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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结构与矛盾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公共艺术的表现语言与时代精神也随之得到不断丰富和更新。当代艺术家通过公共艺术作品与环境对话、将日常生活艺术化以及创造差异化的公共空间的创造实践，重塑脱离“现象”的真实的日常生活，用哲学语义丰富了公共艺术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公共艺术;日常生活批判;公共空间;艺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12-06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科技全方位包裹的时代，一部分需求被看似轻易地满足之后，更深层次的需求矛盾逐渐显现并日益激化。资本制造的需求假象掩盖了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需求，人们对于一些非必要的需求过分追逐而忽略真实的内在需要。正如作为日常生活的两大维度——时间和空间——被巧妙地分割并售卖，当下的日常生活被分解为无数模糊的碎片消磨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列斐伏尔指出：“一个去人性化的、无情的异己力量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现象和现实交织起来，现象把它们置身在现实之上，包围了现实，替代了现实”。[1]我们生活的世界俨然已成为真实生活的对立面。而基于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深刻研究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极具时代价值，为人们摆脱“现象”重塑真实的日常生活照亮了前路。
从艺术创作过程产生自觉意识的那一刻开始，艺术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艺术的创作根源与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互文性，在某些时刻，艺术家与哲学家共用同一双“眼睛”，即客观尖锐地观察生活和反思自我的视角。其次，艺术家的哲学思维是其艺术作品的内核，也是拂去社会浮华表象的一面镜子，蕴含哲学的艺术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公共艺术不易被物理边界和表现形式所限制的特性更是使艺术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成为可能，不断地为人们释放出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空间。公共艺术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历了从以纪念性质为主的建筑决定论到强调公众广泛参与的公众决定论的转变，[2]逐渐演变为人们可触、可达、可感的具有广泛社会功能的艺术形式，在构筑城市精神、协调地域人文、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人文关怀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不断受到哲学批判的当代，关注当下真实的生活成为公共艺术新的内涵。在当代的公共艺术作品面前，每个人的符号身份都失去存在意义，仅仅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和环境的共享者，平等地接受着作品带来的冲击。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公共艺术是一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全人类精神象征，作品受众也以前所未有的包容态度接纳着艺术家哲学语义的传递。当代公共艺术家对社会事态的密切关注，促使他们进行大量的艺术创作，不仅以丰富的实践影响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对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借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作为解读当代公共艺术的工具，可以使公众深入了解艺术家所宣扬的新城市公共精神，以清醒的哲学视角重新观察真实的世界，共同构建理性与人文深度融合的公共艺术时代精神。
一、实现“总体的人”：与环境对话
人类似乎总是基于可以不断超越生存极限的认知来看待未来，这样的乐观主义态度使人“独立”于自然界，不断忽视自身与自然界始终难舍难分的联系及统一性。列斐伏尔认为，人是作为自然生物而产生的，这是我们一切行为活动的起点，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可能远超过我们盲目乐观的局限认知。在我们追求生产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仅使环境资源遭受严重损害，也将自身陷入最复杂的空间矛盾中。首先，是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优质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逐渐加大了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的差距，在中心城市的内部也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并且中心本身也存在着自我饱和、毁灭及重新建立的问题，随之引起了第二重矛盾，即简单需求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原本丰富的空间资源被用来流通而变得奢侈，从前对人们来说容易被满足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变得难以实现。城市的不断扩张严重割裂了我们与自然的联系，环境仅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附属品而委曲求全。在列斐伏尔看来，引起人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总体的人”，这是他基于艺术的自由创造本性所得出的结论，因为“艺术始终包含着一种趋向，一种走向总体行动的努力”[3]105。