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重病在床的九三学社社员、著名学者陆侃如听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时，他用颤抖的手奋笔写下“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迎接五届人大的胜利召开”以及“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话语。1978年12月1日，陆侃如逝世，享年75岁。“以言教讼，以身教从；得经师易，得人师难。”这是陆氏门生对陆侃如先生最深切的怀念。
　　“我忍不住要来尝试一尝试”
　　“胡先生以为《天问》是后人杂凑的，因为‘文理不通，见解鄙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天问》里有许多很深刻的疑问，如‘登立为帝，孰道尚之’之类，决不是后代腐儒所能伪造的……”（《陆侃如和冯沅君》，许志杰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6页）这是1922年，年仅20岁的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陆侃如，对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的观点的批评。胡适先生看到后，觉得陆侃如说的很有道理，但未曾想到这样的“挑战”竟出自一位只有20岁的大一新生，陆侃如的名字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陆侃如的“挑战”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在他看来研究要有一定目的，要解决一定问题。在北大，陆侃如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先生的影响；在清华研究生院，陆侃如在课堂上曾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大教授的影响，思想上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开阔了他的视野。然而，当陆侃如开始反思中国文学史的现状，感受到“个个人都诅咒中国无好文学史，个个人都希望中国有好文学史，然而没有一个人肯自己动手做一部文学史”的危机时，陆侃如忍不住要来尝试一尝试。《中国诗史》这部近60万字的皇皇巨著便应运而生，这是陆侃如与妻子冯沅君共同的“结晶”，在论述一些作家作品时，常常能打破传统，解决无人改正的问题，这非一般意义上的“尝试”，更是一种“挑战”，体现了一种敢为人先的勇气！
　　为探寻更多的未知，1932年，陆侃如与冯沅君共同告别了当时任教的上海中国公学，来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法期间，陆、冯二位先生一同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领导的“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运动，他们与戴望舒、李健吾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是其中“中国留学生支部”的重要成员。他们积极宣传反战思想，并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法国。陆侃如将《左传》用法文译作《左传考》，在欧洲发行；同时，他又将法文版的《法国社会经济史》译成中文，在国内刊发。此举，让法国人了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到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对学术、对工作的热爱，也让陆侃如开了很多风气之先。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期间，陆侃如参与创办了全国高校第一本学术刊物《文史哲》，深受读者喜爱，陈毅曾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一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已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正是因为当时的“尝试”，时至今日，《文史哲》这部学术刊物，仍然发挥着标尺的作用。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20世纪的中国，从来不缺少传奇和悲剧。陆侃如也与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交相呼应，见证了中华大地的沧桑巨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陆侃如积极投身到抗战活动中，因为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学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陆侃如携妻南下，来到安徽大学任教。不到一年时间，战局进一步恶化，只得再次迁徙，经上海、香港至云南昆明。到昆明后，陆侃如接到中山大学的邀请，陆、冯二先生又折回广州，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2年6月，日本侵略者攻占粤北山区小镇坪石（中山大学于1940年迁至此）。同年秋天，陆侃如与馮沅君被迫离开广州，来到因战迁至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直至抗战胜利后，才随东北大学迁回沈阳。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这是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中抒发的感慨，抗日战争期间，陆侃如与冯沅君历经大半个中国，借用这一诗句来描述陆侃如伉俪在抗战时期的人生经历，似乎颇为恰切。
