前后
1968年,离开广东省农科院五年之后,我辗转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当时的香港,有着内地难以企及的繁华,但“血脉相连”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偏见却令人深感痛心。他们管内地人叫“阿灿”,这个外号来自一部叫《网中人》的电视剧,代表愚昧、贫穷、跟不上潮流的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的繁荣稳定都与祖国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内地并不富裕,但仍给香港提供了充足的质优价廉的食品和其他物资,而内地的商品,40%都要经过香港转出去。祖国一直是香港的“靠山”。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香港人和大陆人能真正“手足相连”。
1982年9月,因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北京。我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撒切尔夫人希望香港继续归英国管制,邓小平说不可能了。这之后,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我为此非常着急。
当时,香港整个社会一开始是在观望的,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过去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资本家的斗争仍然心存阴影。所以不少对未来充满忧虑的香港人都准备放弃在香港的产业,移民他乡。而英国政府则趁机颁发英国海外护照,拥有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虽然在英国没有居住权,但离开香港到很多国家都可以免签证。当时几百万人申请了这个护照,有条件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英国政府为此赚了很多钱。香港经济那时也受到很大影响,人心惶惶,房价跌得很低。
不过,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因此改变。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此,香港进入了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
这13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岁月。我被邀请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被国务院聘请为港事顾问,同时还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几乎全部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每个月开两次会,讨论很多问题,其中有那么一两年,我差不多每年去十几二十次北京,把听取来的香港各界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如今回想当年的忙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乐在其中”。
1985年,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客属商会在香港包了一个大酒楼,筵开136桌,1500多人参加。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宴会现场一直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革命爱国歌曲。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当时有人对我说,你可真大胆,现在还是英国管制啊。我说我得告诉大家,我们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得到赞许、认同。香港回归,我们心里都不担心,看到我们国家不断地强大了,谁还怕谁啊?
过渡时期的风波
1991年,我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三年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此时的香港回归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不料,原本一帆风顺的回归之路却在关键时刻再起波澜。我当代表的时候,正好遇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就职,他试图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并搞了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这是摆明了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我当时气愤万分,直接就跟彭定康“扛”上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公开谴责彭定康,问他到底是破坏回归平稳过渡,还是来培养接班人?
当时,我不止是猛烈抨击,更呼吁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有人说我“很冲动”,不过,即使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会选择这么做。你说彭定康那是做什么啊?他想给香港回归设置拦路虎,给我们出乱子啊!当时有人骂他是千古罪人一点都没有错!
尽管波折重重,但我始终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当时,我们对将来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争议很多,比如过渡时期该怎样走,回归以后应该怎么做。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是细节问题,对于大方向大家都是没有怀疑的,“一国两制”是必然的选择,所以都是有争议,有结论。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回归以来,香港遭遇了很多挑战,先是亚洲金融风暴、随后又是SARS侵袭,经济一度跌落低谷,许多人出现负资产,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给新生的特区政府班子带来很多困扰,但是这个队伍很不错,他们处理得很好,没让别人看到热闹,看到乱子,就连美英等国家也认为香港这些年“一国两制”运转得很成功。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自己觉得,有责任去收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加全面了解,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对港政策。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 PA)在香港签署,香港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后来又出台了内地居民对香港“自由行”政策。从2004年起,香港经济得以高速复苏。香港经济得到复苏、发展,这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活力。香港政府在新的制度下解决了问题,说明了新制度的能力。
通过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祖国对香港经济的支撑作用。中国内地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13亿人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需的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祖国,就是香港最硬的“后台”、最大的“靠山”。香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只要背靠祖国,香港就能面向全世界发展。而香港作为世界金融平台,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行业领域都能起到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如今,香港的繁荣昌盛与日俱增,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去年,我从全国人大常委的位子上退了下来,生意也交给了三儿子。我以前总说,只要我不死,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样子得改口了,不单单我要终身报效祖国,我也要我的儿子、家人,像我一样拥护共产党,爱我们的国家,爱香港,爱家乡。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终结了香港长达150年的殖民统治历史,近代百年来的历史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香港特区成立,“一国两制”成为现实,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是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的里程碑。
祖国要过六十岁生日了,这是我今年最高兴也最期待的事。香港回归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段日子。在香港生活了整整41年,我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兴衰更替和风云变幻,而最令我刻骨铭心和感怀的片段,却都与香港回归有关。我今天已经75岁了,我一直坚持,就是想为国家、为香港多作一点贡献。
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12年前的那一天。香港回归交接仪式,整个会场4000多人,原本严肃而安静。凌晨之前,英国国旗降下来,然后零时零分准时奏中国国歌,升国旗和区旗,刹那间,大家都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完全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手,大喊一声“祖国万岁”。当时惊到不少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夫人在旁边悄悄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大家都在看你呢,要注意场合。可是,我能不激动吗?
