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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大萧条到柏林墙的倒塌，弗里德曼与同为经济学家的妻子罗斯，弗里德曼一起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20世纪末期，他们又一起推出了他们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这本书，通过弗里德曼与夫人罗斯的轮流述说，将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真切地展现了出来。
“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了我们最大的奢望：两个出色的孩子，四个孙儿，职业生涯的回报，相爱的伴侣。人生夫复何求?”在《两个幸运的人》中，米尔顿和罗斯如此深情地述说。
这本书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淡化了环绕在他们身上的传奇光环，更多地展现了他们生活中平凡的一面。在此，本刊节选《两个幸运的人》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爱情
米尔顿和罗斯 1932年10月3日，雅各布·瓦伊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107教室上了他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经济学301的第一讲。
为有助于认识学生，瓦伊纳教授让学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就座。刚刚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坐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旁边。米尔顿来自新泽西州的拉维，刚从那里的罗杰斯大学毕业。罗斯从未到过芝加哥以东，而米尔顿从未到过特拉华河以西。
米尔顿 上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和罗斯还共同选了另外一门由亨利·舒尔茨开的课，这门课是关于相互关系与曲线匹配的。罗斯经常和我一起在统计实验室，做舒尔茨课程中安排的耗时费力的计算，有时干到清晨。我们一起为这门课花的时间要比其他课多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加了解了对方。
罗斯 我们是在认识一年后才开始约会的，第一次，还有和我们一起做实验的那位瑞典同学苏恩陪在旁边。芝加哥是世界贸易博览会的所在地， 我们决定去博览会热闹一下。这是我们一起参观过的许多博览会中的第一个，但无疑是最高兴的一个。不过对博览会本身，现在我们两个谁也记不清了，只有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坐在一个条凳上、商量下一步的安排。米尔顿和苏恩下一学年要去念哥伦比亚太学，而我在暑假回一趟波特兰后要回来继续念芝加哥大学。有一件事，以今天人们的观念来看是难以置信的——米尔顿告别时想要吻我一下，但是我拒绝了。
罗斯 1955年秋天，我和米尔顿都返回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回到芝加哥让我非常高兴。俗话所说的“久别情深”，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受。 自那时起，我们的感情也一天深似一天。
除了和朋友在一起外，我和米尔顿也经常单独相处。
可后来，米尔顿结束为舒尔茨做助手的工作，我却还要再做一年奈特的助手，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要分开。对我来说，第二次分离比前一次感觉难过多了。
米尔顿 1934～1935年，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多产的一年。但是在这一年结束时，我需要找工作，而在当时我看不到能获得一份学术工作的希望。这样我又不得不前往华盛顿，离开芝加哥僻靜的学堂和亲密无间的罗斯。
婚姻
罗斯 我们的下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地方度蜜月。因为大多数在研究局工作的人都要去度夏，并在度夏的地方继续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用整个夏天来度蜜月。
当然，米尔顿也告诉我他必须一边玩一边工作，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我其实也希望这样，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特别是要适合工作到深夜，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喜欢夜间工作的“夜猫子”。我们写了许多信找房子订房子，还征求了洛伊丝，克拉克(洛伊丝·克拉克和下文的埃尔思沃斯·克拉克是米尔顿初到华盛顿时的房东)的建议，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我们选择了位于缅因州北洛维尔的凯泽湖畔。
米尔顿对宗教婚礼持保留态度，但是经过争辩，他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作了安排。我在此要说明，我并不比他更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不按照犹太传统在拉比的主持下结婚，不论是我的父母还是他的母亲都会因此而非常不高兴。和他不一样的是，我参加宗教仪式不会顾虑重重，而他却觉得这种做法很虛伪。
米尔顿 1938年6月25日，我们的婚礼在一个犹太教的神学院举行。由子罗斯的全力劝说，我放弃了拒绝宗教仪式的初衷。她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我们以现代仪式结婚，罗斯的父母和我的母亲会非常生气。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取悦于他们的态度并没有让我牺牲重大的原则，它纯粹是一种形式而不涉及实质。
