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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主义的年代，他是一个个性独立的人;在吃苦为荣的年代，他是一个快乐的享乐主义者。在上海，他是格格不入的北方佬;在新疆，他是一眼便能认出的上海人。和大多数上海知青纠结往返于两地不同，他决绝地把自己变成了新疆人，至今享受着快乐的边疆生活。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小镇，上海人阿庆生活了半个世纪。虽早已本土化，但依然有点“扎眼”。
阿庆名叫金永庆，十四团的人都喊他“阿庆”，以至于真名倒被遗忘了。
五十多年待下来，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
阿庆穿粉红色衬衫，休闲裤，衣冠整洁地出门，动作麻利地骑上摩托车，到步行街对面一家川菜馆和朋友们吃饭。
事实上，从他居住的光明小区，经过团部，到饭馆，走路也不过十来分钟。他带着上海人的娇气说，“我不喜欢走路的。”他去哪儿都骑摩托车。
宽阔的马路，新建的住宅小区，步行街……十四团这两年的变化在阿庆眼里是：“这里现在挺繁华的。”
“繁华”一词，着实让内地来的朋友吃了一惊，因为这里的荒凉和艰苦仍是一眼就能望见的现实。
但人们忘记了阿庆的语境，他说的“现在”，是和自己15岁踏上这片土地时相比较的。
我是找哥哥来到这里的
68岁的老知青阿庆热情直爽。他陪朋友在团场周围的水渠边、田埂上、老卫生队的胡杨林边转了一下午，临别依依不舍，又把朋友邀请到“新家”。
他不喜欢告别。
起初人们以为他老了，怕寂寞，后来才懂得，这里实在太偏远，再见不易，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相逢是什么时候。
团场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吹牛”。他讲自己15岁进疆时，穿上三号军装（最小号），袖子长的像唱戏的。上海家里有三个保姆，他却偷了户口本报名来新疆。下冰雹时，他到处去捡野鸽子野兔。
年轻人听的脸上时不时流露出钦慕的神情，这大大激发了阿庆的谈兴。他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一桌人沉醉在塔里木河畔往事的回忆中。
“我纯粹是找哥哥来到阿克苏的。”阿庆笑着说。
1963年，阿庆的二哥金永亮因为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不好，来到阿克苏支援边疆建设。二哥比他大两岁，两人从小关系最好。一年后，阿庆太想念哥哥了，就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偷偷报了名。光荣榜贴出来的时候，父母傻了眼。“你要去可以，就穿黄军装走，什么都不给你。”阿庆是个犟脾气。“行！我就这样走。”
阿庆清楚地记得离开上海的日子，1964年6月12日。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还拿着两张回宁波老家的火车票，劝他留下。“我不去！我明天就走了。”“你走了一辈子回不来！”父亲一脸哀伤地说。
当时八一厂拍纪录片，跟着他们拍了一个月。
分到连队时，大家都去拿行李，阿庆心里难受了。队长跑来问，“你咋不拿行李呀？”阿庆说，“我没有行李。”队长指着两只没人认领的大箱子说，“那不是你的行李吗？”阿庆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字，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不知父亲是什么时候把行李悄悄送到托运处的。
洗完澡换上衣服，阿庆习惯性摸摸口袋，怎么卡卡响？一掏，十块钱，那可是当时票面最大的钱。另一个口袋一摸，还是十块。
“我老爹在每件衣服的口袋里，都塞了一张钱。临走说啥都不给的，结果吃、穿、用，装了满满两箱。”阿庆当时忍不住又掉眼泪了。
