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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成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兼任常务副部长，成立大会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主持。当宣布外交部机要处处长（兼办公厅副主任）是周竹安时，很多同志都对他不熟悉，颇感意外。这时，周恩来介绍说：周竹安是20年代的老党员，长期做情报工作，对党有过特殊贡献。周竹安是我党秘密工作的元老，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
见证夏明翰壮烈就义
周竹安，189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他和毛泽东同为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周竹安为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在当地教育界颇有名望。最初，周竹安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心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后来受到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仼省农民协会秘书，协助毛泽东、柳直荀等领导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竹安曾出任国民党长沙县党部青年部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中，李维汉、谢觉哉、夏明翰、周竹安及徐特立、熊瑾玎等41人被通缉。在危急时刻，夏明翰从武汉调回长沙任省委组织部长，与周竹安等主持省委工作。周竹安曾在自传中写道：“马日事变，使长沙革命的或比较进步的机关团体概被破坏，我参加工作的三个单位：国民党长沙县党部、省农民协会和长沙中学都是一夜解散。很多同志或被惨杀，或转入地下或离开长沙。组织决定我留长沙不走，与夏明翰、佘书山诸同志转入地下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同湖南省委筹划秋收起义。根据安排，夏明翰负责向各级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周竹安负责地下联络。同年9月9日，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爆发。
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恢复被破坏的湘鄂赣的平江、岳阳等县党组织，派郭亮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到湖南岳阳组织武装起义。据李锐在《记郭亮》一文中说：党组织“调了20多个干部先后在岳阳集合。有6个干部先来，住在河街的一个旅馆里。郭亮来后，原来决定一天的下午5点钟到这个旅馆开会。但在开会前半个小时，这6个同志被捕了。8点钟，街头就贴出了‘罪状’;郭亮9点钟上街，看到这6个同志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在路上。在20天当中，小小的岳阳城内被捕和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30多人”。周竹安也是被调干部之一。2月，他接到要他赶赴岳阳的指示，刚下火车遇到接头的同志，知道岳阳机关已被破坏，当晚即赴汉口，以刻图章为掩护，住在旅馆中。在这反动派高举屠刀的非常时刻，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再次临危受命，由党中央调到湖北省委，在汉口，他与郭亮会合，然后同先期到达的原湖南省委负责人谢觉哉、周竹安及徐特立、熊瑾玎接上联系，坚持斗争。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主政湖北的桂系军阀疯狂杀害共产党人，省委机关多被破坏，许多同志下落不明。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毫不畏惧，仍奔走于各个秘密机关。一天，为了与谢觉哉、周竹安、徐特立和熊瑾玎研究下一阶段工作，夏明翰找到谢觉哉的住所（当时谢与徐特立在编辑湖北省委《大江》报）。见到夏，谢就焦急地问他住在哪里，夏回答说在东方旅社，还说他认识有一个茶房是裕泰的。其实，这时候夏住的东方旅社已经暴露，谢立即要他搬离。不幸的是还是迟了一步。当晚，夏回住所即被逮捕。据《谢觉哉传》记载：“裕泰是省委分设机关，早几天已被敌人破坏了，明翰不知道。覺哉马上说：危险赶快搬！夏明翰说：是的，我正在计划搬。他问熊瑾玎、徐特立住在哪里，觉哉告诉了他。翌日，觉哉至瑾玎处等他不见来，第二天又去等，周酉村（周竹安当时叫周酉村）说：‘今早杀了人，口号喊得很响。’觉哉心里大惊。第三天看报，枪毙了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名即夏明翰同志。”夏被捕后，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他坚守党的秘密，抵死不招供，被捕仅仅两天就被敌人枪决，牺牲时年仅28岁。临刑前，敌人问他有无遗言，他厉声说：“有，给我纸笔来！”当即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巴黎万花楼账房先生
不久，徐特立经上海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周竹安和谢觉哉、熊瑾玎被分别调到上海党中央。笔者曾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求教过周竹安等人的一些情况。他说：那时李维汉是党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之一，“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谢觉哉负责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熊瑾玎任党中央机关的会计，他在福州路开了一家福兴商号，为政治局建立一个开会和办公的地点;周竹安调到中央特科，奉命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建立一家商号，他就住在商号里。这是党中央另一个开会、办公的机关。罗迈（即李维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此开会，周竹安就负责中央领导和机关的保卫工作。这也是他情报、保卫生涯的起点。
李维汉原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仼教;周竹安在长沙师范任教，两人熟识。李曾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回国后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仼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知道周竹安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老练稳妥，遂派遣他去法国。李为周写了介绍信，要他设法先站住脚，然后建立一个据点，作为国内去莫斯科，或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国的联络点。
1928年冬，周竹安从上海乘船到达马赛转巴黎。到巴黎后，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法语。1929年春经熊瑾玎之子熊信吾、张怀介绍去比利时继续学习法语。不久，又回到法国。这时，他接到老师徐特立从莫斯科的来信说，党需要一名在巴黎为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递文件、信函的人员，组织上认为他适合承担这项工作。