为了那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
回望回归协议签署前后
1968年,离开广东省农科院五年之后,我辗转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当时的香港,有着内地难以企及的繁华,但“血脉相连”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偏见却令人深感痛心。他们管内地人叫“阿灿”,这个外号来自一部叫《网中人》的电视剧,代表愚昧、贫穷、跟不上潮流的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的繁荣稳定都与祖国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内地并不富裕,但仍给香港提供了充足的质优价廉的食品和其他物资,而内地的商品,40%都要经过香港转出去。祖国一直是香港的“靠山”。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到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香港人和大陆人能真正“手足相连”。
1982年9月,因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了北京。我非常关注这件事情,撒切尔夫人希望香港继续归英国管制,邓小平说不可能了。这之后,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波动。我为此非常着急。
当时,香港整个社会一开始是在观望的,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过去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资本家的斗争仍然心存阴影。所以不少对未来充满忧虑的香港人都准备放弃在香港的产业,移民他乡。而英国政府则趁机颁发英国海外护照,拥有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虽然在英国没有居住权,但离开香港到很多国家都可以免签证。当时几百万人申请了这个护照,有条件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英国政府为此赚了很多钱。香港经济那时也受到很大影响,人心惶惶,房价跌得很低。
不过,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因此改变。在经过多轮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此,香港进入了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
这13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岁月。我被邀请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被国务院聘请为港事顾问,同时还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几乎全部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每个月开两次会,讨论很多问题,其中有那么一两年,我差不多每年去十几二十次北京,把听取来的香港各界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如今回想当年的忙碌,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乐在其中”。
1985年,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们客属商会在香港包了一个大酒楼,筵开136桌,1500多人参加。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宴会现场一直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革命爱国歌曲。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最爱唱的歌。当时有人对我说,你可真大胆,现在还是英国管制啊。我说我得告诉大家,我们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得到赞许、认同。香港回归,我们心里都不担心,看到我们国家不断地强大了,谁还怕谁啊?
过渡时期的风波
1991年,我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三年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此时的香港回归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不料,原本一帆风顺的回归之路却在关键时刻再起波澜。我当代表的时候,正好遇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香港就职,他试图大幅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并搞了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这是摆明了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我当时气愤万分,直接就跟彭定康“扛”上了。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公开谴责彭定康,问他到底是破坏回归平稳过渡,还是来培养接班人?
当时,我不止是猛烈抨击,更呼吁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有人说我“很冲动”,不过,即使时光倒流,我还是一样会选择这么做。你说彭定康那是做什么啊?他想给香港回归设置拦路虎,给我们出乱子啊!当时有人骂他是千古罪人一点都没有错!
尽管波折重重,但我始终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当时,我们对将来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争议很多,比如过渡时期该怎样走,回归以后应该怎么做。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是细节问题,对于大方向大家都是没有怀疑的,“一国两制”是必然的选择,所以都是有争议,有结论。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回归以来,香港遭遇了很多挑战,先是亚洲金融风暴、随后又是SARS侵袭,经济一度跌落低谷,许多人出现负资产,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给新生的特区政府班子带来很多困扰,但是这个队伍很不错,他们处理得很好,没让别人看到热闹,看到乱子,就连美英等国家也认为香港这些年“一国两制”运转得很成功。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自己觉得,有责任去收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加全面了解,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对港政策。
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 PA)在香港签署,香港产品可以零关税运到国内,后来又出台了内地居民对香港“自由行”政策。从2004年起,香港经济得以高速复苏。香港经济得到复苏、发展,这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活力。香港政府在新的制度下解决了问题,说明了新制度的能力。
通过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祖国对香港经济的支撑作用。中国内地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13亿人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内需的持续增长将为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祖国,就是香港最硬的“后台”、最大的“靠山”。香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有着特殊的地位、特殊的政策,想发展必须靠大后方,依靠祖国内地做后盾。只要背靠祖国,香港就能面向全世界发展。而香港作为世界金融平台,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行业领域都能起到连接内地与世界的桥梁作用。
如今,香港的繁荣昌盛与日俱增,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去年,我从全国人大常委的位子上退了下来,生意也交给了三儿子。我以前总说,只要我不死,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样子得改口了,不单单我要终身报效祖国,我也要我的儿子、家人,像我一样拥护共产党,爱我们的国家,爱香港,爱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