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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对不断曝光的“清水衙门”的腐败，网友引古诗感慨。
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俞贵麟说，从现在查办的腐败案件、信访举报的线索和巡视发现的问题可以看出，腐败问题不仅发生在一些权力部门，而且向“清水衙门”延伸。
一张小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2角5分钱，农机站克扣1角8分钱，站长还要贪3分钱；一项不起眼的路灯工程被开出50%的高额“贿率”，硬吃市政工程利润提成；一笔每人5000元的生态补偿款，被截留40%……
这些“清水衙门”流出的腐败浑水，令人拍案惊奇。
从“扶贫”中“劫贫”
【案件档案】
“清水衙门”： 巫山县曲尺乡宣传统战系统
犯罪人：该乡原宣传统战委员邓川
贪腐清单：侵吞生态移民搬迁费、危房改造扶贫资金等254450元
结局：邓川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案件回顾】
“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面对村民递过来的烟，邓川满嘴不屑。
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香烟“芙蓉王”，不料遭遇冷脸。
然而，村民们并不知道，他们该拿到的补偿标准应是每人5000元。
那2000元哪里去了？落入了邓川的腰包。
2007年，邓川开始分管曲尺乡扶贫、新农村建设和整村推进工作。
这年，哨路村、红石村等5村26户93人被确定为生态移民搬迁补助对象，每人可得到国家补助款5000元。
邓川在宣传时，按“每人补助3000元”的标准进行宣传。
在发放过程中，邓川让村民先在空白借条及领款条上签字、盖章。邓川再将内容填写完备，交乡领导签字。
然后，他将钱如数领出，但没全数发放给补助对象——截留了14. 17万元。
采用同样的方法，邓川一直欺上瞒下，向村民传达“打了折”的补偿标准。
2007年，在哨路村扶贫搬迁项目中，他克扣扶贫款22200元。
2008年，在哨路村种粮直补资金中，他虚签“撂荒地租赁合同”，骗取50250元。
…………
哨路村位于大山深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一些村民的房屋可谓瓮牖绳枢，难遮风雨。”检察官说。
“干部怎么讲，就只能怎么信，补偿情况一直没公示明白。”哨路村村民说。
本是最需帮扶的低收入人群，却在一些地方屡被“打劫”。
虽然，邓川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群众仍感心寒。
【案件警示】
扶贫部门是我们心中的“清水衙门”，但近年却屡屡发生“扶贫腐败”。
“扶贫腐败”的第一个特征是密集多发——去年年底，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显示，被抽查审计的1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中枪”。
“扶贫腐败”的第二个特征是易出窝案——在扶贫工作的整个链条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人员，都是容易涉案的高危人群，而且易出窝案。
治理“扶贫腐败”已不能指望官员自律，而是要以类似“有罪推定”的思维来约束官员——要在假设每个官员都有贪腐可能的前提下，及时查找当前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漏洞，筑牢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线”。
3分钱也不放过
【案件档案】
“清水衙门”： 永川区农机推广站
犯罪人：该推广站原站长周忠友、原副站长凌玲等人
贪腐清单：涉案人员共收受贿赂10.6万元，贪污53.1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25.3万元……
结局：周忠友、凌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3年零8个月
【案件回顾】
周忠友和凌玲都在农机系统工作多年，对这个系统很了解。
2009年3月，周、凌两人发现了一个“赚钱”的财路。
某款属于国家补贴范围的插秧机按照重庆补贴政策，享受85%的补贴后每台售价为3000余元，而江苏省仅享受30%的补贴，每台售价14000余元。