抗战爆发后，周竹安和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何以端负责编辑和发行中共在巴黎创办的《祖国抗日情报》。每日出版一小张，内容丰富又有特点，有国内抗战形势、国际要闻、中共英雄抗战的文章等;同时也注意反映工商侨胞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反映他们的心理要求等，被华侨群众视为精神食粮。《祖国抗日情报》发行遍及全欧洲和东南亚各地，先由《救国时报》代印，后来党决定将《救国时报》由饶漱石负责迁往美国，饶就留一套铅字和一个排印工友给周竹安和何以端，他们又自购了一台印刷机，坚持出版，从未脱期，后因德法战争爆发，边境被封锁，报纸邮寄不出去才停办。 那时，巴黎有一家颇具规模的中国餐馆——万花酒楼，经理是周竹安的湖南长沙老乡，他聘请周竹安做酒店管账，这样旅欧党组织就有了活动的据点。华侨群众经常以聚餐宴请为由，来酒楼传递情报和获得抗日救国的消息。当时吴克坚被党派到巴黎，担任救国时报社总经理并领导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他常来酒楼找周竹安和何以端，商量如何联络欧洲各地的华侨，进一步推动欧洲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新的局面。万花酒楼一时成了巴黎华侨革命运动中心。当时欧洲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为了集中抗日力量，党决定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华侨救国组织，吴克坚、周竹安和何以端都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抗联）成立大会，欧洲各国的华侨、留学生云集巴黎，盛况空前。当时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来欧洲，他途经巴黎时参加了抗联的筹建活动，和他一起来的钱俊瑞、全国学联代表陆璀、爱国将领陈铭枢、旅英中国学者王礼锡和胡秋原等都参与了筹备工作。周竹安和胡秋原还负责编辑抗联会刊等。
这期间，巴黎是我党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中转地点，常有同志从这里过路。周竹安充分利用万花酒楼的便利，建立了党的巴黎联络点，承担为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递文件信函及往来人员的接待任务。在万花酒楼，他曾经接待过陶行知、龚普生和胡兰畦等人。后来，陶行知在《行知诗歌集》中留下了《巴黎万花楼中法友人共庆双十节》这首诗。龚普生系龚澎的姐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1939年7月，她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途经巴黎时曾到万花酒楼找周竹安接头，向党组织汇报情况。1979年龚出任驻爱尔兰首任大使，再经过巴黎时曾去寻访万花酒楼旧址，对当年与周竹安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民国时期第一位女将军、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胡兰畦，在《胡兰畦回忆录》中对周竹安这段时间的活动更有生动具体的叙述：“离开德国，我在巴黎住了两天。我见到了周竹安、何奚畏（何以端）、曾庶凡几位同志。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一则是法国当时不像徳国那样法西斯化。二则也是我们的同志工作努力。有趣的是，周竹安这时竟能够在最有名的中国饭馆万花楼的柜台上当起管账先生来了。他那副老夫子的样子当这个角色十分相像。如果他再蓄两片胡须的话，那就是道道地地的账房先生了。那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解放后他会担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
打入中统特务机关核心
1939年11月，周竹安接到立即回国參加抗战的指示。1940年1月，他辗转来到重庆。当时我党在重庆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管辖华南、西南各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办了机关报《新华日报》。周竹安在重庆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找到时任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报社总经理熊瑾玎。吴克坚对他说，你离开祖国已经很久了，身份没有暴露，如果进新华日报社工作就不能公开活动了。要他找一个合法的社会职业做掩护，以利于开展工作，也有利于安全保障。熊瑾玎建议找他认识的爱国青年任宗德和周宗琼夫妇想办法，抗战时他们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大获成功，又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涉足银行业，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初《新华日报》到重庆时就租用任宗德的房子，当时租房给共产党是要冒风险的，但任宗德夫妇敬佩共产党，愿意冒险租房子给共产党。次日熊瑾玎找到任宗德，说自己有位老朋友刚从法国回来，想介绍到酒精厂工作。任宗德欣然同意，就聘请周竹安担任了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秘书。
任宗德晚年在回忆录《我与昆仑》中说：“不久周竹安就参与管理，他出手不凡，替我处理一件地方势力要挟寻衅的麻烦事。他遇事不惊，沉着应对，通过族弟周茂僧，介绍我认识了重庆卫戍司令部副官处少将处长程昆林，从中疏道，解决了此事。”他又说：“周竹安为人深沉，很谨慎，很实在，从不显山露水，抛头露面。他甘居幕后，埋头苦干，在社会关系上很少过从交往，在社会活动中从不公开登场。”
1940年5月，周竹安被调到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接受任务后，周竹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情报策反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了重要情报关系，主要有周茂僧、黄雍和周光亚等。
周茂僧是周竹安的族弟，原是中共党员。他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自首变节。1931年进入中央军校特训班。1932年参加了复兴社，1937年担任复兴社军队分会助理书记（黄雍任书记），后任囯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为总司令）驻重庆办事处少将处长，在军队中的关系较多。周竹安刚到重庆时借在周茂僧处落脚。相处中，周竹安与他谈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也谈了革命的光明前途。周茂僧深受感动表示要将功补过。吴克坚曾约见他，说：“你要替人民服务，你要赎罪。”并和周竹安一起具体指导他如何进一步开展情报工作。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周竹安派他去南京，要他凭借军队中的关系，搜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战略动向的情报和蒋介石、李宗仁之间争斗及国民党嫡系与杂牌军矛盾的情报，后调他到长沙情报站做情报联络工作。