　　1942年，由广东入川，受邀任教东北大学的陆侃如与冯沅君，不仅教书育人，而且一如既往积极投身救亡运动，深受广大爱国师生的拥戴。抗战期间，除陆侃如与冯沅君外，众多知名学者如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均内迁任教于东北大学，四川三台县遂成为重庆、成都、桂林之外，国统区的一个重要文艺据点。1945年1月6日，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老舍先生委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在三台成立，陆侃如为川北分会主席，冯沅君与赵纪彬先生为副主席。作为川北分会会长的陆侃如，常号召大家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来宣传抗战精神，如组织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五五诗人节”以及庆祝作家茅盾50寿辰的活动等。位于三台东门内陈家巷的陆侃如与冯沅君的家作为诸多活动的策划地，热闹成为了常态。
　　即便在流徙播迁的战争年代，陆侃如也心心念念着他的文学史研究，他常反思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经过若干年的摸索之后，深深感到过去走过的路都不十分对。”即便已完成取得无二成就的《中国诗史》，他仍然在思考、尝试着如何才能写出一部更好的文学史著作。他认为文学史的工作要具备朴学、史学与美学三个步骤。所谓朴学的工作，是初步的准备，是“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订，字句的校勘训诂等”；所谓史学的工作，是进一步的工作，是“对于作者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所谓美学的工作，是最后一步，是“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三者融合才能写出一部完美的文学史。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从1937年到1947年，陆侃如在其人生最不安定的十年间，精细考证、旁征博引，搜集论证了大量资料，初步完成了那部82万字至今仍影响着中古文学研究的巨著——《中古文学系年》。这部著作，全面考证了上自公元前53年，下至公元340年这400年间152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 　　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陆侃如身后，留给世人的是丰厚的精神和物质遗产。
　　对于一生致力于教学、研究的陆侃如来说，并没有想刻意留下什么，但他的著作已为中国文学史的现代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养料。
　　《中国诗史》问世不久，即产生较大影响，在当时数十种文学史著作中，鲁迅先生只推荐了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与冯沅君《中国诗史》、王国维《宋元词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五种。1946年，赵景深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新编》一书中对陆侃如的文学史著作也多有引用。直至問世20余年后，“《中国诗史》还是一部唯一的诗歌史著作。”
　　在陆侃如看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是两门有着严格区别的学科，但在陆侃如所处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学者都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质疑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书中对文学批评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陆侃如回应道：“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是两种工作，似乎应该有所区别；在文学史上对于某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可以介绍一些，但文学史所能给予刘勰的篇幅和文学批评史所能给予的恐怕不会一样多，也不该一样多。”时至今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已发展成为两门独立学科，再回顾陆侃如的观点，更足见其敏锐的学术远见和之于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
　　身为人师，陆侃如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专家学人。例如，20世纪60年代师从陆侃如的牟世金，在陆侃如指导下从事《文心雕龙》和魏晋六朝文论研究，这位“龙学家”的著作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评价牟世金为“《文心雕龙》的功臣”。新中国解放后最早从事辞赋研究的专家、陆侃如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毕业后留母校山东大学任教的龚克昌先生回忆：“我当陆师的研究生时，常常有意‘刁难’先生。大家都知道汉赋生僻字一大堆，令人生厌。我常忽然提出一些生字来‘考’他，我总以为能难住他，但他每次几乎可以不看上下文便随口作答。问一些比较隐蔽的典故，他也能一眼看穿。我注释白居易诗文时，有一个句子弄不清，专门跑去问一位专治唐代文学的专家，也不得其解；又去问一位语言文字专家，同样也说不清楚。但我随后问陆师，他好像不假思索地就给我解决了。”
　　作为20世纪中国举足轻重的著名学者，陆、冯二位先生的收入，相对而言，一直颇为可观，但他们的生活却是极为俭朴的。陆侃如的弟弟陆晋如曾回忆道：“在上海教书时，走在街上，人们认为他不过是个普通的穷教师。大哥大嫂在解放前和50年代，对讲究吃穿的人，一直是看不惯的。他们自己生活俭朴，内衣补了又补，不肯换新的。家里的用具，如水壶、锅盆等，大都是修补过的。”他们的钱多用于资助教学、杂志出版、地区经济建设等等。陆侃如临终时留下遗言，将全部4万多元积蓄，其中三分之一留作继母和弟弟的生活费，三分之二悉数捐给学校，作为奖学金以鼓励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另将全部藏书也捐给学校。
　　今天，我们深切怀念于改革大潮隐现之初辞世的陆侃如，不仅为追慕一代卓越学人榜样，为现代中国社会描摹一个堪当文人先贤的精神画像；同时，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值此国运昌盛、学术繁荣之际，追念对民族解放、国家富强、文化传承、学术创新孜孜以求于一生的陆侃如，也更颇具告慰的意义。
　　（作者分别为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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