“每台差价竟达11000元，如果把重庆买到的插秧机卖到江苏，岂不是可以大赚一笔？”
于是周、凌两人开始谋划这桩“买卖”。
两人以“本地价”搞到20台该款插秧机，并伪造水稻机械跨区作业协议。
“以每台7200元倒卖到江苏，导致国家损失36.8万元，两人非法获利8万余元。”办案人员说。
不仅如此，两位站长还“削铁针头”，连3分钱都不放过，打起了秧盘补贴的主意。
这次“买卖”，两人与永川某塑料包装厂负责人共谋，由推广站与包装厂共同虚报秧盘销售数量，套取国家专项补贴。
双方立下“分肥”规矩——一张常用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2角5分钱。农机推广站人员将补贴款骗领到手后，站里先提1角8分，周忠友再拿3分钱，剩下的留给合谋企业。
2009年至2010年，三人共虚报秧盘销售188万余张，骗取国家专项补贴46.2万余元。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2011年，贪腐事件败露，周、凌两人终于把自己“赚”进了高墙。
【案件警示】
“清水衙门”的农机部门，近年来也屡屡爆发腐败窝案、串案——有的虚报销售额，套取国家补贴；有的以入股等方式受贿，如到一些农机经销商的“二级公司”去吃干股、分红利；有的收“服务费”“推广费”后，指定质次价高的行贿人销售；有的空卖购机协议，让行贿人经手倒卖；有的虚增单位支出，贪污公款…… 打击“农机腐败”，最关键是做好对农户的直补：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户，例如让农户先按照市价购买农机具，再凭发票、身份证明、补贴协议等材料到固定站点领补贴。此外，还应强化监督制约，例如把购机农户发展为监督员，共享购机补贴信息，严格公示补贴名单、补贴金额，实现“阳光补贴”。
为绿化开出贿率
【案件档案】
“清水衙门”： 江北区市政绿化工程处
犯罪人：该处原主任陈某、原副主任罗某及原规划设计科科长郑某
贪腐清单：3人共计受贿金额达130万余元
结局：陈某、罗某、郑某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2年零6个月和10年
【案件回顾】
2010年6月，一封举报信揭开了这起腐败窝案。
“举报信称罗某在苗木采购中受贿。”办案人员说。
检察机关顺藤摸瓜，秘密讯问了供应商沈某，发现群众举报属实——罗某确实存在受贿问题。
掌握证据后，检察机关开始传唤罗某。
随着调查的深入，陈某、罗某、郑某犯罪窝案浮出水面。
2008年，陈某与一商家合伙，以某照明电器公司的名义，从自己单位下属公司承包了3处迎春灯饰工程。
2009年1月，他又默许该商家的入伙之邀，再玩“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又承包了一处工程。
通过两度“经商”，陈某一共分得“利润”20多万元。
不仅如此，陈某当上 “一把手”后，亲戚朋友有的火速成立和市政项目有关的公司，有的立即改行做绿化工程，在陈某手下承接业务，形成“一人管市政，全家吃市政”的怪象。
而作为副主任的罗某，则明目张胆开出“贿率”，硬吃工程利润提成。
罗某等人公然和行贿人商定，“以所接工程利润的50%作为好处费”。
高额“贿率”之下，罗某一次性收受的单笔金额就达30万元。
对于郑某，其级别虽仅是科长，却负责工程合同起草及组织植物采买等要务，各公司争相向其行贿。
据了解，绿化处曾公布的一次节庆鲜花用量表中，仅一个标段的鸡冠花、孔雀草就要147600盆。以小型盆栽草花2元一盆计算，仅此一项便近30万元，可见其中的“油水”。
从2008年至2009年年初，短短一年多时间里，3人共计受贿金额达130万余元。
最终，法网恢恢，三人锒铛入狱。
【案件警示】
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市政投入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市政、园林等“清水衙门”已逐渐成为商家眼中的“香饽饽”。“衙门”里的人，在内则上下联手，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在外则与承接工程的商家结成“伙伴关系”，导致外部监督梗阻，促使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市政绿化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腐败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内部失调。”江北区检察院为此专门提出检察建议，要求规范市政工程中的招投标行为，不给“潜规则”以机会，包括加大对业主单位主要领导、重要人员的监管，定期轮岗，对业务对象定期审查等。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对不断曝光的“清水衙门”的腐败，网友引古诗感慨。