黄雍原也是中共党员。黄于1922年入程潜主持的陆军讲武学堂学习，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陆丰、琼崖等地参加武装暴动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活动。1929年因对立三路线不满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在武汉被捕。1931年入中央军校特训班。当时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建立一个搜集情报的秘密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参加成员有王天木、唐纵、徐亮、周伟龙、黄雍等10人，人称“十人团”。据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中说，1932年“当一·二八淞沪战起，蒋介石一筹莫展，戴利用这个时机向蒋献策组织一个机构研究敌情，分析自己部队作战能力，并分赴各地作实地调查研究”，“由此发展成为特务组织”。黄雍曾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该机构前身即黄埔同学会，抗战时期各军高级将领要分期分批参加集训，集训毕业均由该处发给登记证。所以，黄在黄埔同学中颇有资望，各方面的关系极多。当时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兼总务处副处长。黄雍与吴克坚系湖南平江城关镇的小同乡，两人同年，少年时代是朋友，抗战时期在重庆相遇，开始交往。吴克坚将这一重要关系交给周竹安联系。当时周茂僧在黄雍办事处任职，周竹安以找周茂僧为由常去黄的办事处，对黄进行了多方争取，黄这些年也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愿意重新为党工作，成为了重要情报关系。他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提供了国民党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黄雍和周茂僧都奉命回到长沙，为和平解放长沙立了功。 周光亚也是吴克坚的小同乡，原是中共党员，曾被组织派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江苏省委工作。1933年4月被捕，经受不住考验当了叛徒，之后投入中统特务机关效力，当过中统重庆区区长。他才华出众，俄语、英语都说得很好，且熟悉哲学、史学、经济学，文笔又好，有中统“秀才”之称。但由于是中共叛徒出身，一直未受重用。随着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周光亚被擢升为中统局第二处第三科科长，主管党派情报。凡是各地中统特务组织侦获的中共情报，均上报第三科由他处理，他领导的第三科是中统特务机关核心的核心。
吴克坚考虑争取周光亚，为党做点工作。经周恩来批准，他决定派周竹安去做周光亚的策反工作。周竹安不畏艰险，以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秘书的身份，通过关系很快就同周光亚联系上了，并多次约他在外面见面。周竹安每次去与周光亚见面，周恩来都会批一笔“交际费”给周光亚。周竹安先试探他，问他能否重新为党做一些事情。经过多次接触，细心地做工作，周光亚终于对周竹安敞开心扉。他说过去因为贪生怕死，背叛组织，现在深感愧疚，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内心甚为痛苦。他说，如果组织不嫌弃而给他重新效力的机会，他愿意将功赎罪，充当内线提供情报。从此，他就一直同周竹安单线联系，提供了中统局本部的许多极其机密的情报，如中统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及各地秘密电台分布情况等;中统策划的一些重大反共活动，他都事先提供详细情报，使南方局和中社部能及时掌握;特別是有党的地下机关暴露了，一些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了，他都及时向周竹安报警，赶在敌人出动前让这些组织转移、撤离。就这样，周竹安也为保卫党的组织立了大功。
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6年11月，周竹安奉调上海。年初，中共中央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中情部）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在“三大战役”“渡江作战”“上海解放”和“长沙起义”等关键时刻，都获得过敌方的大量重要情报，该情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是周竹安和何以端。周竹安的公开身份是昆仑影业公司秘书和大孚出版公司编辑。昆仑影业是任宗德在上海创办的，用来安置抗战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一些左翼文艺界人士，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大孚公司也是任宗德出资，由陶行知创办，曾出版陶行知《行知诗歌集》、翦伯赞《中国史纲》和郭沫若《沸羹集》等著作。
1949年上半年，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基本确定。这时蒋介石想稳住西南作最后顽抗，他委派程潜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担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以维持湖南的局面。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但长期遭受蒋桂排挤，对蒋心怀不满。陈明仁是国民党的一员虎将，曾在东北四平街使林彪走了一回麦城，但后来却被陈诚撤职，他对蒋亦心怀怨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从全国局势来看，争取程潜、陈明仁走起义的道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是有可能的。周恩来于是指示上海情报系统速派周竹安去湖南建立情报站和秘密电台，搜集情报提供党中央决策参考，运用情报关系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5月7日，周竹安带着译电员章朴从上海飞抵长沙，报务员赵翰林则经香港由潘汉年转送长沙。周竹安遵照李克农指示：要汲取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教训，坚决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经过一番奔波，他决定将电台建在囯民党退役中将师长周启铎的乡下家中，这样既可以远避敌特的测向破坏，还可以运用当地由周传弟等领导的地方武装来保卫电台，因为这二人都与周茂僧私交颇深。
情报搜集是周竹安的工作重点。他到长沙后就陆续调集人员组成了包括黄雍、周茂僧、梁宜苏、罗迅青、钱去非、刘晓芳、苏本善和苏本诚等在内的情报班子。工作展开后，从各方面搜集到湖南的大量情报，既有机密情报：如国民党华中地区的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以及华中地区空军联络、作战计划等，又有许多有关湖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的情报，还有社会舆论等。这些情报都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党中央。赵翰林曾告诉笔者说：“当时长沙时局非常紧张，为了防止敌特突然搜查，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周启铎家后面山上。我晚上去发报，早上回到周启铎家。当时六七月份天气，长沙气候闷热潮湿，而电台收发报任务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长时间发报。”（2008年3月28日采访赵翰林的记录）
