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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党在一个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执政，对多元利益诉求的回应越来越超出单一政策的范畴，而需要从政治、政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多管齐下地与社会各阶层加强互动。互动的效果，取决于执政党可供回应利益诉求的资源供给改革成效，而如何评价改革成效，则需要从国家、政党和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执政党；供给侧；四个意识；利益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5-0004-03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人民要具体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向往和诉求往往是多样的。而执政党作为向往和诉求的主要回应者，也存在一个回应资源的供给侧改革问题。作为执政党、领导党、先锋队，我们党的身份是多重的，因此，对各种向往和诉求的回应也是多样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国家维度：加强公共产品质与量的供给
作为执政党，国家政权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资源。通过政治领导和组织嵌入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政权执行，是党领导和执政的基本模式。由于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能够领导并执掌国家政权在超越各种单一利益诉求的轨道上运行，这就保障了社会各阶层和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回应。对待和回应的方式则主要是通过加强公共产品质与量的供给来实现的。
（一）做大“蛋糕”是供给公共产品的首要方式
“积贫积弱”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状态，我们党从建国之初就针对“贫弱”问题确立了“富强”的历史任务，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是在“高积累、低消费”模式下进行的，社会“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获得感并不强烈。换言之，由于具体利益诉求不是被政治化或道德化地否定，就是被抽离、综合为根本、整体和长远利益，社会利益诉求实现程度也比较低。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重新得到尊重和释放。党领导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不断做大“蛋糕”满足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需要。时至今日，这块“蛋糕”的体量已经做成了世界第二，且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将会跃居世界第一。然而，执政党深知，中国快速发展的漂亮成绩单下面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这“三个没有变”表明：做大“蛋糕”仍将是党领导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首要方式。
（二）供给分好“蛋糕”的公平规则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利益分配的古老逻辑。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却“既患寡又患不均”，所以，当下中国面临着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的双重难题。为此，党领导国家通过改革供给侧的分“蛋糕”规则来破解这一难题。
首先，供给规则塑造社会收入结构。社会收入结构是社会中不同阶层和群体财富收入的分布状况，在众多社会收入结构中，“橄榄型”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党领导国家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力图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3]当前，执政党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思路的政策工具将强化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力度，可以预期，在渐次成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贫富分化状况将持续得到改善，不同阶层和群体的财富收入将不断均衡化，利益诉求的回应和满足程度也将不断提高。
其次，供给规则保障分配机会平等。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社会收入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平均是普遍而绝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公平，相反，这种不平均恰恰是基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价值的公平分配，只是这种公平分配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分配机会平等。如何构建这种前提？在中国，执政党是通过供给规则来实现的，具体而言，就是党领导制定法律、法规，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分配环境，在横向上不断打破地区、行业、部门壁垒，在纵向上不断开放阶层边界，努力让人才、技术、资本、文化等各种资源自由流动、配置。让不同阶层和群体在社会收入分配中都平等地拥有机会。
（三）供给利益诉求冲突解决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历经并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社会结构复杂多样、利益诉求繁芜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仅在整体上与利益回应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且彼此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冲突、对立和摩擦。在这种诸多同质或异质利益诉求多重博弈格局中亟待引入权威的调处制度和机制，显然，执政党是这些制度机制的权威供应者，特别是“四个意识”的提出更加巩固了执政党作为规则设立者的权威。
此外，面对社会转型、结构分化和利益诉求冲突，执政党还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来建构制度和价值共识，引导化解利益诉求冲突，实现多赢、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在非零和理念的指引下，党领导国家统筹兼顾，不断拓宽制度机制渠道，引导利益诉求的有序参与和表达，对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生存性利益诉求、发展性利益诉求以及冲突性利益诉求，都认真地作出回应。
二、政党维度：完善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