中央纪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俞贵麟说，从现在查办的腐败案件、信访举报的线索和巡视发现的问题可以看出，腐败问题不仅发生在一些权力部门，而且向“清水衙门”延伸。
一张小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2角5分钱，农机站克扣1角8分钱，站长还要贪3分钱；一项不起眼的路灯工程被开出50%的高额“贿率”，硬吃市政工程利润提成；一笔每人5000元的生态补偿款，被截留40%……
这些“清水衙门”流出的腐败浑水，令人拍案惊奇。
从“扶贫”中“劫贫”
【案件档案】
“清水衙门”： 巫山县曲尺乡宣传统战系统
犯罪人：该乡原宣传统战委员邓川
贪腐清单：侵吞生态移民搬迁费、危房改造扶贫资金等254450元
结局：邓川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案件回顾】
“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面对村民递过来的烟，邓川满嘴不屑。
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香烟“芙蓉王”，不料遭遇冷脸。
然而，村民们并不知道，他们该拿到的补偿标准应是每人5000元。
那2000元哪里去了？落入了邓川的腰包。
2007年，邓川开始分管曲尺乡扶贫、新农村建设和整村推进工作。
这年，哨路村、红石村等5村26户93人被确定为生态移民搬迁补助对象，每人可得到国家补助款5000元。
邓川在宣传时，按“每人补助3000元”的标准进行宣传。
在发放过程中，邓川让村民先在空白借条及领款条上签字、盖章。邓川再将内容填写完备，交乡领导签字。
然后，他将钱如数领出，但没全数发放给补助对象——截留了14. 17万元。
采用同样的方法，邓川一直欺上瞒下，向村民传达“打了折”的补偿标准。
2007年，在哨路村扶贫搬迁项目中，他克扣扶贫款22200元。
2008年，在哨路村种粮直补资金中，他虚签“撂荒地租赁合同”，骗取50250元。
…………
哨路村位于大山深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一些村民的房屋可谓瓮牖绳枢，难遮风雨。”检察官说。
“干部怎么讲，就只能怎么信，补偿情况一直没公示明白。”哨路村村民说。
本是最需帮扶的低收入人群，却在一些地方屡被“打劫”。
虽然，邓川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群众仍感心寒。
【案件警示】
扶贫部门是我们心中的“清水衙门”，但近年却屡屡发生“扶贫腐败”。
“扶贫腐败”的第一个特征是密集多发——去年年底，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显示，被抽查审计的19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中枪”。
“扶贫腐败”的第二个特征是易出窝案——在扶贫工作的整个链条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人员，都是容易涉案的高危人群，而且易出窝案。
治理“扶贫腐败”已不能指望官员自律，而是要以类似“有罪推定”的思维来约束官员——要在假设每个官员都有贪腐可能的前提下，及时查找当前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漏洞，筑牢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线”。
3分钱也不放过
【案件档案】
“清水衙门”： 永川区农机推广站
犯罪人：该推广站原站长周忠友、原副站长凌玲等人
贪腐清单：涉案人员共收受贿赂10.6万元，贪污53.1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25.3万元……
结局：周忠友、凌玲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3年零8个月
【案件回顾】
周忠友和凌玲都在农机系统工作多年，对这个系统很了解。
2009年3月，周、凌两人发现了一个“赚钱”的财路。
某款属于国家补贴范围的插秧机按照重庆补贴政策，享受85%的补贴后每台售价为3000余元，而江苏省仅享受30%的补贴，每台售价14000余元。
“每台差价竟达11000元，如果把重庆买到的插秧机卖到江苏，岂不是可以大赚一笔？”