1949年5月，白崇禧率桂军撤退到湖南，长沙顿时血雨腥风，一片恐怖气氛。这时保密局湖南站向毛人凤密告侦察到关于唐生明（国民党著名将领唐生智的胞弟，与中共关系密切。）等在长沙的一些活动情况;同时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被捕并在家中被搜出唐写给他的策反信，信中要周抽调3个交警总队去长沙参加起义。蒋介石便对毛人凤发了狠话“湖南不能再出一个傅作义了”。毛人凤随即派出特务去长沙，见唐生明外出就向他射击，幸未击中，但追随程潜起义的警察局长刘人爵被特务暗杀。这时，程潜害怕保密局特务和白崇禧对自己施加毒手，惊慌失措，他虽有起義倾向，但思想时常动摇。因此稳定程潜便成为周竹安的首要任务。周先通过程的亲信萧作霖、李维城、程星龄等做了大量工作，使程的思想一度趋于稳定。但白崇禧专橫跋扈，仗势欺人，他下令赶走萧作霖、邓介松等程的重要助手，亲自委派省府秘书长监视程的一举一动，程在此境况中确实处境艰难，度日如年，于是思想再次发生动摇，萌生去广州一走了事的念头。在这关键时刻，周竹安决定派与程有师生之谊的黄雍亮出身份与程开诚布公地说明一切。一天晚上，黄冒着倾盆大雨到程处，程说：“我这样苦，毛润之先生又何尝知道。”黄乘机说：“颂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知道！”黄告诉程中共中央已派周竹安来到长沙，他架设了秘密电台，颂公若需要同毛泽东联系，可以通过周领导的密台。程听后便说，当时他在一些公开场合附和白崇禧而鼓吹湘桂合作的言论，不是其真心之语，希望中共能予以谅解。另外他与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毫无联络，恐怕四野部队一旦攻入长沙他会受到侮辱等等。黄雍回来后将程的种种思想顾虑告诉了周竹安。周于6月27日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7月2日，中共中央回电说：“象（周竹安代号）：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周竹安收到来电后，立即同程见了面，转达了中共中央意见和对他的期望。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与程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份电报极大地稳定了程的思想情绪，坚定了程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后来，程潜在《回忆录》中说：“我通过黄雍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建立的电台联系。周一方面将湖南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方面又将毛主席的指示电文告示，使我心中有数。” 程潜当时掌握的武装部队较少，只有陈明仁的武力可以左右长沙一切。7月9日，党中央又致电周竹安，指示应争取陈明仁协同程潜起义才能达到长沙和平解放的目的。于是，周竹安请唐生明去做陈明仁的工作。因为唐与陈是患难之交，有“刎颈之交”。唐从陈的个人利害关系出发，敦促他要识时务，争取为人民立功劳，同时也向他郑重指出，此时此刻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与国民党势力已非四平之战时可比了，陈若一味执迷不悟则只有死路一条。周竹安又请程星龄在程、陈两边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程、陈两人意见得到沟通，共同定下起义大计。8月4日，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受长沙起义影响，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可以说长沙和平解放促进了大西南的迅速解放。这是党中央对湖南问题正确决策取得的硕果，而周竹安建立密台、搜集情报、策动起义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四野部队进城后，周竹安与随部队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取得了联系，此时他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1949年9月初，周竹安接到中情部（中社部）部长李克农“来北平汇报工作”的电报后赶到北平。他向李克农报告了长沙策反工作的情况后，提出自己身份从未暴露，希望继续做隐蔽战线的工作。后来，周恩来知晓了周竹安的想法后，认为他更适合到新中国外交战线上工作。当时，李克农正协助周恩来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便报经中央批准让周竹安参加组建工作，负责筹建外交部机要处、电台和信使队等。那时机要处、秘书处都是由中央社会部派出干部担任负责人，所以周竹安就担任了外交部机要处处长、秘书处处长和办公厅副主任。由于主持工作的李克农同时兼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外交部具体的工作实际由王炳南做，周竹安等协助。新中国成立伊始，第一批派出的王稼祥、姫鹏飞、耿飚、袁仲贤、倪志亮、黄镇、王幼平、曹祥仁、彭明治和韩念龙等14位大使，都是从部队选拔且多数参加过长征的兵团级干部，人称“将军大使”。1954年，周竹安和伍修权、刘晓、潘自力、曹瑛、罗贵波、曾涌泉、王炳南、徐以新、何英等14人被选为第二批驻外大使，他们多数经历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并且是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外交部司局级或省部级领导干部。
这两批大使都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对捍卫国家利益及斗争策略的掌握都相当老辣，是具有外交韬略、懂折冲之术的外交大家。周恩来说，这些同志中央是选了又选，脱下军装，中央相信无论派去哪里，他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组织纪律性强。周竹安担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时已经64岁，是这两批大使中最年长的一位。1954年12月初，他抵达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12月6日向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呈递国书，他在颂词中说：“在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的期间，我将全力促进中保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巩固。”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严重对立，国际斗争形势错综复杂。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同年6月和10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形势瞬息万变。但周竹安始终恪尽职守，牢牢记住周恩來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的叮嘱：“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驻外使节对兄弟党的经验，不管哪一方面，都要经过思考，不要硬搬。”所以在周竹安担任大使期间，中保两国间的政党交往、议会交往、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相当活跃，这与他勤奋工作和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特别是1957年9月，他陪同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访华，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大使任上工作了3年后，他于1957年12月离任回国，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参加中组部老干部支部（支部成员另有袁任远、杨士杰、曾志等）。1977年7月23日，86岁的周竹安逝世。组织上高度评价周竹安“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埋头苦干，忘我工作，为保卫党的组织，配合革命战争，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个损失”。
