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着力阐述马克思的两个最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本书考察了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及在东方社会问题、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伟大贡献，力求展现出马克思思想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全面性。在实事求是地阐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性的同时，该书也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有力驳斥了妖魔化马克思的奇谈怪论。最后，本书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科学理想。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诗一般的文字，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写就《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只有29岁，恩格斯27岁。《共产党宣言》最初是如何诞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共产党宣言》的，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德国第一个无产者的政治组织——正义者同盟，后者的前身是德国流亡者1834年在巴黎创立的流亡者同盟。在成立之初，正义者同盟是一个半宣传、半秘密的组织，主要开展秘密活动。到1840年代，正义者同盟在手工业帮工和工人中开展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1843年，正义者同盟代表沙佩尔邀请恩格斯加入，但恩格斯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就拒绝了这一建议。然而，这并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与正义者同盟的成员间没有联系。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与伦敦支部的成员保持通信，还与巴黎各支部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着密切交往，因而对正义者同盟内部的重要事件都有所了解。
　　1847年1月20日，正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派代表约瑟夫·莫尔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他们加入并帮助改组同盟。恩格斯回忆道：“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如果加入同盟，我們将有可能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在确信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愿意改组并接受他们的理论作为纲领的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同意加入。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将靠得较近的朋友组成了同盟支部，恩格斯经常参加巴黎的三个同盟支部。
　　在1877年11月10日致威廉·布洛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参加革命活动时就意识到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危害，并对其进行自觉抵制。
　　1847年6月初，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宣传口号由“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仅取消了密谋时代遗留下的旧的神秘名称，还公开宣布了共产主义同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国际主义性质，也预示着共产主义同盟将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在同盟的纲领方面，大会决定把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讨论同盟纲领的基础。在组织结构方面，“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此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
　　在保证民主的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中央委员会是同盟的最高机关，负责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这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采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同盟的目的方面，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恩格斯指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可见，共产主义者同盟形成了完备的纲领和组织机构。
　　1847年8月5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在布鲁塞尔成立。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出席了大会，通过长时间的辩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得到消除，新的原则得以一致通过。大会委托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将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通过纲领的形式公之于众。1848年二月革命前，《宣言》正式问世。
　　《宣言》继续使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来公开宣布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和国际性。到了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继续使用这一战斗口号。在1848年革命期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与革命，争取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但是他们明确反对那种将革命当作儿戏，不顾主客观形势人为制造革命的做法，尤其是从外部输入革命的做法。从总体上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积极参与1848年革命，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洲各国的反动政府也加大了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镇压力度。1851年5至6月，德国境内实行全国大逮捕，逮捕了丹尼尔斯、贝克尔、列斯纳、勒泽尔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家。紧接着，普鲁士政府决定在科隆以图谋叛国的罪名审判他们，并在伪造完所有材料后于1852年10月4日开始审判。在审判期间，马克思通过各种方式对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进行实际的援助，不仅为这些被告的辩护人提供各种有利的证据，还深刻揭露了普鲁士政府所干的一系列无耻勾当。
　　马克思指出：“警察局所干的违反誓约、伪造文件、篡改日期、窃盗等等一切骗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在反动政府的一手操作下，大部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被判有罪。“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遭到了严重的镇压。
　　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欧洲大陆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迫害之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无法继续活动下去，现有的形式已经不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为此，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通过了解散同盟地方组织的决议。这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及其活动的结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工人运动发展史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还是为工人运动发展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基石，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877年6月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中指出：“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是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會议。”可见，共产主义者同盟实质上是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为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袁雷为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云飞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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