在政党政治框架下，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的政治组织，需要从它的这些社会基础中汲取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以夺取或竞取公共权力，并利用公共权力主要服务于这些阶级、阶层和群体，或重点回应它们的利益表达。在中国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完善利益代表和表达是执政党回应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执政党；供给侧；四个意识；利益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6）05-0004-03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践中，人民要具体到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向往和诉求往往是多样的。而执政党作为向往和诉求的主要回应者，也存在一个回应资源的供给侧改革问题。作为执政党、领导党、先锋队，我们党的身份是多重的，因此，对各种向往和诉求的回应也是多样的，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国家维度：加强公共产品质与量的供给
作为执政党，国家政权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资源。通过政治领导和组织嵌入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政权执行，是党领导和执政的基本模式。由于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因此，能够领导并执掌国家政权在超越各种单一利益诉求的轨道上运行，这就保障了社会各阶层和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回应。对待和回应的方式则主要是通过加强公共产品质与量的供给来实现的。
（一）做大“蛋糕”是供给公共产品的首要方式
“积贫积弱”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状态，我们党从建国之初就针对“贫弱”问题确立了“富强”的历史任务，并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是在“高积累、低消费”模式下进行的，社会“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获得感并不强烈。换言之，由于具体利益诉求不是被政治化或道德化地否定，就是被抽离、综合为根本、整体和长远利益，社会利益诉求实现程度也比较低。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重新得到尊重和释放。党领导国家“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不断做大“蛋糕”满足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需要。时至今日，这块“蛋糕”的体量已经做成了世界第二，且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将会跃居世界第一。然而，执政党深知，中国快速发展的漂亮成绩单下面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2]这“三个没有变”表明：做大“蛋糕”仍将是党领导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首要方式。
（二）供给分好“蛋糕”的公平规则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利益分配的古老逻辑。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分配却“既患寡又患不均”，所以，当下中国面临着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的双重难题。为此，党领导国家通过改革供给侧的分“蛋糕”规则来破解这一难题。
首先，供给规则塑造社会收入结构。社会收入结构是社会中不同阶层和群体财富收入的分布状况，在众多社会收入结构中，“橄榄型”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一种。党领导国家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力图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3]当前，执政党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思路的政策工具将强化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力度，可以预期，在渐次成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贫富分化状况将持续得到改善，不同阶层和群体的财富收入将不断均衡化，利益诉求的回应和满足程度也将不断提高。
其次，供给规则保障分配机会平等。在现代复杂社会中，社会收入分配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平均是普遍而绝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公平，相反，这种不平均恰恰是基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价值的公平分配，只是这种公平分配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分配机会平等。如何构建这种前提？在中国，执政党是通过供给规则来实现的，具体而言，就是党领导制定法律、法规，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分配环境，在横向上不断打破地区、行业、部门壁垒，在纵向上不断开放阶层边界，努力让人才、技术、资本、文化等各种资源自由流动、配置。让不同阶层和群体在社会收入分配中都平等地拥有机会。
（三）供给利益诉求冲突解决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历经并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迁，社会结构复杂多样、利益诉求繁芜多元，各种利益诉求不仅在整体上与利益回应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而且彼此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冲突、对立和摩擦。在这种诸多同质或异质利益诉求多重博弈格局中亟待引入权威的调处制度和机制，显然，执政党是这些制度机制的权威供应者，特别是“四个意识”的提出更加巩固了执政党作为规则设立者的权威。
此外，面对社会转型、结构分化和利益诉求冲突，执政党还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来建构制度和价值共识，引导化解利益诉求冲突，实现多赢、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在非零和理念的指引下，党领导国家统筹兼顾，不断拓宽制度机制渠道，引导利益诉求的有序参与和表达，对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生存性利益诉求、发展性利益诉求以及冲突性利益诉求，都认真地作出回应。
二、政党维度：完善利益代表和表达功能
在政党政治框架下，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群体利益的政治组织，需要从它的这些社会基础中汲取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资源，以夺取或竞取公共权力，并利用公共权力主要服务于这些阶级、阶层和群体，或重点回应它们的利益表达。在中国政党政治中，执政党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两个紧密相连的阶段，完善利益代表和表达是执政党回应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