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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是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应有之义。本文以CHIP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业医疗保险存在显著的风险选择特征，且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保障群体;风险选择
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必须从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方面发力。保监会数据显示[1]，2008至2017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长6.5倍，而同期保险保费总收入和人身险保费收入增长为2.7倍和2.6倍。此外，健康险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从7.86%上升为16.41%。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根据学界研究，成熟保险市场健康险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比重标准在30%左右[2]，远高于我国2017年的16.41%。显然，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影响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因素有哪些？其是否满足了最需要保障群体的医疗保险需求？如何增强其保障功能？这是研究商业医疗保险所自然得出的问题。显然，为满足我国居民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要、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功能，对商业医疗保险保障群体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CHIP）。此项调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国家统计局的支持，由北京师范大学及国内外专家共同完成。CHIP的调查内容包括住户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就业信息，以及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主要收支信息和一些专题性问题。本文选取了CHIP的城市个体样本来开展研究，并删去包含缺失值、填写有误样本4 471个，有效样本总计15 416个。
（二）变量设置
本文采用“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应变量。自变量方面，本文在综合参考文献经验和 CHIP 调查实际的情况下，共选择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身体因素、经济因素、主观因素、互补替代因素6个大类共计14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部分变量操作化为虚拟变量。
（三）模型选取
（一）个人因素
性别变量与应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男性的商业保险投保几率为女性的0.732。学界普遍认为女性更易受保险宣传的影响，且平均寿命更长导致未来疾病风险更大，具有强的投保意愿。[3]此外，性别是商业医疗保险保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女性缴纳的保费比之男性较低，实际上体现了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
年龄变量同样与应变量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大量学者得出相似的结果[4]。这与普遍认为的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大，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意愿越强相矛盾。这是因为，是否成功参保是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双方作用的结果。随着年龄增长，保费迅速增加，且投保人已患疾病，会大幅提高保费甚至拒绝其参保。样本中参保居民的平均年龄为34.06岁，远低于41.69岁的平均年龄，便存在保险公司风险选择的影响。
（二）家庭因素
商业医疗保险参保概率与婚姻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家庭人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已婚者的参保几率是未婚者的1.473倍，可见家庭责任会促使已婚者更多地思考风险应对措施，从而更倾向于投保商业医疗保险。家庭人数每增加一人，参保概率减少18.3%，这同样是学界的普遍观点。这反映出家庭规模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从而参保概率降低。
（三）身体因素
健康状况与应变量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健康状况越差，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概率越低。这与学界普遍认同的健康保险需求量与主观疾病发生概率呈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不符[5]。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年龄变量的情况相似。健康状况越差，越容易被排除在参保范圍之外或被征收高额的保费。
（四）经济因素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应变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净金融资产和主要工作收入则与应变量的关系不显著。反映出以下信息：第一，经济因素中影响参保意愿的主要是收入，流量比存量影响程度更强。第二，经济因素一方面提升了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居民通过其他方式应对风险的能力，但总体来看对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还是正向影响的。第三，家庭人均收入比个人收入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更加显著，这启示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分析此问题。
就业状况同样与应变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业或上学的居民参保几率是其他居民的1.351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处于的生活状态导致风险意识更强，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就业、上学状态的能够掌握更多的保险信息和参保优惠。
（五）主观因素
生活水平自评与应变量关系并不显著。但抵御意外事件能力自评与应变量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降低，其参保概率也随之降低。这反映出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此外，风险抵御能力较差的家庭本身的经济条件较差，投保商业保险的能力可能也较差。最后，不同于上述变量，风险抵御能力和是否投保商业医疗保险实际上是双向影响的，投保商业医疗保险之后可能会使其提升对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评价。
（六）互补替代因素