公共艺术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的特殊的生产劳动，公共艺术作品实际上也就是“总体的人”的创作成果，可以跨越被割裂的空间，反思人类的自私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重新建立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爱尔兰当代艺术家约翰·杰勒德（John Gerrard）善于利用3D计算机技术表达作品，通过模拟自然，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因此他的作品也被称作“真实的虚拟”。再加上他选择的展示背景往往是被日常生活所规避的废弃空间，观赏者在这样空旷荒凉的情景中似乎也更容易被他带入到最初设定的体验情绪中。于2015年成立的非盈利慈善组织“沙漠X”，致力于举办围绕气候、污染、原住民等现实问题的艺术展。杰勒德在2017年“沙漠X”艺术展中展出了艺术装置《西部旗帜》（图1），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反响。一幅巨大的LED屏幕笔直矗立在前身是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油田的荒野中，这片油田曾为该州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早已被人们抛掷脑后。在LED屏幕中杰勒德运用技术复原了这个地方，并在中心位置摆放了一个旗杆，随风冒出的滚滚黑烟充當了旗面，旗帜的背景和现实世界保持一致的光影变化。这样的场景宛如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画面，唯一不同的是，它带给观看者真实强烈的负罪感使每个人都不能幸免。作品提醒着我们虽然该环境遭受的破坏俨然已是历史错误，但人们今日生活的方方面面皆是以同样惨烈的代价建立起来的。这件艺术装置使所有观看者成为“总体的人”，无言地感受着自身与这片荒原之间的联系，反思人类发展史对环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伤害。杰勒德其他的艺术作品同样都是运用数字技术创作的虚拟实景雕塑，呈现出锋利与平和的矛盾统一，表达内容所隐喻的深刻哲思无声地控诉着人类自私的行为，这位立场坚定、带着批判哲学内涵控诉环境问题的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以环境问题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这类艺术作品往往因其公益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澳大利亚艺术家阿曼达·帕雷尔（Amanda Parer）在2016年设计的巨型公共艺术装置“入侵”（Giant Rabbits）就是一件极受欢迎的公共艺术作品。动作形态各不相同的5只巨大的半透明兔子造型的充气灯光雕塑被摆放在草地上，在夜晚散发出莹润柔和的光芒。本该给人温和柔弱感受的艺术造型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情绪氛围，高达7米的巨型兔子俨然成了这片草地的主人，彰显出一种霸道的占有，不禁让人们联想到自身对自然空间的蛮横扩张。如此强烈的对比不禁让观看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拥有这样对待环境的权力吗？值得注意的是，帕雷尔的创作根源并非凭空想象，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真实存在因兔子大量繁殖以致其他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的经历，这一实际问题应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在巨大的反差之下，空间的问题凸显出来，迫使人们暂时走出封闭的自我世界共同思考这一失衡问题的解决之道。帕雷尔在2019年又设计了一款高达12米的充气雕塑“Man”（图2），被放置在朗塞斯顿峡谷的湖中央。从雕塑形态的臃肿肥硕可以看出，这是针对著名雕塑《思想者》的一次大胆挑战。滑稽生动的人类形象概括了人类内在的贪欲和毫无节制的自我满足，以及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的苦闷和不知所措，以与传统美学推崇的力量美形成的矛盾促使人们在闹市之外以谦逊的态度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
较之其他艺术形式，公共艺术更容易使观看者成为“总体的人”。突兀的艺术装置被放置在空旷的场地，观看者在不自觉中成为整体，在感受着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对立中渴望寻求和解的方式，至此，艺术作品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唤起人们反思生活方式的自我认知。
二、诗性的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在列斐伏尔看来是单调乏味的无限重复与永恒轮回，科技大量渗入日常生活带给人们似乎可以掌控一切的错觉，从而忽视日复一日的平乏无趣。在今天的社会，休闲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回到工作中的无形工具，人们的休闲只是偶尔脱离工作并时刻潜藏紧张情绪的放松。若想在令人窒息的单调重复中重获生机，就需要回顾一下列斐伏尔所向往的“黄金时代”——古希腊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农村，那时的日常生活与节日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无数的欢乐瞬间挥洒全身心的热情和能量，投入充沛的情感与生活、世间万物高度融合，那是如今的人们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彻底的放松状态。当代的社会生活直接定义了我们的需要和感受，包围了现实的“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日常生活。简单来说，人们真正的需要由能否为企业带来高收益所决定。不可避免地，日常生活因其存在的复杂矛盾不断受到批判，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丧失寻求真实需求的渴望。因此，列斐伏尔喊出“将日常生活艺术化”[3]200的口号，在他看来，未来日常生活的希望应该从细小处出发，使人的力量有意识地参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重塑脱离“现象”的真实的日常生活。极大多数的现代艺术虽已看到日常生活的无趣，却也只是不断放大其消极面，极力宣扬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代表的美学主张，将大众笼罩在虚幻的美梦中。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并没有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甚至加剧了日常生活的不幸。重新关注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潜藏无限可能的瞬间，也许可以成为塑造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思路。