新疆蛮好玩儿的
“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跑到戈壁滩吃苦头！”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不理解。
“不苦！我来新疆没吃过苦，新疆蛮好玩儿的。”阿庆一副不容置疑的口气。
塔里木人的淳朴热情，阿庆初到新疆就感受到了。那年分到阿克苏十三团的上海知青有450人，阿庆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团场领导都挺照顾他的。
15岁，一米四七，能干啥？坎土曼都拿不动。
“阿庆，到鸡圈喂鸡去！”领导布置了任务。于是，三个老职工带着他，天天骑毛驴、掏鸟窝、吃鸡蛋！吃了一年鸡蛋之后，阿庆看到鸡蛋就觉得有一股鸡屎味。他的少爷脾气犯了，找到队长，“我不干了，鸡蛋臭臭的。”
那干啥？去挤牛奶吧。于是，阿庆被调到了畜牧队牛奶排。
牛奶排有60多头牛，一天挤6头。每天打糊糊、和面、下面都用牛奶。“我们用奶吊把牛奶烧熟，倒在一公斤的缸子里，上面一层奶皮一刮全部喝光。”吃了一年奶子，阿庆从一米四七一下蹿到一米七四，队长又叫他去食品厂学手艺，学了一个月，他就跑回来了。“干啥都可以，就是给牛检查胎盘，手要伸进去，不干！”回到连队的阿庆开始赶小马车。
当年的阿克苏只有三处平房：人民饭店，司令部，还有个百货大楼。团场里的人什么成分一看就知道。支边的复员的穿黄军装，自流的穿蓝衣服，劳改犯穿黑衣服。
他们一开始住地窝子，晚上兔子在上面乱跑，阿庆就在上面下个夹子，兔子一踩，哇一叫，他们就跑上去逮兔子。有时一晚上能逮三只。
“那时候好玩的很。”阿庆笑着说。
口袋的钱全部花光之后，家里每月都寄一个十公斤的邮包，里面有咸肉、挂面、年糕干。知青们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他也没挨饿。所以伙房里的白面馒头，他总分一半给别人。他印象最深的一回。是看见一个知青，一顿饭把一桶面条吃下去了。
“现在我们十四团的小城镇建设搞的比其他团都好，一到晚上灯火辉煌。”阿庆忍不住感叹道。
我娘死我没看到
阿庆至今保留着一种上海人的精致和讲究。
他出生在上海有钱的大户人家，放到现在算是富二代。父亲16岁从宁波到上海创业，开戏曲服装厂起家。母亲也是女强人，开了一家上海滩最大的鸡鸭行。三个儿子中，阿庆最小最任性，每天要是没有喜欢吃的菜，这顿饭绝对不吃。“带到饭店去！”老爹只好对保姆说。
阿庆在上海的永年路、复兴路、合肥路三个地方长大，家里有三栋房产，结果老爹贪玩，一晚上把复兴路那栋房子输掉了。他记得奶奶伤心地哭，从此见不得人赌钱。 “文革”期间，斗资本家，阿庆父亲聪明，早早看清形势，把公私合营的股息全都让了出去。“我娘舍不得呀，女人心眼小，最后挨批斗，受不了，自杀了。”远在边疆的阿庆没能看到老娘最后一眼，这最让他遗憾。
“当时我要回去不让我回，那时我们是狗崽子呀。”阿庆很少提起这段悲伤往事。团场领导悄悄对他说，“阿庆，你不要闹，你妈妈是自杀的，不要吭气，再闹就更坏事了。”
他只好熬着。那时候兵团武斗很厉害，只要有人写条子揭发，马上揪出来，人心惶惶。
有一次阿庆差点倒霉。当时他在十三团赶大马车，一天下午马队开会，说晚上要打十连。“我想完了，最要好的朋友都在十连。”开完会，他说出去遛马，一口气跑到十连报信。晚上马队开始行动，跑到十连一包围，关键人物早都跑了。一了解，阿庆下午来过。
马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叛徒”。阿庆掉转马头就跑，冲上桥头，两边是拿红缨枪站哨的，一开始以为他是马队的，再一看，后面一队人马追上来。“红缨枪就从我背后插过来，我在马背上一低头，躲过去了。”
阿庆还是被抓住了。第二天，团部挂上大幅标语，要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我自己也不知道咋混过来的。”阿庆笑着回忆道。
等到他终于不顾一切跑回上海，母亲早已火化。他把大哥狠命揍了一顿，又回到新疆。大哥那时候为求得自保，跟母亲断绝了关系。
