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道德主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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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荐 语
  如果把人文教育的理想,设定为塑造总在成长的个体,那么,重读经典作品无疑是达成这一理想的必要途径之一,对于善于阅读的个体来说,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但是,成长不能止步于阅读,还需要学会阐释和表达,就是说,不仅要读懂文本内涵,还要把阅读理解的收获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课堂上坚持的,也得到了学生的支持和认可。这次推出的六篇学生小论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感谢《名作欣赏》 对我工作的一贯支持,得以展示学生的成果。
  (王芳,绍兴文理学院教授)
  摘 要:作为一部被认为带有道德意义的社会风俗喜剧,奥斯汀这部宣示其创作成熟期到来的作品给予那些严肃的考察者的不仅仅是充满巧合与冲突的戏剧化情节,多面的圆形人物,还有其美学铺陈背后的道德主题。奥斯汀即使在创作那些被视为最具有道德教育倾向的作品时,仍然忠实于道德原则的现实性遭遇。
  关键词: 《曼斯菲尔德庄园》 范妮 道德主题
  《曼斯菲尔德庄园》是简·奥斯汀特定时期的作品,与其他作品比较而言,本书情节更为复杂,突发性事件更加集中,社会讽刺意味也更加浓重。然而国内外对《曼斯菲尔德庄园》乃至简·奥斯汀小说的研究大多以婚恋主题、人物刻画等为主,鲜少谈及小说中的道德论题。简·奥斯汀在自足的文本小世界里构建的一个道德价值判断体系所反映出的道德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一、道德行为的意愿性
  罗伯特·施佩曼在《道德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意愿和行为之间的缝隙:“当人做某件事会伤害到别人时,我们完全能使自己不依赖于客观的眼前利益,完全能够想象对我们行为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的客观等级,但也只限于理論”a。在实践层面上,当面对选择困境时,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摆脱无止境的思考,做出行动,这种行动最终取决于个体的信念。
  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主人公范妮在两位表姐离家后,终于从无人关注的灰姑娘处境中来到聚光灯下,无所事事的克劳福德先生对她打起了如意算盘。克劳福德先生运用人脉关系来提拔范妮深爱的哥哥,希望以此博得范妮的好感,进而俘获她的爱。此时,范妮就被迫面对克劳福德先生一改其往日轻浮面貌而带有真诚色彩的求婚。我们注意到,这个情节非常容易落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感激大于爱恋的窠臼:男方在追求动机指导下的投入最后得到了女方的双重认可,即对物质帮助的感激和在精神层面上的爱恋,而奥斯汀在这里却尝试在这种理想化的模式中引入新的现实性的变量。克劳福德先生给范妮的前期印象是极其糟糕的,他同时撩拨范妮的两个表姐,大表姐在当时还已经有了婚约,这导致了范妮对他求婚的真诚性的怀疑。但同时范妮又不得不承认他给威廉带来了光明的前途,承认他的帮助的确带来了喜悦,承认他在这件事上必须值得自己的感激。如果拒绝用爱恋弥补这种愧疚,范妮不可避免地面临良心的折磨,而如果以身相许来回报别人的施恩,这样的道德又是否合理呢?奥斯汀在此处写得很暧昧。她以苦苦乞求的方式逃避克劳福德先生的求婚,面对姨夫的指责,她这样说:“但是我完全相信,我绝对不能使他幸福,我自己也会变得很悲惨。”b以受害者看待自己,以最大的努力赋予自己选择的道德正当性——但始终无法抹杀在某种就事论事意义下她选择的道德失范。基于这个道德意义,我们甚至能够怀疑:范妮对克劳福德先生的成见如此执着究竟是不是恰当的?在克劳福德先生一系列追求下,我们是不是也曾动摇过?也许他真的改变了以前的品性,对待范妮是认真且坚持的?