印度裔英国装置艺术大师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耕耘不缀的艺术创作就可以看作是塑造艺术化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生活在充满无限可能的多元世界并坚信“大都市”现实的人。丰富的人生轨迹消解了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矛盾，使他的作品都带着跨越文化隔阂的哲思。极具包容性的开放式艺术陈述带来很多似是而非的意味，这正贴合他不喜欢给作品强加某种确定意义的创作初衷。对他来说，要创造的并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观看世界的角度，以此来刺激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他不局限于作品材质的选择，初期多使用印度的色粉进行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造性地运用不锈钢材料来打造大体量艺术装置。在2006年受芝加哥千禧公园委托创作的《云门》（图3）就是他的标志性代表作，高反射表面和流线造型使这样一个重达11吨的装置显得如“豆子”一般轻盈。雕塑的曲面上扭曲地呈现着周围的建筑物和人群，过往的观赏者都会停下来注视这个被变形倒置的世界。随着光影变化，人们与环境产生了真正的情感交集，新奇打破了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节奏。卡普尔艺术作品所包含的哲学根源可以轻易地使观看者获得共鸣与震撼，他曾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公园中央展出过一个极具哲思的艺术装置《下沉》（Descension），一个直径为5米的圆形下沉水面。内置螺旋桨结构不停搅动着黑色的水，由此产生的离心力使水面形成令人不安的漩涡。创作意图神秘并对观看者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可以看作是他试图创造一个平行世界，一个自由真实但被人们忽视的精神世界的努力。卡普爾的公共艺术突破了物理空间原本明晰的边界，人们在妙不可言的观看体验中感知生命与日常生活的意义。
北欧当代视觉艺术大师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塑造艺术化日常生活的实践。他对世界有着极具包容的自我理解，其作品都是与建筑师、心理学家、地质学家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协作完成的。北欧优美的自然风光对埃利亚松的创作思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光线、空气、雨、雾、闪电等自然元素的巧妙呈现成为他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对社会事务的深切关注使他有别于卡普尔对作品意义的开放态度，他不愿让事实只停留在人们想象的概念中，而是试图一步步引导观众切身领会作品预设的内涵。在他的创作中，艺术作品不是孤立于真实世界的形式主义，而是人们与世界互动的感知工具。因此，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一切艺术语言都在说明正是观众的感知和体验才使作品最终完整。2008年，埃利亚松在纽约建造了4座由金属支架代替悬崖峭壁的人工瀑布，令人震撼的自然场景直接了当地闯入了国际大都市，人们对于纽约传统的意象开始发生转变。后来他在凡尔赛宫的花园也展出了类似的瀑布装置，仿佛从天而降的水帘让童话在一瞬间上演。埃利亚松的另一件艺术作品《你的彩虹全景》（图4、图5）是建在丹麦Aros Aarhus美术馆顶楼的全玻璃环形走廊，同样不遗余力地向世人展示出他超强的“造梦”功力。人们缓缓漫步其中，在全色系光谱的梦幻渐变中重新观看原本熟悉的城市。在埃利亚松充满魔力的创作思路下，艺术成为可以生产现实的工具。他尽一切所能调动观众的感官体验，使观看者在精心制造的瞬间体验中，开始关注自身与周围环境的真实联系。在具有魔幻色彩的空间里，人们的感官完全沉浸梦一般的体验氛围中，自我与时空、个体与群体、静止与运动等关系都被重新审视，寻常的感知习惯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真实的生活得以在幻想中脱身。 三、进入都市的权利：创造差异化的公共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城市的空间都被用来大量生产而变得均质且稀有，反过来，经由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将人们牢牢束缚在僵化的巨网中。无数均质的空间在城市聚集成为中心，占有空间的群体毫无疑问获得了对时空的掌控权，而另一部分群体则丧失了都市的权利，只能迁移到城市的边缘生活。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在社会结构的僵化中日益凸显，空间也形成固化的封闭系统，各种形式的隔离使社会关系愈发冷淡疏离，任何有突破性的实践活动都举步维艰。针对这一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善的现实状况，列斐伏尔提出“进入都市的权利，意味着建立或者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一种取代了分割的联合体”[4]，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距离问题应该被重新考量。艺术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被赋予重要使命，这大概是缘于艺术创作所固有的意识自觉性和多元性可以打破均质创造出差异化的空间，使都市的权利重回每一个人手中。
作为艺术领域独特的分支，公共艺术可以在城市分割的缝隙中生产异质空间，在这里，阶层的分化丧失存在意义，时间与空间统一向群体开放，空间隔离从内部被瓦解。公共艺术起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美化运动，[5]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功能形式单一并为意识形态服务，着力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如今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观赏主体进行深刻的交流与互动，并广泛参与到社会矛盾的解决中，积极为弱势群体发声，形成极具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无数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未来城市的可能性，在他们丰富又饱含哲学深度的观念演绎下，城市的发展已有序地趋向光明。