“上海我啥都不怀念，就怀念我娘。老房子我看都不想看，看见只有恨，我老娘就死在里面，死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当时我跟二哥只要有一个在身边，我娘就不会死。”阿庆一辈子没有原谅大哥。“不说别的，养育之恩有没有？”
1989年，上海市出台知青子女可以回上海落户政策，大哥打电话叫阿庆把娃娃户口报回去。“我说不要，我娃娃有本事自己考出去，没本事就待在新疆。”
其实我蛮任性的
阿庆的倔是团场出了名的。“但是怪了，团场领导都对我蛮好。”
他没种过地，没拿过坎土曼。挖南干渠多苦呀，阿庆赶着马车运粮食运瓜。
“后来到工程连也没吃苦啊。”他带着技术工人到处跑，修桥、修闸门。有一次修大闸，大家40多个小时没休息，他却照样休息。
工程连干了十几年，领导想让他当连长，他坚决不当。“你们预算低了，老百姓拿不到钱，骂我。我带着娃娃技术手，到处跑，多舒服。”但每有大工程，领导就要给他打招呼，“阿庆帮帮忙，有工程要来了。”为啥？因为如果阿庆说不干，大家就都往地上一坐。
只有一个领导阿庆始终看不惯。那是十四团和十五团合并后调来的新书记，外号“乔老爷”。阿庆觉得他说话“傲”的很。“阿庆，明天给托儿所拉一车柴火？”“阿庆，那边有个病号你给拉到卫生队去。”“我的马病了。”阿庆总不给面子。时间一长，两人关系就有点僵。阿庆工资也加不上，调令下来也走不了。直到水管所要人，才把他调走。没想到两个月后，“乔老爷”也调到水管所旁边一个单位。报到路上和阿庆狭路相逢，他不容分说就把“乔老爷”打到毛渠里去了。
第二天团长、政委叫阿庆到团部。阿庆背着棉衣去的，心想大不了关禁闭室。政委问他，“为啥打人？”阿庆理直气壮：“我们老百姓干活拿工资天经地义，凭啥不让我加工资？”
哥哥听说阿庆闯祸就跑来了，了解清楚之后说：“我们老三，有错误，你们怎么整他他不会吭气，没错误，你们整他，跟你们没完的！”说完就跑回去干活了。
最后，团长给阿庆一厚沓纸，也不敢说让他写检查，只说让他写个事情经过。
那时阿克苏的纸烟不好买，阿庆一看纸薄薄的，卷莫合烟多好。回家写了两页检查，剩下的全都卷了莫合烟。他在检查中写道：“打人是错的，给我任何处分都可以，但是要给我加工资。”最终结果是，他一手拿工资，一手拿处分。
上海人一辈子看重的户口，阿庆从来不屑一顾。阿克苏返城运动闹得最厉害时，他也没动摇过。“既然自己来的，我去闹它干啥？”
那时候，好多兄弟姐妹为了回上海闹翻天。“我要回早就可以回去了。第一批就可以，老娘是自杀的，后来平反，我们算特困。当时二哥结婚了，有两个娃娃，特困呢，老婆没有顶替的，可以带回去。我一想，我一个户口换他们四个户口有啥不好呢？就让他们走。”
从此，他在阿克苏十四团结婚生子，落地生根。
差点死在这儿
阿庆30多岁才在十四团结婚成家。上海人把当地土生土长的学生娃叫作“小土块儿”，阿庆找的就是小土块儿。
年轻时，阿庆很受团场女孩子欢迎。晚上团部放电影，总有女娃娃喊他，“阿庆，看电影去？”“不去！”要是长得好看的喊他，他就去了。“那时真年轻，太坏了。”他笑着说。
至今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初恋。当时两个人互相喜欢，因为阿庆家庭成分不好，遭到对方父母反对。阿庆不想连累女孩，就跑回上海去了。等他回来，女孩已被逼结婚。若干年后，他得知女孩过的并不幸福。“她爹临死时对她说，‘我这辈子做错一件事，就是没同意你跟阿庆。’那个年代，家庭成分就是那么重要。”
前三十年好熬，后三十年难熬。
阿庆结婚后，团场里的人都知道他重女轻男。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产房外等，护士出来报喜，“生了个儿子，胖胖的。”阿庆一听，骑个自行车就跑掉了。跑回家一想，儿子不喜欢，老婆还要呀，又傻瓜一样骑个自行车回到卫生队。“刚开始真不想要儿子。过了三天，慢慢喜欢他了。”几年后，阿庆如愿以偿又添了一个女儿。
“最苦最苦就是供两个娃娃上学，那时候差点死掉。”
儿子从小学习好，阿庆一看是上大学的料，就琢磨干点啥，光靠团场的工资哪里供得起大学生。1993年，他买了12只母羊，1只公羊，人们都说，“阿庆放羊，最多一星期。”没想到他一放就是七年。
