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国内知名的党史专家，龚育之对相关的史学理论、史学与史料都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研究。无论是从他对史料的运用、对史学的研究，还是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风格和特点，即始终将“信史、实学、新知”这六个字作为治史的最高原则。
　　 [关键词]龚育之；史学研究；党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1）05-0085-04
　　
　　 龚育之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学家、教育家。2006年3月17日，龚育之在接受北京电视台“世纪之约”栏目采访时曾经谈道：“我过去没有研究过党史，虽然感兴趣，虽然编辑毛泽东著作与党的历史有关系，但是还不系统。我自己觉得，就我来说，就等于上了一个党史研究班。差不多两年时间，不短，专门集中时间搞这个题目（即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笔者注），而且在这么高层次的领导下，在全党讨论的背景下，参加学习，对我学习党史是一个重要的入门，或叫研究班，这对我益处很大。”[1]（P152）这段谈话，不仅叙述了他本人学习中共党史的缘起，也体现了他谦虚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历史研究包含了史料、史学、史学理论和方法等三个层次的内容，龚育之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龚育之的治史风格和特点。
　　
　　一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包括历史档案、历史文献、报纸杂志、传记、回忆录、口述史以及丧葬、考古、甲骨文等资料。在史料方面，龚育之先生曾主持或参与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的大量著述，为此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档案文献。那么，怎样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呢？他认为，史学研究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尊重史料的客观性。龚育之指出：“对于研究历史、思想史的人来说，在必要的地方应该严格引用原本，才不致发生脱离历史、拔高观点、以后为先的毛病。所以，研究者还应该做一番查考原本的工作，文献编辑者也应该做一些为研究者提供查阅的方便的工作。”[2]（P49）这一风格和特点，在他编辑党的领导人的著述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是史料的选择。他在《忆往：读毛和编毛》一文中曾谈到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情况：“这套书的编辑，同选集和专集的编辑方针不同，不是只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而是基本上包括全部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完全正确或不正确的，都收集在内。”[1]（P17）在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过程中，编辑人员曾围绕是否编入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与陈伯达、康生和吴江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进行的谈话记录发生了争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主要讲了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估计得非常严重。可以说，这一会谈与后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文革”的发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旦编入，则有可能影响毛泽东一贯光辉、正确的形象。对此，龚育之坚持认为：“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也都能认识到，但是，不应该因为有这些问题就不提供给读者。我觉得还是选进为好。”[1]（P132）二是史料的编辑。要尊重史料的客观性，就必须反对任何对史料的人为增减。有一次，龚育之在谈到宋云彬日记（后以《冷眼红尘》为名出版）时曾指出：“宋云彬日记曾经在《新文化史料》上发表过到北平准备开新政协的这一段（即在新政协召开期间，周恩来、李维汉曾到北京饭店和救国会的几个代表谈话，提到了一种设想，即：将来留一个民革，一个民盟，一个民建，其他民主党派就要单独成立了——笔者注），里面记载了这个材料。在现在出版的《冷眼红尘》中，把这一天的日记删去了。我不知道整理者为嘛，只是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曾经有过的一处设想嘛。……这种加工，我看完全没有必要，损害了史料的价值。”[3]（P76-77）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他在编辑《邓小平文选》时一直严格遵循以下原则：“改动都是在文字和条理方面，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更没有添加当时没有讲过的观点。”[1]（P38）
　　 第二，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史料的多样性。前文曾提及，史料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占有多样性的史料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开展。在学习与工作过程中，龚育之特别强调对档案、文献、传记、回忆录等史料的运用。像领导人的回忆录，他就非常重视。有一次，他在谈论“口述历史”问题时指出：“党的领导人的这类回忆录，包括领导人自己主持审定最后完成了的，也包括领导人没有来得及自己审定，由助手们主持完成的，现在出得不少了。这类回忆录，由于当事人的关键地位，由于查阅档案的方便，历史价值比较高。”[3]（P75）因此，他也鼓励党史人物退休后写写回忆录。他说：“老人退休之后，写点个人回忆，……其中提供一些档案里缺失，‘正史’里失记的史料、史实，有些还有相当价值，对研究是有助益的。即便所述无关紧要、不涉高层，那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历史。”[3]（P413）
　　 第三，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对史料的考订和判断。由于史料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往往影响到史学工作者对史料的判断，因此，在史料运用过程中，必须注意对史料的考订和判断，否则就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就如历史人物的日记，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事实上也存在许多潜在的不足。他指出：“当事人当时写的日记，要讲史料价值，那是比较高的。后来的回忆，相隔时间越久，记忆越容易有差错。但是日记的发表，如果经过整理，这整理者会不会由于种种考虑而隐藏了一些真相，那就是需要研究者仔细考虑的事情了。”[3]（P76）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还可能会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压力、个人的一些特别问题以及文字处理和编辑的影响。正是出于上述考虑，龚育之在对待史料问题上，即使是档案文献，他也不完全迷信。他说：“对档案也不能迷信，也要有批判的精神”[3]（P77）。