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保险与应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为未参加居民的9.5%，在各虚拟变量中影响程度最高。反映出对于未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城市居民而言，商业医疗保险是一种非常好的替代措施。此外，社会医疗保险等其他医疗保险可能会对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挤出效应”。[6]这可能是因为居民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已经能较好满足自身医疗保障需要，或者风险意识不足。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CHIP城市居民样本数据对商业医疗保险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女性、年龄较小、家庭人数较少、健康状况较好、抵御风险能力较强、未参加其他医疗保险、处于就业或上学状态、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人群参保概率更大。第二，商业医疗保险中存在显著的风险选择，导致年龄较高、健康状况较差、风险抵御能力较差的这些最需要保障的群体被排除在外。第三，社会医疗保险等其他医疗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定位，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广泛，不对参保人群做出特殊限制，但其保障能力有限。商业医疗保险虽可自选保障程度，但因利润和精算平衡需要，往往会对参保者进行严格的风险选择，导致最需要保障的群体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须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此外，因挤出效应的存在，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监管等方式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定位，增强二者的互补作用。
第二，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扩大商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根据保监会及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支出比为80.66%，而同期商业医疗保险收入支出比为24.76%。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和保障能力，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提升其在保障弱势群体时的所得，扩大其保障范围。
第三，强化保险产品监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和行业形象，提升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大数法则是保险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升参保率是增强和扩大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能力和保障范围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加强对各保险产品的监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从而树立“可靠、安全、放心”的行业形象，让更多人选择参与商业医疗保险。
参考文献：
[1]保监会.保险业经营情况统计数据.[EB/OL].（2019-12-09）[2018-8-20].http：//circ.gov.cn/web/site0/tab5201/.
[2] 劉宏，王俊.中国居民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研究——基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角度[J].经济学（季刊），2012，11（4）.
[3] 董明媛，赵奕钧.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23）.
[4] 许荣，张迪，吉学.新农合对农户商业医疗保险需求影响的研究[J].保险研究，2013（3）.
[5] 朱铭来，尚颖.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1（11）.
[6] 张颖，胡炳志，陈洁涵.公立医疗保险制度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动态视角的实证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2）.
作者简介：林 烁（1995—），男，汉族，浙江温州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
关键词：商业医疗保险;保障群体;风险选择
引言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必须从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两方面发力。保监会数据显示[1]，2008至2017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长6.5倍，而同期保险保费总收入和人身险保费收入增长为2.7倍和2.6倍。此外，健康险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比重从7.86%上升为16.41%。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根据学界研究，成熟保险市场健康险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比重标准在30%左右[2]，远高于我国2017年的16.41%。显然，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影响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因素有哪些？其是否满足了最需要保障群体的医疗保险需求？如何增强其保障功能？这是研究商业医疗保险所自然得出的问题。显然，为满足我国居民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要、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功能，对商业医疗保险保障群体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CHIP）。此项调查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国家统计局的支持，由北京师范大学及国内外专家共同完成。CHIP的调查内容包括住户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就业信息，以及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主要收支信息和一些专题性问题。本文选取了CHIP的城市个体样本来开展研究，并删去包含缺失值、填写有误样本4 471个，有效样本总计15 416个。
（二）变量设置
本文采用“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应变量。自变量方面，本文在综合参考文献经验和 CHIP 调查实际的情况下，共选择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身体因素、经济因素、主观因素、互补替代因素6个大类共计14个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部分变量操作化为虚拟变量。
（三）模型选取
（一）个人因素
性别变量与应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男性的商业保险投保几率为女性的0.732。学界普遍认为女性更易受保险宣传的影响，且平均寿命更长导致未来疾病风险更大，具有强的投保意愿。[3]此外，性别是商业医疗保险保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女性缴纳的保费比之男性较低，实际上体现了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
年龄变量同样与应变量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大量学者得出相似的结果[4]。这与普遍认为的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大，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参保意愿越强相矛盾。这是因为，是否成功参保是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双方作用的结果。随着年龄增长，保费迅速增加，且投保人已患疾病，会大幅提高保费甚至拒绝其参保。样本中参保居民的平均年龄为34.06岁，远低于41.69岁的平均年龄，便存在保险公司风险选择的影响。