每天早晨四点放到八点，去上班，晚上八点下班，放到十二点。回家往沙发上一躺，衣服鞋子也不脱。2000年，他的羊从13只发展到160只，儿子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但是，儿子还没去学校报到，阿庆身体却垮了，突然大出血。 那时候十四团还是石头路，从六连到医院一路颠簸，血浆也没有，差点就死在路上。到了医院也没有血浆，劳改队三中队队长是阿庆的朋友，儿子打电话求他：“快救救我爸！”三中队只有7个犯人是A型血，朋友也是A型血，他把犯人一拉上车才给监狱长打了电话。
当晚输血时，阿庆一边输一边吐，止不住。湖南来的主治医生束手无策，还是当地医生胆子大，“管他呢，死马当活马医。”两针止血针推下去不管用，结果四针，六针，一下子推进去八针，才止住了。
尽管如此，阿庆放羊还是成了一段美谈。六连的人都说，你看，阿庆放羊供出了大学生。结果，全连一下出来二三十群羊。
这个上海北方佬
“不知怎么，慢慢就看上海人不舒服了。为了一毛钱两毛钱，讨价还价，哎呦，真讨厌！我们这里，我喜欢的钱一掏就走，不喜欢的送给我都不要。”年轻时阿庆不知多少次跑回上海，几十年后，他变成了与上海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佬。在他眼里，“如果是新疆回去的上海人，那到他们家是舒服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在新疆待过的，那根本不要去。”
1969年，阿庆调到十四团和哥哥在一个团场，哥哥喊他阿庆，团场人也就跟着喊他阿庆。如今，在十四团要找阿庆，好找，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找金永庆，反而难找。有一次宁波老家来信，信封上写的是“新疆农一师十四团阿庆收。”邮局竟然也给他送到家里来了。
前几年，老知青们一批批重返阿克苏故地重游，第一个就来找阿庆。有人看到团场的变化，不由感叹，“如果走之前，像这样的环境，我们也就不走了。”
阿庆叹了口气，“其实很多人回去就是面子上的事情。”有些知青回去后，过得并不如意，退休后还有在外面打工的，看大门，当保安，要是娃娃不争气，还得给娃娃挣钱。
阿庆两个娃娃都蛮争气。儿子初中毕业考全团第一，考到阿克苏。好多人一打听，金峰是阿庆的娃娃，都吃了一惊。“阿庆的娃娃上学这么好？他自己犟头倔脑的，像土匪一样。”
后来金峰考上中南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现在是某集团公司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也是总工程师。女儿金文娟2003年转到上海念高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结婚生子，自己开了两家公司，生活也很好。
儿女对新疆没有阿庆这样的感情。“我15岁来的，他们16岁走的，他们走的时候兵团条件并不好。”阿庆说，“我要回上海，条件是很好的，但是气候不适应，人也不适应他们了。”
2008年，阿庆在上海待出一身病，腰都直不起来，天天吃药，疼得流眼泪。结果返回时，到乌鲁木齐一下飞机，拖着行李就走。老婆在后面追：“你跑这么快干啥？腰不疼了？”哎？腰怎么直直的，不疼了。每次坐火车也是，只要一到甘肃天水，他整个身体就舒服了。
那一年，他在十四团买了房子。
2015年7月，阿庆搬进了公租房。他显然住不惯楼房。刚刚拆掉的平房就是那年他买的“养老房”。去年团场中学要修塑胶跑道，老房子全都拆掉了。“前面后面都有院子，前面有块菜地，那可是十四团的中南海，现在推成平地了。”
他懒得再搭鸽子窝，就把鸽子养在朋友家楼顶。有时看到有人住院开刀什么的，就说，“抓几个鸽子走吧，鸽子汤对刀口合缝特别好。”
鸽子算是阿庆的上海特征之一。他8岁在上海跟着父亲养鸽子，父亲是上海和平信鸽协会会长，每次回上海“搬东西”，他都会带几只鸽子回来。