作为当代孟菲斯设计美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法国艺术家卡米尔·瓦拉拉（Camille Walala）充满娱乐精神的艺术作品在许多城市的建筑和街道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受南非恩德贝勒部落传统墙绘图案艺术的影响，她喜欢将充斥着浓重童话色彩的撞色拼贴与简单几何元素随机组合，使接近艺术作品的人们仿佛瞬间落入童真乐园。瓦拉拉在伦敦泰晤士河岸选取了人流量较大的街区，为其重新设计了斑马线（图6）。灰暗单调的白线条被妙趣横生的几何图案取代，为街区增加流动美感的同时也加强了原先的安全警示功能，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生活品质。占纽约市人口最多的布鲁克林区长久以来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里的混乱与罪恶一度让政府伤透脑筋。瓦拉拉将其标志性的趣味几何图案搬到了其中一栋老建筑的墙面上，略显深沉的颜色使建筑严肃感与时尚感并存，传递出她对老工业社区的热情致敬（图7）。在之后的艺术实践中，她更是将取之不竭的创意挥洒在其他废弃的城市建筑上，迷幻的平面元素与立体空间的结合改变了城市的外观，构建了一个个极具包容性的游戏式社区交流场所。简洁却富有张力的公共艺术使遗留建筑不再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使社区重新实现统一性。瓦拉拉的艺术创作不仅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精神面貌，提供给人们更多的在更为自由平等的空间对话的机会，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生活水平，为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作了强有力的实践论证。
以喜欢在公共空间展示体量巨大的艺术作品闻名的荷兰概念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同样进行了大量关于城市精神的探索实验。他善于运用现成又独特的材料创造巨大的卡通艺术形象，再出其不意地将其摆放在城市某一个角落，使作品与空间形成短暂冲突以表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惯有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基于对公共空间的宏观把控，霍夫曼游刃有余地将构思好的玩具形象现实化，正如他所说的“劫持公共空间”，将人们从对日常繁琐事务的关注里转移过来。在观看作品的时候，人们获得了重新认识城市的自由，开始独自思考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霍夫曼著名的艺术作品《大黄鸭》（Rubber Duck）先后造访了22个世界各地的城市，小黄鸭这一典型的西方家庭象征物在被放大数倍后已跳出玩具的一般意义，向围观的“渺小”人类传递出积极、友好、愉悦等正面信息。他的另一件作品《钢铁人》同样凸显了一种温暖的柔情，一只胳膊抱着白色枕头的棕熊站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草地上，缓解着过往行人紧绷的神经，不同阶层的人们此刻都平等地感受到了情感的疗愈。霍夫曼的作品跨越了种族、国家、年龄、性别等界限，大胆地挑战了城市空间的尺度和功能性，原本令人感到熟悉亲切的事物突然以超大尺寸出现在严肃的场所，彻底打乱了城市原有的秩序和规则，为人们创造了无差别精神自由的公共空间。他基于独特的艺术哲学，在快节奏的时代加强了人们的情感联系，因此尽管较为短暂的展出时间使其作品社会功能的时效问题并不明确，也不能否定霍夫曼公共艺术作品对于城市发展探索的实践价值。
结 语
可以说，哲学的发展极大促进了艺术的更新迭代，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哲学家评价和肯定艺术并推动艺术创作视角的转变，甚至促成某个艺术流派的开创。另一方面，哲学是理性的因果关系陈述说明，而艺术则是将这种关系观念化再现，是哲学语言的感性表达。20世纪是后现代哲学大爆发的璀璨时代，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研究与对传统结构的消解成为讨论的重心。人们开始对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世界产生质疑，事物本身逐漸脱离符号得到人们普遍关注。不管是哲学家还是艺术家，此时都试图看清楚在表象下运转的日常生活。超现实主义就是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的艺术运动，艺术家们倾注热情寻找一切隐藏起来的真实，结合灵感、梦境、潜意识等元素进行创作，基于现实世界却带有魔幻构思的极具视觉冲突的艺术作品给长期受理性主义压抑的人们寻找到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乐园。
回到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哲学与艺术无比接近的时代，尤其我们的创作实践迫切需要哲学语义的支撑。科技的不断渗入、环境问题的严峻以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现实问题都对公共艺术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哲学的理性思维及对社会事态的客观评断都可以为公共艺术的创作注入无穷的活力，为艺术家将人们带离“现象世界”创造可能。然而，在我国当代艺术界，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对于哲学素质的漠视，公共艺术作品由于缺乏哲学思维的有力支撑以致创新性不足，对受众的情感调动也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国当代艺术家的文化结构值得反思和更新，应在广泛涉猎当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作品的哲学内涵，使艺术作品的时代精神始终紧跟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53-154.
[2] 雷军良.冲突与共享：美国公共艺术中“公共参与”意识的转向[J].装饰，2017（09）：114-115.
[3]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4.