（二）家庭因素
商业医疗保险参保概率与婚姻状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家庭人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已婚者的参保几率是未婚者的1.473倍，可见家庭责任会促使已婚者更多地思考风险应对措施，从而更倾向于投保商业医疗保险。家庭人数每增加一人，参保概率减少18.3%，这同样是学界的普遍观点。这反映出家庭规模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从而参保概率降低。
（三）身体因素
健康状况与应变量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健康状况越差，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的概率越低。这与学界普遍认同的健康保险需求量与主观疾病发生概率呈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不符[5]。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年龄变量的情况相似。健康状况越差，越容易被排除在参保范圍之外或被征收高额的保费。
（四）经济因素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应变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净金融资产和主要工作收入则与应变量的关系不显著。反映出以下信息：第一，经济因素中影响参保意愿的主要是收入，流量比存量影响程度更强。第二，经济因素一方面提升了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居民通过其他方式应对风险的能力，但总体来看对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还是正向影响的。第三，家庭人均收入比个人收入对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更加显著，这启示我们从家庭的角度来分析此问题。
就业状况同样与应变量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业或上学的居民参保几率是其他居民的1.351倍。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处于的生活状态导致风险意识更强，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就业、上学状态的能够掌握更多的保险信息和参保优惠。
（五）主观因素
生活水平自评与应变量关系并不显著。但抵御意外事件能力自评与应变量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降低，其参保概率也随之降低。这反映出保险公司的风险选择。此外，风险抵御能力较差的家庭本身的经济条件较差，投保商业保险的能力可能也较差。最后，不同于上述变量，风险抵御能力和是否投保商业医疗保险实际上是双向影响的，投保商业医疗保险之后可能会使其提升对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评价。
（六）互补替代因素
是否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以外的医疗保险与应变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居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为未参加居民的9.5%，在各虚拟变量中影响程度最高。反映出对于未参加其他医疗保险的城市居民而言，商业医疗保险是一种非常好的替代措施。此外，社会医疗保险等其他医疗保险可能会对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挤出效应”。[6]这可能是因为居民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已经能较好满足自身医疗保障需要，或者风险意识不足。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CHIP城市居民样本数据对商业医疗保险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女性、年龄较小、家庭人数较少、健康状况较好、抵御风险能力较强、未参加其他医疗保险、处于就业或上学状态、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人群参保概率更大。第二，商业医疗保险中存在显著的风险选择，导致年龄较高、健康状况较差、风险抵御能力较差的这些最需要保障的群体被排除在外。第三，社会医疗保险等其他医疗保险对商业医疗保险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定位，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广泛，不对参保人群做出特殊限制，但其保障能力有限。商业医疗保险虽可自选保障程度，但因利润和精算平衡需要，往往会对参保者进行严格的风险选择，导致最需要保障的群体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必须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此外，因挤出效应的存在，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加强行业监管等方式明确商业医疗保险定位，增强二者的互补作用。
第二，通过政策优惠等方式，扩大商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根据保监会及统计年鉴数据，2016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收入支出比为80.66%，而同期商业医疗保险收入支出比为24.76%。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和保障能力，政府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提升其在保障弱势群体时的所得，扩大其保障范围。
第三，强化保险产品监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和行业形象，提升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率。大数法则是保险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升参保率是增强和扩大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障能力和保障范围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加强对各保险产品的监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从而树立“可靠、安全、放心”的行业形象，让更多人选择参与商业医疗保险。
参考文献：
[1]保监会.保险业经营情况统计数据.[EB/OL].（2019-12-09）[2018-8-20].http：//circ.gov.cn/web/site0/tab5201/.
[2] 劉宏，王俊.中国居民医疗保险购买行为研究——基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角度[J].经济学（季刊），2012，11（4）.
[3] 董明媛，赵奕钧.商业医疗保险参保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23）.
[4] 许荣，张迪，吉学.新农合对农户商业医疗保险需求影响的研究[J].保险研究，2013（3）.
[5] 朱铭来，尚颖.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1（11）.
[6] 张颖，胡炳志，陈洁涵.公立医疗保险制度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挤出效应研究——基于动态视角的实证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2）.
作者简介：林 烁（1995—），男，汉族，浙江温州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