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我的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参加了。婚礼采用正统犹太教的传统仪式，有储帕(Chupa，由四个男子抬着的华盖，这些男子必须是犹太人，所以埃尔思沃斯不合格，于是由我的姐夫弗里和阿诺德再加上两位专职拉比担此重任)，还在地板上摔碎了我和罗斯喝葡萄酒用过的玻璃杯。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车离去，载着我们的全部财产驶向缅因州的北洛维尔，也驶向了我们的婚后生活。
米尔顿和罗斯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结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保障。生活艰难，而且我们又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上学的开销尚且无力资助，更不要说在结婚后资助我们了。但我们视婚姻为“至死不渝”，所以，直到我们确信能够养活自己及家庭时，才走出结婚这一步。
米尔顿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领域充斥着同样杰出、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这种分歧的程度常被夸大，其实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尽管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解决分歧的研究，但分歧依然存在。我和罗斯几十年来对经济学家为什么观点各异一直持不同意见。
罗斯 我丈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中说：“外行和专家一样，难免受到诱惑，想使实证性结论符合他们坚信的既有观点，如果实证性结论与既有观点冲突，他们就加以拒绝。”
不难理解，专家产生分歧的某些行为的经济后果，不同的外行也会有不同的预测。人们不会指望外行对某项治疗的副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做出判断。在医疗方面，外行愿意接受专家的判断，而且已成为一个规定。虽然我有时相信，医学界的专家也和经济学家一样，对他们的预测有分歧，然而，普遍认为特殊治疗方案的证据充足时，专家们基本上都会同意。
1953年，我丈夫对专业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分歧，做出了与我对医学专家相同的判断。
米尔顿 如罗斯所言，她的评论于1976年发表时，我正在向她的观点转变。我必须承认我还在继续向她的观点靠拢，比起40年前，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已不那么自信了。一些被我视为科学发现的观点不断受到抨击，抨击我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是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受客观判断的驱使。
(编辑：于杏华)
“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了我们最大的奢望：两个出色的孩子，四个孙儿，职业生涯的回报，相爱的伴侣。人生夫复何求?”在《两个幸运的人》中，米尔顿和罗斯如此深情地述说。
这本书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淡化了环绕在他们身上的传奇光环，更多地展现了他们生活中平凡的一面。在此，本刊节选《两个幸运的人》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爱情
米尔顿和罗斯 1932年10月3日，雅各布·瓦伊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107教室上了他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课程——经济学301的第一讲。
为有助于认识学生，瓦伊纳教授让学生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就座。刚刚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坐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旁边。米尔顿来自新泽西州的拉维，刚从那里的罗杰斯大学毕业。罗斯从未到过芝加哥以东，而米尔顿从未到过特拉华河以西。
米尔顿 上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和罗斯还共同选了另外一门由亨利·舒尔茨开的课，这门课是关于相互关系与曲线匹配的。罗斯经常和我一起在统计实验室，做舒尔茨课程中安排的耗时费力的计算，有时干到清晨。我们一起为这门课花的时间要比其他课多得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加了解了对方。
罗斯 我们是在认识一年后才开始约会的，第一次，还有和我们一起做实验的那位瑞典同学苏恩陪在旁边。芝加哥是世界贸易博览会的所在地， 我们决定去博览会热闹一下。这是我们一起参观过的许多博览会中的第一个，但无疑是最高兴的一个。不过对博览会本身，现在我们两个谁也记不清了，只有一个印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坐在一个条凳上、商量下一步的安排。米尔顿和苏恩下一学年要去念哥伦比亚太学，而我在暑假回一趟波特兰后要回来继续念芝加哥大学。有一件事，以今天人们的观念来看是难以置信的——米尔顿告别时想要吻我一下，但是我拒绝了。