他家里上海零食也没断过，年轻时父母给他寄，现在是女儿一包一包寄回来。他从冰箱里拿出小核桃、椰子糖、牛肉干，还有正宗的大白兔奶糖。
上海童年的小伙伴早就没来往了，阿庆每次回上海，来往的都是新疆回去的知青。只要一个电话，大家就全知道了，排队请他吃饭。
阿庆总是说，我也来请一次。“不要你请，你不是上海人，你是新疆人。”老知青们都这样说。
是的，从偷偷报名那天起，阿庆就接纳了这片土地，就像身边被称为无疆之马的塔里木河一样，一往无前，永不回头。
“真的，我这辈子，蛮开心的。一天都不后悔。”阿庆说。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小镇，上海人阿庆生活了半个世纪。虽早已本土化，但依然有点“扎眼”。
阿庆名叫金永庆，十四团的人都喊他“阿庆”，以至于真名倒被遗忘了。
五十多年待下来，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
阿庆穿粉红色衬衫，休闲裤，衣冠整洁地出门，动作麻利地骑上摩托车，到步行街对面一家川菜馆和朋友们吃饭。
事实上，从他居住的光明小区，经过团部，到饭馆，走路也不过十来分钟。他带着上海人的娇气说，“我不喜欢走路的。”他去哪儿都骑摩托车。
宽阔的马路，新建的住宅小区，步行街……十四团这两年的变化在阿庆眼里是：“这里现在挺繁华的。”
“繁华”一词，着实让内地来的朋友吃了一惊，因为这里的荒凉和艰苦仍是一眼就能望见的现实。
但人们忘记了阿庆的语境，他说的“现在”，是和自己15岁踏上这片土地时相比较的。
我是找哥哥来到这里的
68岁的老知青阿庆热情直爽。他陪朋友在团场周围的水渠边、田埂上、老卫生队的胡杨林边转了一下午，临别依依不舍，又把朋友邀请到“新家”。
他不喜欢告别。
起初人们以为他老了，怕寂寞，后来才懂得，这里实在太偏远，再见不易，谁也不知道“下一次”相逢是什么时候。
团场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吹牛”。他讲自己15岁进疆时，穿上三号军装（最小号），袖子长的像唱戏的。上海家里有三个保姆，他却偷了户口本报名来新疆。下冰雹时，他到处去捡野鸽子野兔。
年轻人听的脸上时不时流露出钦慕的神情，这大大激发了阿庆的谈兴。他眉飞色舞、谈笑风生，一桌人沉醉在塔里木河畔往事的回忆中。
“我纯粹是找哥哥来到阿克苏的。”阿庆笑着说。
1963年，阿庆的二哥金永亮因为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不好，来到阿克苏支援边疆建设。二哥比他大两岁，两人从小关系最好。一年后，阿庆太想念哥哥了，就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偷偷报了名。光荣榜贴出来的时候，父母傻了眼。“你要去可以，就穿黄军装走，什么都不给你。”阿庆是个犟脾气。“行！我就这样走。”
阿庆清楚地记得离开上海的日子，1964年6月12日。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还拿着两张回宁波老家的火车票，劝他留下。“我不去！我明天就走了。”“你走了一辈子回不来！”父亲一脸哀伤地说。
当时八一厂拍纪录片，跟着他们拍了一个月。
分到连队时，大家都去拿行李，阿庆心里难受了。队长跑来问，“你咋不拿行李呀？”阿庆说，“我没有行李。”队长指着两只没人认领的大箱子说，“那不是你的行李吗？”阿庆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名字，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他不知父亲是什么时候把行李悄悄送到托运处的。
洗完澡换上衣服，阿庆习惯性摸摸口袋，怎么卡卡响？一掏，十块钱，那可是当时票面最大的钱。另一个口袋一摸，还是十块。
“我老爹在每件衣服的口袋里，都塞了一张钱。临走说啥都不给的，结果吃、穿、用，装了满满两箱。”阿庆当时忍不住又掉眼泪了。
新疆蛮好玩儿的
“放着好日子不过，却跑到戈壁滩吃苦头！”生活在现代的年轻人不理解。