从特工到外交官，周竹安历经艰险。他既在隐蔽战线长期做无名英雄，亦曾参与外交舞台上的折冲樽俎。在情报战线和外交战线上，像他这般传奇经历的人物是不多的。
（责任编辑：张文军）
见证夏明翰壮烈就义
周竹安，189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他和毛泽东同为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周竹安为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在当地教育界颇有名望。最初，周竹安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决心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后来受到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仼省农民协会秘书，协助毛泽东、柳直荀等领导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竹安曾出任国民党长沙县党部青年部长。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中，李维汉、谢觉哉、夏明翰、周竹安及徐特立、熊瑾玎等41人被通缉。在危急时刻，夏明翰从武汉调回长沙任省委组织部长，与周竹安等主持省委工作。周竹安曾在自传中写道：“马日事变，使长沙革命的或比较进步的机关团体概被破坏，我参加工作的三个单位：国民党长沙县党部、省农民协会和长沙中学都是一夜解散。很多同志或被惨杀，或转入地下或离开长沙。组织决定我留长沙不走，与夏明翰、佘书山诸同志转入地下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同湖南省委筹划秋收起义。根据安排，夏明翰负责向各级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周竹安负责地下联络。同年9月9日，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爆发。
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恢复被破坏的湘鄂赣的平江、岳阳等县党组织，派郭亮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到湖南岳阳组织武装起义。据李锐在《记郭亮》一文中说：党组织“调了20多个干部先后在岳阳集合。有6个干部先来，住在河街的一个旅馆里。郭亮来后，原来决定一天的下午5点钟到这个旅馆开会。但在开会前半个小时，这6个同志被捕了。8点钟，街头就贴出了‘罪状’;郭亮9点钟上街，看到这6个同志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在路上。在20天当中，小小的岳阳城内被捕和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30多人”。周竹安也是被调干部之一。2月，他接到要他赶赴岳阳的指示，刚下火车遇到接头的同志，知道岳阳机关已被破坏，当晚即赴汉口，以刻图章为掩护，住在旅馆中。在这反动派高举屠刀的非常时刻，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再次临危受命，由党中央调到湖北省委，在汉口，他与郭亮会合，然后同先期到达的原湖南省委负责人谢觉哉、周竹安及徐特立、熊瑾玎接上联系，坚持斗争。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主政湖北的桂系军阀疯狂杀害共产党人，省委机关多被破坏，许多同志下落不明。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毫不畏惧，仍奔走于各个秘密机关。一天，为了与谢觉哉、周竹安、徐特立和熊瑾玎研究下一阶段工作，夏明翰找到谢觉哉的住所（当时谢与徐特立在编辑湖北省委《大江》报）。见到夏，谢就焦急地问他住在哪里，夏回答说在东方旅社，还说他认识有一个茶房是裕泰的。其实，这时候夏住的东方旅社已经暴露，谢立即要他搬离。不幸的是还是迟了一步。当晚，夏回住所即被逮捕。据《谢觉哉传》记载：“裕泰是省委分设机关，早几天已被敌人破坏了，明翰不知道。覺哉马上说：危险赶快搬！夏明翰说：是的，我正在计划搬。他问熊瑾玎、徐特立住在哪里，觉哉告诉了他。翌日，觉哉至瑾玎处等他不见来，第二天又去等，周酉村（周竹安当时叫周酉村）说：‘今早杀了人，口号喊得很响。’觉哉心里大惊。第三天看报，枪毙了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名即夏明翰同志。”夏被捕后，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他坚守党的秘密，抵死不招供，被捕仅仅两天就被敌人枪决，牺牲时年仅28岁。临刑前，敌人问他有无遗言，他厉声说：“有，给我纸笔来！”当即挥笔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巴黎万花楼账房先生
不久，徐特立经上海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周竹安和谢觉哉、熊瑾玎被分别调到上海党中央。笔者曾向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求教过周竹安等人的一些情况。他说：那时李维汉是党中央政治局三个常委之一，“他从湖南带了许多人来，安置在中央机关”。谢觉哉负责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熊瑾玎任党中央机关的会计，他在福州路开了一家福兴商号，为政治局建立一个开会和办公的地点;周竹安调到中央特科，奉命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建立一家商号，他就住在商号里。这是党中央另一个开会、办公的机关。罗迈（即李维汉）、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此开会，周竹安就负责中央领导和机关的保卫工作。这也是他情报、保卫生涯的起点。
李维汉原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仼教;周竹安在长沙师范任教，两人熟识。李曾在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回国后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仼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知道周竹安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老练稳妥，遂派遣他去法国。李为周写了介绍信，要他设法先站住脚，然后建立一个据点，作为国内去莫斯科，或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国的联络点。
1928年冬，周竹安从上海乘船到达马赛转巴黎。到巴黎后，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法语。1929年春经熊瑾玎之子熊信吾、张怀介绍去比利时继续学习法语。不久，又回到法国。这时，他接到老师徐特立从莫斯科的来信说，党需要一名在巴黎为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递文件、信函的人员，组织上认为他适合承担这项工作。