于是周、凌两人开始谋划这桩“买卖”。
两人以“本地价”搞到20台该款插秧机，并伪造水稻机械跨区作业协议。
“以每台7200元倒卖到江苏，导致国家损失36.8万元，两人非法获利8万余元。”办案人员说。
不仅如此，两位站长还“削铁针头”，连3分钱都不放过，打起了秧盘补贴的主意。
这次“买卖”，两人与永川某塑料包装厂负责人共谋，由推广站与包装厂共同虚报秧盘销售数量，套取国家专项补贴。
双方立下“分肥”规矩——一张常用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2角5分钱。农机推广站人员将补贴款骗领到手后，站里先提1角8分，周忠友再拿3分钱，剩下的留给合谋企业。
2009年至2010年，三人共虚报秧盘销售188万余张，骗取国家专项补贴46.2万余元。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2011年，贪腐事件败露，周、凌两人终于把自己“赚”进了高墙。
【案件警示】
“清水衙门”的农机部门，近年来也屡屡爆发腐败窝案、串案——有的虚报销售额，套取国家补贴；有的以入股等方式受贿，如到一些农机经销商的“二级公司”去吃干股、分红利；有的收“服务费”“推广费”后，指定质次价高的行贿人销售；有的空卖购机协议，让行贿人经手倒卖；有的虚增单位支出，贪污公款…… 打击“农机腐败”，最关键是做好对农户的直补：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户，例如让农户先按照市价购买农机具，再凭发票、身份证明、补贴协议等材料到固定站点领补贴。此外，还应强化监督制约，例如把购机农户发展为监督员，共享购机补贴信息，严格公示补贴名单、补贴金额，实现“阳光补贴”。
为绿化开出贿率
【案件档案】
“清水衙门”： 江北区市政绿化工程处
犯罪人：该处原主任陈某、原副主任罗某及原规划设计科科长郑某
贪腐清单：3人共计受贿金额达130万余元
结局：陈某、罗某、郑某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2年零6个月和10年
【案件回顾】
2010年6月，一封举报信揭开了这起腐败窝案。
“举报信称罗某在苗木采购中受贿。”办案人员说。
检察机关顺藤摸瓜，秘密讯问了供应商沈某，发现群众举报属实——罗某确实存在受贿问题。
掌握证据后，检察机关开始传唤罗某。
随着调查的深入，陈某、罗某、郑某犯罪窝案浮出水面。
2008年，陈某与一商家合伙，以某照明电器公司的名义，从自己单位下属公司承包了3处迎春灯饰工程。
2009年1月，他又默许该商家的入伙之邀，再玩“左手倒右手”的把戏，又承包了一处工程。
通过两度“经商”，陈某一共分得“利润”20多万元。
不仅如此，陈某当上 “一把手”后，亲戚朋友有的火速成立和市政项目有关的公司，有的立即改行做绿化工程，在陈某手下承接业务，形成“一人管市政，全家吃市政”的怪象。
而作为副主任的罗某，则明目张胆开出“贿率”，硬吃工程利润提成。
罗某等人公然和行贿人商定，“以所接工程利润的50%作为好处费”。
高额“贿率”之下，罗某一次性收受的单笔金额就达30万元。
对于郑某，其级别虽仅是科长，却负责工程合同起草及组织植物采买等要务，各公司争相向其行贿。
据了解，绿化处曾公布的一次节庆鲜花用量表中，仅一个标段的鸡冠花、孔雀草就要147600盆。以小型盆栽草花2元一盆计算，仅此一项便近30万元，可见其中的“油水”。
从2008年至2009年年初，短短一年多时间里，3人共计受贿金额达130万余元。
最终，法网恢恢，三人锒铛入狱。
【案件警示】
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市政投入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市政、园林等“清水衙门”已逐渐成为商家眼中的“香饽饽”。“衙门”里的人，在内则上下联手，结成利益共同体，使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在外则与承接工程的商家结成“伙伴关系”，导致外部监督梗阻，促使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市政绿化腐败是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腐败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内部失调。”江北区检察院为此专门提出检察建议，要求规范市政工程中的招投标行为，不给“潜规则”以机会，包括加大对业主单位主要领导、重要人员的监管，定期轮岗，对业务对象定期审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