“不苦！我来新疆没吃过苦，新疆蛮好玩儿的。”阿庆一副不容置疑的口气。
塔里木人的淳朴热情，阿庆初到新疆就感受到了。那年分到阿克苏十三团的上海知青有450人，阿庆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团场领导都挺照顾他的。
15岁，一米四七，能干啥？坎土曼都拿不动。
“阿庆，到鸡圈喂鸡去！”领导布置了任务。于是，三个老职工带着他，天天骑毛驴、掏鸟窝、吃鸡蛋！吃了一年鸡蛋之后，阿庆看到鸡蛋就觉得有一股鸡屎味。他的少爷脾气犯了，找到队长，“我不干了，鸡蛋臭臭的。”
那干啥？去挤牛奶吧。于是，阿庆被调到了畜牧队牛奶排。
牛奶排有60多头牛，一天挤6头。每天打糊糊、和面、下面都用牛奶。“我们用奶吊把牛奶烧熟，倒在一公斤的缸子里，上面一层奶皮一刮全部喝光。”吃了一年奶子，阿庆从一米四七一下蹿到一米七四，队长又叫他去食品厂学手艺，学了一个月，他就跑回来了。“干啥都可以，就是给牛检查胎盘，手要伸进去，不干！”回到连队的阿庆开始赶小马车。
当年的阿克苏只有三处平房：人民饭店，司令部，还有个百货大楼。团场里的人什么成分一看就知道。支边的复员的穿黄军装，自流的穿蓝衣服，劳改犯穿黑衣服。
他们一开始住地窝子，晚上兔子在上面乱跑，阿庆就在上面下个夹子，兔子一踩，哇一叫，他们就跑上去逮兔子。有时一晚上能逮三只。
“那时候好玩的很。”阿庆笑着说。
口袋的钱全部花光之后，家里每月都寄一个十公斤的邮包，里面有咸肉、挂面、年糕干。知青们吃不饱肚子的年代，他也没挨饿。所以伙房里的白面馒头，他总分一半给别人。他印象最深的一回。是看见一个知青，一顿饭把一桶面条吃下去了。
“现在我们十四团的小城镇建设搞的比其他团都好，一到晚上灯火辉煌。”阿庆忍不住感叹道。
我娘死我没看到
阿庆至今保留着一种上海人的精致和讲究。
他出生在上海有钱的大户人家，放到现在算是富二代。父亲16岁从宁波到上海创业，开戏曲服装厂起家。母亲也是女强人，开了一家上海滩最大的鸡鸭行。三个儿子中，阿庆最小最任性，每天要是没有喜欢吃的菜，这顿饭绝对不吃。“带到饭店去！”老爹只好对保姆说。
阿庆在上海的永年路、复兴路、合肥路三个地方长大，家里有三栋房产，结果老爹贪玩，一晚上把复兴路那栋房子输掉了。他记得奶奶伤心地哭，从此见不得人赌钱。 “文革”期间，斗资本家，阿庆父亲聪明，早早看清形势，把公私合营的股息全都让了出去。“我娘舍不得呀，女人心眼小，最后挨批斗，受不了，自杀了。”远在边疆的阿庆没能看到老娘最后一眼，这最让他遗憾。
“当时我要回去不让我回，那时我们是狗崽子呀。”阿庆很少提起这段悲伤往事。团场领导悄悄对他说，“阿庆，你不要闹，你妈妈是自杀的，不要吭气，再闹就更坏事了。”
他只好熬着。那时候兵团武斗很厉害，只要有人写条子揭发，马上揪出来，人心惶惶。
有一次阿庆差点倒霉。当时他在十三团赶大马车，一天下午马队开会，说晚上要打十连。“我想完了，最要好的朋友都在十连。”开完会，他说出去遛马，一口气跑到十连报信。晚上马队开始行动，跑到十连一包围，关键人物早都跑了。一了解，阿庆下午来过。
马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叛徒”。阿庆掉转马头就跑，冲上桥头，两边是拿红缨枪站哨的，一开始以为他是马队的，再一看，后面一队人马追上来。“红缨枪就从我背后插过来，我在马背上一低头，躲过去了。”
阿庆还是被抓住了。第二天，团部挂上大幅标语，要抽他的筋扒他的皮。“我自己也不知道咋混过来的。”阿庆笑着回忆道。
等到他终于不顾一切跑回上海，母亲早已火化。他把大哥狠命揍了一顿，又回到新疆。大哥那时候为求得自保，跟母亲断绝了关系。
“上海我啥都不怀念，就怀念我娘。老房子我看都不想看，看见只有恨，我老娘就死在里面，死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当时我跟二哥只要有一个在身边，我娘就不会死。”阿庆一辈子没有原谅大哥。“不说别的，养育之恩有没有？”
1989年，上海市出台知青子女可以回上海落户政策，大哥打电话叫阿庆把娃娃户口报回去。“我说不要，我娃娃有本事自己考出去，没本事就待在新疆。”
其实我蛮任性的