抗战爆发后，周竹安和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何以端负责编辑和发行中共在巴黎创办的《祖国抗日情报》。每日出版一小张，内容丰富又有特点，有国内抗战形势、国际要闻、中共英雄抗战的文章等;同时也注意反映工商侨胞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反映他们的心理要求等，被华侨群众视为精神食粮。《祖国抗日情报》发行遍及全欧洲和东南亚各地，先由《救国时报》代印，后来党决定将《救国时报》由饶漱石负责迁往美国，饶就留一套铅字和一个排印工友给周竹安和何以端，他们又自购了一台印刷机，坚持出版，从未脱期，后因德法战争爆发，边境被封锁，报纸邮寄不出去才停办。 那时，巴黎有一家颇具规模的中国餐馆——万花酒楼，经理是周竹安的湖南长沙老乡，他聘请周竹安做酒店管账，这样旅欧党组织就有了活动的据点。华侨群众经常以聚餐宴请为由，来酒楼传递情报和获得抗日救国的消息。当时吴克坚被党派到巴黎，担任救国时报社总经理并领导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他常来酒楼找周竹安和何以端，商量如何联络欧洲各地的华侨，进一步推动欧洲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新的局面。万花酒楼一时成了巴黎华侨革命运动中心。当时欧洲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为了集中抗日力量，党决定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华侨救国组织，吴克坚、周竹安和何以端都全力投入这项工作。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抗联）成立大会，欧洲各国的华侨、留学生云集巴黎，盛况空前。当时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派来欧洲，他途经巴黎时参加了抗联的筹建活动，和他一起来的钱俊瑞、全国学联代表陆璀、爱国将领陈铭枢、旅英中国学者王礼锡和胡秋原等都参与了筹备工作。周竹安和胡秋原还负责编辑抗联会刊等。
这期间，巴黎是我党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中转地点，常有同志从这里过路。周竹安充分利用万花酒楼的便利，建立了党的巴黎联络点，承担为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递文件信函及往来人员的接待任务。在万花酒楼，他曾经接待过陶行知、龚普生和胡兰畦等人。后来，陶行知在《行知诗歌集》中留下了《巴黎万花楼中法友人共庆双十节》这首诗。龚普生系龚澎的姐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1939年7月，她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途经巴黎时曾到万花酒楼找周竹安接头，向党组织汇报情况。1979年龚出任驻爱尔兰首任大使，再经过巴黎时曾去寻访万花酒楼旧址，对当年与周竹安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民国时期第一位女将军、实为中共秘密党员的胡兰畦，在《胡兰畦回忆录》中对周竹安这段时间的活动更有生动具体的叙述：“离开德国，我在巴黎住了两天。我见到了周竹安、何奚畏（何以端）、曾庶凡几位同志。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一则是法国当时不像徳国那样法西斯化。二则也是我们的同志工作努力。有趣的是，周竹安这时竟能够在最有名的中国饭馆万花楼的柜台上当起管账先生来了。他那副老夫子的样子当这个角色十分相像。如果他再蓄两片胡须的话，那就是道道地地的账房先生了。那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解放后他会担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
打入中统特务机关核心
1939年11月，周竹安接到立即回国參加抗战的指示。1940年1月，他辗转来到重庆。当时我党在重庆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管辖华南、西南各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办了机关报《新华日报》。周竹安在重庆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找到时任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报社总经理熊瑾玎。吴克坚对他说，你离开祖国已经很久了，身份没有暴露，如果进新华日报社工作就不能公开活动了。要他找一个合法的社会职业做掩护，以利于开展工作，也有利于安全保障。熊瑾玎建议找他认识的爱国青年任宗德和周宗琼夫妇想办法，抗战时他们创办国防动力酒精厂大获成功，又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涉足银行业，积累了巨额资金，是重庆有影响的青年实业家。当初《新华日报》到重庆时就租用任宗德的房子，当时租房给共产党是要冒风险的，但任宗德夫妇敬佩共产党，愿意冒险租房子给共产党。次日熊瑾玎找到任宗德，说自己有位老朋友刚从法国回来，想介绍到酒精厂工作。任宗德欣然同意，就聘请周竹安担任了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秘书。
任宗德晚年在回忆录《我与昆仑》中说：“不久周竹安就参与管理，他出手不凡，替我处理一件地方势力要挟寻衅的麻烦事。他遇事不惊，沉着应对，通过族弟周茂僧，介绍我认识了重庆卫戍司令部副官处少将处长程昆林，从中疏道，解决了此事。”他又说：“周竹安为人深沉，很谨慎，很实在，从不显山露水，抛头露面。他甘居幕后，埋头苦干，在社会关系上很少过从交往，在社会活动中从不公开登场。”
1940年5月，周竹安被调到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接受任务后，周竹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情报策反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了重要情报关系，主要有周茂僧、黄雍和周光亚等。
周茂僧是周竹安的族弟，原是中共党员。他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自首变节。1931年进入中央军校特训班。1932年参加了复兴社，1937年担任复兴社军队分会助理书记（黄雍任书记），后任囯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为总司令）驻重庆办事处少将处长，在军队中的关系较多。周竹安刚到重庆时借在周茂僧处落脚。相处中，周竹安与他谈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也谈了革命的光明前途。周茂僧深受感动表示要将功补过。吴克坚曾约见他，说：“你要替人民服务，你要赎罪。”并和周竹安一起具体指导他如何进一步开展情报工作。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周竹安派他去南京，要他凭借军队中的关系，搜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战略动向的情报和蒋介石、李宗仁之间争斗及国民党嫡系与杂牌军矛盾的情报，后调他到长沙情报站做情报联络工作。