  至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范妮身上体现的自欺。一直到离开曼斯菲尔德庄园,她始终认定克劳福德先生的求婚是一种诱惑,其光鲜的求婚预示的必然是于己不幸、于人可怜的婚姻生活。范妮的行动看似不合情理,其实是符合她自己的信念的,她乃是首先基于自我幸福的考虑做出了选择,她心里早已有了埃德蒙,但由于埃德蒙对克劳福德小姐的痴迷,她的情感几乎难以得到回应,因此,她也无法彻底忽视克劳福德先生的追求。从这个角度讲,范妮是将私利当成了目的,将道德当成了手段。
  考虑到范妮作为正面人物出现以及奥斯汀具有的新教信仰,我们可以这样把握作者的意旨:正是由于两难处境中做出的不完美道德选择,救赎的前提——凡人——才得以成立,并赋予整个救赎历程以意义。凡人才需要拯救,才有拯救的希望,但并非所有的角色都拥有救赎的可能。这种可能只限于那些预先保有上帝恩典的幸运者——对文学而言,就是作者选定的“喜剧命运角色”,在这里就是范妮。
  从艺术性上来说,被动的两难选择的确增添了故事的趣味与悬念。同时,这样的处理手法又削弱了作者预定的道德原则作为一种庄严律令的至高性。奥斯汀的作品拥有一切文学作品共有的叙述时间自觉,在叙述速度上施加有意的控制,这部作品使奥斯汀封闭的传统观念领域能透过具体生活背景在读者脑海中拓出崭新的空间。
  二、道德斗争的双重性
  古往今来,不少圣贤哲人都注意到了人世间的善恶之争,“对‘善’与‘恶’、‘好’与‘坏’这些词义的探寻属于哲学最古老的问题”c,“每个人都在做他所意愿之事,谁遵从某些道德标准,他就喜欢做合乎这些道德标准之事” d。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表面看来是“善”与“恶”的斗争,但实际上,人物所意愿之事反映了他们选择的道德标准。“此外,仅仅通过所谓的善意来辩解行为是伪善的学说”e。
  道德斗争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主题线索,其在情节展开中主要以人物间性格冲突的方式呈现。总的来看,《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道德斗争具有双重性:趋向完美道德理想的“善”的力量,既要同趋向反道德的“恶”的力量斗争,又要对具有潜在破坏力的“伪善”力量提高警惕。前者是“非善”与“善”的对抗,是本性同原则的交锋;后者则是“伪善”与“善”的攻防,是自然情感与欲求同自由意志中道德理性成分的优先争执。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善”与“非善”的斗争较为昭明开朗,而“善”与“伪善”的斗争则略显隐晦。但正是这较隐蔽的斗争根本性地展示了奥斯汀在作品中对于道德主题的探讨。   小说中“伪善”性格的展示集中体现于诺利斯太太的每次登场。诺利斯太太的虚伪显然比克劳福德小姐的更加恶劣,后者的虚伪仅仅是有意欺骗,前者则已经欺人不知、自欺不觉。劝托马斯爵士收养范妮的时候,光出主意不出力的诺利斯太太甚至能够为此自我感觉良好,“她相信她是全世界最慷慨无私的姐姐和姨妈”(曼,6)。事实上,她不会关心范妮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能否获得真正有益于她的成长条件,却会深深沉浸于这件事带给她的道德满足感,充分地展现了其自私蒙蔽理智下的道德自欺。她看似合情合理,回应了托马斯爵士所有的顾虑,实则自私、狭隘、愚蠢,只考虑收养孩子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影响,煞费心机提防表兄妹间的爱情,最后事与愿违,枉费心机。
  “奥斯汀在描绘诺利斯太太时依靠反复使用‘叫’这个动词,暗示了其令人讨厌的吵吵嚷嚷的特点”f。其实不难看出,诺利斯太太的大嗓音是她焦虑心态的外在呈现:她摆脱不了掌握话语权的欲望,以及对脱离话语中心的恐惧,因此希望通过提高嗓门来加强存在感,以这种自欺的方式减缓焦虑。诺利斯太太的焦虑是广泛的,既包括财务上的焦虑,也包括社会地位的焦虑。这些焦虑无不出于她天生的虚荣心。正是她强烈的虚荣心取代了她的道德理性,支配着她的行为。
  诺利斯太太的“伪善”,拥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她爱慕士绅阶层的头衔与地位、尊贵与富足,完全缺乏普莱斯太太与上流社会决绝的勇气;同时,她又没有伯特伦夫人的好运与美貌,始终缺乏钓得金龟婿的机会与实力。她最后落嫁的,是一个地位与收入中等偏下、疾病缠身的牧师。诺利斯太太在现实的残酷与内心的虚荣中挣扎,拥有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与自我本位观:二者都压抑了她自由意志中道德理性的呼唤,而听任猥琐庸俗的品质疯狂生长。由此可见,奥斯汀在深刻挖掘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诺利斯太太这个伪善的代表者,并凭借该形象富有的社会历史内蕴成功超越了她生活的十九世纪英国乡村。
  最终诺利斯太太选择了去照顾不幸的玛利亚,“在那里,可想而知,她们的心情成了彼此折磨的根源”(曼,441)。诺利斯太太离开曼斯菲尔德庄园,也代表着对道德具有潜在破坏力的“伪善”的与“善”之间斗争的失败。
  三、道德问题的社会性
  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创作于1814年。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传统贵族与地主士绅阶层逐渐衰落、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崛起的年代,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地改变英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英国人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关系自然也发生了变化。