罗斯 1955年秋天，我和米尔顿都返回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回到芝加哥让我非常高兴。俗话所说的“久别情深”，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受。 自那时起，我们的感情也一天深似一天。
除了和朋友在一起外，我和米尔顿也经常单独相处。
可后来，米尔顿结束为舒尔茨做助手的工作，我却还要再做一年奈特的助手，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要分开。对我来说，第二次分离比前一次感觉难过多了。
米尔顿 1934～1935年，在许多方面都是我多产的一年。但是在这一年结束时，我需要找工作，而在当时我看不到能获得一份学术工作的希望。这样我又不得不前往华盛顿，离开芝加哥僻靜的学堂和亲密无间的罗斯。
婚姻
罗斯 我们的下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地方度蜜月。因为大多数在研究局工作的人都要去度夏，并在度夏的地方继续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用整个夏天来度蜜月。
当然，米尔顿也告诉我他必须一边玩一边工作，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我其实也希望这样，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特别是要适合工作到深夜，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喜欢夜间工作的“夜猫子”。我们写了许多信找房子订房子，还征求了洛伊丝，克拉克(洛伊丝·克拉克和下文的埃尔思沃斯·克拉克是米尔顿初到华盛顿时的房东)的建议，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我们选择了位于缅因州北洛维尔的凯泽湖畔。
米尔顿对宗教婚礼持保留态度，但是经过争辩，他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作了安排。我在此要说明，我并不比他更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不按照犹太传统在拉比的主持下结婚，不论是我的父母还是他的母亲都会因此而非常不高兴。和他不一样的是，我参加宗教仪式不会顾虑重重，而他却觉得这种做法很虛伪。
米尔顿 1938年6月25日，我们的婚礼在一个犹太教的神学院举行。由子罗斯的全力劝说，我放弃了拒绝宗教仪式的初衷。她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正确的，这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我们以现代仪式结婚，罗斯的父母和我的母亲会非常生气。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种取悦于他们的态度并没有让我牺牲重大的原则，它纯粹是一种形式而不涉及实质。
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婚礼，我的母亲、姐姐和姐夫都参加了。婚礼采用正统犹太教的传统仪式，有储帕(Chupa，由四个男子抬着的华盖，这些男子必须是犹太人，所以埃尔思沃斯不合格，于是由我的姐夫弗里和阿诺德再加上两位专职拉比担此重任)，还在地板上摔碎了我和罗斯喝葡萄酒用过的玻璃杯。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车离去，载着我们的全部财产驶向缅因州的北洛维尔，也驶向了我们的婚后生活。
米尔顿和罗斯 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结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没有保障。生活艰难，而且我们又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上学的开销尚且无力资助，更不要说在结婚后资助我们了。但我们视婚姻为“至死不渝”，所以，直到我们确信能够养活自己及家庭时，才走出结婚这一步。
米尔顿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领域充斥着同样杰出、同样著名的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这种分歧的程度常被夸大，其实经济学家在许多问题上的见解几乎都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尽管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解决分歧的研究，但分歧依然存在。我和罗斯几十年来对经济学家为什么观点各异一直持不同意见。
罗斯 我丈夫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中说：“外行和专家一样，难免受到诱惑，想使实证性结论符合他们坚信的既有观点，如果实证性结论与既有观点冲突，他们就加以拒绝。”
不难理解，专家产生分歧的某些行为的经济后果，不同的外行也会有不同的预测。人们不会指望外行对某项治疗的副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做出判断。在医疗方面，外行愿意接受专家的判断，而且已成为一个规定。虽然我有时相信，医学界的专家也和经济学家一样，对他们的预测有分歧，然而，普遍认为特殊治疗方案的证据充足时，专家们基本上都会同意。
1953年，我丈夫对专业经济学家在政策上的分歧，做出了与我对医学专家相同的判断。
米尔顿 如罗斯所言，她的评论于1976年发表时，我正在向她的观点转变。我必须承认我还在继续向她的观点靠拢，比起40年前，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已不那么自信了。一些被我视为科学发现的观点不断受到抨击，抨击我的那些经济学家似乎更多地是受他们的价值观的驱使，而不是受客观判断的驱使。
(编辑：于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