阿庆的倔是团场出了名的。“但是怪了，团场领导都对我蛮好。”
他没种过地，没拿过坎土曼。挖南干渠多苦呀，阿庆赶着马车运粮食运瓜。
“后来到工程连也没吃苦啊。”他带着技术工人到处跑，修桥、修闸门。有一次修大闸，大家40多个小时没休息，他却照样休息。
工程连干了十几年，领导想让他当连长，他坚决不当。“你们预算低了，老百姓拿不到钱，骂我。我带着娃娃技术手，到处跑，多舒服。”但每有大工程，领导就要给他打招呼，“阿庆帮帮忙，有工程要来了。”为啥？因为如果阿庆说不干，大家就都往地上一坐。
只有一个领导阿庆始终看不惯。那是十四团和十五团合并后调来的新书记，外号“乔老爷”。阿庆觉得他说话“傲”的很。“阿庆，明天给托儿所拉一车柴火？”“阿庆，那边有个病号你给拉到卫生队去。”“我的马病了。”阿庆总不给面子。时间一长，两人关系就有点僵。阿庆工资也加不上，调令下来也走不了。直到水管所要人，才把他调走。没想到两个月后，“乔老爷”也调到水管所旁边一个单位。报到路上和阿庆狭路相逢，他不容分说就把“乔老爷”打到毛渠里去了。
第二天团长、政委叫阿庆到团部。阿庆背着棉衣去的，心想大不了关禁闭室。政委问他，“为啥打人？”阿庆理直气壮：“我们老百姓干活拿工资天经地义，凭啥不让我加工资？”
哥哥听说阿庆闯祸就跑来了，了解清楚之后说：“我们老三，有错误，你们怎么整他他不会吭气，没错误，你们整他，跟你们没完的！”说完就跑回去干活了。
最后，团长给阿庆一厚沓纸，也不敢说让他写检查，只说让他写个事情经过。
那时阿克苏的纸烟不好买，阿庆一看纸薄薄的，卷莫合烟多好。回家写了两页检查，剩下的全都卷了莫合烟。他在检查中写道：“打人是错的，给我任何处分都可以，但是要给我加工资。”最终结果是，他一手拿工资，一手拿处分。
上海人一辈子看重的户口，阿庆从来不屑一顾。阿克苏返城运动闹得最厉害时，他也没动摇过。“既然自己来的，我去闹它干啥？”
那时候，好多兄弟姐妹为了回上海闹翻天。“我要回早就可以回去了。第一批就可以，老娘是自杀的，后来平反，我们算特困。当时二哥结婚了，有两个娃娃，特困呢，老婆没有顶替的，可以带回去。我一想，我一个户口换他们四个户口有啥不好呢？就让他们走。”
从此，他在阿克苏十四团结婚生子，落地生根。
差点死在这儿
阿庆30多岁才在十四团结婚成家。上海人把当地土生土长的学生娃叫作“小土块儿”，阿庆找的就是小土块儿。
年轻时，阿庆很受团场女孩子欢迎。晚上团部放电影，总有女娃娃喊他，“阿庆，看电影去？”“不去！”要是长得好看的喊他，他就去了。“那时真年轻，太坏了。”他笑着说。
至今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初恋。当时两个人互相喜欢，因为阿庆家庭成分不好，遭到对方父母反对。阿庆不想连累女孩，就跑回上海去了。等他回来，女孩已被逼结婚。若干年后，他得知女孩过的并不幸福。“她爹临死时对她说，‘我这辈子做错一件事，就是没同意你跟阿庆。’那个年代，家庭成分就是那么重要。”
前三十年好熬，后三十年难熬。
阿庆结婚后，团场里的人都知道他重女轻男。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在产房外等，护士出来报喜，“生了个儿子，胖胖的。”阿庆一听，骑个自行车就跑掉了。跑回家一想，儿子不喜欢，老婆还要呀，又傻瓜一样骑个自行车回到卫生队。“刚开始真不想要儿子。过了三天，慢慢喜欢他了。”几年后，阿庆如愿以偿又添了一个女儿。
“最苦最苦就是供两个娃娃上学，那时候差点死掉。”
儿子从小学习好，阿庆一看是上大学的料，就琢磨干点啥，光靠团场的工资哪里供得起大学生。1993年，他买了12只母羊，1只公羊，人们都说，“阿庆放羊，最多一星期。”没想到他一放就是七年。
每天早晨四点放到八点，去上班，晚上八点下班，放到十二点。回家往沙发上一躺，衣服鞋子也不脱。2000年，他的羊从13只发展到160只，儿子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但是，儿子还没去学校报到，阿庆身体却垮了，突然大出血。 那时候十四团还是石头路，从六连到医院一路颠簸，血浆也没有，差点就死在路上。到了医院也没有血浆，劳改队三中队队长是阿庆的朋友，儿子打电话求他：“快救救我爸！”三中队只有7个犯人是A型血，朋友也是A型血，他把犯人一拉上车才给监狱长打了电话。