[5] 赵刘.当代公共艺术批评与审美体验取向[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05）：96-100.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公共艺术;日常生活批判;公共空间;艺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1-0012-06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科技全方位包裹的时代，一部分需求被看似轻易地满足之后，更深层次的需求矛盾逐渐显现并日益激化。资本制造的需求假象掩盖了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需求，人们对于一些非必要的需求过分追逐而忽略真实的内在需要。正如作为日常生活的两大维度——时间和空间——被巧妙地分割并售卖，当下的日常生活被分解为无数模糊的碎片消磨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被称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的列斐伏尔指出：“一个去人性化的、无情的异己力量支配了整个社会生活”，在此基础上，“现象和现实交织起来，现象把它们置身在现实之上，包围了现实，替代了现实”。[1]我们生活的世界俨然已成为真实生活的对立面。而基于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深刻研究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极具时代价值，为人们摆脱“现象”重塑真实的日常生活照亮了前路。
从艺术创作过程产生自觉意识的那一刻开始，艺术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艺术的创作根源与哲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互文性，在某些时刻，艺术家与哲学家共用同一双“眼睛”，即客观尖锐地观察生活和反思自我的视角。其次，艺术家的哲学思维是其艺术作品的内核，也是拂去社会浮华表象的一面镜子，蕴含哲学的艺术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公共艺术不易被物理边界和表现形式所限制的特性更是使艺术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成为可能，不断地为人们释放出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空间。公共艺术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历了从以纪念性质为主的建筑决定论到强调公众广泛参与的公众决定论的转变，[2]逐渐演变为人们可触、可达、可感的具有广泛社会功能的艺术形式，在构筑城市精神、协调地域人文、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人文关怀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不断受到哲学批判的当代，关注当下真实的生活成为公共艺术新的内涵。在当代的公共艺术作品面前，每个人的符号身份都失去存在意义，仅仅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和环境的共享者，平等地接受着作品带来的冲击。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公共艺术是一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全人类精神象征，作品受众也以前所未有的包容态度接纳着艺术家哲学语义的传递。当代公共艺术家对社会事态的密切关注，促使他们进行大量的艺术创作，不仅以丰富的实践影响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对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借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作为解读当代公共艺术的工具，可以使公众深入了解艺术家所宣扬的新城市公共精神，以清醒的哲学视角重新观察真实的世界，共同构建理性与人文深度融合的公共艺术时代精神。
一、实现“总体的人”：与环境对话
人类似乎总是基于可以不断超越生存极限的认知来看待未来，这样的乐观主义态度使人“独立”于自然界，不断忽视自身与自然界始终难舍难分的联系及统一性。列斐伏尔认为，人是作为自然生物而产生的，这是我们一切行为活动的起点，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可能远超过我们盲目乐观的局限认知。在我们追求生产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仅使环境资源遭受严重损害，也将自身陷入最复杂的空间矛盾中。首先，是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优质资源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逐渐加大了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的差距，在中心城市的内部也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并且中心本身也存在着自我饱和、毁灭及重新建立的问题，随之引起了第二重矛盾，即简单需求与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原本丰富的空间资源被用来流通而变得奢侈，从前对人们来说容易被满足的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变得难以实现。城市的不断扩张严重割裂了我们与自然的联系，环境仅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附属品而委曲求全。在列斐伏尔看来，引起人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总体的人”，这是他基于艺术的自由创造本性所得出的结论，因为“艺术始终包含着一种趋向，一种走向总体行动的努力”[3]105。公共艺术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的特殊的生产劳动，公共艺术作品实际上也就是“总体的人”的创作成果，可以跨越被割裂的空间，反思人类的自私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重新建立与自然的亲密关系。