　　 2005年8月，龚育之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一文，其中谈到了写回忆录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当事人写回忆录，第一，要提倡遵守信史原则；第二，要提倡多写，多家回忆可资比较，从比较中读者自可评论某种记述真实性的程度；第三，历史学家使用历史当事人的个人回忆时，要加以研究，加以鉴别。”[3]（P94）实际上，以上三点也是他对史料运用的认识。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工作中，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二
　　 史学，是指以一定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历史过程、本质及规律进行揭示和叙述的过程，属于历史研究的提高层次。像我们所接触的历史教材、史学著作、史学论文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龚育之曾持续做了大量深入独到的研究，同时借助于报纸杂志以札记的形式记下了自己对党史的思考，并在党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从宏观方面看，龚育之创造性提出了“三次历史性巨变”和“三大篇章”的新认识。所谓“三大历史性巨变”，是指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之后发生的五四运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而“三大篇章”则是指从建党到建国的民主革命史篇章，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篇章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新篇章。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以及新时期以来的党史三阶段划分的新观点。实际上，上述认识与他的治史风格是分不开的。自从事史学工作以来，他就指出：“在党史领域，研究者的眼界也要宽阔一些。专是必要的，要有许多专于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精深的专家，但是，只限于一个狭窄的领域，没有宽广的眼界，成不了大家。”[2]（P57）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如何研究“大党史”的问题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2006年1月14日，他在《百年潮》精品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发言时指出：“国民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从原则上是不可分的。从党史研究的角度说，需要放宽、再放宽自己的视野；从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需要聚焦、再聚焦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3]（177）正是因为能够站在“大党史”的角度上来研究党史，所以他能够提出“三次历史性巨变”和“三大篇章”的观点。他的上述研究，不仅使整个党的历史分期的内在衔接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对党史未来的发展、深入也有着借鉴启示意义。
　　 从微观方面看，龚育之的许多研究对史学发展也有着开导风气的作用。例如对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他就强调要坚持唯物史观，要以辩证的观点来研究。他在谈到对陈独秀的评价时指出：“虽然陈独秀后来跟党分道扬镳了，对他的历史贡献还是要客观地予以评价。”[3]（P307）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他认为：“毛泽东尽管有错误，而且是不轻的错误，是相当大的错误，甚至像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这些我们必须正视。既然是错误，就应该指出，不能为毛泽东回避，不能因为是毛泽东讲的就含含糊糊。但是，就毛泽东一生而言，作为一个革命家，他还有贡献，对党、对国家、对这个民族贡献很大。”[1]（P145）至于对一般历史人物的评价，他也提倡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化的处理。例如，周作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按传统史学研究中非对即错的历史观，很难让人全面地、客观地了解周作人的主要情况和经历。龚育之指出：“我想说的主要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包括‘坏’中也可能还有一点‘好’，做民族叛徒时可能也做过若干对先烈遗属、对抗战人士有所关照的事，都应该根据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来说，不可以炒作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来为其当汉奸作辩解，也不可以因为当过汉奸而一笔抹杀其历史的贡献和做过的好事。介绍周作人，理应如此。”[3]（P27）对于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他也往往能够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与人合作《重读邓小平》时，决定不再沿用以往“第一代”、“第二代”之类的提法。他的解释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九年提出来的，党中央的文件沿用至今。我懂得这些提法的重要的政治含义也拥护这样的政治含义。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是不是可以用别样的提法，即拥护这样的政治含义但文字表达上略有不同的提法，而不一定一字不动地采用正式文件中的提法呢？我认为是可以的。”[3]（P419）更为宝贵的是，龚育之从不禁锢自己的思想，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就是最后结论，这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是不会再变了的，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却永远属于现在，永远在发展变化中。从现在看历史，较之于从当时看历史、从过去看历史，必定有新的高度、新的认识、新的领悟，就需要新的修订、新的补充、新的著作。”[2]（P155）所以，历史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党的历史决议也要与时俱进。上述思想，在当时党史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实际上，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要搞好历史研究，都必须坚持两个条件。“一个是政治方向。百花齐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前提，背离这个根本前提，……那是不能允许的。一个是质量水准。方向对头、质量够格、确有特色之作，才是我们提倡的；低水平重复之作，东抄西剪之作，是不能提倡的。”[2]（P156）实际上，这两个条件也是他追求信史、获得实学和真知的重要条件。
　　
　　三