黄雍原也是中共党员。黄于1922年入程潜主持的陆军讲武学堂学习，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陆丰、琼崖等地参加武装暴动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活动。1929年因对立三路线不满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在武汉被捕。1931年入中央军校特训班。当时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建立一个搜集情报的秘密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参加成员有王天木、唐纵、徐亮、周伟龙、黄雍等10人，人称“十人团”。据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中说，1932年“当一·二八淞沪战起，蒋介石一筹莫展，戴利用这个时机向蒋献策组织一个机构研究敌情，分析自己部队作战能力，并分赴各地作实地调查研究”，“由此发展成为特务组织”。黄雍曾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该机构前身即黄埔同学会，抗战时期各军高级将领要分期分批参加集训，集训毕业均由该处发给登记证。所以，黄在黄埔同学中颇有资望，各方面的关系极多。当时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兼总务处副处长。黄雍与吴克坚系湖南平江城关镇的小同乡，两人同年，少年时代是朋友，抗战时期在重庆相遇，开始交往。吴克坚将这一重要关系交给周竹安联系。当时周茂僧在黄雍办事处任职，周竹安以找周茂僧为由常去黄的办事处，对黄进行了多方争取，黄这些年也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愿意重新为党工作，成为了重要情报关系。他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提供了国民党内部的许多重要情报。后来在解放战争中黄雍和周茂僧都奉命回到长沙，为和平解放长沙立了功。 周光亚也是吴克坚的小同乡，原是中共党员，曾被组织派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江苏省委工作。1933年4月被捕，经受不住考验当了叛徒，之后投入中统特务机关效力，当过中统重庆区区长。他才华出众，俄语、英语都说得很好，且熟悉哲学、史学、经济学，文笔又好，有中统“秀才”之称。但由于是中共叛徒出身，一直未受重用。随着抗战爆发，出于新形势下反共的特殊需要，周光亚被擢升为中统局第二处第三科科长，主管党派情报。凡是各地中统特务组织侦获的中共情报，均上报第三科由他处理，他领导的第三科是中统特务机关核心的核心。
吴克坚考虑争取周光亚，为党做点工作。经周恩来批准，他决定派周竹安去做周光亚的策反工作。周竹安不畏艰险，以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秘书的身份，通过关系很快就同周光亚联系上了，并多次约他在外面见面。周竹安每次去与周光亚见面，周恩来都会批一笔“交际费”给周光亚。周竹安先试探他，问他能否重新为党做一些事情。经过多次接触，细心地做工作，周光亚终于对周竹安敞开心扉。他说过去因为贪生怕死，背叛组织，现在深感愧疚，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内心甚为痛苦。他说，如果组织不嫌弃而给他重新效力的机会，他愿意将功赎罪，充当内线提供情报。从此，他就一直同周竹安单线联系，提供了中统局本部的许多极其机密的情报，如中统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及各地秘密电台分布情况等;中统策划的一些重大反共活动，他都事先提供详细情报，使南方局和中社部能及时掌握;特別是有党的地下机关暴露了，一些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了，他都及时向周竹安报警，赶在敌人出动前让这些组织转移、撤离。就这样，周竹安也为保卫党的组织立了大功。
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6年11月，周竹安奉调上海。年初，中共中央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中情部）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在“三大战役”“渡江作战”“上海解放”和“长沙起义”等关键时刻，都获得过敌方的大量重要情报，该情报系统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是周竹安和何以端。周竹安的公开身份是昆仑影业公司秘书和大孚出版公司编辑。昆仑影业是任宗德在上海创办的，用来安置抗战后从内地来到上海的一些左翼文艺界人士，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大孚公司也是任宗德出资，由陶行知创办，曾出版陶行知《行知诗歌集》、翦伯赞《中国史纲》和郭沫若《沸羹集》等著作。
1949年上半年，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基本确定。这时蒋介石想稳住西南作最后顽抗，他委派程潜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陈明仁担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以维持湖南的局面。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但长期遭受蒋桂排挤，对蒋心怀不满。陈明仁是国民党的一员虎将，曾在东北四平街使林彪走了一回麦城，但后来却被陈诚撤职，他对蒋亦心怀怨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从全国局势来看，争取程潜、陈明仁走起义的道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是有可能的。周恩来于是指示上海情报系统速派周竹安去湖南建立情报站和秘密电台，搜集情报提供党中央决策参考，运用情报关系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5月7日，周竹安带着译电员章朴从上海飞抵长沙，报务员赵翰林则经香港由潘汉年转送长沙。周竹安遵照李克农指示：要汲取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教训，坚决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经过一番奔波，他决定将电台建在囯民党退役中将师长周启铎的乡下家中，这样既可以远避敌特的测向破坏，还可以运用当地由周传弟等领导的地方武装来保卫电台，因为这二人都与周茂僧私交颇深。
情报搜集是周竹安的工作重点。他到长沙后就陆续调集人员组成了包括黄雍、周茂僧、梁宜苏、罗迅青、钱去非、刘晓芳、苏本善和苏本诚等在内的情报班子。工作展开后，从各方面搜集到湖南的大量情报，既有机密情报：如国民党华中地区的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以及华中地区空军联络、作战计划等，又有许多有关湖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的情报，还有社会舆论等。这些情报都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党中央。赵翰林曾告诉笔者说：“当时长沙时局非常紧张，为了防止敌特突然搜查，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周启铎家后面山上。我晚上去发报，早上回到周启铎家。当时六七月份天气，长沙气候闷热潮湿，而电台收发报任务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长时间发报。”（2008年3月28日采访赵翰林的记录）