爱尔兰当代艺术家约翰·杰勒德（John Gerrard）善于利用3D计算机技术表达作品，通过模拟自然，最大程度地接近自然，因此他的作品也被称作“真实的虚拟”。再加上他选择的展示背景往往是被日常生活所规避的废弃空间，观赏者在这样空旷荒凉的情景中似乎也更容易被他带入到最初设定的体验情绪中。于2015年成立的非盈利慈善组织“沙漠X”，致力于举办围绕气候、污染、原住民等现实问题的艺术展。杰勒德在2017年“沙漠X”艺术展中展出了艺术装置《西部旗帜》（图1），引起了艺术界的强烈反响。一幅巨大的LED屏幕笔直矗立在前身是美国德克萨斯州著名油田的荒野中，这片油田曾为该州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早已被人们抛掷脑后。在LED屏幕中杰勒德运用技术复原了这个地方，并在中心位置摆放了一个旗杆，随风冒出的滚滚黑烟充當了旗面，旗帜的背景和现实世界保持一致的光影变化。这样的场景宛如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画面，唯一不同的是，它带给观看者真实强烈的负罪感使每个人都不能幸免。作品提醒着我们虽然该环境遭受的破坏俨然已是历史错误，但人们今日生活的方方面面皆是以同样惨烈的代价建立起来的。这件艺术装置使所有观看者成为“总体的人”，无言地感受着自身与这片荒原之间的联系，反思人类发展史对环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伤害。杰勒德其他的艺术作品同样都是运用数字技术创作的虚拟实景雕塑，呈现出锋利与平和的矛盾统一，表达内容所隐喻的深刻哲思无声地控诉着人类自私的行为，这位立场坚定、带着批判哲学内涵控诉环境问题的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以环境问题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这类艺术作品往往因其公益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澳大利亚艺术家阿曼达·帕雷尔（Amanda Parer）在2016年设计的巨型公共艺术装置“入侵”（Giant Rabbits）就是一件极受欢迎的公共艺术作品。动作形态各不相同的5只巨大的半透明兔子造型的充气灯光雕塑被摆放在草地上，在夜晚散发出莹润柔和的光芒。本该给人温和柔弱感受的艺术造型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情绪氛围，高达7米的巨型兔子俨然成了这片草地的主人，彰显出一种霸道的占有，不禁让人们联想到自身对自然空间的蛮横扩张。如此强烈的对比不禁让观看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拥有这样对待环境的权力吗？值得注意的是，帕雷尔的创作根源并非凭空想象，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真实存在因兔子大量繁殖以致其他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的经历，这一实际问题应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在巨大的反差之下，空间的问题凸显出来，迫使人们暂时走出封闭的自我世界共同思考这一失衡问题的解决之道。帕雷尔在2019年又设计了一款高达12米的充气雕塑“Man”（图2），被放置在朗塞斯顿峡谷的湖中央。从雕塑形态的臃肿肥硕可以看出，这是针对著名雕塑《思想者》的一次大胆挑战。滑稽生动的人类形象概括了人类内在的贪欲和毫无节制的自我满足，以及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的苦闷和不知所措，以与传统美学推崇的力量美形成的矛盾促使人们在闹市之外以谦逊的态度进行一场深刻的反思。
较之其他艺术形式，公共艺术更容易使观看者成为“总体的人”。突兀的艺术装置被放置在空旷的场地，观看者在不自觉中成为整体，在感受着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对立中渴望寻求和解的方式，至此，艺术作品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唤起人们反思生活方式的自我认知。
二、诗性的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在列斐伏尔看来是单调乏味的无限重复与永恒轮回，科技大量渗入日常生活带给人们似乎可以掌控一切的错觉，从而忽视日复一日的平乏无趣。在今天的社会，休闲成为推动人们不断回到工作中的无形工具，人们的休闲只是偶尔脱离工作并时刻潜藏紧张情绪的放松。若想在令人窒息的单调重复中重获生机，就需要回顾一下列斐伏尔所向往的“黄金时代”——古希腊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法国农村，那时的日常生活与节日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无数的欢乐瞬间挥洒全身心的热情和能量，投入充沛的情感与生活、世间万物高度融合，那是如今的人们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彻底的放松状态。当代的社会生活直接定义了我们的需要和感受，包围了现实的“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日常生活。简单来说，人们真正的需要由能否为企业带来高收益所决定。不可避免地，日常生活因其存在的复杂矛盾不断受到批判，人们也在日复一日的平凡中丧失寻求真实需求的渴望。因此，列斐伏尔喊出“将日常生活艺术化”[3]200的口号，在他看来，未来日常生活的希望应该从细小处出发，使人的力量有意识地参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重塑脱离“现象”的真实的日常生活。极大多数的现代艺术虽已看到日常生活的无趣，却也只是不断放大其消极面，极力宣扬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代表的美学主张，将大众笼罩在虚幻的美梦中。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并没有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甚至加剧了日常生活的不幸。重新关注平凡的日常生活，寻找潜藏无限可能的瞬间，也许可以成为塑造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思路。