当晚输血时，阿庆一边输一边吐，止不住。湖南来的主治医生束手无策，还是当地医生胆子大，“管他呢，死马当活马医。”两针止血针推下去不管用，结果四针，六针，一下子推进去八针，才止住了。
尽管如此，阿庆放羊还是成了一段美谈。六连的人都说，你看，阿庆放羊供出了大学生。结果，全连一下出来二三十群羊。
这个上海北方佬
“不知怎么，慢慢就看上海人不舒服了。为了一毛钱两毛钱，讨价还价，哎呦，真讨厌！我们这里，我喜欢的钱一掏就走，不喜欢的送给我都不要。”年轻时阿庆不知多少次跑回上海，几十年后，他变成了与上海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佬。在他眼里，“如果是新疆回去的上海人，那到他们家是舒服的，如果家里面没有在新疆待过的，那根本不要去。”
1969年，阿庆调到十四团和哥哥在一个团场，哥哥喊他阿庆，团场人也就跟着喊他阿庆。如今，在十四团要找阿庆，好找，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找金永庆，反而难找。有一次宁波老家来信，信封上写的是“新疆农一师十四团阿庆收。”邮局竟然也给他送到家里来了。
前几年，老知青们一批批重返阿克苏故地重游，第一个就来找阿庆。有人看到团场的变化，不由感叹，“如果走之前，像这样的环境，我们也就不走了。”
阿庆叹了口气，“其实很多人回去就是面子上的事情。”有些知青回去后，过得并不如意，退休后还有在外面打工的，看大门，当保安，要是娃娃不争气，还得给娃娃挣钱。
阿庆两个娃娃都蛮争气。儿子初中毕业考全团第一，考到阿克苏。好多人一打听，金峰是阿庆的娃娃，都吃了一惊。“阿庆的娃娃上学这么好？他自己犟头倔脑的，像土匪一样。”
后来金峰考上中南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现在是某集团公司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也是总工程师。女儿金文娟2003年转到上海念高中，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结婚生子，自己开了两家公司，生活也很好。
儿女对新疆没有阿庆这样的感情。“我15岁来的，他们16岁走的，他们走的时候兵团条件并不好。”阿庆说，“我要回上海，条件是很好的，但是气候不适应，人也不适应他们了。”
2008年，阿庆在上海待出一身病，腰都直不起来，天天吃药，疼得流眼泪。结果返回时，到乌鲁木齐一下飞机，拖着行李就走。老婆在后面追：“你跑这么快干啥？腰不疼了？”哎？腰怎么直直的，不疼了。每次坐火车也是，只要一到甘肃天水，他整个身体就舒服了。
那一年，他在十四团买了房子。
2015年7月，阿庆搬进了公租房。他显然住不惯楼房。刚刚拆掉的平房就是那年他买的“养老房”。去年团场中学要修塑胶跑道，老房子全都拆掉了。“前面后面都有院子，前面有块菜地，那可是十四团的中南海，现在推成平地了。”
他懒得再搭鸽子窝，就把鸽子养在朋友家楼顶。有时看到有人住院开刀什么的，就说，“抓几个鸽子走吧，鸽子汤对刀口合缝特别好。”
鸽子算是阿庆的上海特征之一。他8岁在上海跟着父亲养鸽子，父亲是上海和平信鸽协会会长，每次回上海“搬东西”，他都会带几只鸽子回来。
他家里上海零食也没断过，年轻时父母给他寄，现在是女儿一包一包寄回来。他从冰箱里拿出小核桃、椰子糖、牛肉干，还有正宗的大白兔奶糖。
上海童年的小伙伴早就没来往了，阿庆每次回上海，来往的都是新疆回去的知青。只要一个电话，大家就全知道了，排队请他吃饭。
阿庆总是说，我也来请一次。“不要你请，你不是上海人，你是新疆人。”老知青们都这样说。
是的，从偷偷报名那天起，阿庆就接纳了这片土地，就像身边被称为无疆之马的塔里木河一样，一往无前，永不回头。
“真的，我这辈子，蛮开心的。一天都不后悔。”阿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