　　 史学理论与方法，则是史学研究的高超层次，它对史料、史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龚育之指出：“党史研究者要加强理论研究的道理，的确是中肯的。……现在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写党史研究文章，理论不足，文采也不足。”[2]（P57）在长期的党史研究工作中，他在历史叙述中阐发理论，在阐发理论中融入历史，并逐步形成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理论与方法。他对党史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党史是一门科学，须以求真精神对待。龚育之认为，党史是一门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要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加以对待。我们知道，历史学科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而历史学家应有的品格，就在于以求真的精神还原历史。对于这一原则，龚育之始终加以坚持。2006年，他在陆定一百年诞辰时写了篇《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但文中并未为尊者讳，而是以求真的精神加以写作。韩钢回忆道：“龚育之同志并不为尊者讳，讲陆的贡献、业绩，也不回避陆的失误。他记叙了陆的一个最大失误（60年代初不同意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去“资产阶级”的帽子——笔者注）。……当然，陆的失误，是在当时‘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一节篇幅不短，八千多字，差不多占全文的五分之一。显然，他不是轻描淡写而是郑重其事地回顾这一失误的，目的当然在记取教训。”[3]（P417）对于一些境外出版物和敏感人物的传记，他也反对从纯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批驳，而主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看待。像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出版时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但他认为：“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有利于我们扩展认识的角度。她的观点有许多当然从事实来的，把这些事实告诉别人也有意义，有些观点恐怕也不一定读者都能同意。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本书写的东西都要大家同意才能出版，所以我赞成这本书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想出版这本书，我就写了一段话：‘作者写了大时代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提供的不是他们的标准像，而是他们的侧影、背影；读者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觉思所吸引。’”[1]（P166-167）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求真的精神。我们知道，任何对历史的叙述或解释，都是一种参照系，或接近真实，可以帮助人们弄清真相；或背离真实，可以提醒人们去伪存真，都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知历史。除此之外，龚育之还提倡学术之间的交流，鼓励学术创新。2006年3月17日，他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指出：“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应该去听听这些人讲的道理。你看过之后可以赞成，可以不赞成，可以表示这件事情很复杂，一时判断不清。看到这些东西，总比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懂得更多。”[1]（P168）
　　 其次，党史又有自身的阶级性，研究时须坚持党性。龚育之在《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中指出：“党的研究机构和党员史学工作者，研究党的历史，当然要有党性。……党员在重大政治和理论问题上不能公开宣传和党的意见相抵触的观点，这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中是有规定的。同时，在学术研究和探讨中，要允许自由讨论，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在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中也是有规定的。”[4]（P83）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党性？党性与科学性能否有机地结合？龚育之指出：“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门科学，党性很强，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党性又内在地包含两个侧面：民主集中的组织纪律是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党性；服从党的决议是党性，服从事实、服从真理也是党性。党性和科学性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或者应该是能够求得统一的。所以，党史科学中的观点，归根到底，还是要经受历史的检验、事实的检验，这样才能有信史、良史。”[3]（P103-104）也就是说，虽然党史拥有科学性与阶级性这两大特征，但是，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并有机地统一起来。龚育之曾谈到：“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党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层是党的组织纪律，即遵守决议，服从中央；一层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尊重实践。……如果不顾党的利益，不讲党的纪律，不遵守党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不是正确态度，就会偏离方向。同样，如果违背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党性。延安整风时，讲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讲主观主义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性包含着尊重事实、尊重实践的思想路线。当然，党性与科学性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2]（P27-28）
　　 龚育之在《〈百年潮〉创业三君子》一文中谈到：“《百年潮》创刊，提出了八个字：‘信史，实学，新知，美文’，我很欣赏。史要信，要真，要言之有据，不可信口雌黄；学要实，要下功夫，要言之有物，不可浮泛虚玄；知要新，无论在史料方面，或是在观点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3]（P172-173）应该说，对于“信史，实学，新知”这六个字，他不仅仅只是“欣赏”，而是将其作为治史的座右铭，这从他对史料的运用、对史学的研究以及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中都可以清楚看到。
　　参考文献：
　　[1]龚育之．人生要有追求[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2]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4]龚育之．党史札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