印度裔英国装置艺术大师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耕耘不缀的艺术创作就可以看作是塑造艺术化日常生活的重要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生活在充满无限可能的多元世界并坚信“大都市”现实的人。丰富的人生轨迹消解了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矛盾，使他的作品都带着跨越文化隔阂的哲思。极具包容性的开放式艺术陈述带来很多似是而非的意味，这正贴合他不喜欢给作品强加某种确定意义的创作初衷。对他来说，要创造的并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观看世界的角度，以此来刺激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因此他不局限于作品材质的选择，初期多使用印度的色粉进行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造性地运用不锈钢材料来打造大体量艺术装置。在2006年受芝加哥千禧公园委托创作的《云门》（图3）就是他的标志性代表作，高反射表面和流线造型使这样一个重达11吨的装置显得如“豆子”一般轻盈。雕塑的曲面上扭曲地呈现着周围的建筑物和人群，过往的观赏者都会停下来注视这个被变形倒置的世界。随着光影变化，人们与环境产生了真正的情感交集，新奇打破了平淡无味的日常生活节奏。卡普尔艺术作品所包含的哲学根源可以轻易地使观看者获得共鸣与震撼，他曾在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公园中央展出过一个极具哲思的艺术装置《下沉》（Descension），一个直径为5米的圆形下沉水面。内置螺旋桨结构不停搅动着黑色的水，由此产生的离心力使水面形成令人不安的漩涡。创作意图神秘并对观看者产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这可以看作是他试图创造一个平行世界，一个自由真实但被人们忽视的精神世界的努力。卡普爾的公共艺术突破了物理空间原本明晰的边界，人们在妙不可言的观看体验中感知生命与日常生活的意义。
北欧当代视觉艺术大师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塑造艺术化日常生活的实践。他对世界有着极具包容的自我理解，其作品都是与建筑师、心理学家、地质学家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协作完成的。北欧优美的自然风光对埃利亚松的创作思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光线、空气、雨、雾、闪电等自然元素的巧妙呈现成为他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色。对社会事务的深切关注使他有别于卡普尔对作品意义的开放态度，他不愿让事实只停留在人们想象的概念中，而是试图一步步引导观众切身领会作品预设的内涵。在他的创作中，艺术作品不是孤立于真实世界的形式主义，而是人们与世界互动的感知工具。因此，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一切艺术语言都在说明正是观众的感知和体验才使作品最终完整。2008年，埃利亚松在纽约建造了4座由金属支架代替悬崖峭壁的人工瀑布，令人震撼的自然场景直接了当地闯入了国际大都市，人们对于纽约传统的意象开始发生转变。后来他在凡尔赛宫的花园也展出了类似的瀑布装置，仿佛从天而降的水帘让童话在一瞬间上演。埃利亚松的另一件艺术作品《你的彩虹全景》（图4、图5）是建在丹麦Aros Aarhus美术馆顶楼的全玻璃环形走廊，同样不遗余力地向世人展示出他超强的“造梦”功力。人们缓缓漫步其中，在全色系光谱的梦幻渐变中重新观看原本熟悉的城市。在埃利亚松充满魔力的创作思路下，艺术成为可以生产现实的工具。他尽一切所能调动观众的感官体验，使观看者在精心制造的瞬间体验中，开始关注自身与周围环境的真实联系。在具有魔幻色彩的空间里，人们的感官完全沉浸梦一般的体验氛围中，自我与时空、个体与群体、静止与运动等关系都被重新审视，寻常的感知习惯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真实的生活得以在幻想中脱身。 三、进入都市的权利：创造差异化的公共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城市的空间都被用来大量生产而变得均质且稀有，反过来，经由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也将人们牢牢束缚在僵化的巨网中。无数均质的空间在城市聚集成为中心，占有空间的群体毫无疑问获得了对时空的掌控权，而另一部分群体则丧失了都市的权利，只能迁移到城市的边缘生活。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在社会结构的僵化中日益凸显，空间也形成固化的封闭系统，各种形式的隔离使社会关系愈发冷淡疏离，任何有突破性的实践活动都举步维艰。针对这一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善的现实状况，列斐伏尔提出“进入都市的权利，意味着建立或者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一种取代了分割的联合体”[4]，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距离问题应该被重新考量。艺术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被赋予重要使命，这大概是缘于艺术创作所固有的意识自觉性和多元性可以打破均质创造出差异化的空间，使都市的权利重回每一个人手中。
作为艺术领域独特的分支，公共艺术可以在城市分割的缝隙中生产异质空间，在这里，阶层的分化丧失存在意义，时间与空间统一向群体开放，空间隔离从内部被瓦解。公共艺术起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美化运动，[5]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功能形式单一并为意识形态服务，着力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如今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观赏主体进行深刻的交流与互动，并广泛参与到社会矛盾的解决中，积极为弱势群体发声，形成极具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无数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未来城市的可能性，在他们丰富又饱含哲学深度的观念演绎下，城市的发展已有序地趋向光明。