  小说中的玛丽·克劳福德就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以这个人物从伦敦(城市)迁徙到了曼斯菲尔德庄园(乡村),反映出了资本主义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的矛盾冲突。玛丽来自现代化的大都市——伦敦,当时的伦敦是一流金融与商业大都市,挥金如土、纸醉金迷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玛丽在充斥着消费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她深受城市道德的影响,破坏了原有的道德秩序,资本主义道德观在她心中扎根生长,并随着她住处的迁徙,企图腐蚀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道德秩序。
  “资本主义道德观,通常被视为是一种以拜金主义为价值核心的道德膜拜,换言之,金钱与权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或象征”g。玛丽的道德问题就是凡事都以金钱为中心,选择婚姻、逼迫埃德蒙选择其他高薪职业、期盼汤姆死讯以顺利继承家业,桩桩件件都不难看出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并且始终没有丝毫的动摇。她最初来到庄园的时候,最先选择的是托马斯爵士的大儿子汤姆,因为他才是庄园未来的主人,大笔财富的继承人。在选择金钱的前提下,她把婚姻看成是物质结合而不是精神结合。她的理性选择,或是深思熟虑的婚姻安排,足以说明她那伦敦大都市化般的记忆,即所谓的“门当户对”或是“凡是单身的女子都应该有一个富有的丈夫”h。但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与人的相处,她逐渐发现汤姆是个纨绔子弟,并不值得托付终身。她暂时性地忘记了自己的道德身份,爱上了爵士的二儿子埃德蒙,但是资本主义道德观马上就以另一种方式在她身上体现。她要的只是权力与金钱,如果自己爱的人也拥有金钱那岂不是锦上添花,她多次嘲讽牧师的年薪低并竭力劝说埃德蒙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在她看来,“获得幸福的灵丹妙药便是大量的收入”(曼,202)。但是埃德蒙明确自己的职业志向,即使对方是心爱的玛丽小姐,他也不会动摇。玛丽在此碰壁,但是她的资本主义道德观的火焰并没有在此熄灭。在汤姆病危时,玛丽又觉得自己得到了机会,只要汤姆一死,那么曼斯菲尔庄园的继承人就将变成埃德蒙,她始终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财产是她应得的,她写信询问范妮此事,范妮却也看得明明白白。“看来,埃德蒙在拥有财富的条件下当一名教士,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他朝思暮想要庆贺自己在征服偏见方面的胜利,那么这恐怕是唯一的途径。她只能这么想,金钱是一切中最重要的”(曼,412)。其淡薄的道德观念令人叹息,连善良的埃德蒙都无法忍受。埃德蒙曾说:“这就是她那個时髦社会所干的事……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天赋这么丰富的女人?可是它葬送了她,葬送了她!”(曼,431)在小说的结尾,玛丽的资本主义道德观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入侵宣告失败。以范妮、埃德蒙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观阻止了资本主义道德观的对其的瓦解。但是“玛丽不应单纯看作是‘恶’的代表,这一人物明明光彩照人、魅力十足,却缺乏基本的是非观,连奥斯汀都透露出惋惜,暗示她在城市的浮华堕落中迷失了本性”i。
  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资本主义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是当时社会道德观的两大阵营,它不仅仅是反映在人物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更是代表了当时社会中拜金主义的风气正在悄然腐蚀着人们的内心。在当时女性的婚嫁选择中,婚恋观必然依附于同时代的社会道德观,而玛丽婚恋观的背后则是暗含了资本主义道德观肮脏的拜金主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曼斯菲尔德庄园》道德主题的丰富方向与同一旨趣。无论是两难选择的道德困境,还是特定人物的道德分析,抑或是社会造成的道德问题,都蕴含着人的动机层面不纯洁性的道德批判。对奥斯汀而言,现实的复杂性要求道德已不能用情感去体验,而要用理性去认识。但这势必引发道德的功利化解读,并被日后兴起的边沁主义证实。
  acde〔德〕罗伯特·施佩曼:《道德的基本概念》,沈国琴、杜幸之、励洁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第1页,第8页,第66页。
  b 〔英〕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项星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版,第302页。本文所引文本均出自这个版本,为了行文简洁,后文所引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f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申慧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gh姚楠:《“记忆与遗忘”之间平衡化交替》,载于《大众文艺》2014年第12期,第37页,第37页。
  i 陈秀渊:《〈城市与道德〉——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玛丽·克劳福德的道德观解说》,载于《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29页。
  作 者: 陈思钰,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师范本科在读;王芳,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当代文学评论家,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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