1949年5月，白崇禧率桂军撤退到湖南，长沙顿时血雨腥风，一片恐怖气氛。这时保密局湖南站向毛人凤密告侦察到关于唐生明（国民党著名将领唐生智的胞弟，与中共关系密切。）等在长沙的一些活动情况;同时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被捕并在家中被搜出唐写给他的策反信，信中要周抽调3个交警总队去长沙参加起义。蒋介石便对毛人凤发了狠话“湖南不能再出一个傅作义了”。毛人凤随即派出特务去长沙，见唐生明外出就向他射击，幸未击中，但追随程潜起义的警察局长刘人爵被特务暗杀。这时，程潜害怕保密局特务和白崇禧对自己施加毒手，惊慌失措，他虽有起義倾向，但思想时常动摇。因此稳定程潜便成为周竹安的首要任务。周先通过程的亲信萧作霖、李维城、程星龄等做了大量工作，使程的思想一度趋于稳定。但白崇禧专橫跋扈，仗势欺人，他下令赶走萧作霖、邓介松等程的重要助手，亲自委派省府秘书长监视程的一举一动，程在此境况中确实处境艰难，度日如年，于是思想再次发生动摇，萌生去广州一走了事的念头。在这关键时刻，周竹安决定派与程有师生之谊的黄雍亮出身份与程开诚布公地说明一切。一天晚上，黄冒着倾盆大雨到程处，程说：“我这样苦，毛润之先生又何尝知道。”黄乘机说：“颂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知道！”黄告诉程中共中央已派周竹安来到长沙，他架设了秘密电台，颂公若需要同毛泽东联系，可以通过周领导的密台。程听后便说，当时他在一些公开场合附和白崇禧而鼓吹湘桂合作的言论，不是其真心之语，希望中共能予以谅解。另外他与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毫无联络，恐怕四野部队一旦攻入长沙他会受到侮辱等等。黄雍回来后将程的种种思想顾虑告诉了周竹安。周于6月27日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7月2日，中共中央回电说：“象（周竹安代号）：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周竹安收到来电后，立即同程见了面，转达了中共中央意见和对他的期望。至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与程建立了直接联系。这份电报极大地稳定了程的思想情绪，坚定了程走和平道路的决心。后来，程潜在《回忆录》中说：“我通过黄雍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建立的电台联系。周一方面将湖南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方面又将毛主席的指示电文告示，使我心中有数。” 程潜当时掌握的武装部队较少，只有陈明仁的武力可以左右长沙一切。7月9日，党中央又致电周竹安，指示应争取陈明仁协同程潜起义才能达到长沙和平解放的目的。于是，周竹安请唐生明去做陈明仁的工作。因为唐与陈是患难之交，有“刎颈之交”。唐从陈的个人利害关系出发，敦促他要识时务，争取为人民立功劳，同时也向他郑重指出，此时此刻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与国民党势力已非四平之战时可比了，陈若一味执迷不悟则只有死路一条。周竹安又请程星龄在程、陈两边联络，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程、陈两人意见得到沟通，共同定下起义大计。8月4日，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受长沙起义影响，四川、云南、甘肃和新疆的国民党将领相继起义，可以说长沙和平解放促进了大西南的迅速解放。这是党中央对湖南问题正确决策取得的硕果，而周竹安建立密台、搜集情报、策动起义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四野部队进城后，周竹安与随部队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取得了联系，此时他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任。1949年9月初，周竹安接到中情部（中社部）部长李克农“来北平汇报工作”的电报后赶到北平。他向李克农报告了长沙策反工作的情况后，提出自己身份从未暴露，希望继续做隐蔽战线的工作。后来，周恩来知晓了周竹安的想法后，认为他更适合到新中国外交战线上工作。当时，李克农正协助周恩来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便报经中央批准让周竹安参加组建工作，负责筹建外交部机要处、电台和信使队等。那时机要处、秘书处都是由中央社会部派出干部担任负责人，所以周竹安就担任了外交部机要处处长、秘书处处长和办公厅副主任。由于主持工作的李克农同时兼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外交部具体的工作实际由王炳南做，周竹安等协助。新中国成立伊始，第一批派出的王稼祥、姫鹏飞、耿飚、袁仲贤、倪志亮、黄镇、王幼平、曹祥仁、彭明治和韩念龙等14位大使，都是从部队选拔且多数参加过长征的兵团级干部，人称“将军大使”。1954年，周竹安和伍修权、刘晓、潘自力、曹瑛、罗贵波、曾涌泉、王炳南、徐以新、何英等14人被选为第二批驻外大使，他们多数经历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并且是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外交部司局级或省部级领导干部。
这两批大使都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对捍卫国家利益及斗争策略的掌握都相当老辣，是具有外交韬略、懂折冲之术的外交大家。周恩来说，这些同志中央是选了又选，脱下军装，中央相信无论派去哪里，他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组织纪律性强。周竹安担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时已经64岁，是这两批大使中最年长的一位。1954年12月初，他抵达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12月6日向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呈递国书，他在颂词中说：“在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的期间，我将全力促进中保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巩固。”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严重对立，国际斗争形势错综复杂。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同年6月和10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形势瞬息万变。但周竹安始终恪尽职守，牢牢记住周恩來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的叮嘱：“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驻外使节对兄弟党的经验，不管哪一方面，都要经过思考，不要硬搬。”所以在周竹安担任大使期间，中保两国间的政党交往、议会交往、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相当活跃，这与他勤奋工作和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特别是1957年9月，他陪同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访华，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大使任上工作了3年后，他于1957年12月离任回国，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参加中组部老干部支部（支部成员另有袁任远、杨士杰、曾志等）。1977年7月23日，86岁的周竹安逝世。组织上高度评价周竹安“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埋头苦干，忘我工作，为保卫党的组织，配合革命战争，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个损失”。
从特工到外交官，周竹安历经艰险。他既在隐蔽战线长期做无名英雄，亦曾参与外交舞台上的折冲樽俎。在情报战线和外交战线上，像他这般传奇经历的人物是不多的。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