作为当代孟菲斯设计美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法国艺术家卡米尔·瓦拉拉（Camille Walala）充满娱乐精神的艺术作品在许多城市的建筑和街道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受南非恩德贝勒部落传统墙绘图案艺术的影响，她喜欢将充斥着浓重童话色彩的撞色拼贴与简单几何元素随机组合，使接近艺术作品的人们仿佛瞬间落入童真乐园。瓦拉拉在伦敦泰晤士河岸选取了人流量较大的街区，为其重新设计了斑马线（图6）。灰暗单调的白线条被妙趣横生的几何图案取代，为街区增加流动美感的同时也加强了原先的安全警示功能，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生活品质。占纽约市人口最多的布鲁克林区长久以来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这里的混乱与罪恶一度让政府伤透脑筋。瓦拉拉将其标志性的趣味几何图案搬到了其中一栋老建筑的墙面上，略显深沉的颜色使建筑严肃感与时尚感并存，传递出她对老工业社区的热情致敬（图7）。在之后的艺术实践中，她更是将取之不竭的创意挥洒在其他废弃的城市建筑上，迷幻的平面元素与立体空间的结合改变了城市的外观，构建了一个个极具包容性的游戏式社区交流场所。简洁却富有张力的公共艺术使遗留建筑不再处于尴尬境地，同时使社区重新实现统一性。瓦拉拉的艺术创作不仅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精神面貌，提供给人们更多的在更为自由平等的空间对话的机会，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生活水平，为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作了强有力的实践论证。
以喜欢在公共空间展示体量巨大的艺术作品闻名的荷兰概念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同样进行了大量关于城市精神的探索实验。他善于运用现成又独特的材料创造巨大的卡通艺术形象，再出其不意地将其摆放在城市某一个角落，使作品与空间形成短暂冲突以表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惯有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基于对公共空间的宏观把控，霍夫曼游刃有余地将构思好的玩具形象现实化，正如他所说的“劫持公共空间”，将人们从对日常繁琐事务的关注里转移过来。在观看作品的时候，人们获得了重新认识城市的自由，开始独自思考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问题。霍夫曼著名的艺术作品《大黄鸭》（Rubber Duck）先后造访了22个世界各地的城市，小黄鸭这一典型的西方家庭象征物在被放大数倍后已跳出玩具的一般意义，向围观的“渺小”人类传递出积极、友好、愉悦等正面信息。他的另一件作品《钢铁人》同样凸显了一种温暖的柔情，一只胳膊抱着白色枕头的棕熊站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草地上，缓解着过往行人紧绷的神经，不同阶层的人们此刻都平等地感受到了情感的疗愈。霍夫曼的作品跨越了种族、国家、年龄、性别等界限，大胆地挑战了城市空间的尺度和功能性，原本令人感到熟悉亲切的事物突然以超大尺寸出现在严肃的场所，彻底打乱了城市原有的秩序和规则，为人们创造了无差别精神自由的公共空间。他基于独特的艺术哲学，在快节奏的时代加强了人们的情感联系，因此尽管较为短暂的展出时间使其作品社会功能的时效问题并不明确，也不能否定霍夫曼公共艺术作品对于城市发展探索的实践价值。
结 语
可以说，哲学的发展极大促进了艺术的更新迭代，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哲学家评价和肯定艺术并推动艺术创作视角的转变，甚至促成某个艺术流派的开创。另一方面，哲学是理性的因果关系陈述说明，而艺术则是将这种关系观念化再现，是哲学语言的感性表达。20世纪是后现代哲学大爆发的璀璨时代，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研究与对传统结构的消解成为讨论的重心。人们开始对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世界产生质疑，事物本身逐漸脱离符号得到人们普遍关注。不管是哲学家还是艺术家，此时都试图看清楚在表象下运转的日常生活。超现实主义就是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的艺术运动，艺术家们倾注热情寻找一切隐藏起来的真实，结合灵感、梦境、潜意识等元素进行创作，基于现实世界却带有魔幻构思的极具视觉冲突的艺术作品给长期受理性主义压抑的人们寻找到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乐园。
回到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哲学与艺术无比接近的时代，尤其我们的创作实践迫切需要哲学语义的支撑。科技的不断渗入、环境问题的严峻以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现实问题都对公共艺术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哲学的理性思维及对社会事态的客观评断都可以为公共艺术的创作注入无穷的活力，为艺术家将人们带离“现象世界”创造可能。然而，在我国当代艺术界，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对于哲学素质的漠视，公共艺术作品由于缺乏哲学思维的有力支撑以致创新性不足，对受众的情感调动也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国当代艺术家的文化结构值得反思和更新，应在广泛涉猎当代哲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作品的哲学内涵，使艺术作品的时代精神始终紧跟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53-154.
[2] 雷军良.冲突与共享：美国公共艺术中“公共参与”意识的转向[J].装饰，2017（09）：114-115.
[3]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4.
[5] 赵刘.当代公共艺术批评与审美体验取向[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05）：96-100.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